郝蕾：演员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靠感受的，但现在我不希望总是用一种方式来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我希望探寻另外的方式，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和解了。再想想，其实也没必要和解。西川：对于我来说，教师及翻译的多重身份，让我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游走于不同类型之间。这种情况下，会对这个世界多一份理解，可能不是和解，但最终会更加理解自己。陈明昊：您说的挺好，原来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说舞台神圣，需要足够的热爱，要是不热爱好像就不对。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自己也是一直在「混」，可能没那么热爱，只是习惯了，（戏剧于我）慢慢变成了一种需要。 西川：「习惯」可能是你过去的那种强大的自我在慢慢萎缩，提不出更高更野蛮的要求了。西川：看怎么理解「自由」这个词，它本身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我们生活中所谓的自由，更多是一种获得了更多可能性的、自在的状态。
孟京辉：去年有一瞬间，上楼梯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胯不太舒服，廖一梅说我当然是老了。去年有一瞬间，上楼梯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胯不太舒服，廖一梅说我当然是老了。还有几年前我们去柏林的时候，我跟张武还有王琦还有张玮玮他们，我们在一块儿要弄一个叫“中国之秋”的戏剧节。我每天睡三个小时、我特别高兴，后来把他们都“熬”病了，最后一个病的是张武，他病到必须借我的羽绒服才能度日。那段时间我特别兴奋，但现在不敢那样了把他们全熬病了。但现在不敢那样了，确实还是没那么年轻了。梅婷：最近几年接到的所有的剧本，全都是演母亲的角色，确实年龄到了一个天花板。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挺想去尝试那些年龄跨度很大的角色。王学兵：我特爱跑步，跑了四五年，突然有一天脚肿了，医生跟我说是痛风，要多运动，加强锻炼，我心想再跑就跑成运动员了。但就没办法，不再年轻是不可阻挡，也是没法控制的。
姜思达：刚刚我们的聊天多少有点暗示：年轻是好的，积极的。我其实不认同这种观点，年轻就是客观地形容某个年龄阶段而已，我们对于“年轻”的过度美化持续了很久，并且全世界似乎都在围着年轻人转，媒体也在渲染年龄的焦虑。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创造力跟年龄从来不是负相关的关系，年轻没什么好鄙视的，也没什么好歌颂的，顺其自然吧。其实要求站在舞台上的人，要有一种无龄感，这也有点过分。梅婷：舞台上的无龄感是很无聊的。《狂人日记》中陈老五的角色，是92岁的人艺演员李滨老师饰演的，她的呈现就特别丰富，而且她本人也特别有活力，真的很美。张伟：其实无论前浪后浪，都在不停地循环。有时候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下去就好了。Q：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更多是出于生存需要，热爱很难通过工作获得。是否曾经迫于生存需要做出选择？还是坚持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工作？王学兵：对于我来说，无论是演话剧还是电影电视，都是我个人喜欢才去做的选择。孟京辉：我的人生有200%，100%的愉悦，100%的生存。我们也要区分热爱、爱和爱好，这是深度不同的三个层次，是只需要陪伴足矣，还是需要从陪伴中获得慰藉，不太一样。可以爱好戏剧，不用热爱戏剧。梅婷：如果一件事不断地重复，也会消磨你对它的兴趣。比如我们排戏的时候，如果明天和今天一样，就是在杀死这个角色。姜思达：我觉得我所有的工作选择都是为了生存。我太难热爱一个东西，因为在热爱面前，是没有规则的，那些自然的、猛烈的爆发，都是不受控地就发生了。我觉得热爱大自然，热爱地球母亲是可以的。大自然都是对的，不是所有的戏都是对的。张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否已经寻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东西，都不用太焦虑。
Q：各位现在在做事情之前，是会在开始之前设定目标，去达成目标，还是说先去做，然后追求顺其自然的结果呢？张伟：人生一定是这两种状态的结合，是个阶段性调整的动态问题，我建议可以用5年或10年作为一个指导方向，去接受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可能，反而就不会那么焦虑。孟京辉：我经常说，过程不重要，结果特别重要。其实都重要，也都不重要。还是需要把理性和感性的东西合在一起，有时候清楚，有时候含糊，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就没问题。姜思达：目标肯定得有，但有目标并不等于目标导向。目标导向的缺点是如果没有达成目标，会否认之前所有的工作。但是如果连目标都没有，就无法定义今天做什么。所以做人可以有一个目标，可能一个人一辈子什么都没干成，但他还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因为他最后还是成为了一个好人。我正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迈进。
Q：我们都知道，孟导在商业上已经很成功，想问一下孟导是如何在戏剧中去平衡商业性和艺术性的？ 孟京辉：（笑）你才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了呢。我的意思是，祝福你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在我看来，越商业，就越没艺术；越艺术，就越有商业。有些人觉得《恋爱的犀牛》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因为它有好多东西具有流传性，但并不能因此评论它艺术与否。我觉得《恋爱的犀牛》更重要的东西是一直延展的文学的巨大能量。《死水边的美人鱼》中注入了导演的各种才情，从这些角度上讲，它们挺艺术的。我们也经历过演出结束后，有人去剧场要求退票的事情；也有一些时刻觉得观众应该现场打起来，但是他们却在鼓掌。对于我来说，一部作品被一两个人喜欢和被好多人喜欢，我觉得都重要，也都不重要。
Q：时代审美的变化带动了网红建筑的需求，网红建筑的更新也影响了时代审美。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各位眼中理想的建筑形态是什么？如何在建筑设计中平衡功能和审美？Simone: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网红建筑为了打卡而生，为了猎奇而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网红建筑是一种流行现象，它没有使用场景，也没有在地的融合。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网红建筑生长于生活，也满足于这个多维的需求。
马寅：我不认为“网红”是不好的词，它反映的是被关注的程度。我觉得任何一个建筑的生命力都是和它被使用的过程有关系。我们做再好的建筑，请再大的建筑师去设计，如果建筑没有被有效使用，没有进行贴合风格的功能安排，我觉得就差了一点。我更关注如何用更长的时间来看待“网红”这样一个事。
董功：对于建筑师来说，一手抓专业，一手又要敏感地感知时代潮流。两者看似对立，但又要形成连接和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曾经很反感孤图被定义为“网红建筑”，但看到它这些年被不断地加以利用，我的想法有所改变：我希望它成为一个“老网红”。如果再过十年，这个建筑仍然能够让不同年代的人、不同文化圈层的人讨论，那“网红建筑”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马岩松：建筑师想要突破专业的闭塞，形成自发的、个人的、从低向上的反抗，这是最可贵的。主流对“网红”的围剿，很多时候是想把审美统一化，这个统一化就是建筑师要反抗的东西。这种精神虽然有时候会被权力资本所利用，但持续的创造力、反抗精神仍在。张武：我觉得作品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成为网红”，作品应该始终承载我们发自内心的表达。观众有自己的感知与鉴赏力，为跟风而来，还是为发自内心的喜爱而来，时间将会检验这一切。
Q：阿那亚因为“网红建筑“而成为一个打卡地，对此大家怎么看？马寅：很多人问我，当初为什么找董功做一个网红图书馆。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度美化自己：其实当时就是两眼一抹黑，想着如何才能做下去，让项目活下去。至于为什么选择董功，我不觉得这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当时对建筑一无所知，我对建筑的理解是他带给我的。
同样，今天大家都觉得阿那亚艺术中心的空间很有意思，但我们当初不是按照美术馆来做的，而是按照服装买手店来做的。如果一开始想做的就是美术馆，可能那个空间现在也不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体验。有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源于意外。
Q ：当爆款网红建筑失去热度，失去原生命力的空间还有没有被改造的可能性？
马寅：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只要它被很好地使用，都会越来越有魅力。比如798周边那些五六十年代建的旧厂房，它们被很好地使用为艺术空间，通过时间的积累，持续地散发魅力。但有的网红建筑做得像舞台背景，可能拍照很好看，但人只愿意在里面待十分钟。
好的建筑一定是滋养你的，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觉得无比舒服。人是环境的孩子，人是万物的尺度。身处空间中的感受，一定需要时间带给你。
张武：从舞美设计的角度来看，建筑可以被重复使用。今年，我们以图书馆为布景做了一台演出，那么明年这里可能还会是一个主场，每一年都会呈现一个全新的样式。
马寅：我对此也比较困惑：作为业主方，到底应该把设计完全交付给建筑师好，还是参与到建筑当中好。做阿那亚的七八年时间，我从对建筑一无所知，到与中国最顶级建筑师合作，我自己也有巨大的成长。但我仍然困惑，自己在设计中要参与到什么程度。马岩松：建筑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也有不确定的时刻，这时他需要有人与他讨论，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无论这个人不懂或者很懂。我们需要这种反复，这不算被强行改变设计理念。Q：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会体验出时代的烙印。你们如何理解当下年轻人身上的时代审美与时代精神？ 马寅：年轻的一代不再被物质所束缚，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我实现，文化和艺术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刚需。阿那亚举办的很多活动，是我认识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方式。我越来越喜欢他们，他们自信，有教养，审美高级，追求超越物质的自我价值彰显，让我特别感动。Simone：阿那亚之前办了电音节，我们编辑部里90后、95后的小伙伴跟我描述，那段时间从上海飞秦皇岛的飞机里面都没黑头发的。从侧面来看，对于很多年轻人，阿那亚是一个可以满足他们文化需求的目的地。
马岩松：我觉得年轻人都有一种反叛的精神。他们拥有很大的能量去反叛和逃离现实，这显示他们独立的批判力，这是创造力的开始。Q：阿那亚现在做的所有事，都是在回应当下的青年文化吗？
马寅：我们一直都是，如果觉得一件事好玩、想干或觉得重要，我们就干。英国的哲学家怀特海说过，“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事物的感受。”我们不是想清楚了再去干，而是在干的过程中再理解，再修正。
我们之前把空间设计得很美，但未来我们要呈现的内容会更加多元，比如粗犷的、野生的、原生态的。就像我们办戏剧节，它其实“不甜美”，戏剧就是让你痛苦，让你挣扎，让你被折磨，但它是最接近艺术的一种状态，不追求被过度包装过的视觉形式。
Q：戏剧节期间，我们看到阿那亚的很多建筑都突破了原有的功能设定，成为戏剧舞台，这激发大家对建筑设计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董功：房子可以有不同的功能，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一个建筑最重要的不是空间形式，而是曾有过的文化可能性。我相信建筑师都很乐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可以引发其他艺术家产生新的理解。建筑师就像在作画，你植入在建筑中的情绪不是要为看画的人制定规则。艺术是有力量的，它会触发很多新的理解、情感，但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这些新的艺术和情感都是源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我的作品能被不同的人反复诠释，和他们自己的艺术方式进行叠加，这是让我感到很幸福的一件事，只要别把这房子烧了就行。
Q:有人说以前都是西方建筑引领时代，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筑将何去何从，您又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建筑领域的发展可能性？
马寅：至少我认为，未来的建筑中心会在中国，这里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可能性，太多的创造力。建筑的发展跟一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建筑师成长的阶段、审美的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全民审美、全民艺术的时代到来，中国的建筑会崛起，我们已经到了造就建筑师的时代了。
如今，我们都讨论网红建筑，这只是一个阶段，这是探讨建筑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常想“附庸风雅”这个词是好是坏，我觉得培养审美起码可以从“附庸风雅”开始。
Simone：风雅意味着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想要附庸风雅，网红建筑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董功：东西方建筑水平还是跟认识的角度有关系。欧洲，从希腊罗马这一块开始就是建筑文明，它的特点就是在那一瞬间真正能够给你足够的力量，让你完全被震撼，这与它的宗教都是有关系的，是吸纳它文化诉求的工具。你在中国建筑领域里面这种一瞬间震撼感是弱于西方文化的，但中国建筑，其实恰恰真的没在这件事上较劲，因为中国建筑往往跟这个时代是有一些距离的，你能感受到它是在温润浸染中的状态，呆在房子里面，你可以忘掉，忘掉房子本身。所以我觉得东西方建筑靶心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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