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汇，博物馆理念随之传入中国，一方面带动了西风东渐，另一方面则极大促进了国人的反思自悟，于是效仿西方而办的、并杂糅了各种形式、手段、思想、意蕴的诸多陈列、展览、博物馆机构与事项在华夏大地遍地开花，共同奏响了意涵深远的近代中国博物馆文化三重协奏曲，并逐渐演变成一场维系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新式”运动，堪称近代中国大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一时期的陈列机构多达180余所，其中既有陈列所，也有陈列室，还有陈列馆，总体以前两者居多，如商品陈列所、图画陈列所、地质陈列室、渔具陈列室、国剧陈列馆、物产陈列馆等，此外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安徽省商品陈列所

举办陈列的形式十分多样，一方面虚实结合，既有实体式，如农事陈列所、机器陈列所，也有纸媒式，如平民陈列所、常识陈列所等当时各类报纸开辟的专栏；另一方面时间灵活，既有长期也有短期的，短期主要是指大型展览会的专题陈列，既有固定也有流动的，如国货的流动陈列等。陈列内容则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如工业、农业、商业、卫生、教育、地质、历史、军事、政治、社会等，其中的亡国纪念陈列所、汉奸陈列所、洪宪古物陈列所等更是别具风格。

陈列主办方既有政府部门，也有教育行业及各类企业，如农务总局、江海关、福建省、天津工商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小学、幼稚园、中兴煤矿公司、通商电器制造厂等。陈列实体遍及全国，众多县也有各类陈列，如天津游民习艺所制造品之陈列室、广东文献陈列室、云南昆明工业协会工矿陈列室、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历史陈列所、汉市防空展览陈列室、高雄物产陈列所、青岛市农产陈列馆、浏阳古乐陈列室、湖南衡阳敬一堂国药号药物标本陈列室、浙江省区救济院习艺所陈列室、武进县通俗教育馆陈列室、兴化县国货陈列所、夹江县实业陈列所等，并日渐演变成为一场此起彼伏、覆盖面广、灵活多样又各具特色的“新式”运动。

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集成报》在1897年刊登了一则消息：日本西海道熊本县计划于7月开设九州岛药物展览会，展品包括矿植物、书籍、书画……计1288种。而世界上第一个样品展览会1895年在德国举行，由此开启了世界现代展览的序幕，所以此则消息应当是“展览”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在中国媒体的最早出现。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农学报》在1900年全文刊登了日本岐阜县农会制定的“昆虫展览会规则”，1904年《湖北学报》第12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标本展览会的盛况。可见，“展览”的观念在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国门之后，各类展览随之日盛，多达近500场次，且均以“展览会”命名，成为中国大地上与“陈列”齐胜的又一文化奇观。

这一时期的展览会除了与陈列一样具有举办主体多、范围广的特点之外，举办时间与地点更为灵活，时间长短不一而以短期为主，地点随机选择但以室内为主。有的时间长达十天乃至数月，如苏州学堂成绩品展览会展出10天，西湖博览会则长达128天；有的为一周或数天时间，如天津劝工展览会、九一八国难展览会展出7天，申江文明小学举办的中国女子美术展览会为4天，京师外城传习所办展2天；甚者有展览仅展出1天，如博山玻璃公司展览会、杭城女校联合展览会、福州女子织业学校展览会、京师顺直学堂展览会等。展览地点有的在室内，有的露天；有的就在本单位内部，有的则专门另选场地，如京师劝学所在其所内举办了学堂成绩品展览会，而天津考工厂则是在河北公园内举办了劝工展览会。

尽管如此，展览主题、内容、目的却极为广泛：学堂成绩、农品、商贸、金石书画、文房、服装家具、矿产、监狱出品、禽牧、邮票摄影等，或传播文化、普及常识，如女艺展、蚕丝展、商业展、农品展、玩具展、商标展等；或提倡国货、实业救国，如劝工展、实业展、日本侵略东北展、九一八国难展、战时民众自卫展、农村抗日展、抗战油画展、击坠敌机展、国际战俘手工艺品展等；或丰富精神、促进康健，如美术展、游艺展、空中照相展、菊花展、卫生展、医科展、健康展、口腔卫生展等。展览会的临时性也决定了展出物品的随机性较强，或某一领域，或百货杂物，前者如玻璃、邮票、商标、马桶、古地图、古代武器、木刻等可谓专题展览，后者如劝工、江南赛品、国货、物产、实业、手工品、都市计划等可谓综合性展览。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博物馆初创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尽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是国人关于博物馆的实践从未停止。资料显示，自19世纪70年代的晚清至整个民国时期，见于各类媒体报端、公务文件的，由国人建成开放、或筹备建设、或纳入计划、或提议设立的博物馆，其总数已达百座，如北京商业博物馆、通州博物馆、教育博物馆、中国交通博物馆、铁路博物馆、水工博物馆、乡土博物馆、安全博物馆、邮票博物馆、卫生博物馆、戏曲博物馆、和平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尤其是当时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无不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盛极一时。

交通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类型多样，分布地域广泛，涉及行业普遍。商业类、教育类、历史类、交通类、图书类、家庭类、革命类、自然类、警察类、乡土类、邮政类、戏曲类等分布在全国各地，如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开封、青岛、旅顺、南宁、沈阳、天津、通州、无锡等。主办方有各级政府、大中学校、科研机构，美术界、交通界、司法界、邮政界、戏曲界、卫生界、园艺界，以及私人。有独立建馆者，也有依托图书馆、大学、公园、寺院等建馆者，不一而足。这些博物馆当中，以综合地志类、大学所办者居多。

这一时期对于博物馆文化的理论探索，除了张謇、蔡元培、费畊雨、费鸿年、陈端志、曾昭燏、李济、荆三林等人外，尚有许多学者、国人对其时的中外博物馆文化也都具有独到乃至深入的认识与思考。内容含涉了博物馆的纪实、历史、功能、管理等，也不乏综合性研究，可以说基本囊括了当代对博物馆研究的所有面向，堪称博物馆理论研究之嚆矢。

民族危亡之际，陈列、展览、博物馆成为国人可资解危的新型平台、工具与手段，换言之，这一场三重协奏曲奏响的其实是晚清民国时期以民族实业、文化自醒、社会建设为奠基的民族复兴之歌，而非应景之为、跟风之举，且看时人如下之说。

陈列馆裨益莫大。东方联合商务汇报社蒋才立指出，全国各镇县市、商埠所在、国人侨居外国数量众多之地如果都能设立商品陈列馆，工商业制造者就能得到他山之石，从而“同进于发明与进步之域”，“则国货不复有落伍之慨，利权不复有外溢之虞”，且能“举国货于世界之市场，则国货行销既广，利权之输入自增”，则中国“工商之发达自速”（蒋才立：《遍设陈列馆以振兴国货议》，《东方联合商务汇报》1929年第1卷第1期；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地质学家翁文灏直言，成立国货陈列所更能激发爱国热忱、增强民族自信力，促进中国工商业改进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独立自主（翁文灏：《中国国货陈列所的意义》，《国货与实业》1941年第1卷第9期）。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陈列馆是保存文化实物、增进史地知识、启发人民爱乡爱国情感最重要的设施，在教育上有伟大的功效，在全国建设列馆网，“不但为文化品物储存的地方，研究人才集中的场所，普通及专门教育的辅助机关，也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元气的大本营”。（杨钟健：《地方志及地方陈列馆与地理教育》，《教与学》1936年第1卷第11期；《关于陈列馆的意见》，《科学》1936年第20卷第5期）

展览会功效甚伟。展览“使民众明白认识其价值，养成爱用国货之心理，同时使生产者力求产品之改进，盖亦救经济之一端”，藉此“可恢复国人之自信，激起爱国之热忱”，堪称“使全民觉悟之最善方策”“富强之端”“救商即所以救国，对外尤重于对内”之举，其“聚国中天惠最富之货材，精工制造之艺品于一堂，以冀节省漏巵，挽回利权，其有裨国民经济，当不待言”（吴醒亚：《国货展览会的意义》，《国货运动专刊》1932年10月），更能激发全民爱国之心，从而奋发图强，解民族之危。流动的西北文物展览会被视为灌输民族思想与意识、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最好办法，其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具有莫大意义。陆丹林（上海中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及各地展览会征集评选委员）指出，广东文物展览会是激发民众爱国观念、开展精神总动员的方法之一，与“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宗旨相符合。［陆丹林：《抗战与文物展览》，《黄河（西安）》1940年第2期］

博物馆为大众谋幸福。河南博物馆馆长王幼侨认为，博物馆通过系统研究“在人文上可以发挥民族的精神，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一般的民族意识；在自然上使人民的生活逐渐优裕，破烂的乡村日益复兴。博物馆之使命实与民族复兴有至密切之关系”（王幼侨：《博物馆与民族复兴》，《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荆三林（著名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生产工具史学家）指出，“现代的博物馆是制造文明的场所”，也是发展地方文化、普及教育的大本营（荆三林：《科学博物馆之功用及其组织问题》，《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4期）。胡肇春（广东考古事业的开拓者，曾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直言“一种民族的进步及开化实可以其直接所保有的博物馆为客观的衡量”（胡肇春：《现代化博物馆与学校合作问题初论》，《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12期）。碑学大家、书法家祝嘉指明博物馆“可以供给不识字的人以知识”“可以宣传主义”“可以唤醒民众”“可以使民众油然而生爱国家爱民族的念头”（祝嘉：《博物馆教育与新中国建设》，《教育与社会》1947年第6卷）。博物馆学家韩寿萱指出，现代博物馆“乃革命之产物，自由运动之结果，具有光辉灿烂之历史，而非装饰品可与比拟”（韩寿萱：《望社会认识现代的博物馆》，《独立时论》1948年第1集；《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第32卷第6期）。上海市博物馆馆长杨宽等主张，市政建设、知识普及、发展科学、振兴工业等，博物馆是可倚重的重要资源，其并非深居象牙塔仅供闲者消遣与欣赏，而是走出十字街头为大众谋实际的幸福者。（杨宽：《博物馆与市政建设》，《中央日报》1946年12月8日第10版；韩寿萱：《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第32卷第6期）

编辑：杨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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