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进院士聚焦两大议题，即城市设计在规划建设管理中扮演角色，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城市设计在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中的作用，结合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的经历，系统阐述了两方面内容：①当下城市设计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②关于城市设计适应新形势的思考。

首先，段院士认为城市设计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往城市设计工作边界存在局限性；二是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衔接不畅；三是城市设计实施管理程序不明。具体来说，城市设计工作边界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设计研究普遍关注城镇建设区内的空间系统及要素体系建构，工作方法更多针对城镇建设空间的管控要求，而对城镇建设区外的生态、农业空间关注较少。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衔接不畅主要表现为“非法定”规划难以直接指导城乡建设管理，导致实效性较差。城市设计实践管理程序不明主要表现为审批不严肃、审查不规范、成果修改随意等问题，导致设计意图难以与用途管制、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建设项目准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方案审查等有效衔接。

其次，段院士从拓展城市设计工作边界、城市设计内容融入空间规划“一张图”、城市设计与用途管制良性互动三个角度，提出对城市设计适应新形势的思考。其中，拓展城市设计工作边界方面，段院士建议突破原有的城镇建设区范围，从市县整体全域谋划的角度出发，统筹城镇乡村全域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全要素，强化对生态、农业空间的引导控制。设计内容融入空间规划“一张图”方面，段院士认为应明确城市设计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融合的关系框架，应在发展目标战略、底线约束、总体格局、空间结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土整治修复、城市更新方面与总体规划有效衔接。与用途管制的良性互动方面，段院士建议形成纵向贯通的城市设计实施管控机制，不仅从空间形态、风貌协调性和功能适宜性等角度提出建设项目选址引导，还要编制面向实施的精细化城市设计，并将城市设计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重点。

最后，段进院士倡议，在中国已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城镇化进程进入高质量发展“下半场”的背景下，应更加重视人居环境品质与内涵提升，使城市设计真正成为一种有效手段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方创琳研究员从战略地位、基本方向、综合效应三个部分阐述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城市群发展方向与综合效应。

关于城市群建设的战略地位。方教授比较了近40年来中国与世界城镇化水平的演变过程，认为我国城镇化提升的速度虽在减缓，但水平依然处于提升过程，由此催生出一系列城市区域的表现形式，城市群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教授指出，全球城市群的研究与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研究文献在2000年后呈现“井喷”态势。而在政策制定层面，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既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也是国家城镇化核心区，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从“十三五”时期的“5+9+6”格局，到“十四五”时期的“5+5+9”格局，中国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主体的战略引领地位进一步提升，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与鼎力地位进一步明确，生态功能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凸显。方教授以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为例，揭示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拓展与协同发展规律，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五类45种耦合图谱，基于11个要素、201个变量创建了城市群多要素-多目标-多情景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器调控方法（UEC），并在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了应用。通过对19个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进行拟合，发现了不同类型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多维耦合曲线及拐点。

关于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方向。方创琳教授认为包括四方面：（1）本土化建群与全球化建群相结合，推动建设双循环型城市群。需要通过近程要素投入自力更生走“本土化”建设城市群的内循环之路。同时兼顾依托远程要素投入走“全球化”建设城市群的外循环之路。（2）以圈鼎群与以群托圈相结合，形成都市圈鼎托型城市群，以高度同城化都市圈为鼎推动城市群高度一体化发展。（3）留足生态空间优化三生空间，建设既富又美的美丽型城市群。方教授从空气清新、人居整洁、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五个维度，介绍了“科美评（KMP）”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模拟系统的基本状况。（4）强化创新驱动与低碳引导，建成碳中和型城市群，应立足国情强化“双碳”责任区意识，但要避免碳减排的“盲目跟风”。

关于城市群建设的综合效应。方创琳教授将其归纳为三个主要维度，一是城市群空间成长的谐振博弈效应，即多个城市由竞争转为竞合的发展过程，推动城市群由低级协同向高级协同演变。二是城市群空间成长的晶体结构组合效应。三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联合爬升效应，即多个城市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周边城市相互提升可持续性的过程。此外，他还阐述了城市群的吸管效应、一体化效应，联动引领效应、稳疆固边效应等其他类型。

报告的最后，方教授阐释了“五提升、一确定、一界定”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升值论，倡导我国未来的城市群建设，应不断提升颜值、绿值、品值、比值、价值，应合理确定资源环境的阈值，应科学界定城市群人口承载的限值。

彭震伟教授以贵阳-贵安-安顺都市圈为例，从理论基础、特征问题、空间策略、机制创新四个方面，诠释了西部地区培育型都市圈发展的空间策略。

理论基础方面，彭教授引介国际理论发展，立足国情背景，阐述了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其一，通过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都市圈理论与实证演进的过程，彭教授认为对城市区域相关概念的理解应具有地域乃至国别异质性。其二，在我国开展都市圈建设过程中，应从发展规律、政策管理等多元视角，结合城镇间社会经济联系、中心城市腹地辐射能力、城际流空间交互等实际情况，进一步理清都市圈内涵。其三，彭教授还演绎了新政治经济背景下的都市圈发展态势，指出新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基础设施网络化、人口和产业的持续集中化等，均对当前的都市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特征问题方面，彭震伟教授以“贵阳-贵安-安顺”为案例，阐述了西部地区都市圈建设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从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综合实力、产业结构、空间联系、聚散竞合等维度，分析了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特征与特殊问题，认为西部地区培育型都市圈具有扩张集聚为主、追求总量绩效、加速极化发展等共性特征。由此，彭教授对西部地区都市圈建设提炼出五类空间策略。一是基于培育型都市圈的客观现实，合理划定都市圈空间范围。既应考虑到远景目标的设立与回应，也需重视空间规划编制规程的要求，还应关注到省级政策的连续性原则，实施多方案比较。二是基于近中期集聚发展为主的态势，强化都市圈核心轴带圈层结构，特别应增强综合交通体系对空间框架的支撑作用。三是基于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同步提升制造业主导和服务业转型的产业空间优化格局。四是基于都市圈持续发展的基础底线，加速形成山水林田湖草和重大支撑两个共同体。五是基于示范效应，打造重点跨界地区成为都市圈一体化示范区域。

机制创新方面，彭教授强调培育型都市圈应当更加主动地打开政策壁垒，通过框架协议、一体化论坛等形式，在规划管理、财税分享、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等多领域探索多元化创新。进而，在聚焦关键环节的基础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协作机制，形成共同推动都市圈建设的强大合力，并聚焦合适的空间区域打造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示范。

彭仲仁教授从“为什么城市规划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如何改善目前的城市规划流程”阐述人工智能赋能城市规划。

彭教授首先对AI的内涵和发展进行阐述，并比较AI和传统统计的区别。他指出，当今时代正面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社会公众期待更好的规划与服务，传统城市规划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由此我们需要AI技术来突破城市规划的瓶颈。彭教授从大数据采集与处理、识别与总结规律、城市系统模拟与仿真、提升效率与节约成本、减少人为失误、提供经验教训与扩充知识库六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城市规划中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与优势。

彭教授详尽地描述了人工智能使城市规划更具“智慧”的若干途径。他指出，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城市规划大致分为四个阶段：AI协助型规划（AI Assisted）、AI增强型规划（AI Augmented）、AI自动型规划（AI Automated）、AI自主型规划（Autonomous），并依次分享了四阶段规划的应用案例。

最后，彭教授指出实现AI赋能的未来场景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城市规划数据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AI的功能，又如AI存在的潜在道德伦理问题，以及目前尚缺少AI赋能规划的专家。彭教授倡导，我们需要在教育和合作机制上做出改变，学习新知识，进行更多跨学科的交流。

最后彭仲仁教授介绍了佛罗里达大学将AI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硕士学位项目情况。

张京祥教授从演化历程与新背景、国际经验借鉴、关键议题三个方面论述了区域（都市圈）协同治理问题。

首先，张教授梳理了区域协同治理的演变历程与面临的新背景。张教授指出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经历了从“白银资本”时期到“逆全球化”时期五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始终相伴相随。其中，1945至1991年的“半全球化”时期，为推进战后城市重建、经济复苏与高速增长，区域合作是西方社会的主流选择。1991至2008年的全球化“繁盛期”，全球产业链广泛、深刻分工，世界主要大城市纷纷参与“全球城市”竞争，都市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被大大强化，区域一体化成为增强城市与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08年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世界逐步进入逆全球化（新“半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市场、产业链和价值链开始新一轮重构，全球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近域收缩再组织，城市群、都市圈在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如果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来建立真正统一、有效的国内大市场。张教授指出，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进一步同时做好拓展新兴国际市场、整合国内市场的工作。

其次，张教授分享了区域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他认为，区域一体化的需求源于客观趋势推动与主观努力促成的双重驱动，常见的区域协同工具箱包括调整行政区划、市场资本驱动、共同项目诱导、达成合作契约、规划管制约束、建立协调机制等。西方国家受制于地方自治、民主政体、市场经济体制等，使得它们更多地探寻“协商性”区域治理模式，而无法依赖“行政手段”。张教授从巨人政府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逆全球化思维等角度，回顾了二战后西方国家区域协同治理的总体演变。分析了美国大都市区高度碎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分享了完全单层制、统一组织、网络化、双层制等大都市区协同的不同模式，指出大都市区双层制政府是西方普遍接受的一种区域治理模式，解析了上层政府与下层政府的互动机制。

再者，张京祥教授阐述了中国区域治理中的三组重要关系，即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一，张教授认为应树立合作伙伴思维，遵循平等合作原则，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正视城市间竞争关系，承认和尊重所有成员城市的合理诉求，通过商讨达成协同共识，实现成员城市的共同成长。第二，鼓励都市圈的制度性架构创新，打破行政区兼并的怪圈，因地制宜改造“市管县”体制，构筑中国特色的“双层制大都市区政府”。再者，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在区域治理中更加精准作为，聚焦区域公共品提供、 高质量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努力搭建共商通道与合作平台，要注意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区域要素一体化配置、区域协同的问题。

张教授最后强调，区域协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多方力量谋求共同行动的持续治理过程。这一过程没有统一的模式，与具体国家、区域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发展基础等密切相关，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良、创新。

石楠秘书长围绕“规划的五大逻辑与规划学科的演进”开展论述。首先，他援引约翰·弗里德曼及彼得·霍尔的定义，阐述了规划的本源，强调规划一方面试图将科学技术知识与公共领域的行动、与社会引导、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涵盖编制一个有条理的行动顺序，使预定目标得以实现。其次，石秘书长结合自己主持的课题和参与的联合国有关项目，指出“规划”的类型和层次非常多样，其中公共领域的规划涵盖了国土、区域、城市、社区等诸多层面，经济、社会、环境诸多领域。

石秘书长提炼了规划的五方面逻辑。第一，规划关乎人的行为管控，而非自然演化的进程。人对于资源（土地等）的使用（利用）行为是规划管控的基点，管控行为的前提是要理解新时代民众的空间需要，尤其是非物质需求。第二，规划是基于理念的愿景设定。规划关乎未来目标，而不是对于现状的描述与分析。规划相信科学预测，解决过程路线。理念与价值判断有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期对空间资源的价值评判，与“后小康”和生态文明阶段的资源价值的评判有很大不同，情感价值需要应该被更多认识。第三，规划善于效用最大化的关系协调，其核心在于对各种要素的统筹协调，谋求系统最优，而不只是对于要素的分析。第四，规划建立关于“秩序”的权威，规划是规矩，是基于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规划的权威性是规矩的权威性，技术权威是规划权威性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威（社会共识）、法治权威（制度安排），而非行政权威，规划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构建以人民权力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机制。第五，规划属于社会发展的公共选择，没有最好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规划。规划模式的选择应适应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结构、技术发展水平、民众规划意识等众多因素，规划发展需服务于多元需求。

进而，石秘书长基于《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城乡规划学名词》、《城乡规划学科技术路线图》三部著作，介绍了从2010年论证设立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时梳理的专业核心知识体系，到2013年制定城乡规划本科教学规范时梳理的城乡规划本科知识领域，以及2019年研制《城乡规划学名词》时梳理的知识体系。他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规划并非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与引导。规划学科及规划师应被赋予并适应新角色，资源语境的规划以用途管制和控制转化为核心，“格局”是空间形态的关键词，强调资源的发现、利用与行为监督，注重对资源价值的管控。建设语境的规划以终端用户需求为导向，更加强调建设环节的管控，强调以“效用”、“增值”、“升维转化”为核心，以“布局”为空间形态的关键词。

接下来，石楠秘书长梳理出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相关的一级学科，指出它们分布于7个门类和26个一级学科，其中超过一半属于密切相关，尤其是工学门类。他认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所需的规划知识大致聚焦在五大领域，分别是“资源评价”领域、“资源利用”领域、“资源与技术”领域、“资源保护”领域、“资源与人”领域。由此，对“城市规划”的理解，可能更应被理解为“城市的规划”，其内涵实则囊括了当今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城市所需要的各种规划。作为学科的城乡规划学，经历了工程科学背景、理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以及公共管理科学的介入，必将在各类政府规划工作中发挥更加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体雁教授以界定“城市化下半场”内涵开场，认为其空间格局和背后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指出城镇化下半场与城市更新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沈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的土地财政机制正在失灵，中国城市化从增量扩张阶段进入存量更新成为必然。

沈教授用城市增长机制理论、城市政体理论、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城市宜居性、所有权与土地扩容等理论，阐释了世界范围内城市更新的理论进展。进而，论述了市场导向的社区建设模式、非营利的社区建设模式、国家主导模式、社区假设的公私合作模式及它们存在的局限。“让城市充满温情，是未来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向”，沈教授如是说。

接下来，沈教授引介了一种更新模式，称为创新城区，旨在通过社会的重构、组织的变化，将衰败的城区、旧工业区等转型为具有创新动能的新城区。沈教授阐述了创新城区模式的优势及其三种空间组织演变模式，分析了创新城区的三种典型类型。他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在从“上半场”的增量时代、高速度和“产城人”逻辑，转变为“下半场”的存量时代、高质量、“人城产”，创新城区建设和城市更新将共同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而后，沈教授系统论述了创新城区模型及其指标体系的建构过程。他以美国波士顿海滨区、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美国硅谷、北京海淀区、深圳南山区等为例，基于创新基因、创新族群、创新生态、创新场所四大定律，构建了创新城区的“4*6”模型，解读了创新产业、创新主体、创新服务、创新治理、创新文化、创新空间的理念，详细介绍了创新城区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创新城区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开展了与国际创新城区的比较对照。

最后，沈教授以广州黄埔创新城区为例，识别了其建设创新城区的四大痛点，阐述了黄埔建设创新城区的“1436”总体思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层面，提出优化创新空间体系的策略与行动。

沈教授倡议，我国应努力培育世界级的、国际化的创新枢纽，打造创新城区的引领区和样板区。应进一步完善创新城区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打造优势互补的国家竞争力创新型产业集群体系，完善人才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支持创新城区建设国际性研究型大学，探索城市更新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孙斌栋教授按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历史实践、实证结果、结论启示的逻辑思路，阐述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绩效及其对规划的启示。

首先，孙教授指出，以田园城市和新城为基础的多中心理论，在规划实践中虽然默认“更优”但较少被系统检验过，由此产生若干重要的议题，比如：“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是否真的能够疏解交通或取得更好的经济绩效？为此，孙教授认为，检验多尺度下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绩效，不仅能为城市新区发展政策尤其是行政中心迁移提供经验依据、为夯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内涵提供科学依据，还有助于深刻理解空间结构的效应及其机理，有利于挖掘一个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拓展和丰富主流经济学的相关认识。

其次，孙教授系统地回顾了西欧、东亚和美国及中国的“多中心”规划实践，包括英国卫星城与新城实践、美国洛杉矶的多中心化过程、中国雄安新区及北京通州等案例。他认为，世界各国实践历程显示，多中心理念在各国实践中的表现并不一致。

继而孙教授从市区、市域、城市群、国家等诸多尺度，分别检验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绩效与作用机理。市区尺度上，孙教授基于286个地级市的经普数据，在考虑内生性陷阱的前提下，发现“多中心”带来了更好的市区经济效益、更低的平均通勤时间乃至更低的平均房价。在市域尺度上，基于272个地级市样本，用规模位序的方法度量了城市规模分布与各领域绩效的关系，认为单中心的城市规模分布有助于经济绩效和缩小地区差距，但不利于环境。指出随着规模的扩大，最优城市规模分布模式呈现单中心-多中心-单中心的变化。城市群尺度上，孙教授认为多中心结构的促进效应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城市间交通联系足够密切或城市群人口足够多时，才显示出多中心在绩效上的优势。国家尺度上，孙教授基于2000-2015年的面积数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符合奇普夫分布的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最优的经济绩效，单中心结构有助于降低地区间收入差距，而多中心结构有助于降低空气中PM2.5浓度；地理距离的作用决定了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构建多中心的地域空间体系。

孙教授总结认为，集聚与“集聚的空间结构”同样重要，空间组织是与劳动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制度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多中心”并不是万能的，规划应尊重科学规律，更要因地制宜。在市区内部，应用多中心空间政策更加适宜；而在市域尺度上则需慎重；城市群空间规划中，需要格外强调完善城际交通和通讯，实践基础设施一体化；全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则要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之间综合平衡，取得最大的收益，同时在经济地理格局上培育发展除了北京、上海、香港之外的更多的最高等级中心城市，辐射引领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

郑德高院长从一个实践规划师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地理空间重塑的三种力量：等级化、网络化与地域化，并映射到经济、人口、空间三个维度，搭建了经济地理空间重构的解释框架。

首先，郑院长结合新经济地理、全球城市网络、全球本土化等相关理论，回顾了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地理及区域规划思想。在实践方面，郑院长回溯国外经济地理空间的演变历程与特征：《美国2050》与巨型城市地区的国家发展战略，聚焦11个巨型城市地区；《欧洲空间发展展望》则强调发展平衡的多中心体系和新型城乡关系；日本的“六全综”则更多讨论大都市周边非都市区域的发展，以“美丽且宜居”作为主要发展目标，规划了8个广域区域，并强调各区域的独立发展。

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历程中的人口—经济—空间特征，郑院长讨论了以上三种力量的不平衡在我国各地域的特征。从经济的视角，沿海和沿江地区，一直是我国发展的重点，国家大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本质上改变。从人口的视角，人口流动与经济分布的结构基本一致。从县域单元的空间视角，分析了城镇地区和非城镇地区人口分布以及政策的不平衡。以上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城镇密集地区和非城镇密集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国家政策主要针对“功能区”和“问题区”，采取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既要发展效率，又要缩小差距。

针对以上发展的不平衡，郑院长提出通过以下三种力量重塑中国新经济地理格局。其一，通过等级化，促进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其二，通过网络化的关联，促进城市群与巨型城市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基于人口流动建立核心区域之间的紧密关联；基于航空流、企业关联网络、创新网络等，超越地域限制，建立更广大范围的网络关联。其三，通过地域化，构建魅力景观区，在非城市群地区提升地域软实力和竞争力。

郑院长以长三角为例，从产业链与价值区段视角，阐述了长三角各城市的等级化特点，认为城镇规模等级具有相对平缓的位序-规模结构。网络化方面，郑院长在生产性服务业之外，还将制造业、新经济产业纳入总体关联。地域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崇明生态岛为例，强调了非城市地区地域化的核心要素：生态价值与乡村价值，并提出“+生态”与“生态+”的发展策略，从“生态+活力”、“生态+动力”、“生态+魅力”提出了基于生态维度的功能拓展。

最后，郑院长指出以上三种力量此起彼伏、复合交织，是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出的规划理论。这一研究过程遵循理论构想—实证辨析—论点总结的科研规范模式。未来，还应更多思考在“双循环”背景下本土化力量如何发展的问题。

Steffen Nijhuis教授以“气候适应性设计与健康城市”为题，引介了欧洲国家近年来在气候适应性设计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尤其是数据与技术导向的设计方法。

首先，Steffen教授阐述了城市在水环境风险、绿色品质、公共空间可达性等方面的工作积累，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城市不确定性是未来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其次，Steffen教授对比了自上而下式、上下结合式以及自下而上的三种韧性发展建设模式，分析了政府主导型规划、社会倡导型规划的差异特点，强调了自然优先、社会生态耦合、生态安全等的重要价值。

进而，Steffen教授从行动理念、设计探索、策略制定等维度，提出景观导向的区域规划与设计路径，阐释了多层级系统聚合、多元主体知识联合的渠道，并分别展示了Nijverdal街道和Greater Bay Area的实际应用，描述了公共空间适应性改造、街道权属规划、资源利用法规的实施成效。

最后，Steffen Nijhuis教授展望了气候适应性设计的研究与实践趋势，倡导更多学科与学者关注城市与区域的蓝绿健康发展。

庄海波总规划师立足国家“碳中和”重大发展目标，系统阐述了广州南沙明珠湾的城市绿色发展实践过程。庄总首先分析了南沙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剖析了南沙山水城田交织的美好人居本底，解析了南沙“五个时代”的发展演变过程，指出南沙现已形成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广州市副中心“三区一中心”的发展格局。

其次，庄总聚焦南沙新区的明珠湾起步区，诠释了新时代明珠湾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认为国际化、品质化、高端化、精细化是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一方面，基于气候温度、人类聚集活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的新变化，提出应以“双碳要求”引领未来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型，以促进城市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从以人民需求为核心出发，指出应以新技术促进生态发展，打造环保舒适韧性宜居的零碳生态新城。

再者，庄海波总规划师介绍了明珠湾“双碳的主要做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引导双碳工作有章可依。具体包括①制度先行，开创法定机构统筹开发新探索，②管理护航，引导“城市开发总师”5-3-1新模式，③强化低碳生态，首创“绿色生态总师”新尝试。二是规划引领，构建双碳工作顶层新体系，聚焦于集约紧凑开发、功能混合、空间优化、交通完善、低碳生态专项规划协同等方面。三是实施示范，引领低碳建设新实践，涵盖低碳+能源、建筑、交通、水系、生态、金融、共享等内容。

最后，庄海波总规划师归纳了南沙明珠湾建设的主要成效，认为城市绿色发展实践可探索一条低成本、可持续、易复制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新路，形成一种从规划到运营的全周期、全域、全过程覆盖模式，并应注重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时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