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天，第二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于法兰西学院大礼堂举行了颁奖典礼。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斩获本届大奖。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到场的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钟维兴以线上形式参与授奖仪式，并正式向安妮·莱博维茨发出邀请，希望她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自己的展览带来天府之都。

2019年，“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经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在法兰西艺术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成立。为致敬传奇摄影家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也同时庆祝摄影诞生180周年，奖项由威廉·克莱因本人、法兰西艺术院全体摄影院士、以及特邀评委参与评选，由钟维兴担任终身联合主席，每两年评选一次。

作为一个年轻的奖项，“威廉·克莱因摄影奖”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愿景。钟维兴解释说，奖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创建属于摄影界的“诺贝尔奖”，鼓励投身于摄影事业、为摄影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摄影师，不限年龄或国籍，表彰他们光辉的艺术成就。

身为藏家、摄影师、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以及威廉·克莱因奖评委会终身联合主席，钟维兴见证和参与了奖项从设立到评审的整个过程。artnet新闻在颁奖典礼闭幕之际采访了钟维兴，听他讲述更多关于奖项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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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维兴

Q：首先，请向我们介绍“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的创立机缘？ 

A：在摄影发明180周年之际，法兰西艺术院陷入思考，觉得有义务和责任面向全球设立一个摄影奖。在此之前，摄影界还没有一个学术性的权威奖项。

当时我正好在法国创作《Face to Face 面对面》摄影大师肖像系列，拍摄法兰西艺术院的几个摄影院士，也正在筹建成都当代影像馆。我和几个院士是朋友，当他们提出创立奖项的时候，我觉得想法很好，也借着这个特殊的机缘参与了进去。我们希望用一个活在当下，非常重要的摄影师和艺术家来命名这个奖项，那么选谁呢？在征求了很多学术界的意见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威廉·克莱因能够担当起这个奖的重量。

这便又是一个机缘巧合，我和克莱因老爷子的关系很好。在认识我之前，克莱因没有和中国人打过交道。通过拍摄他，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去巴黎我都会前去探望他，他也从来他没有拒绝过我，虽然他是出了名的脾气古怪。我想也许对克莱因而言，我还算是小辈，但我们相处起来彼此很舒服。

第一次见克莱因是参加他的一个展览，展览时我不停地拍摄他，后来他也拿起相机拍，殊不知是在拍我。后来我邀请他去巴黎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拍摄，他应约，并带给我了一个礼物。打开包装之后，里面全是拍摄的我的照片，并在我面前一张一张签上了名。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也是因为和克莱因关系好，学院希望我去游说他，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奖项。他欣然同意了。

当然，整个成立的过程花了很长时间，包括繁杂的法律文件，甚至法国国民议会的批准，时间比较紧迫，因为大家希望在180周年之际把奖项呈现出来。

Q：奖项的评选过程和标准是怎样的？

A：评选过程首先由法兰西学院评委会组织，向重要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提前进行大量的保密性咨询和调查，形成一个候选名单。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评委一人一票，票多者（原则上还需要过半）才可以胜出。在评选的时候，每个评委可以充分的发表意见。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我就在线上参与了评选和投票。

Q：本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中是否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小插曲？

A：颁奖仪式让我很感动。疫情的原因我不能到巴黎去，法国的颁奖仪式通常是在当地下午五六点举办，但考虑到中国时差，颁奖的时间居然史无前例地定在了法国早上十一点半。而且从来都是下午三四点才起床的克莱因，在颁奖仪式当天竟然也早起了。这么多院士愿意为我们挪时间，我真的特别感动。这是他们对我们最大的尊重。

Q：“威廉·克莱因摄影奖”的奖项定位是怎样的？以及，您认为本届“威廉·克莱因摄影奖”有哪些亮点？

A：从某种角度，这个奖选出什么样的摄影师就决定了它的定位。我认为获奖人安妮·莱博维茨就是本届亮点。其实在上一届，就有非常多的评委倾向于她。我们认为她既有深厚的功底，也充满了时代精神和当代意识。她的作品永远充满了活力，具有先锋性。我本人也拍肖像，可能也有我个人的偏爱在里面。所以今年投票结果出来后我非常高兴。

同为肖像摄影师，我声明自己的水准不能和安妮·莱博维茨相提并论，我的风格和她也完全不一样，但我非常欣赏她的作品。我一直强调，不管多么喜欢一个摄影师，也不能拍的太像，艺术的价值在于自己独有的风格。莱博维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政界好莱坞名流，而我的关注对象就是摄影师。我坚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拍她的肖像。但我特别期待拍出自己特有的语言。艺术最糟糕的莫过于没有自己的特色。但这不妨碍我学习和我不一样的艺术家，学习的应该是本质的创作精神和水准。

安妮·莱博维茨的作品我喜欢的太多了。Demi Moore怀孕的那张我就印象很深——我太太怀我女儿的时候，我和她讲我一定要给她拍一张，但是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莱博维茨最了不得的是，总带着对世界的批判，但始终一种充满着人性的光芒。

Q：我们知道，您自己也从事摄影，对于自己的代表系列《Face to Face 面对面》，您是如何看的？

A：我会一生致力于这个项目。全世界还有很多优秀的摄影师，但据我观察，今天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做这件事。但这也是给我压力最大的项目，拍摄大师、内行中的内行，稍有拍的不好，可能就拍不下去了，没人和你玩了。从拍摄萨尔加多开始，我算是得到了高度认可，如果没有他们的认可，我和克莱因也不会成为朋友。

《Face to Face 面对面》系列，钟维兴为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拍摄的一张肖像照，2018

Q：此外，您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创始人。对于这家机构的未来发展，您有怎样的规划？

A：创立成都当代影像馆之后，在国际上我们已经开拓了合作机构。下一步，国内的艺术院校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合作选择。尤其近几年，我发现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院校，基础条件已经超越了很多国际院校。前面我们和四川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有合作，包括最近我访问了南京传媒学院，发现都大有可为。我们今后和这些院校师生可以进行很多学术交流。疫情当前，要把国内的事情先做好。

摄影不是诞生于中国，中国摄影的介入，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之前大部分是为政治服务。我们的起步很晚，所以是摄影大国而不是强国。我们一定要努力走出去，踏踏实实做事，去争取。只有通过方方面面的积累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与西方平视。

Q：对于本次做评委的经历，您有怎样的感触？

A：做一个评委，必须做好两方面：“做好人”和“做好事”。一个评委假如没有公正公平的立场，躲不过金钱和人情的诱惑，立场一定会出现偏差。同时，评委要有优秀的专业素质。评委的倾向决定最后的结果。

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会扮演这么多角色，包括最近我还在尝试学习做策展人。我特别鼓励今后想要从事这行的人，哪怕你不做这么多身份，也都要去逐一了解，这样才会对整体艺术素质有所提高。比如说我拍摄会站在摄影师的角度，而现在是藏家，站在藏家的角度了解哪一类照片会被收藏，自然而然在拍摄时，就知道哪类片子怎么拍会被认可。作为美术馆创始人，我也去过全球各地美术馆，知道他们愿意展出什么类型的作品。明晰这些标准后，又可以回过头更好地帮助我拍摄。我很幸福，当这些身份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不但不会互相干扰，而且受益匪浅，每一个身份可以转换不同纬度去审视这门艺术。这也激励我不断学习。

文丨Yi 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