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金石世界——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数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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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金石世界——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2021-11-04

编者按：10月3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主办的“两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承办，展期至11月12日。本次推送为展览主要内容的介绍。

两宋的金石世界

——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展览时间

2021年10月30日——11月12日

展览地点

浙江美术馆三楼7、8、9展厅

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

承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协办

浙江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书学研究院、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萧山博物馆、海盐博物馆、定州市石刻馆

两宋的金石世界

——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

金石，原为青铜器与石刻铭文的统称，后扩展至承载文字的古代器物，其历史几乎与中国文字一样古老，而作为一种专门之学，金石学则肇始于宋，复兴于清，随着西学东渐，直接影响了现代意义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学术创新频出的时代，搜集鉴赏古物、考证古代文字、通过石刻铭文追溯历史，在北宋成为文人学者一时之风尚，金石学由此应运而生。自欧阳修《集古录》开始，两宋问世的金石专书将近三十种，曾巩、苏轼、黄伯思、赵明诚、刘敞、李公麟……很多重要人物皆参与其中。

金石不仅止于文人雅好，宋代帝王普遍注重文治，崇尚儒家礼教，徽宗与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对金石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在肇兴之始就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同时伴随着金石鉴藏风气的增长，古文字学得到长足进步，促进了宋代篆书与印章艺术的发展。

两宋也是继晋唐之后，书法发展的又一高峰，涌现出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官书家群体，他们往往集文艺、学术、鉴藏多重身份及政治抱负于一身，至于书法偏重个性表达，开创了崭新的尚意书风，大量遗存的碑刻与法帖，是记录他们艺术成就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两宋金石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作为南宋都城，以杭州西湖为核心，探讨金石学兴起于宋代并得以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金石学的真正内核。同时希望借此契机，探索金石学在当代继续发扬光大的方向与动因。展题中的“文献”多指缣帛纸素上的文字记载，也指实物如石刻铜器上的文字，甚至图像也被包括在内，形成“图像文献”。其在材质上对应 “实物”（金石），呈现方式上则对应于“图像”（图绘、传拓）。

作为展览的承办方，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是艺术学研究的重镇，并以持续推进中国艺术研究为己任，其在传统书画研究之外，强调以中国特有的博物学、金石学与文献学为基础，旨在重新梳理中国艺术研究的古典学脉，发掘其活性基因。此次展览就是学院师生团队的专业实践成果之一。而作为此次展览主办方之一的西泠印社，“保存金石”即是其创社宗旨，作为金石印学领域的领军者，重振金石学，扩展印学外延，乃至构建“大印学”更是印社这几年在学术领域努力的方向。两家联手，汇集当今一流的公私收藏，力求呈现一场体现宋韵文化精髓的金石展览。

本次展览的举办，旨在达成以下目的：一、传承宋韵文化，全面展示宋代金石物质文化遗产（涵盖青铜器实物、图像，官私印章，碑帖，摩崖石刻，书籍等）；二、梳理展示宋代书法碑刻（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境内）；三、展示当代学者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再思考与研究。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共同承办，浙江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书学研究院、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萧山博物馆、海盐县博物馆、河北定州石刻馆参与协办，并得到中国嘉德及多位国内重要私人藏家的无私协助。展览设于浙江美术馆三楼7、8、9展厅，展期从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

特展共分为五大单元，展出作品150余件/组，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单元一：楮墨集古——两宋金石学著作文献

王国维尝谓“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学兴盛的表现之一，即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学奠基之作。其专言吉金者，可概为三类：“既图其形，复摹其款”，“但以录文为主、不图原器之形”，“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专言石刻者，可分为六类：存目、跋尾、录文、分地、分人、纂字（朱建新《金石学》）。两宋金石著作流传于今者约有三十种，本次展出其中二十二种，涵盖了所有著述类型。

宋人研究金石之风气，实自私家开之，继为帝室宗尚。士大夫及秘阁、太常、内府所藏，均为著之于录。宋代古铜器之研究，始于真宗时期，至徽宗朝方集大成。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刻《周秦古器铭碑》。仁宗朝古器渐出，皇祐三年（1051）杨南仲释《皇祐三馆古器图》，嘉祐八年（1063）刘敞刻成《先秦古器图》，彝器之学始兴。吕大临成书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徽宗朝置议礼局考定古器、新造礼器，敕撰《宣和博古图录》，影响了金石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在石刻之学方面，欧阳脩《集古录跋尾》是现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专著，此后赵明诚《金石录》将金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刘敞、欧阳脩、赵明诚确立了金石学正经补史的学术传统。

南宋虽偏安一隅，君臣对金石古器物的搜求研究，并无稍衰。尤其石刻之学至南宋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专录汉碑碑文著作，如洪适《隶释》《隶续》；分地编次石刻目录之作，如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以人名为纲记录书家石刻的著作，如佚名《宝刻类编》，纂辑隶字类著作，如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此外，北宋刻帖的盛行，也反映在《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石刻铺叙》等金石著作中。

流传至今有关三代铜器款识著录的宋刻宋拓实物，甚为罕见。南宋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薛尚功编次并释音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集511件铜器款识，刻石置于江州（今江西九江）公库，是北宋至南宋金学、石刻与法帖之学的发展与交会的稀世物证。薛氏款识宋拓石刻本流传甚稀，展品中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十二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乃宋刻宋拓、宋代原装本，首次面向公众完整展出。王厚之所辑《钟鼎款识》拓本，自南宋辗转流传，屡经名家收藏题跋，原拓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惜毁于火，幸有清嘉庆七年（1802）阮元积古斋影刻本留其旧观。展品中《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为现存是书的最早刻本，卷末有清吴熙载、杨铎跋语。此二种款识著录专书，为寻绎南宋至清中后期钟鼎款识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实例。

宋代金石学之兴盛，与礼制重建及史学发展关系密切。两宋金石学著作，反映出宋代金石学在搜集、著录、研究、考订诸方面的成就，呈现了金石学的演进与发展脉络，也为理解宋代文化史及其时代风尚提供了一个视角。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单元二：延古风华——宋代金石器物

我国对青铜器的使用源于商周时期，青铜器可谓是华夏远古文化的杰出代表。后世仿古，崇尚儒家，对青铜器多有仿制，尤以宋代为盛。宋徽宗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设议礼局，《宋史·礼志二》便有纪：“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这是宋代官方大规模仿造青铜器的开始。

朝廷“诏求天下古器”，全国各地也对古墓挖掘成风，商周青铜器大量出土，除了进入宫廷，不少器物也流入民间收藏，青铜器交易更是盛起，形成了古物市场。宋人出于赏玩或研究的目的，开始对青铜器物进行收藏，《考古图》中便列有不少收藏者。当然，当时最大的收藏者还属宋徽宗，他收集的古青铜器达2.5万多件，并特建宣和殿收藏，这也是世界上最早、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拥有了实物资料，宋徽宗开始大规模仿铸青铜器，以为郊庙之用。南宋也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礼器和《博古图》的样式，还多次制定和颁布礼书用以指导州县的祭器制造。

还有一类宋代器物，为仿古陶瓷，仿的便是上三代的青铜祭礼器，为的是“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其中，南宋官窑是最为人熟知的仿古瓷器制造者。这些仿古瓷器既用于祭祀和礼仪，也有一定的实用功能。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为了表示祭祀上天“尚质贵诚之意”，祭器中的部分形制的器物，如尊、簋、豆等，被替换成了陶器，但数量不多。高宗中兴渡江以后，复古风潮被推向了顶峰，各种仿古陶瓷器物被制作出来。不仅是官窑，民窑也开始大范围地生产仿古器物，到了南宋中晚期，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古风弥漫，开始真正大范围地用陶瓷礼器代替铜质礼器。

同时，这类仿古陶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审美趣味，他们追求精致与内涵，流传下来的宋画和文字记载中亦有它们的身影。

本次展览便为大家带来了宋代青铜器物和南宋官窑仿古瓷器。古器之姿，风华延存；古人之志，源远流长。

青铜提梁盉

单元三：阳冰苗裔——宋代篆书及印章艺术

金石学的兴盛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两宋篆书及印章的蓬勃发展。五代、北宋之交，南方有徐铉、徐锴兄弟，精研文字小学，并称二徐，由徐铉摹写的《秦峄山刻石》，经其门生郑文宝刊刻上石后，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初习篆书的必经法门。继之而起的北宋初年著名书画家、文字学家、《汗简》作者郭忠恕，与僧人书家梦瑛一道，为重振日渐衰落的篆书传统，提倡学习唐代篆书名家李阳冰开创的玉箸小篆风格，本次展览中，选入了郭忠恕的篆书代表作《阴符经》，而梦瑛的《十八体篆书碑》则是同时期篆书中的异类，虽后人不乏微词，称其书体多出臆造，却成为后世此类花篆滥觞之始，从今日视角来看，不乏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二徐、郭、梦之后，李阳冰玉箸篆体已然成为宋代篆书的主流，涌现出诸多擅长篆书的书家，展出的政坛领袖司马光为富弼书写的墓志篆盖，是目前仅见的司马光篆书手迹，结构谨严，功力深厚。其他佼佼者如苏唐卿、上官佖、王寿卿等，皆能在玉箸篆基础上，融入自身特点，展品中苏书《醉翁亭记》，为其篆书名作，同时保留了传世最早的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文本，弥足可贵；《泾川重修回山王母颂碑》原为陶榖隶书，后为人磨去改为梦瑛篆书，再被磨去改为上官佖书，一碑三刻，颇具传奇；王寿卿用工饬的小篆为范仲淹子媳书写的《扶风马氏墓志铭》，因系近年新出，笔画光洁，毫无损泐，黄庭坚对其篆书评价极高，称赞王深得李氏笔法，“可以酒酹阳冰之冢耳”，今将王书黄评一并呈现于观者面前；嘉祐时期奉诏命刊刻的二体石经，篆书部分由多位名手合力完成，代表当时篆书的书写标准，已获得朝野公认。

印章方面，两宋官印在继承唐代盘条印工艺之上，增加了线条盘绕，更富装饰性，被称“九叠印”，此次即有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和南宋开庆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两方南宋水军官印。宋代书画鉴藏的兴盛，推动私印尤其是鉴藏印的迅速普及。两宋内府的收藏印已形成了固定规制，用印成为建立皇家收藏标准的重要标识之一。而如米芾这样的私人书画收藏家，个人拥有多方私印与鉴藏印，并有能力直接参与印文设计，风格多变，取法多元，在传世早期书画名迹中时有可见，成为鉴定的重要依据，更对文人用印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单元四：贞珉萃英——以宋四家为核心的书迹碑刻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代书家梁巘曾以凝练的评语，高度概括了书史风尚的更迭，也昭示了两宋在书法发展历程中无可取代的地位。在继承晋唐以来形成的书法规范基础上，宋代书家们敢于突破前人藩篱，充分发挥自身个性，形成恣意放达、意态横生的崭新艺术面貌。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为核心，两宋书坛熠熠生辉，灿若星河。而墨迹之外，铭石刻碑历来是保存书迹最重要之手段，在此遴选宋代重要石刻作品，以展现两宋书法的发展脉络。

北宋初期，承袭唐、五代书风之外，宋太宗于淳化三年命王著主持辑刻《淳化阁帖》，使原本深藏禁苑的晋唐法书广为传播；庆历间发现于定州的《定武兰亭》刻石及各种摹本，渐成聚讼发端；形成了以二王书风为代表的院体。

而文人官员群体中，效法颜真卿者众多，欧阳修、韩琦、蔡襄等堪称其中代表，流风遗韵，影响了包括北方辽金在内的整个两宋时期。北宋政坛新旧党魁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虽殊，其书艺注重篆隶复古，却成共识。

北宋中后期，随“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崛起，进入了宋代书法的巅峰。文坛领袖苏轼首倡“我书意造本无法”，认为书法不能仅仅因袭前人，而要展现自我，其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李格非等苏门学生接受，还波及米芾、蔡京、蔡卞等同时书家，各成一派，杰作频出，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苏、黄所书诸多碑刻，虽多毁于党争人祸，幸赖后世不断重刊，真相犹存。

两宋帝王多雅好文艺，将书法作为推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太宗诏刻《淳化阁帖》，徽宗书画兼能，自创瘦金体，高宗遍学名家并诏刊《绍兴米帖》、《兰亭序》等，君王所好以致天下翕从，促成了书法风尚的形成。

南宋书坛星光稍逊北宋，然亦不乏名手。米友仁、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杨万里、尤袤等文士学者，诗文之外，均擅书艺，无不拥有鲜明个性。与此同时，任询、王庭筠、党怀英等辽金书家，活跃于北方半壁江山，他们深受宋朝文化影响，各有所擅，其书法的艺术价值不容小觑。

石刻书迹，尤其宋四家，存世真伪羼杂，故我们在选择展品中，遵循原刻善拓、罕见珍本优先之准则，原刻无存者取重刻精善版本，同时兼顾旧本与新出稀见名家书迹，尽可能汰伪存真，并以实物、裱本、整纸等多种形式，助观者在有限空间中得以领略两宋书坛的全貌。

本单元中值得关注者甚多，不乏首次公开面世的重要展品。碑刻实物及拓本中，与杭州渊源深厚的苏轼为重中之重，有刚刚重新出土的宋刻《表忠观碑》残石及宋、明刻全碑旧拓整套，新现大字“陶诗”残碑原石，钵水斋藏苏轼残碑砚，宋刻《丰乐亭记》，明拓《醉翁亭记》，明拓《司马温公碑》，《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两种合璧，榜书《定州雪浪斋碑》等，其中苏轼残碑砚，民国期间曾在杭州《东南画报》金石书画特刊发表，借此次特展故地重游。此外还有艺苑真赏社旧藏明拓元刻黄庭坚《狄梁公碑》，“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米芾大字《盱眙第一山并诗》，浙江仅存的宋徽宗御笔碑，清代金石家陆增祥八琼经室藏《戒石铭》道州、梧州两本，宋高宗《恤刑诏》、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等，皆属难得一见。宋代刻帖方面，则有近年被重新发现的浙江省图书馆孤山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拓本，王虚舟跋宋拓《绍兴米帖》，南宋郁孤台本《徽宗草书千文》，邵章旧藏南宋《姑孰帖》，明拓绍兴重刻凤墅本《兰亭修禊图》等，均为传世法帖中的珍品。

丰乐亭记

单元五：湖山志——以西湖为中心的宋代摩崖

回溯龙文鸟迹，岩石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彰显着古人取诸物象的智慧。所谓摩崖石刻，狭义的专指石刻文字，广义上除石刻文字和造像外，还包括壁画。

苏东坡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湖光山色，风雅宜人，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慕名游览，而南北两山更是高人雅士向往之地。作为南宋故都，两宋摩崖石刻遍及环西湖域内。遗存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题刻精美，皆为江南文化遗珍。

本单元甄选的二十一品两宋摩崖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艺术和科学价值。西湖之美，不独在风光，更在于自然与文化高度融汇和谐的精神内涵。走进湖山志，饱览摩崖拓片，可号天地自然中镌刻的金石文脉，直抵心中的人文山水。

南宋定都临安，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南宋的杭州不但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寻访西湖摩崖，是一个亲近西湖，望见更久远的西湖，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通过这次展览，全面展示两宋金石学的高峰成就，推进环西湖摩崖石刻景观保护建设，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摩崖

展览现场

来源 ｜艺术人文学院

编辑 ｜方舟赵雨岑

审核 ｜徐元杨振宇

出品：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中国美术学院新闻中心

CAA融媒体工作室

投稿邮箱：caanews@c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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