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折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数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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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折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 2021-11-18

日前，“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是内蒙古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继2002年联合举办“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之后的再度合作。展品内容丰富，等级较高，包括国家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通辽市博物馆、乌兰察布博物馆、托克托县博物馆、和林格尔县盛乐博物馆的240多件套文物精品，集中展现了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升华的历史进程。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正北方，东西横跨近30个经度，在上百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域内，不仅有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也有山脉、湖泊、盆地和沙漠戈壁。横贯东西的长城，见证着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著名的“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是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也是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族群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距今3500年左右，受干冷气候影响，草原地区逐渐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秦汉一统中原，北方匈奴崛起，长达数百年的汉匈战争，不仅加速了中国境内的民族融合，也掀起了席卷欧亚的民族大迁徙的序幕。此后，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建立了北魏王朝。唐宋时期，突厥、回鹘、契丹先后控制蒙古地区。13世纪，地跨欧亚的蒙古铁骑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蒙古等草原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北方各民族的不断兴替中，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交流、走向融合，在中华文明中书写了生机勃勃又多姿绚烂的篇章。

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

一般来讲，长城以北宜牧，长城以南适农。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不仅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与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自全新世以来，气候的变化导致时农时牧成为这里主要的经济社会形态。从夏商时期开始，农耕与畜牧业区域的变化，使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显出来。

龙首青铜匕形器（图1） 商代，长24厘米，宽2.3厘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龙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由于其刃部并不锋利，有的还很钝笨，显然不适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这类器物应该是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类似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彩绘陶鬲（图2） 夏商，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这件陶器是为死者随葬专门制作的。器身上在黑色底衬上用红白二色绘出二方连续的多单元繁缛几何纹，这在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陶器中罕见，但其几何图案的构图却表明了与中原腹地古代文化的姻亲关系。

图1

图2

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对中原诸侯的威胁日益增强，秦、赵、燕等诸侯国纷纷修筑长城。随着匈奴部落联盟的日益强大，秦汉两代亦大规模修建长城，并不断完善其防御功能。但长城的修建依然无法阻挡双方的交流与交往，汉匈和亲、边关贸易、张骞“凿空”、东西交流等都无法避开长城两侧的汉匈双方。东汉晚期，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并在逐步南迁中融合汉化。隋唐时期，北方草原的突厥、回鹘等，尊崇中原礼法，联通西方诸邦，为中西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助力添彩。

“许季姜”青铜簋（图3） 西周，通高25.5厘米，口径21.4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侈口方唇，兽首双耳附象鼻形珥，方座下有缺口。通体饰直纹。器底铭文3行16字，“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许为国名，姜为姓。许国，春秋二十国之一，基本活动区域在许州即今河南许昌境内。该器反映了东胡民族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交流。

图3

人、兽纹铺首衔环青铜壶（图4） 春秋，高26.8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12.2厘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夭子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青铜壶壶口稍外侈，溜肩，肩部有对称的铺首衔环，鼓腹，圈足。壶通体装饰呈带状分布的浅浮雕，五条纹饰带中的图案以胡人舞蹈和蟠螭纹为主。胡人面目清晰，舞蹈形象生动，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雕刻工艺，还与具有中原特色的蟠螭纹饰共同雕于壶身，反映了北方地区与中原文化因素的融合与交流。

图4

“上郡守寿”青铜戈（图5） 战国，通长22.5厘米，阑宽11.1厘米。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牛家梁出土，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戈内两侧均刻铭款，一侧为“十五年上郡守寿之造，漆垣工师乘、丞鬶、冶工隶臣奇”，另一侧刻铭多模糊不清，可识别的仅有“中阳”“西都”等。据刻铭可知，这件青铜戈是在秦上郡由名“寿”的监制官监制下完成的，而该戈锐长援、中长胡三穿的形制特征，约相当于秦惠文王至秦昭王期间的战国中晚期，推测监制官应该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秦昭王）十三年伐韩取武始”的大将向寿。秦上郡是在征伐义渠戎后所设，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城东南，今鄂尔多斯东南部当时均属上郡所辖。

图5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图6） 西晋，高2.65厘米，长2.2厘米，重88.5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纯金制成，印上方为蹲踞式骆驼钮。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印中的“归义”“率善”等字样都反映了这一史实。

图6

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

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宋王朝与北方割据政权——辽、金并立的时期。虽然彼此间设置了军事防御设施，但北方民族仿照中原王朝建制、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交往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入元以后，统治者采行汉法、实行行省制度；尊孔重儒，开科取士；畅行驿路交通、鼓励经济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长城也失去了其军事防御的意义。

高翅鎏金银冠（图7） 辽代，通高30.4厘米，重830克。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专用的一种冠饰。用鎏金薄银片分别锤击，并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冠正面和两侧立翅镂孔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云纹等。冠顶缀饰道教原始天尊像。陈国公主的伯父辽圣宗以及叔父耶律隆裕都是虔诚的道教信徒，此冠以道教人物为饰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传播。

图7

《九边图》屏（图8） 明代，共十二幅，每幅纵183.8厘米，横55.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屏风正面为绢本，粘贴于十二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的画法绘简略地图。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其间边陲要地称“镇”者共九个，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太原镇、固原镇，故名“九边图”。图中还详细绘出九边之内外的城镇关堡、蒙古营帐、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主要城镇之间，标有距离里数。在第十一幅上部有题款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的墨书序文，它所摹绘的原本是成书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许论所著的《九边图论》。屏风背面粘贴纸本行书《后赤壁赋》全文，落款“隆庆三年春三月之吉，赐武进士第京营练勇参将，古燕养静山人郭全仁书”，后钤两枚小方印。

明代为防御为蒙古南下，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明代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

图8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图9） 清代，高10.4厘米，边长10.5厘米，内蒙古博物院藏。清代在蒙古地区遍设盟旗，旗为清朝国家行政体制中蒙古地区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旗之最高长官称札萨克，选自效忠清廷且军功卓著的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可世袭罔替。此印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予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松喇布之印。

图9

编辑：卢阳苏艳芳

审核：冯朝晖

复审：崔波

本文刊登于2021年11月16日

《中国文物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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