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多维理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

作为数字经济的典型经济形式和组织结构，互联网平台企业关涉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产业经济理论讨论的范围，其“触角”已经到达政治权利、社会生活、公众心理、文化传播、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平台以网络通信技术和双边算法（或多边算法）等系列技术为基础，附着其上的价值则是利益相关方围绕互联网平台展开的各类交互行为的直接或间接体现。而无论是“平台”本身，还是“治理”本身，抑或是“平台治理”，都是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理性（或者“有限理性”）行为的产物。理性与感性相对，重在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演化原则来思考，将行为目标化，追求回报最大化或满意化。从理性视角出发去考察平台，意味着从多维视角去解构平台主体行为逻辑，同时考察其背后诸治理主体的理性倾向，从而提出完备的全景式治理框架。

政治理性视角

从政治理性视角来看，平台组织建构其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在资本力量的裹挟之下孪生出侵蚀公权力根基的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分流了政府组织能力。同时，互联网平台由于其开放性和分散性的特征，会冲击既有政治秩序，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造成公权力被侵蚀的原因众多，而之所以说信息技术加持下的平台企业最为典型，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平台组织已经渗透到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日常生活，其“触角”几乎延伸到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领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政府管理模式。

一方面，传统政治学关于国家公权力的根基性假设——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正在逐渐被平台组织所侵蚀。平台组织有着高度的信息集中度，其掌握的数据远远超过了政府组织的传统统计数据，而运用大数据可以产生远超过传统治理机制的影响，甚至具有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潜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扩大了政府组织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范围、扩展了技术深度，改变了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也分流了政府组织能力，这一点在应急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平台组织往往要比政府组织具备更强的响应能力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平台组织的数据集中推动了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互联网协议加持下的信息管理模式天然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组织对企业、组织或个人在平台上的行为缺乏及时而全面的控制；与此同时，网络开放性意味着，在缺乏有效管控的前提下，各类非法组织或个人甚至可能利用平台组织进行意识形态输入或所谓的“颜色革命”，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技术理性视角

技术理性视角在于审视平台及其治理，厘清平台背后的技术支撑及其技术逻辑。一方面，支撑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实质上是一系列技术集合，包括各种类型的算法、数据采集技术和数据管理技术、算力技术，等等，而且互联网平台技术集合本身和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集合存在着诸多交集。互联网平台技术处于持续演变过程中：其一，核心算法技术从最初期的信息查询类算法、经历信息共享类算法、信息搜索引擎算法，直至现如今的信息匹配算法、信息推送算法等；基础数据技术则包括各类数据采集技术和数据管理技术，前者如传感器网络、图形界面技术、鼠标、浏览器等，后者主要是指各类数据库技术，如关系数据库、网络数据库、分布式数据集、数据仓库、大数据技术，等等；也包括必要的基础技术，如数据安全技术、隐私保护算法、区块链技术，等等。

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技术集合存在着多种技术逻辑，其核心主要包括三类技术逻辑：其一，数据采集与再交换逻辑；其二，技术分解与聚合带来的技术体系性能综合性提升；其三，互补性技术创新带来的平台技术创新和技术生态的整体跃迁。首先，数据采集与再交换逻辑是平台得以存在的基础逻辑，“数据采集”与“数据再交换”不可隔离；如果仅仅是数据采集，那么平台企业将退化为数据采集组织或者数据清洗团队等形态；如果仅仅是数据再交换，那么平台企业将退化为数据流通中间商形态；平台企业正是通过采集来自多个信息源的数据并加以清洗、聚合和结构化等数据管理操作，然后将处理后的数据加以交换或分发（交换也存在两种基本形式，数据主体与平台企业直接进行数据交换，或者，数据主体之间直接通过平台建构的数据标准来进行数据交换）。其次，技术分解与聚合是互联网平台获得技术效率的永恒逻辑：数据采集技术本身就是分布式技术，其技术形态可根据技术应用场景而进行适配性变化；中间数据存在结构化到非结构化的多种模态，但可通过数据清洗、增删、补全等技术完成格式统一；技术聚合则是数据交换得以实现的基础。

最后，作为一类特殊的数字技术，互补性技术创新赋予互联网平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源动力。互联网平台连接的诸多主体之间的技术耦合在生成技术生态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内外部技术需求；内部需求主要是指平台技术体系内部的各个技术子系统之间的技术耦合和技术流程，外部需求主要是技术需求方对平台技术提供方的各类技术需求；两类需求共同推动互联网平台形成模块创新、结构优化、模块重构和系统重构等创新机制。

经济理性视角

在经济领域之中，互联网平台和平台经济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从经济理性视角去审视平台与平台治理的研究在现有研究中占比最大。平台经济从技术实现形式上看，是数字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经营主体来看，也是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平台组织的商业模式来看，平台组织提升市场中信息的流动速度和分享效率，弥合了工业时代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巨大“缝隙”。

平台商业模式为美国雅虎公司首创，虽然其商业模式内涵几经变化，经济形式也存在多种经济机制和功能属性，但其经济本质仍然是通过平台构建经济网络中存在的网络效应，利用信息交流平台获得市场内的信息优势而获得经济收益，并通过交叉补贴维持平台的交易量。而这也决定了平台行业内部的特征分布和组织内部的经济均衡。其一，平台经济组织最为显著的经济运行机制特征是市场成熟前期的高额补贴和在短期内获得大份额市场占有率，平台组织所在行业往往呈现出一种“70—30”的特征分布：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往往在70%以上，而行业内其他细分市场上其他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的总占比不会超过30%。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上述特征分布的极化程度越来越高。其二，作为平台经济的一“极”，消费端的需求分布往往呈现“长尾效应”，消费多样性极大提升了消费者经济剩余。其三，平台经济的“长尾效应”在激活面向特定消费领域的大规模创新创业活动的同时，也极大限度地挤压了消费领域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

社会理性角度

从社会理性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网络中的热点，实则存在典型的“双刃剑”社会效应。一方面，平台为社会公众和各类组织创造了新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其包容性之强，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快捷通道并拓展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平台的出现也意味着新社会风险源的诞生，它改变了社会风险的生成机制，扩大了社会安全风险的可达范围，是风险社会形成的主要推手之一。

从社会整体性来看，无论是传统社会安全的范围还是新兴网络安全的保障方式，都需要平台组织的有效支撑。从社会技术系统的角度来看，网络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已经涵盖了社会各行各业，而平台组织实际上成为各类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的集散地，任何社会风险都可能通过平台而被无限放大。

网络社会风险具有层次性、无限扩展性和即时性等特征，层次性来源于计算机网络协议的技术特征，无限扩展性来源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扩散，而即时性则在于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各类应用程序（APP）（如二维码、人脸识别、移动支付等的普及）在平台组织的广泛应用，创造出新的社会消费、生活和沟通交流的模式，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平台安全风险成为网络社会安全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恶意盗取公民信息、“人肉”搜索、网络暴力、恐怖活动线上招募成员与募集资金等行为屡见不鲜，媒体虚假信息可通过平台组织而高速、广泛传播，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甚至生命和财产安全因平台运行逻辑而受到威胁。

历史理性角度

站在历史理性视角，平台组织既是国家区域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也是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的重要通道之一，更是社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自我国“丝绸之路”开文明交流之滥觞，中华文明始终保持以一种包容和平共存的开放姿态倡导世界诸文明交流。从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到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政府组织或各类平台组织都积极致力于国际对话，积极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互联网平台组织以其固有的全球性和开放性技术属性，拓展了向世界展现文明魅力和国家魅力的渠道，推动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提升了中华文明吸纳世界先进文明精粹的能力。

平台组织既是我国信息通讯人才的“蓄水池”，也是科学技术和发明创新，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的“推进器”。在中华民族由于各种原因错失前几次工业革命而羁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平台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我国引入世界技术并参与全球科学技术创新大局的重要推动者。然而，平台组织作为社会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塑造者，同样存在双重效应。融媒体时代，互联网平台因其内容表现形式丰富、传播高效、互联互通等优势，既可以主动策划、发起正能量主题活动，助推网络文明建设，也存在因缺乏治理而成为“丧文化”“祖安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滋生之地的潜在风险。

心理理性视角

从心理理性视角来看，平台组织提供的即时信息交互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主要是指网络用户）对实际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的心理感知方式和感知效果，让技术使用者产生了空间距离被缩短和时间间隔被压缩的心理错觉，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居住地选择和工作选择。网络互动存在的主体可匿名化特征在诱致大量网络欺凌现象的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影响使用者的心理效应机制，包括积极心理效应和消极心理效应。一方面，便捷的交流技术使得个体因在网络上获得亲密的友谊而感到愉悦，特别是对内向型人格的人而言；网络环境让沟通双方比现实中有更多的自我表露，双方讨论得更加充分，从而能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使得人类网络互动行为大大增加，挤压了原有的社会交往互动，减少了人类的社会参与，心理幸福感水平会随之下降，甚至可能导致群体性的孤独感、抑郁感、冷漠感、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感。

互联网平台的另一个隐患在于降低了网络接入的年龄限制，使得很多青少年在心理未成熟期就直接接触到不良内容，诱发青少年犯罪。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技术进步，平台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无孔不入的监控功能，在缺乏规制的条件下极易被滥用。而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创新，尤其是智能推荐算法的大范围使用，社会公众越来越受到网络“回音室效应”的影响，不知不觉中窄化自己的眼界和理解，走向故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

环境理性视角

环境理性视角首倡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大多数互联网平台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等低碳行为的积极倡导者。一方面，平台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范式指导下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互联网平台并非如其广告宣传中或者社会公众印象中那般环保低碳。随着互联网平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大量的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投入使用，互联网平台成为能源消耗大户。对于平台组织而言，计算中心和数据中心的建设和使用，与其他企业或组织并无二致，都存在碳排放问题；而现有的人工智能架构以数据驱动型算法为核心，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是其核心基础设施，其能源的边际利用率会随着数据量和计算量的增加而降低。在平台产业层面，华北电力大学和绿色和平组织2019年的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达到9855万吨，预计到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63亿吨。可以说，剧增的用电量与碳排放是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隐形杠杆”。虽然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目前的碳排放行业排行中尚未进入前十名，但按其目前的能源消耗增速，很快就将位列排放大户。

另一方面，平台组织正在逐渐成为低碳行动的重要参与者，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规则已经成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组织必须遵守的治理规则；相当一部分平台组织也已成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平台，对于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公众参与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被作为一项环保领域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公众在自身环境利益的驱使下有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甚或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求，而平台则可以成为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双向沟通的桥梁之一。

03

互联网平台的协同治理机制

传统平台治理往往强调政府联合第三方组织规制平台企业的经济行为。然而，正如全景式治理框架所强调的，平台治理不仅仅需要政府、平台组织和第三方组织积极参与，还需要将广大的平台利益相关方纳入治理过程中。在确立平台治理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梳理不同平台治理主体的价值分工，结合平台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选择与之契合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才能最终形成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协同治理机制。

首先，针对平台组织，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形成价值共识，这是多元治理主体进行合作和协同治理的根基所在，也是全景式治理框架的内在要求之一，即全方位科学看待平台治理。具体来看，“包容、共享、审慎、负责”是平台治理中平衡发展和治理的价值原则。“包容”在于对市场主体的非主观故意、轻微且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首次违法行为建立容错机制，给予当事人改正的机会，尊重技术进步的发展规律和创新创业的市场规律，为新事物、新业态，为企业家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预期，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共享”在于明确平台治理的公共价值，应当为所有平台利益相关方所共有，同时兼顾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平台治理的机会平等，提升利益相关方的治理能力，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共同进步。“审慎”在于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负责”意味着平台发展与治理应促进社会向善、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应促进协调发展，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网络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

其次，梳理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分工，治理主体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充分发挥治理主体各自的治理优势，最终形成治理合力。如全景式治理框架所示，平台利益相关方都是平台治理主体。考虑到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优势各异，为了兼顾治理成本和治理效率，故而应围绕平台组合和公共部门为核心，遵循公共价值共创的原则，形成“政府领导、平台参与、社会协同、公众监督、法治保障”的有效治理分工和合作机制。事实上，站在价值分工的角度，多元协同的合作治理实际上也是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的客观要求。最终，探索形成平台组织积极赋能公共部门、公共部门有限赋权平台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并加以监督的良性共治“循环”。

04

结 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建构出大规模、复杂性的商业生态体系，并在其中日趋占据信息、资源与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对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力和复杂多样的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基于“理性—动机—行为”逻辑视角，从政治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历史理性、心理理性和环境理性等七个维度综合考察了互联网平台的理性属性后发现，围绕互联网平台的利益相关方赋予互联网平台丰富的理性内涵，同时，各利益相关方作为平台治理主体存在不同维度的理性偏好和差异化的治理能力。围绕多维理性、多元主体和差异化治理能力等维度构建全景式治理框架，有助于平台“良序”治理。在全景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协同共治机制的实施机制，研究提出：平台治理首先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基本的公共价值共识，并从平台组织积极赋能公共部门、公共部门有限赋权平台组织、第三方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并加以监督等三种治理路径，形成多元利益主体良性互动的协同共治机制；同时，为了平衡发展与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应秉承迭代优化思维，保持协同共治机制的动态互动，形成融合敏捷治理、适应性治理、探索性治理等新型治理理念和范式的综合治理体系。最终，以“良治”为平台组织乃至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