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蜻蜓眼玻璃珠

蜻蜓眼玻璃珠（图1），战国，甘肃省博物馆藏。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制作于公元前16世纪埃及地区。玻璃珠纹饰象征神人眼睛，多作护身符之用。蜻蜓眼玻璃珠经欧亚草原向东传入中国，约公元前500年传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国内出土发现的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为西方舶来品，属于钠钙玻璃。

图2 蜻蜓眼玻璃珠

蜻蜓眼玻璃珠（图2），西汉早期（约公元前1世纪），广东省博物馆藏。当蜻蜓眼玻璃珠传到楚国时，楚人开始仿制，成分以铅钡或钾钙为主。此件蜻蜓眼玻璃珠，经成分检测为铅钡玻璃，为中国原产，见证了西方工艺中国化以及在国内从北向南传播的过程。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蜻蜓眼玻璃珠，颜色主要是蓝色、不透明，珠表面嵌饰黄、白、蓝相间的圆圈眼纹，形似蜻蜓的复眼。

图3 翼兽青铜提梁盉

翼兽青铜提梁盉（图3），春秋，甘肃省泾川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该青铜盉巧妙地设计成一只具有双翼的四足兽，以龙为提梁，以凤为盖钮。翼兽形象早期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及亚欧草原，约在战国时期传播到中国。

图4 高浮雕兽面纹金带扣

高浮雕兽面纹金带扣（图4），战国晚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金带扣的主体为一兽头，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出；兽头上镂雕出龙兽相斗的图案，并装饰有连珠纹、卷云纹、羽状纹等；兽头的眼部镶嵌蓝色玻璃珠。此器物具有中原华夏与边陲戎狄两种艺术风格。

图5 玉玦

玉玦（图5），石峡文化，广东省博物馆藏。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至西周早期，墓葬中随葬的有角玦饰等玉器，说明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或珠三角地区的玦饰结合了南渐的中原商周礼制。该种玦饰的传播影响到越南北部乃至东南亚部分地区，显示出珠江三角洲与东南亚早期的文化传播。

图6 熊饰空心砖踏跺

熊饰空心砖踏跺（图6），西汉南越国，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熊寓意勇猛和强悍，商周时期已是常用的装饰题材。至秦汉时期，熊的艺术造型更加丰富多彩，代表拥有者特殊的身份地位。汉代以熊做装饰的残砖在甘肃酒泉和广东广州皆有发现，纹饰皆作熊正面踞姿状。无论是西北中央王朝的军事边塞，还是南方边远属国的华丽殿宇，都采用图案造型相近的建筑构件，体现出汉代诸侯等级制度、礼仪的一致性。

图7 多面体金珠

多面体金珠（图7），东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属于焊珠工艺的多面体金珠，出现于公元前500年欧洲意大利半岛地区。多面体金珠应是从海路输入中国，流传的线路应是沿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来到南海，再从合浦、广州等港口入境后传到中国内陆。

图8 鸽子纹锦残片

鸽子纹锦残片（图8），唐，甘肃省博物馆藏。中国丝绸西传罗马帝国后，倍受贵族青睐，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各国使者和商人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运往波斯、罗马。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色泽绚丽、工艺精巧、技艺高超，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不仅是中国的单向输出。隋文帝就异常喜爱来自中亚的“波斯锦”，命人积极学习，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丝织技术的发展。

图9 波斯蓝釉陶瓶

波斯蓝釉陶瓶（图9），南汉，广东省广州大马站景豪坊工地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波斯蓝釉陶瓶多数作为香油、葡萄酒、蔷薇水等液体的储运容器，大多是唐五代时期从西亚引入。此类陶瓶在我国广州、福州、扬州、宁波、桂林等沿海地区均有发现，国外分布西起非洲东海岸、东抵日本。

图10 影塑飞天

影塑飞天（图10），北魏，麦积山石窟第133窟出土，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凿以来，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重修、扩建和开凿，距今已有1600余年，与莫高窟同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艺术精髓在于泥塑、石刻，但其壁画也极为稀罕，“有龛皆是佛、无壁不飞天”，现今存有1300余平方米。伴随着佛教及佛教艺术传播，飞天经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借助衣裙和飘带，创造出韵律柔美的飞动气势和美丽姿态。

图11 广彩十三行通景图大碗

广彩十三行通景图大碗（图11），清乾隆，广东省博物馆藏。17到18世纪，许多欧美国家先后在广州设立商馆，兼行外交和贸易的功能。每个商馆办公之处门前都竖立本国国旗。此碗的纹饰描绘了广州十三行商馆的面貌，上面绘有丹麦、奥匈帝国、瑞典、英国、荷兰以及大革命前法国的国旗。

图12 铜胎画珐琅开光人物图挂罐连水盆

铜胎画珐琅开光人物图挂罐连水盆（图12），清代，广东省博物馆藏。这种罐、盆样式起源于罗马天主教做弥撒仪式，用于司仪神父洗手。17到18世纪早期，欧洲富裕家庭的餐厅旁往往会放置此类挂罐和接水盆，作洗盥之用。当时欧洲式的储水盖罐和接水盆有各种各样的材质和样式。

图13 米黄色绸缎广绣美人鱼、花鸟纹床围

米黄色绸缎广绣美人鱼、花鸟纹床围（图13），清代，广东省博物馆藏。这是一件清代外销绣品，画面上绣有两条金色卷发的美人鱼，与西方传说中的美人鱼形象十分吻合，应该是欧洲人到广州来样定制的。

图14 象牙镂空雕套球摆件

象牙镂空雕套球摆件（图14），1870年，广东省博物馆藏。在中国人擅长的奇巧技艺中，象牙雕刻达到很高境界。用一象牙球来镂雕，在小于半英寸的洞中，雕有九到十五层的球，呈现球中套球的状态，每个球体都不相连亦无接缝，且层层透雕一个套一个，皆可转动。广东象牙球一直被视为清代晚期工艺中的翘楚，充满炫技感。18世纪广东象牙球制作悄然兴起。牙球工匠须掌握一定的数学和几何学等知识，于圆球表面精准定位孔洞，然后利用车床镟削分层，最后进行雕镂纹饰。广东象牙球表面往往均匀布列14个彼此相等间距的洞口，可能是中国本土几何样式的运用。牙球中利用到的套叠格式、车镟技巧和制造工具，则跟17世纪盛行欧洲的象牙工艺极为相似。18世纪初清宫内藏有欧洲象牙车镟作品以及使用西洋车镟制作象牙的记录，却又囿于地方作坊资料缺乏，猜测在此技术交流中，曾服务于清宫的广东牙匠极可能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图15 铜胎鎏金花篮座钟

铜胎鎏金花篮座钟（图15），18-19世纪，故宫博物院调拨，广东省博物馆藏。16世纪80年代，钟表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自中国南部沿海传入。作为最早接触和制造钟表的地区，广州产品具有浓郁的中西结合的特点。广钟精巧绚丽、设计独特、汇聚各种工艺于一身，将外来技术和本地工艺完美结合，深受清宫青睐。靓丽的外表下，钟表内部有着相当复杂的机械结构，代表了与世界同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钟表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部分，反映出中国时间观念的历史转变，中国人从依赖自然现象的模糊感知逐步转向依靠钟表机械的精确时刻。至清末，分、时已成为国人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 

本文刊登于2022年5月24日

《中国文物报》5版

投稿邮箱：

wwbshouc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