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自1921年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就与历史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百年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考古学在历史文献线索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历史学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断有新的突破。概括起来看，在中华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学术成果。

纠正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我国考古学已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百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着重对夏商周三代活动范围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此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司马迁《史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础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考古学以中国考古材料为依据，对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大致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了全面发掘与研究，特别是国家推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段进程：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为文明萌芽阶段，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为文明起源阶段，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这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都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努力，又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发展大致划分为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江汉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河套文化区、辽西文化区等区系。这些区系的发展是动态的，在各区系内有具体的变化组合，区系之间更有碰撞交流。这就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在空间上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丰富了历史内容，活化了历史场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西方文明理论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基准，认为人类文明都是沿着一条河流而单线发展的，如古埃及文明沿尼罗河上游顺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个“诺母”文明发展到下游的“统一王朝”。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区分布于多个山川河流，情况非常复杂，内涵更为丰富。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宏观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国在五帝时代文明起源的1000多年时间里，基本上表现为各个文化区“多元并行”而又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到了夏商和西周早期文明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取得进展也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需要在增强融合意识、重视基础学科、开展比较研究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增强融合意识。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是“经史子集”一体，“文史哲”不分家。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也是为经史研究服务的，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有着优良的民族学术传统基础。推进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克服以往学科设置过细、学科界限划分过于严格带来的影响。要增强融合意识，让历史研究工作者更积极利用考古前沿信息，让考古工作者更好掌握古代文献典籍，并运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在更大的学术格局中实现融合发展，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重视基础学科研究。中国独特的文明史造就了独特的古典学术。例如，中国的汉字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发展到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到战国西秦大篆、东土六国“古文”，再到秦汉小篆、隶书，形成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民族特征。秦汉以后，围绕汉字产生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内容。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必须重视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古典目录学、古典版本学等基础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在汲取其精华养分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

开展比较研究。中国的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展开。例如，考古学与历史学可以联合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从而揭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在这方面，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作出了示范。比如，徐中舒先生经常以二十四史中所记载的少数民族史料印证汉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杨向奎先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做社会学调查，从而领悟到屈原《天问》是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冯汉骥先生开创西南少数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已成为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是为了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考古工作者可以与历史研究工作者一道，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例如，根据考古发掘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辽西地区普遍存在大量玉器，而且其中的高规格玉器几乎都出自高规格的墓葬、宗教礼仪中心、大型聚落中心的宫城区内，这说明这些高规格玉器应该为部落首领所使用，是宗教权力、军事权力的象征。再根据传世文献《越绝书》的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玉为兵”的时代正是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这一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互证的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有所启示，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我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的农牧生产与血缘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而且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因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管理模式而出现了“虽分工但不分家”的现象。中华文明自身独有的发展规律，还需要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联合开展深入研究。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阴阳变化”等观念，“家国一体”“和而不同”“慎终追远”“敬老爱幼”“四海之内皆兄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都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这些思想文化层面的讨论，都需要以考古学、历史学等深层次研究为基础。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待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携手合作、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