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批判与反思的博物馆人类学

——《博物馆、公众与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论集》译著导读

作者：尹凯

为了探索博物馆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助力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民族博物馆与云南大学合力推出“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作为该译丛的首部译著，《博物馆、公众与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论集》①已于2021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较之于那些鼎鼎大名的学者和耳熟能详的理论学说，迈克尔·埃姆斯(Michael McClean Ames)及其相关研究对于国内博物馆学界和人类学界来说显得比较陌生。为此，笔者将率先介绍埃姆斯的生平与学术经历，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埃姆斯在博物馆人类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之后再从“民主化的主张与困境”“分类、挪用与回应”“基于重建的批判与反 思”三个方面概述本书的主要内容。在埃姆斯看来，以批判与反思的立场来考虑现象的复杂性和文化的互惠性方能走出结构性的困境。

一、其人：迈克尔·埃姆斯的生平与学术②

1933年6月，迈克尔·埃姆斯出生于温哥华。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埃姆斯遇到了哈利·霍桑(Harry Hawthorn)和为之迷恋的人类学。

1954年和1955年夏天，他在霍桑的指导下与其他本科生开展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第一民族社区的民族志调査。在这个过程中，埃姆斯对霍桑的主张——发展“有用的人类学”(useful anthropology)——产生兴趣，并最终将之贯彻于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和博物馆管理中。

1956年，埃姆斯获得学士学位之后直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1年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1961-1962年，埃姆斯进入芝加哥大学从事关于南亚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工作。1962年，埃姆斯在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以社会学助理教授身份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1964年，他回到家乡温哥华，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退休。1974-1997年，埃姆斯担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2002-2004年间，他在退休之后还曾短暂担任该馆的执行馆长。2006年2月，埃姆斯离开人世，享年72岁。

1974年，埃姆斯接替霍桑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在任期间，他发展与扩充了博物馆的藏品，尤其是增加了来自西北海岸的人工制品。在他的领导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教学型博物馆(teaching museum)，并因其以实验性路径向公众传播文化多样性而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对于人类学家身份的埃姆斯来说，博物馆的管理与实践经历犹如一次民族志田野工作。在认清传统博物馆的操作规范与行动逻辑之后，埃姆斯开始利用人类学视角来批判与反思博物馆的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博物馆？

博物馆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博物馆应该如何处理与第一民族①、多样化公众、艺术家、学术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围绕博物馆的两级化话语促使埃姆斯著书立说，研究主题包融物馆民主化、公共服务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博物馆与第一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博览会和麦当劳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博物馆” (museums of everyday life)，文化表征与政治等。

埃姆斯对人类学的热爱是持之以恒的。他在不断思考人类学的文化阐释、学术研究的合法性、人类学学科的有用性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极具反身性的路径，即"一种自我的民族志”(an ethnography of ourselves) 。这种自我转向的“关于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研究促使埃姆斯关注一系列内生于人类学哲学、精神和世界观的问题。

其一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学术知识在加拿大的本土化运动。当 时，很多在加拿大任教的社会科学家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研究的是美国的问题。因此，如何对加拿大的本土问题开展研究不仅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还需要一个有力的推动。

其二是积极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和第一民族之间进行斡旋，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感于加拿大第一民族在博物馆和加拿大社会中的“民族学命运”，埃姆斯积极参与多项支持第一民族权利和愿景的倡议。

在笔者看来，埃姆斯的最大遗产当属基于批判与反思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兼具实践与理论、博物馆内外两种视野，埃姆斯既批判了传统博物馆的实践，又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行动。

正如埃姆斯所在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继任馆长——东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所说，“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相关性的机构，而且还留下了如何解决批判博物馆学和合作博物馆学之间关系的知识谜题”[1]在2020年出版的《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2] (Museums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Engagement) 一书中，克里斯蒂纳·克瑞 普斯(Christina Kreps)明确表示，自己的书是向埃姆斯的遗产致敬。所有这些盛赞都足以显示埃姆斯在博物馆人类学领域的不凡造诣。

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目光转向本书的主要内容。罗纳德·韦伯(Ronald L. Weber)曾在评析本书时认为，本书在各章节之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串联与线索吐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

为此，笔者将尝试从“民主化的主张与困境”“分类、挪用与回应”“基于重建的批判与反思”三个方面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二、民主化的主张与困境

在追溯西方博物馆演变轨迹时，埃姆斯阐释了博物馆从私人所有到公共开放的过程。在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中，保护、分类、阐释藏品的专业化管理与控制也随之出现。

比较吊诡的是，较之于私人收藏来说，公共博物馆承诺允许更多的公众获得参观博物馆的机会，以此来保证公共所有的藏品对公众来说是有意义 的。

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为了达成此目的的博物馆专业化，却因其与官方价值、国家认同和既有观念之间的共谋而让博物馆民主化成为一句空谈。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博物馆是以“神庙”的面貌出现，博物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巩固与合法化某些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与认识论。

一方面，博物馆强调公共教育的功能，这种自上而下、畅通无阻的传输与 控制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宣传和确立主流价值，

另一方面，博物馆经由学科体系来收藏、分类、展示自然与历史之物，进而通过贬抑或拒绝他者价值的方式来提升自我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概念日益拓展，博物馆服务公众的范围和深度开始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出现了去制度化(de-schooling)和开放存储(open storage)的尝试。

随之，我们看到几组关系之间的张力与矛盾日渐突出，同时我们也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中发现了变革的潜力，即处于中间地带的博物馆人类学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专业化与权威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固有的、天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社会-历史情境的任意性。因此，当专业化逐渐成熟，并通过诉诸于标准化操作而企图建立和维护相对独立的地位时，民主化导向的博物馆不得不一边对抗专业化与学术化的拉扯，一边对权威的价值观保持警惕。

更为艰难的是，民主化导向的博物馆还需要防止跌入娱乐化的深渊。笔者认为对上述关系要素的剖析与细分是非常必要的，这起码让我们在谈论博物馆公共服务或观众议题时明白潜在的敌手究竟是谁。在接下来的部 分，笔者将从关系主义的视角来简单描绘一下博物馆民主化的困境，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博物馆人类学居于其中的价值与潜力。

即便是在民主化概念日益拓展的当下，埃姆斯依然充满警惕地指出，允许更广泛的公众参观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公共控制程度的升级。也就是说，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博物馆转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直接与简单，即便是在民主化呼声高涨的今天，权威的价值观依然随处可见。

这时，权威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告别了专业化这个盟友，而开始与商 业化、消费主义建立隐秘的合作关系。关于这一点，埃姆斯并未将眼光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通过博览会、购物中心、麦当劳等流行文化机构所代表的“日常生活的博物馆”来揭示文化机构在形塑、引导和强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形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以博览会和麦当劳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机构经由不断地简化、重复与宣传，从而将那些源自于部分共同体的思想符号化、意象化，促使其以常规的面貌融入到日常认知与习惯结构中。

基于此，一种局部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就会被所有社会阶层所接纳，进而通过控制的特权而成为一种总括性的世界观。当这种权威的价值观披上消费主义的外衣时，公共领域的成功与衡量标准就由数量、受欢迎度、满意度、服务等方面来衡量。反观博物馆世界，博物馆是不是也走上了“人人 都将商品化“的道路呢？

在传统的博物馆思维中，好玩或娱乐要么是为了摆脱严肃而枯燥的博物馆形象，要么是以一种狂欢的形式反叛规训与治理[4]。因此，博物馆的娱乐功能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晩近的现象。

实际上，在博物馆的历史谱系中不乏与博物馆有关的娱乐机构、娱乐导向的博物馆形态、带有娱乐和休闲意味的参观行为[5]这种文化表征混乱和娱乐的反结构模式对于博物馆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不同时代情境下会以市集、露天游乐区、巴纳姆的美国博物馆、迪士尼乐园等不同形式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娱乐看似是一种最为民主的样态，实际上博物馆的娱乐功能有时候会成为权威价值观的侍从，与此同时，娱乐也会威胁到博物馆真正公共性的发挥。在埃姆斯的基本设想中，博物馆实际上是居于大学与 主题公园之间的中间地带[6]唯有时刻保持反思与批判，才能在夹缝中走出一条社会相关、公众参与和负有责任的机构道路。

三、分类、挪用与回应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食人行为可以是食物性的、政治性的、巫术性的、仪式性的、疗愈性的[7]。如果将博物馆视为一种文明社会的食人形式，那么食人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机构性的。驱散食人的神秘色彩之后，这一概念就显得相当平常，即一个群体或文化为了驯服异己的他者、获得他者的认同、保持自我内部团结和优越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把他者吃了。

作为机构的博物馆和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实际上都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吞噬他者，即通过文化的命名、分类与挪用来建构他者，进而影响我们思考他者的方式。

埃姆斯在书中描述了博物馆思考物件及其展示意义的几种路径：作为好奇之物的物件、作为自然标本的物件、作为情境主义元素的物件、作为艺术品的物件和作为本土观点之碎片的物件。

由此可以发现，他者文化世界的“客观知识”是不存在的，博物馆所在的知识话语、权力关系、时代情境通过分类和挪用的策略建构与想象了他者文化。

随着土著运动的兴起，我们开始看到土著以局内人的身份开始出现在博物馆空间中，但是即便是“本土观点”也不是万全之策，埃姆斯提醒我们，局外人或局内人都无法真正垄断文化的话语权，重要的是不同视野之间的持续对话和互动。

长久以来，人类学也通过群体命名、物件分类和人类学理论来创造性地建构土著群体和土著文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土著群体并未在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同化政策中消亡，反而以复兴的姿态要求从“民族学命运”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幅超越二元关系的复杂性图景：人类学家不断重构土著群体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而且也积极参与到印第安艺术的推广中。

其中，最有争议性的当属“土著艺术”所引发的讨论，这同时也是艺术人类学在讨论原始艺术时所广泛涉及的议题[8]长久以来，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都认为土著社会因为种种原因并不存在艺术，他们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艺术观，将艺术与审美关联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土著社会的物件往往以人工制品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博物馆中，以满足科学分类、文化研究之用。20世纪初，现代主义将“原始主义”的灵感性作品视为普遍审美的范例，在将人工制品视为艺术的同时，也主张将艺术品从文化语境中解放出来。

虽然这一认识并未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可，但是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即土著艺术开始进入艺术博物馆，并获得了与西方艺术平起平坐的机会。相应地，很多土著手工艺人开始以“雕刻家”“艺术家”而自居。

很显然，关于如何理解与展示土著艺术始终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土著艺术的意义是由其情境所决定的，因此抽离情境的艺术展示是不道德的；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指出，土著艺术可以凭借其创造性而独立存在，并以自己的方式来直接表达自己、传递信息。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将艺术与社会-历史情境捆绑在一起会阻碍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坚持艺术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就能摆脱艺术的附庸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体验经济、土著运动、艺术市场、博物馆人类学家共同促成了西北海岸印第安艺术的复兴。

其中博物馆人类学家至少以三种方式影响了土著艺术：

重构西北海岸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的意义；

推销印第安艺术与艺术家，并使之得到认可；

重新定义人类学家和博物馆的角色。

以博厄斯、霍尔姆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通过关注土著艺术形式和改变分类标准使土著艺术得到广泛的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家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博物馆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满足印第安人的文化需求，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自告奋勇前往印第安社区做顾问。

虽然以重新占有与复兴过去为己任的土著群体的确在自我形象塑造和控制阐释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土著艺术得到广泛承认就意味着土著群体摆脱民族学命运了吗？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

埃姆斯在书中用一连串的问句来讨论了这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真正的土著艺术？

传统或艺术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吗？

土著身份如何来界定？

艺术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土著艺术应当与社区保持何种关系？

……

埃姆斯呼吁我们跳出土著文化的本质主义陷阱，进而以一种变动的、关系的视角来不偏不倚地看待土著艺术和文化的变迁与复兴。

四、迈向未来的批判与反思

面对种种挑战与困境，

博物馆与人类学该何去何从呢？

所谓的有价值的批判与反思应当如何开展？

人类学能够为博物馆做点什么？

博物馆又能够为人类学做点什么？

基于重建的批判与反思是否可能？

埃姆斯对上述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笔者将在下文中尝试整合这些散落在全书中的真知灼见。

弗雷塞在I960年的书中指出，人类学博物馆的本质是相当矛盾的：

从根本上来说，作为西方机构的人类学博物馆利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科学阐释手段，为西方公众服务。博物馆尽职尽责保存的非西方文化遗产就是为了满足上述目的。虽然博物馆与人类学有责任收藏与保护人工制品及其信息，但是西方机构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却是来自其他文化。

就此而言，人类学博物馆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中非西方世界的前哨。简而言之，人类学博物馆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聚会场所。[9]

由此可见，人类学博物馆负有对社会公众和他者民族的双重责任。较之于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来说，人类学博物馆因其对他者文化的收藏、保护与展示而面临更多的争议。与此同时，人类学博物馆的这种困境也始终困扰着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

简单来说，一般类型的博物馆只需考虑博物馆所在社会的公众群体，即如何获得他们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又如何满足公众群体内部的多样化需求。人类学博物馆除了应对博物馆所在社会的公众群体外，还需要考虑被展示物件的来源文化和群体，即是否充分表征了他者文化、展示的文化属于谁、谁有权决定阐释权。

在本书中，埃姆斯讨论了韦尔什对博物馆公众的划分：他将那些前来博物馆的观看者称为“参观观众”；那些文化正在被观看者称为“被选定的文化群体”，其分别对应的是埃姆斯所说的“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和“博物馆收藏的来源群体”。

这两种公众群体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对博物馆的兴趣是截然不同的：参观博物馆的观众热衷于通过观看呈现他者文化与遥远过去的展览来获得知识与娱乐；来源群体则更关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是如何被制作成异国情调的娱乐之物供人消费。如果分别将其转化为博物馆学问题的话，那么前者对应的是教育和传播，后者则与阐释权力和表征政治密切相关。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博物馆公众群体的划分意义重大。因为关于博物馆公众的诸多研究往往只关注博物馆所在社会的公众群体，即便对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有再深入研究，也面临着忽视另一种公众群体的风险。

尤其是当来源群体因为土著运动、去殖民化等社会思潮而要求重新占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时，这种忽视就显得更加致命。在呼吁为了明天而收藏今天的时代情境中，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新博物馆类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当下正在发生变化的日常生活中，居于其中的居民应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博物馆人类学有关来源群体的讨论对此将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将两种公众群体所在的社会文化纳入到考虑范围的话，那么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议题就浮出水面。两种抱持不同宇宙观、物质观、价值观的文化体系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埃姆斯在书中指出，我们可以受惠于他者的历史，即如果我们的知识流向他者，那么也需要同等关注他者知识流向我们的过程。这个说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挑战。

首先是要走出等级结构的桎梏，进而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关系。埃姆斯遗憾地指出，土著群体难以获得一种真正的平等身份，要么是以需要被表征和帮扶的原始人形象出现，要么是以替代性方案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出现。

其次则需要通过诸多方式进行合作，比如倾听土著群体的声音、给予土著群体在博物馆工作的机会、与土著群体合作策划展览、为土著群体的博物馆建设提供咨询等。

这种以他者视角反观自我的策略显然对于博物馆与人类学具有启发，但是这种看似具有革新性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在现实操作中也不是一帆风顺，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会导致与最初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的出现。

再次则是一种知识的回流，即从他者文化中觅得实践与思想上的滋养。最 近，里约热内卢的印第安文化馆决定采纳当地知识，用切碎的香蕉茎来解决民族志藏品的虫害问题[10]。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受到澳大利亚土著本体论的启发，探讨了对话遗产模式的可能性[11]。从贬抑到合作，再到学习，博物馆与遗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正在以重建的姿态寻求迈向未来的可能性。

对于批判与反思而言，博物馆人类学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领域，埃姆斯期冀处于人类学学科边缘的博物馆人类学能够诊断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弊病，进而提供重建的可能性。

在书中，埃姆斯从应用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对人类学学科、文化机构和现代社会来说都颇有启发的两条路径。

其一是“反身人类学”的路径，该路径不仅要重新检视人类学的写作与理论的建构，而且还要将人类学知识和技术运用到管理工作中，从而进行一种工作人类学的研究。

其二是将人类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形式，很显然，这种社会批判的任务落 在了人类学家的身上。人类学家要敢于表达令人不安的社会观点，与此同时，博物馆研究员也应当扮演社会预警信号灯的角色，做一位有社会良知的研究员。

埃姆斯在书中不断重申一个观点，即博物馆人类学的批判与反思不是简单的批评博物馆，而是尝试将博物馆及其相关批评置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境中。因此，有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不仅需要结合基于实际情况的实证评估研究，而且还要认识到所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和混杂性、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机构运作的现实条件。

从这一点来看，批判与反思不是站在博物馆之外的指指点点，而是要以对博物馆内部实践与运作有所了解为前提。要想理解博物馆内部实践与运 作，要么需要博物馆工作者将自己的工作问题化、学术化，要么则需要人类学家以博物馆为田野点开展博物馆民族志研究。对内与外、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理解与共情才能保证带有问题意识的实践和诉诸行动的反思,这正是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旨趣所在。

作者简介：

尹凯，博士，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物馆研究、遗产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叙事与博物馆文化展示”(项目编号：21BMZ13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超/责任校对：徐栩)

本文来源：

《中国博物馆》2022年第一期

原标题：迈向批判与反思的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公众与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论集》译著导读

部分图片为编辑后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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