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赵毅平

杜丽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内容摘要：作为蒙古、藏民族的族群表征符号，哈达使用广泛、用量庞大，但其生产却多在异地，清代主要仰给于山东临清。临清哈达的商品化连通中原与边疆的双向文化交流，关涉消费地、生产地及流通环节三重维度，与“因俗而治”的王朝民族政策、运河文化的实践张力以及晋商所代表的民间资本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将“何以临清”的问题意识置于清代政治经济的宏观视野之中，理清“显性因子”与“隐性动力”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哈达商品化的运作逻辑，从而从根本上回答山东临清何以成为“历史的选择”。

关键词:临清哈达、发展动因、运作逻辑

山东临清位于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北口，是明清时期“南北往来交汇咽喉之地”[1]，为北方商业重镇，临清哈达业是鲁西地区标志性的手工艺符号，自清代至今，经历了多次生产繁荣期，现在仍在恢复生产中。本文将主要考察清代临清哈达的生产问题。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工艺美术多是伴随农业生产孕育并为之服务，故地方工艺又被叫作“乡土工艺”，其地域性本身便是其属性之一。而目前的民间工艺美术学界将目光更多聚焦在工艺特点、传承利用及与之相关的地方传统上，将地域性分析作为问题意识并不是常见的切入视角。然而，在清代丝织哈达业的研究中，地域性却是不可忽略的问题之一。与服务本地民众为主的手工艺相比，清代哈达的消费腹地位于蒙古、藏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藏、青等边疆地区，而生产却几乎被中原的山东临清所垄断，表现出显著的供需分离的跨区域生产特征。哈达业的异地生产，呈现出多种问题面向:供给信息的互通、生产地对异质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商品流通过程的路线选择等。从存在形态来说，清代的手工业主要是以种植为生的农民的兼业劳作，手工艺品多为自用，商品化程度极低，而哈达业却是手工艺完全商品化的一个典型。缘因异地消费市场的庞大需求，临清哈达业几乎成为临清丝织业的代名词，行业管理走向专业化和组织化，构建起稳定的行业共同体。由临清哈达所支撑的供需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不只是工艺品的简单交换，更是清代政治文化语境下多种社会关系的一个侧影，无论从问题面向还是从结果面向来看，哈达的异地生产都体现出多重关系的交织。

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曾言:“地方工艺的存在对国家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其最大的作用恰好存在于一个国家自身的自然与历史的背景中。”[2]清代哈达业的异地生产，体现出中原对边疆的资源补给，为国家政体的有序运行提供了保障。本文从生产地域问题切入，落脚于临清哈达发展动因的分析和研究，理清不同行动主体在其中的角色扮演，为理解清代社会结构提供一个佐证。

在社会活动中，“文化符号与社会结构通过历史过程和人的实践被紧密联系起来，在时间与空间的分布中产生、保持和变革意义”[3]。临清哈达作为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运河手工业的双重身份，其供需往来的联通与众多行动主体的实践密不可分，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呈现不同的意义。

在清代的社会语境下，哈达并非日常之物，而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信仰之物，“(哈达)是喇嘛和普通蒙藏两族信徒相互敬送的必备礼物，消耗量最大”[4]。清代哈达的庞大需求首先是在“国家”与“蒙藏地域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崇藏传佛教以绥服蒙藏的国策贯穿整个清代，这一政治智慧成为清王朝成功治理西北边疆的基础，其核心便是“因俗而治”，并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因俗而治”包含两个方面:在文化上认同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在政策上，清政府承认蒙藏上层喇嘛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特权。作为宗教用品的哈达，在国家权力的政治场域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高层喇嘛在执行定期朝觐制度时，呈给皇帝的贡物中哈达是常备贡品。[5]哈达也经常出现在统治者的赏赐名单之中，如康熙五十二年对宗教首领的加赐名单:“加赐达赖喇嘛重六十两镀金银茶筒一、镀金银瓶一，各色缎三十，大哈达五，小哈达四十，五色哈达十。”[6]在礼仪场合，哈达同样重要，清代民族法律《理藩部则例》中的“扈从事例”中规定喇嘛接驾必须“跪递哈达”[7]。可见，统治者与宗教首领互动的场域中，哈达承担的是礼物或礼仪用品的功能。 

除此之外，王朝统治者为构建多民族国家，彰显其对蒙藏的文化认同，多将自己塑造成藏传佛教护持者的角色，这在艺术品中亦可以找到佐证。例如，“雍和宫中的巨幅绘画《乾隆坐禅图》呈现的就是乾隆皇帝头戴黄色桃形帽，身穿黄色法衣，披红色哈达，做西藏格鲁派喇嘛的打扮高座莲花台上......”[8]哈达作为重要的宗教象征符号被融进创作中。国家权力的在场，统治者对宗教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建构，在全社会尤其是蒙藏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风俗渐盛，宗教仪式繁多。

 图1.雍和宫藏《乾隆坐禅图》，绘于乾隆九年(1744年)

就蒙古地区而言，在一年的时间周期内，超过半数的月份会举行藏传佛教的节俗或庙会。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来自清政府的鼓励:其一，广建寺庙。“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蒙古地区大小寺庙多达1500座以上”[9]，青海、甘肃等地区亦有五六百座。其二，法律规定免除喇嘛的兵役、赋税等，大力鼓励蒙古人当喇嘛。至清后期，喇嘛人数占蒙古男性总数百分之四十四，几乎占蒙古人口的三分之一。[10]大大小小的寺庙为宗教活动提供了场所:“依蒙古地区喇嘛教风俗，在每年的正月十四、六月十四和腊月二十九举行三次跳布扎;每月都要举行三到八天不等的唪经;四月办斋会;七月祭敖包;十月燃佛灯......每年三、七月举办两次为期五天的庙会，却能吸引三万多人前来赴会。”[11]人数众多的喇嘛和信众、名目繁多的宗教节庆，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寺庙经济”，这使得包括哈达在内的宗教用品的开支用度数量激增。其三，浓厚的“信仰之俗”在长期的实践中也逐渐渗透到世俗生活中，“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婚、丧、吉、凶、福、祸的观念，几乎无一不与喇嘛教有关”[12]。清人陈克绳在《西域遗闻》中曾提到藏族“色贾”婚俗:“婚姻富贵者论门户择婿，女通媒妁纳采问名，先以哈达，既允，回以哈达。乃令媒氏择日以绿松石饰于女首，名曰色贾。”[13]从宗教生活到世俗生活，哈达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形成哈达庞大消费市场的又一原因。

如上所述，具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在自上而下的实践中被创造出来，依照市场规律，本应生成与之相配合的本地供应生产关系，但事实上，这在当时蒙藏社会的生产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草原地区的蒙藏民族，向来过着“人随畜迁”的游牧生活，畜牧业发达，农业和手工业落后。“入清以后，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间手工业生产以家庭小手工业为主，它作为畜牧业的副业，生产范围非常有限，只能够制造出一些供游牧和狩猎所需的简单手工业制造品”。[14]尽管乾隆后期有大批汉族流民涌入，开垦土地，建立手工作坊，蒙古等地的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清政府规定汉族工匠必须“春至秋归”，所以被称为“雁行”工匠的汉族人在推进牧区手工业发展方面的力量十分有限。哈达生产工序复杂，在清代游牧社会的生产条件下，无法实现就地生产。

综上所述，在蒙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哈达显示出重要的应用价值，然而紧迫的消费需求与有限的生产条件之间产生强烈的矛盾，急需一个稳定的供应市场来达到平衡。

历史学家翦伯赞把临清哈达机户生产哈达的时间放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5]，这与清政府大力怀柔藏传佛教的时间基本吻合。地方志书中首次出现哈达的记载见于乾隆十四年所修《临清州志》[16]，此后的志书中也多次提及哈达织造业。学者的研究如许檀对山东经济的研究，傅崇兰《运河史话》、张从军《山东运河》等著作对哈达也多有关注。从官方叙事到经济史或运河文化研究，哈达在山东临清的时空视野中同样显现出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哈达生产为什么出现在临清?传统的解释聚焦于京杭运河的交通优势，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是临清作为运河码头的区位优势。京杭运河是连通江南与政治中心北京的“黄金水道”，共分为七个河段，临清位于会通河段北口且与卫河相交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明永乐年间会通河疏浚以后，临清成为重要的南北物资集散地。“运销整个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以供军需民用的大量的江南布匹、绸缎，主要是以临清为中转轴心的”。[17]转销品中还有一部分是南方的生蚕丝，在临清市场被山东及河南等地的商贩采购，用于丝织衣物的加工制作，这无疑为临清哈达生产提供了生丝原料。清代山东本地的丝产品此时已呈萎缩之势，加之哈达用丝讲究，要求很高，故丝料来源主要为运河带来的“湖丝”。可见，运河交通首先带来的是哈达的原料供应，其次是交通成本上的考量。相对于丝织中心苏杭，临清就水路而言缩短了900多公里，如果在苏杭生产哈达，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也不利于供需信息的传达和商品的调控。而相比更靠近北边的通州、天津等运河码头，临清在运输距离上的劣势被原材料运输所带来的益处所抵消了。对比可以发现，综合原材料供应和运输距离，临清可谓哈达生产的最优选。

其次，临清因中转贸易形成了成熟的市场环境。作为重要的漕运码头，临清吸引了外来的商贾、漕丁、游客等数量巨大的人口，这些流动人口的消费需要从市场上获取，间接形塑了临清包容性的、以服务为特色的市场环境。正如刘铁梁所言：“当人们靠大运河来生存的时候，这里就有了更大的文化包容的空间性。”[18]哈达作为异地文化，在临清被接受并逐渐形成手工业门类，正是临清文化包容性的一个佐证。同时，高度繁荣的市场环境形成临清齐全的职业门类，这对清后期哈达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清道光以后，运河淤塞，运河沿线城市失去交通优势，城市商业由此衰落。事实上，对于临清哈达业来说，运河交通阻断带来的不是商品的滞销，而是运输方式的改变。如前所述，临清因运河形成门类齐全的职业结构，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群体:脚夫群体。清后期，临清哈达由旱路转销，主要依靠脚夫人力运至转销地。历史学家许檀的研究表明，“作为丝织品市场的临清，以明隆万年间为鼎盛，到清代地位逐渐下降”[20]。然而临清哈达却呈现出同其他丝织品相悖的发展势头，清末哈达的“销售额在一百数十万元”[21]，虽然无法确定哈达具体销售额，但可以确定哈达在清末临清丝织业中占比仍然很大。运河航运虽然中断，因运河而形成的职业结构还在发生效用，间接支撑了哈达业的持续繁荣。

然而，不管是交通便利还是市场优势，都是易被关注的客观因素，人们受“环境决定论”意识影响，将临清哈达的起源单一归因于运河交通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理解一项工艺美术，也是理解我们自身，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作为实践者的织户在哈达生产中所投射的努力同样需要关注。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不是一种机械过程的自动产物，而是要通过实践者的策略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22]哈达业的高利润让织户形成利益共同体:临清哈达有“一张机子一顷地”之说。在清乾隆时期，一位哈达织造师傅每天的工价相当于六个泥瓦匠的收入，足够维持五个人的生活。通过表1可以看出，18种丝织品中，长两丈宽一尺六的一匹“四头丈哈达”在清末的工价高达六千一百两，即使工价最低的斗贰官绢一匹也达一百二十两。六四小绸等民族用绸虽然在工钱上不如哈达和佛字等宗教所用丝织品，但是仍以百两为单位计数，工价较普通丝织品可观。

表1.清光绪三十四年部分临清哈达、民族绸种类及其工钱(计数符号:苏州码子[19])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哈达织户在工艺技术和行业管理上建立了严密的秩序。对工艺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如果说，运河交通是临清哈达生产的客观动因，那么，织户基于共同体意识的自我管理就形成了哈达生产的内在动力机制。

明清时代的商业贸易很大程度上源于南北发展不平衡，其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余缺调剂的重新分配，而这一分配行为的实践者便是商人。明清史研究学者赵轶峰指出:“帝制体系所提供的大空间共同秩序、都市系统、交通设施，以及大空间调动社会产品的需求等，实际上提供了比区域分割或严格分层体系更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23]以清政府提供的随军贸易为契机，利用京杭大运河等国家水利工程的便利，发展起来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的众多商帮集团。其中，清代山西商帮——晋商集团发展尤为壮大，其商业触角渗透深广。晋商以盖有皇帝印玺的营业票照“龙票”进行商业活动，也被称为“官商”。在中原与蒙古及周边区域活动的晋商群体被称为“旅蒙晋商”，他们头脑精明，善于观察蒙藏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甚至会学习蒙古语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以寻找商业机会。

对于旅蒙晋商来说，建立综合性商品供应商号是常见的形式，如“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的“大盛魁”，商品齐全是一大特色。而临清哈达在蒙地的销售却形成单一商品的专营形式，由山西忻州陈氏家族所垄断。哈达之所以形成专营，最大的原因在于哈达的高利润:“绸缎、哈达至少有二倍于布匹的利润，四千匹绸缎和哈达的总值约合四万六千三百两银子，至少等于六千匹斜纹布、洋布的利润。”[24]丝织品在蒙藏民族的生活中本就属于硬通货，加之清王朝对宗教的推崇，让哈达成为最受欢迎丝织品。牧民多以牛羊来换取哈达去庙里敬佛，哈达的价值以牛羊的数量来定价，这也是哈达品种中“头”的名称的由来，如“二头哈达”“四头哈达”等。忻州哈达商根据蒙藏民族人们的消费水平、用途、使用场合的不同，将哈达的质量和等级进行分类:如特级郎尊只限喇嘛或班禅使用，价格高昂;带有花纹的八宝、佛像等哈达主要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或者供佛;较低档次的粉绢质地稀薄，也称为“三白”，主要为穷人所用。哈达的分类满足了蒙藏不同阶层人们的需求，令销量大增。具有等级意味的哈达，使用规范虽然是在政府、民众和商人的共同行动下形成的，但商人在其中的所起的作用无疑非常关键。因为商人在供给关系中占有绝对的调控权，左右着生产和销售市场，并在这个过程中攫取利益。

 图2.临清八宝图案哈达设计纸板初版

图3.20世纪80年代临清丝绸厂生产的八宝图案哈达

忻州哈达商对临清哈达的控制不仅仅在销售环节，而是一个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的资本运作过程，在临清、北京、张家口和归化城等地均设有哈达庄。忻州商在临清的哈达庄名为“大成源”，购买运河运来的丝料供应给临清织户，成品再由“大成源”收购，商人给织户折子，织户凭折子五天交一次货并领取相应的工钱，称为“五天头”。哈达织户没有资金和销售渠道，仅仅赚取来料加工的人工费，控制权完全被拥有资本的哈达商所掌握。哈达成品分为两大部分:“京庄”和“口庄”。所谓“京庄”就是运往北京进行销售的哈达，沿着京杭运河过德州、沧州、天津直至北京。“口庄”哈达被运至张家口销售或者经张家口转销至归化城，沿运河至沧州，过易县到大同出杀虎口运至归化城，路线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有所变动。归化城的哈达最大的购买人群是牧民，而“京庄”哈达主要吸引的是进京朝贡或值班的喇嘛、王公贵族。清雍、乾时期在北京建造包括雍和宫在内的藏传佛教大刹以供僧人“住锡”，“每至雍和宫附近，则常见黄袍红褂者往来其间”[25]。这些喇嘛和蒙藏贵族相对富有，所以“京庄”哈达多为高档哈达。

图4.十世班禅赠送给杨佩泽的乾隆年间特级郎尊

图5.20世纪80年代临清哈达外包装设计稿

哈达商在消费地、生产地、运输线所构成的“两地一线”的空间中，搭建起一条“内陆丝路”，运筹中原与边疆之间的信息互通及商品调控，在蒙藏民众和临清织户之间开辟出利益通道，在逐利诉求达成的同时保证了临清哈达长期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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