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以其伟大、古老和延续至今而著名于世。人们自然会追问，如此伟大的中华文明，到底源于何时何地？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答案。女娲造人，伏羲画卦，神农教民稼穑，黄帝一统天下，大禹划分九州，历代中华先祖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见诸传说，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当然就是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但近几百年以来，情势大变，先是西方人杜撰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有中国一些人发起疑古运动，内外夹击，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一度摇摇欲坠，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这样的极端言论。复原实证中国古史的重任，就这样历史性地主要落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身上。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

百年以来，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神木石峁、余杭良渚、庆阳南佐，一个个关键性遗址被发掘，一页页“无字天书”被揭开，商史成为信史，夏史基本成为信史，“五帝时代”历史也有了诸多线索。考古证据显示的中华文明开端从商代晚期，追溯到夏代晚期，从4000多年，追溯到5000多年、6000年、8000年……不断向前延伸。百年来，我们见证了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如何从被严重质疑到重新肯定，也经历了中华文明自身如何从低潮走向复兴。

大家都熟悉“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也有人说只有3700年，或者长达8000年。分歧为何会如此之大？需要从对“文明”和“中华文明”概念的理解开始。《尚书·舜典》中的“濬哲文明”、《周易·大有·彖》中的“其德刚健而文明”、《易·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等等这些周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人类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高度。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词汇“Civilization”等的意译，一般将其解释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阶段或国家阶段，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一套长久传承下来的伟大文化传统，或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实际上，“文明”“文明社会”“国家”几个概念是需要加以区分的。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续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个狭义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我们不妨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

很多人混淆了文明化进程中“起源”和“形成”这样两个阶段。中华文明形成是从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早期国家算起，而形成之前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起源过程，而且这个起源过程可以分成两大步。

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左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约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龙角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观象授时”在距今8000多年产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还发现“天梯”或“通天神庙”遗迹，白陶祭器上也有这类“天梯”图案，加上同出的大口獠牙的飞龙、飞凤、太阳等图案，显示当时确已出现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高庙白陶上还有一种八角星纹和圆形的复合图案，被认为寓意“天圆地方”宇宙观，后来传播到中国广大地区。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在和高庙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发展农业还需要很稳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也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分群、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贾湖墓葬已有分化，大墓随葬骨制“规矩”、龟甲、骨笛等“圣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已出现祭祀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可能已经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同时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环壕村落，房屋排列整齐，社会也是很有秩序。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约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东庄—庙底沟类型在晋、陕、豫交界区迅猛崛起并对外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最早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庙底沟类型的对外影响基于其社会变革所迸发的强大实力。距今约6000年以后，作为核心区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聚落遗址数量激增三四倍，出现了明显的聚落分化，涌现出数十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在核心区的河南灵宝西坡等遗址出现了200—500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以及随葬玉钺的大墓，钺当为军权的象征。随后出现了河南巩义双槐树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两个聚落遗址面积都在100多万平方米，并且都有殿堂式建筑。
　　

庙底沟时代其他地区也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出现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最高级别的墓葬仅随葬玉器就达200件，随葬品中的“洛书玉版”，被认为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和高庙八角星纹一脉相承。大约同时期，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都出现大墓，长江中游的油子岭文化涌现出多座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则有了牛河梁这样的超大型祭祀中心。
　　

我们看到，庙底沟时代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殿堂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制造需要较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显示已出现掌握公共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中华文明正式形成

恩格斯提出国家有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也就是“王权”，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以上述两个标志来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良渚遗址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坝、长提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上有大型殿堂式建筑，在级别最高的反山墓地，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围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诸多超大规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规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广大空间范围内的大量人力物力，良渚古国无疑存在区域性的“王权”。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是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该遗址发现有多重环壕，外环壕面积6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中部是由两重内环壕和九座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中间为有围墙的大型建筑区或“宫城”，中央的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多重大型环壕、殿堂式建筑、“九台”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规格物品的生产存在专业化分工，当时在黄土高原可能存在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拥有区域王权的“陇山古国”。
　　

良渚和南佐都是短时间内集中建设而成的大都邑，建设需要调动较大空间范围的人力物力，已经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地缘关系，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不过这个时期的地缘关系组织或者早期国家，还限制在中国局部地区，因此可称之为“古国”或“邦国”。当然，地缘关系的出现并非意味着血缘关系或族群的消失，实际上各族群只是经历了一番“成建制”的整合，血缘和宗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社会也都普遍加速发展，初步进入文明社会或者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郑州地区有以双槐树聚落为中心的“河洛古国”，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有城址及规模更大的墓葬，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有20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至少有120万平方米。
　　

4100年前中华文明走向成熟
　　

距今约4500年，在晋南出现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拥有宫城、宫殿建筑、高等级墓地、“天文台”等。距今约4300年，在陕北出现400万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其核心的皇城台雄伟高大，外有壮观的石砌护坡，内有宫庙区及精美石雕。黄河以南的王湾三期文化则有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重要聚落或者古城。这一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有可能形成了一个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大型社会或者早期国家，陶寺古城最有可能是其都邑所在地。黄河下游地区出现棺椁、随葬品成套的临朐西朱封大墓，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依然古城林立，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也有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古城。
　　

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晚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按照文献记载，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距今约3800年前进入以偃师二里头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阶段，之后的商代和周代是更加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的长存之道
　　

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已有“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观，这是文化上的中国能够融为“一体”，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中国地理环境广大多样，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自然具有“多元”结构或多个样貌，中华文明起源也有不同的区域子模式。中华文明诚然是各区域文明社会互相融合、各地文明要素互动汇聚的结果，但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连续性最强，多数时候都具有中心位置，起到过主导作用，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之花的“花心”。
　　

这样一个“一元”宇宙观和“有中心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中华文明，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的多个支系的社会文化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一元”宇宙观和敬天法祖信仰、“有中心多元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以及诚信仁爱、内敛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