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与陶寺的异同

良渚与陶寺的异同，主要分为六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分布，二是都邑的环境，三是城址布局，四是天文遗迹，五是埋葬的形态，六是宏观聚落。

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均十分广泛。如图一所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红圈内为其核心区，而蓝圈内则为其主要分布区。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学者逐渐认识到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应当不止局限于临汾盆地，还包括运城盆地、垣曲盆地的部分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则比陶寺文化更大一些。

 图一：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分布图

《管子·乘马》篇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自古以来选择都城，都在大山之下，广川之上，不能离水太近，也不能离水太远。良渚与陶寺在立都之时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陶寺都城位于汾河岸边，塔儿山脚，周边密密麻麻的水系既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很好地保护了都城，将洪水的力量化整为零。良渚古城同样位于两山之间，山水之中，城墙有内外城河夹抱，内部水系略呈“工”字型沟通，城外则依地势修建了庞大的水利系统。

图二：陶寺古城与良渚古城地理环境

 在城市布局方面，受地貌地形影响，陶寺古城有40至45度左右的倾斜，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存在一定程度的规划。在陶寺4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存在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已知的有宫城及宫殿、仓储区、墓葬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城址内东北部是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宫城西南近处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南部近处是仓储区。城址南部偏东是早期墓地所在，墓地再往南单独围出一个刀把形的小城，作为特殊的宗教祭祀区，内发现有著名的“观象台”遗迹和陶寺中期的墓地。城址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西北为普通居民居住区。

 良渚古城的营建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规划，有宫殿区、贵族墓葬区、仓储区等，与陶寺一样突出了以宫殿区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在核心区的布局上，两者均在夯筑的大土台上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陶寺的建筑形式与后世的殿堂类建筑更为接近。

图三：陶寺古城与良渚古城布局图

 天文遗迹上，陶寺的观象台已发现有近20年，应该存在明显的一个观测系统，初步推测有20个节气，有着较为明确的遗迹现象。而良渚的瑶山遗址也发现一些天文遗迹相关的线索，即春分和夏至的日出和日落的连线。

图四：陶寺古城与良渚古城的天文遗迹

 墓葬方面，两个遗址均发现了大量墓葬。陶寺遗址的大墓与普通墓葬处于同一个墓地，其中的大墓集中埋葬于西北地区。而在良渚遗址中，则出现了单独的贵族墓葬，并且好像是离宫殿区越近等级越高。

 从大型墓的葬仪空间来说，陶寺墓葬可以看到明显的仪式营造。以M2001为例，内室（棺内）只放随身的器物，“外室”则包括了摆放饮食、献酒仪式用具的仪式空间和摆放盛贮食器、盛贮酒器遗迹食材的展示空间，另外中型墓葬也有明确葬仪空间，如M2172的最外层的二层台还增加了助葬空间，码放了前来悼念的不同人群所呈上的猪下颌骨。良渚的大墓也有一定的葬仪空间，但是相较于陶寺不太明显。根据其随葬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空间，以头端为重，但整体重器无明确固定组合、固定位置，葬仪空间无明显有序性。

 图五：陶寺与良渚墓葬对比图（左陶寺M2001，右良渚反山M12）

 从宏观聚落来讲，陶寺与良渚均为聚落的最大都城所在地，不同的是陶寺处于宏观聚落群的中心，而良渚则处于区域聚落群的边缘地区，其中原因需要进一步探寻。

 总的来说，良渚与陶寺两者均为盆地文明，农业和手工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早期的城市，人口增加并集中发展成区域性的都邑。两者都有社会分化，形成了王权、体现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规范或制度、以及基于血缘关系的地缘关系与政治结构。同时，在良渚与陶寺文明所在的时期，广泛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成为社会的主题，其中暴力与战争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述现象包含了文明的主要的内容，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因此可以说，陶寺和良渚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

良渚与陶寺的模式比较

陶寺和良渚的文明形成有着不同的模式，称之为陶寺模式和良渚模式，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

因素“互动”——陶寺文化中的良渚因素

良渚与陶寺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发展的关系，陶寺文化中有着许多良渚文化的元素，包括玉器中的玉璧、玉琮、玉钺、蟾蜍形态等；纹饰中的鸟纹、龙（蛇）纹、神人面（冠饰）等；此外还包括镶嵌技术。

陶寺早期的六座大墓没有发现璧和琮，到了中期才开始出现。琮和璧在陶寺文化中已经没有了繁缛华丽的神性纹饰，中间的孔比较大，应当是用于佩戴和装饰使用，体现了陶寺文化对良渚元素的吸收与内化。

 陶寺玉璧与良渚玉璧

陶寺文化中的钺以多孔为特点，不具备实用性，可能为悬挂璎珞以增强其仪式性之用。M2172则发现了良渚式的风字形钺。

 陶寺玉钺与良渚玉钺

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与良渚文化玉蟾蜍相似的铜蟾蜍。类似的对于蟾蜍的呈现在后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出现。在后石家河典型的遗址中，蟾蜍以两只玉鹰勾勒出镂空的形式出现。

蟾蜍形象（左：张陵山遗址；中：谭家岭遗址；右：陶寺遗址）

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中均出现了大量的鸟纹与龙蛇纹，陶寺文化的纹饰表现形式以彩绘陶器为主，而在晚期良渚文化中则以刻画纹为主。此外以“介”字形冠饰为特色的“神人面”在陶寺与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这一类“神人面”或相关纹饰在长江中游地区、海岱地区均有发现，体现了不同文化间存在十分明显的“互动”。

 “神人面”（左：良渚文化；右：陶寺文化）

最后，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绿松石的镶嵌，这类绿松石镶嵌在海岱地区亦有发现，可能来源于良渚文化常见的各种小玉片的镶嵌技术。

 陶寺、海岱、良渚地区镶嵌技术（左：陶寺遗址绿松石镶嵌；中：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绿松石镶嵌；右：良渚文化福泉山遗址玉嵌片）

文明“以止”

无论是陶寺还是良渚，作为都邑性的文明，都具有兼收并蓄、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点。

 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陶寺文明吸收了四方文明，包括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屈家岭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的文化因素均可在其中寻得踪迹。

务实创新是长足发展的文化基因，不论是陶寺还是良渚文明，都体现出了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外来”的文明器物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进一步改造与创新。

传承发展是延绵不断的自带特征。如良渚文化中的玉冠饰，多认为继承于凌家滩的玉冠饰，而立鸟的形象则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对于都邑的规划理念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

总结

考古学不仅仅是对形而下的“器物”或遗存的分析，也不止是对物、人关系的“纠缠”研究，更应有对形而上的文明以止的“人文”的思考。

中国百年考古实践表明，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化与社会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是当时社会的显著特征。广泛而又深入的区域文化互动是当时的流行主题，记忆传承是文化演进的自带基因，务实创新是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言中华文明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良渚与陶寺等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定程度上实证了以上所言。

来源：良渚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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