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就其规模而言，博物馆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框架内一个是非常小的领域。但是，它是我国整个公共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无数像博物馆这样的小溪，汇聚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滚滚洪流。

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业界的共同努力，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回答几个根本性问题 : 我们的博物馆是否对社会很重要，他们到底能为社会、为人民，为祖先、为今人、为后代做什么？无论是眼下还是长远的是非常丰富的，有硬件的高质量，指目前中国博物馆总体的硬件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有的甚至是顶级的；也有软件的高质量，指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性生产与提供；有对一批大型优秀博物馆锦上添花的，也有对众多基层中小博物馆雪中送炭的；有业界自身努力可以做到的，也有需要社会协作实现的；有直接产生效益的，也有提供影响力或辐射力的。但无论如何，均离不开来源于实践的理念支撑、在理念指导下的创新实践以及贯穿于理论和实践始终的专业伦理的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文化遗产观念已经完成了一场蜕变：不再仅仅是罗马法律体系中“今天的人因继承而得到的财产”，而是“文化认同的方式、集体与个别记忆、或社会与文化价值载体”。如果读一读联合国教文组织 1972 年、1993 年、2003 年关于遗产的定义，就会发现文化遗产保护中“人文性”和“以价值核心”理念的不断强化。

从“挽救消失”到“价值发掘”，再到 “意义彰显”的遗产保护观念，深刻影响着博物馆领域。相应地，公共博物馆在历经 250余年进化后，无论是认识、类型，还是功能、方法，其实都与 19 世纪末欧洲的经典博物馆存在巨大差异。当博物馆处于多元的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博物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紧密关联的时候，当社会对博物馆的角色充满新期待的时候，当博物馆被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包围的时候，今天的博物馆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反映在博物馆的文化观和机构战略上。

应该说，具有当代特征的博物馆文化观正在逐步形成。博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机构，它们讲述古往今来人们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以及怎样生活的故事；博物馆不仅保存大自然造物和人类文化痕迹，更重要的是保留着对于当代社会、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基因；博物馆是受托于世世代代的（祖先、今人和后代），它以特有的身份参与社会，并通过其保护、研究和教育传播功能，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代表者。

在逐步解决博物馆基本文化观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博物馆便可以优化调整战略，扮演好保存、记录、见证和参与社会变革的角色。在战略选择中，有些事是博物馆“必须”做的，有些事是博物馆“应该”做的。

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历史不再是某种消亡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着的器官”；博物馆的收藏和研究，是为了“帮助人们看到月亮背后的光”；博物馆的传播教育，“不是为了把篮子装满，而是为了把灯点亮”。而所有这一切的达成，是博物馆研究人员、保护专家、展览设计师、教育工作者甚至服务推广人员持续不断精心策划、协作努力的结果。博物馆作为一只“手”的使命，在各个“手指”的分工与协作下才可以实现。而现在，博物馆业务功能之间的相互脱节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的矛盾。

首先，作为储存和共享更开放包容的集体记忆。记忆，是博物馆最原始、最经典的功能。“文化的价值，不仅是用它的成就来衡量的，也取决于它将如何传承下去，如何被人们记住，没有比传承了古老认同的人，更现代的了”。2018年 9 月 2 日，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大火让百万件珍贵文物标本毁于一旦。当天，巴西总统特梅尔发表声明说：“两百年来的努力、调查和知识毁于一旦，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然而，一位里约热内卢的普通市民在社交网站上留言：“我们国家本就没有政府，没有希望，现在，也没有了记忆。”

前几年，笔者代表国际博协到了火灾后的现场，更加深切体会到那位里约市民的感受。再如，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无疑是美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浓重一段，也是社会和文化现象纷繁交错的一段。洛杉矶美国西部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选取了一个人们最熟悉的标识 “66 号公路”作为一个“麻雀”，全景式呈现围绕这条公路的物与事，让观众具体直观地体会这条公路所折射的那段历史，及其对今天美国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创新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阐释。业务行为的跨学科或多学科性是当代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趋势。这里可以分享两个例子，一个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是艺术博物馆的，两个都是中小规模的博物馆。经过两年研究和策划，哥本哈根大学医学博物馆 2018 年举办展览“留神肠胃”。这是一个综合了科学、艺术和历史的实验性展览 , 揭示了在心灵与肠胃、情感与消化之间关系中数万亿微生物的作用。在这里，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我们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多伦多大学艺术博物馆 2018 年推出临时展览“睡眠画像”，以 6 件表现睡眠困难的现当代艺术作品为主线，穿插行为艺术和“创意之夜”观众分享等内容，尝试与观众一起讨论“我们的睡眠处于危机之中吗？”的问题，以批判性思维揭示由于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产生的文化焦虑造成的睡眠生物功能崩溃，表达了对睡眠作为一个紧迫文化问题的关切。

第三，服务多元化社会群体的理解与和谐。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陈列展览、社会教育项目、社区介入活动，为弥合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隔阂而和睦相处，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独特的文化贡献。几年前，我国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甲骨文展览中，有一个叫“姓属林”的小项目，把只有少数专家才可以识读的甲骨文，与每个人都有的姓氏和属相结合在一起，观众不仅是认识了几个甲骨文，而且体会到璀璨的中华古老文明其实离每个人并不遥远。相信会有观众从甲骨文中自己的姓氏和属相开始对古文字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国一些博物馆开始研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博物馆公共服务问题，除推出“关爱打工子弟”活动外，还建有专门的农民工博物馆，让远离家乡的农民兄弟们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2018 年，“严肃”的丹麦国家博物馆，专门为时尚的“00后”年轻人开辟了“角色扮演”（Cosplay）专区。它的馆长解释说：“我们就是要表达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的博物馆是包容的。”

第四，以藏品、展览知识创新助推新文化。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与收藏相结合，挖掘馆藏品的当代价值，可以成为新文化创造的“助推器”。对此，2019 年苏州博物馆“画屏：传统与未来”展上，策展人巫鸿做了这样的解释：“画屏，渗透各个领域，在中国古代艺术和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位置，与当代艺术也在继续互动。该展览主要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画屏实物和包含画屏形象的绘画作品，同时呈现一批与画屏形成或观念有关的当代艺术作品，形成古今对话。”

第五，成为社区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众与最直接、最真实的博物馆资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不仅告诉公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启发人们思考“我们将向何处去”，帮助今天的人们建立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信心。

2016 年调整后重新开放的法国人类学博物馆，常设展览分成 3 个部分，分别回答3个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向哪里去”。该展览被认为是最具想象力的展览之一，展厅中游牧民族帐篷外竖起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和帐篷内开着的电视机，出现在“我们要向哪里去”部分，没有使用任何文字，留给观众以巨大的思考空间 : 在今天信息化时代，过着传统生活的人们看着电视，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传统在遭遇什么挑战？他们文化的明天会怎样？日本国立九州博物馆开辟“后院之旅”，定期邀请社区民众访问博物馆的部分库房区和研究区，在博物馆的“幕后”与员工交流，初衷是让当地居民感受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博物馆。尽管馆长也坦言，只是在库房开几扇窗户，但用了几年的时间去说服员工接受这种做法。

第六，在各国人民之间扮演“民间大使”的角色。博物馆可以为增进不同国家间的对话和理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走进去做出独特贡献。2019 年 3 月，“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在罗马帝国广场博物馆举行，中华古蜀文明在这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罗马建筑中呈现，贯穿于展览始终的关键词：对话。

“让文物活起来”，寓意深远，内涵丰富。至少意味着，今天的博物馆至少要在以下方面下大气力：

一是连接过去与今天。通过观众与博物馆遗产资源的有效互动，让观众在遗产资源中找到自身的意义，实现观众与博物馆遗产的直接联系；创造机会，让观众与馆藏资源、与这些馆藏资源的当代意义之间真正建立联系，包括了智力层面的联系和情感层面的联系。

二是拓展藏品诠释维度。对馆藏遗产资源进行拓展型诠释，因为这些资源代表着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已经走到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走向何方。

三是提供信息的多元视角。博物馆要以独特身份参与社会，展现馆藏资源的当代价值和不同的审视角度，帮助人们理解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遗存是一种不断进化的结果。

四是以观众为核心的协作共建。博物馆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中的“以观众为核心”，包括博物馆要提供一系列增进联系、奉献、协作和共建的机会。

五是树立利益相关的合作思维。社会公众（无论是实在观众还是潜在观众）应被视为博物馆的“利益相关方”和博物馆文化的重要贡献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博物馆文化消费者。

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另一个重要角度，是基于博物馆机构所宣誓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在自身业务体系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以信息和价值为重要驱动的博物馆收藏和保护。人们经常说要让文物说话，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文物都能自己“说话”，需要信息的系统化积累、研究和提炼。绝大多数文物藏品的信息是分类或分层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藏品的留存和传续，另一方面也是文化遗产资源活化利用的前提。

就其本质而言，博物馆收藏和保护的，是作为信息和价值载体的遗产。高质量的收藏和保护，不但要考虑藏品的物质性信息、功能性信息，更要注意藏品的联系性信息和记录性信息。而藏品信息的后两个维度是许多博物馆重视不够的，眼下一些文物活化显得苍白肤浅，与此不无关系。

2020 年 2 月 17 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空军出动运 -20 飞机向武汉驰援人员和物资，那张特别的“运 -20 机票”在全网刷屏，温暖了亿万民众的心。那么博物馆在保存这张机票时就可以提出若干个问题：这张机票独特的设计创意与 2 月 17 日的武汉危机形势是什么关系？对于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员来说，这张机票与其他机票有什么特殊意义？从设计的角度、从精神的角度、从记忆的角度该如何思考？对于空军飞行大队而言，他们设计这张特殊的机票是要表达什么情绪？对危险的忧虑、对平安的祈愿还是危难时的战友之情等等，也就是要证明这张机票为什么对博物馆的收藏和保护有意义。

第二，以最出色“翻译”为核心驱动的博物馆研究和阐释。观众对博物馆的理解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信息研究成果，转换成了什么以及如何转换的。学术研究通常具有较强的抽象性，研究成果又多是对抽象结果的整理和摘要。但观众的博物馆认知主要建立在具体、真实体验的基础上。

所以，博物馆研究要赋予抽象结论以更多的具体性并重新组合。打个比方，博物馆研究者的角色，就如同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构建起原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能动关系，要能深得进去，还能浅得出来。现在一些博物馆展览内容的生涩难懂或标语累加，与此不无关联，大有改进的空间。同时，博物馆应鼓励研究和阐释的开放性和多学科性，在研究成果转化中富有一定的创意。 

第三，在服务于观众“成长”为核心驱动的博物馆教育传播。博物馆教育传播的核心是服务观众的成长，拓展观众的智慧，提供以感知为主的、多重的博物馆学习体验，增长观众自身的能力，增进观众对在博物馆所经历事物的理解。应始终定位于开发认知能力、坚持学术理性、体现关切个体和帮助适应社会。

在这方面，中国博物馆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大有潜力可挖。例如开发认知能力，是不强调向观众灌输太多有关博物馆的知识，而是帮助观众在博物馆的学习体验中提高对事物的判断和认识能力，并帮助观众在体验过程中思考问题；再如关切个体，是指博物馆的任何教育传播活动都要与观众达成和谐，要让博物馆与观众的友好交流始终成为可能。

第四，以构建新文化价值为驱动的博物馆与数字技术融合。博物馆中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是髦得合时，而是新时代人类的保存和交流两种基本行为在博物馆中的体现，借助数字技术让实体博物馆换了一个现场只是第一步。目前博物馆中的信息孤岛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十余年来，我国借鉴智慧城市理念而启动的智慧博物馆建设，虽然在设计上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仍是阶段性成果。

在高质量发展中，应继续大力推进这种集博物馆文化、技术和管理为一体的数字化实践，构建博物馆各要素的关联，形成合力，达到博物馆服务、保护和管理协同发展的目的。数字技术对博物馆的贡献是多维度的，除已熟知的数字化管理、服务和体验在技术层面的实现外，高质量的发展还应研究和尝试将数字化延伸到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层面。

第五，可持续发展理念驱动下的博物馆建设与运行。在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博物馆可以开辟新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普及和教育平台，二是博物馆机构本身应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7 个大目标及 169 个子目标中，博物馆可以为 16 个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者是引导方向的，或者是支持其他领域的。

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引进这些内容，更有利于向全世界彰显，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责任担当。博物馆机构自身也应该通过采取具体行动，让自己成为可持续环境的示范。获得 2008 年全美绿色建筑的盖蒂博物馆，除环境优美外，还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光源；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明日博物馆”，建筑设计设定，博物馆全部电能消耗的 2/3 由太阳能提供。

第六，以多种模式相结合为特色的博物馆需公众参与。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成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应大力宣传我国博物馆志愿事业的专业意义、社会意义，应全面总结各博物馆志愿者工作和“博物馆之友”工作已取得的有益经验，应进一步丰富博物馆公众参与的内容、范围和管理模式。

多种模式相结合，因地制宜、因馆制宜、循序渐进可以成为当代博物馆的一大特色。例如贡献型的参与、协作型的参与、共创型的参与、主人翁型的参与，这些参与模式都可以结合不同博物馆的情况加以尝试和推广。

第七，专业化伦理引领下的博物馆职业道德建设。一个行业、一个领域是否真正成熟，其职业道德伦理水准是一个重要标志。健全完善的、行业高度认同且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既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专业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的博物馆中，职业伦理已不仅是博物馆保持本机构良好运行的承诺，还包括博物馆对公共利益所承担的义务，是对博物馆“可做、不可做”“该做、不该做”的精神工具，是建立在公认价值观基础上，由博物馆及其从业者自觉选择的自我约束的工具。

今天的博物馆，一方面在利用职业道德准则，界定博物馆机构对于藏品、对教育、对观众、对社区的道德义务，界定好从业者个人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利用职业道德准则的工具处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博物馆外部关系，诸如经济创收、企业赞助、敏感文化物品、社区利益诉求、新型伙伴关系等。应当承认，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政策的稳定性要求，有时会出现法规政策一时跟不上博物馆实践的情况，博物馆主动通过职业道德准则来弥补这种滞后性有时是重要，甚至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博物馆高尚的、专业的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不是可有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