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文工团对国有文艺院团

正规化建设的影响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关键词丨Keywords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1951年6月召开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此后形成大中型城市设立剧院或专门化剧团，以剧场演出为主，巡回演出并重的格局。国有文艺院团的大规模建设由此拉开帷幕，但无论是对专业剧院团建设还是剧场建造都知之甚少。在1949年以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话剧和歌剧演出，从未有过场团合一、结构完整的专业化剧院团，无论是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抗敌演剧队或国统区的私营剧团，还是革命根据地的各类剧社或文工团，都是在战争年代艰苦条件下，因陋就简创作一些满足政治宣传需要的文艺作品，没有形成正规化的艺术生产管理体系。传统戏曲班社因历史传承，有其自成体系的演出模式，但是与现代技术支持的舞台艺术呈现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剧场建造方面，1949年以前全中国建成的50余座镜框式剧场，主要是借鉴英美等国商业剧场的空间格局，其特点是观众厅大而舞台空间小，并且缺少必要的舞台设备。这些问题导致无法接待欧洲传统的歌剧和芭蕾演出，影响1949年后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青年文工团分别于1949年赴布达佩斯、1951年赴柏林参加第二届和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1949年后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和先进经验，对国有文艺院团正规化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青年文工团的组建

中国青年文工团是一支非常特别的文艺队伍，它是为了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临时组建的，肩负着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中国分别于1949年7月和1951年7月两次派遣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北京及天津、东北、华东、西北、内蒙古等解放区的8个地方与部队文艺单位抽调人员组建；第二次是从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东北、华东、西北、西南、华南等57个地方与部队文艺单位抽调人员组建。

1.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背景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发起于1947年，由总部设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与常驻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国际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共同举办。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世界青联）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简称：国际学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成果。

世界青联实际上是一个以左翼青年组织为主体、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际青年组织。随着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矛盾的加深，从而导致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世界青联分裂，世界青联变成一个“主要由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青年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由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以及亚非拉国家的青年组织参加的世界青年联盟”。[1]（P4）国际学联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从一个“由全世界学生组织参加统一的国际学生组织演变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国家学生组织为主，团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学生组织的国际学生联盟，苏联成为主导力量”。[2]（P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组织和中国学联与世界青联和国际学联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对1949年后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通过这个渠道向国际社会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从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渠道又帮助党和政府开展多边外交，扩大国际联系、展现国家形象，冲破了1949年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外交封锁，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外交斗争。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称联欢节）是世界青联动员全世界的青年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活动。1946年7月召开的世界青联巴黎理事会会议决定于1947年夏天举办第一届联欢节。此次活动是战后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国际青年与学生大团结的文艺和体育盛会，目的是“促进各国青年的友谊合作与文化交流，动员广大青年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而斗争”。[3]从1947年到1959年，联欢节两年一次共举办了七届。1962年第8届之后举办的间隔时间随着世界政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基本都在7、8月份举办，为期15天左右。

2.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1949年8月14日至2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组委会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外宣传机会，决定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筹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任命肖华为团长，韩天石为副团长，率领由12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世界介绍和宣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包含由贺敬之、孙维世、丁聪等组成的青年代表35人、中国学生篮球队9人，还有一支60余人组成的青年文工团。

中国青年文工团是由当时已经进驻北平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吴雪、任虹、田雨等，华北大学文工团舒强、李焕之、王昆、郭兰英等，华北人民文工团李伯钊、金紫光、舒铁民等，以及天津、东北、华东、西北等8个地方与部队的周巍峙、马可、贾作光等文艺工作者组成。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李伯钊担任青年文工团团长，吴雪、周巍峙、金紫光等为团委。演员从6月份开始，在北平东便门内小羊毛胡同的一处大院里排练。经过多轮审查，最后确定了一批能够反映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如：秧歌剧《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光荣灯》，独舞《牧马舞》（贾作光）、双人舞《希望》（斯琴塔日哈、乌云），民乐合奏《放驴》（王铁锤、王小寿），集体舞蹈《大秧歌》《胜利腰鼓》以及李波、王昆、郭兰英的独唱和合唱等，全部节目均以我国民族乐器伴奏”。[4]（P47）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文艺代表团，青年文工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接见代表团时告诫道：“出国后要丢掉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帽子’”。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将出国任务归纳为宣传自己（主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别人、建立联系和交流经验。此外，文工团还肩负另一项任务，在“世青节”结束之后，到莫斯科参观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建设经验，特别是剧场艺术的建设经验，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所借鉴。[5]（P62）7月22日晚，青年文工团从前门火车站出发，途经莫斯科于8月9日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闭幕前的12天内，我国文工团一共演出了18场，其中剧场5场，广场13场，观众约34万人。除演出外，代表团还举行了报告会、展览会，参加了一些国家的联欢活动与营火晚会”。[4]（P51）

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完成第二届联欢节的任务后，于9月4日返回莫斯科，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和学习。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来以文工团形式活跃于农村，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文艺演出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大众的文艺需求。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对1949年后中国文艺院团的正规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文工团成员先后参观了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莫斯科大剧院附属舞蹈学校、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观看学生的表演，并进行座谈。又分组在莫斯科大剧院、小剧院和艺术剧院观看歌剧、芭蕾舞剧、话剧、交响乐，以及俄罗斯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领略了世界顶尖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增长了对苏联民族歌剧、舞剧和交响音乐艺术的感性认识，为今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的剧场艺术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范本”。[6]（P42）文工团解散后，大家又回到各自岗位投入到文艺事业的建设中。

3.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1951年8月5日至19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我国各项工作已逐步走向正轨，文艺事业的发展也比参加第二届联欢节时要成熟许多。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文化部联合组成第三届联欢节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参加联欢节的工作。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选择文艺节目，并选拔篮球和排球队的选手了，6月确定选派由332人组成的青年代表团出国参加联欢节，团长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团长为全国民主联合会总秘书长吴晗、青年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代表团中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工业的、交通事业的和治淮的劳动模范，中国各民族的和宗教青年的代表，青年工作的干部，篮球队、排球队，以及包括有歌剧队、演唱队、乐队、舞蹈队、杂技队等的文工团”。[7]

中国青年文工团是由来自全国各地57个单位共222人组成。其中团部19人，乐队51人，舞蹈队44人，京剧队7人，歌剧队28人，歌队34人，杂技队30人，舞美队9人。1951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文工团正式成立，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任团长，欧阳山尊、任虹、陈其通任副团长。文工团准备的节目有舞蹈《绸舞》《西藏舞》《扇舞》《鄂伦春舞》，男高音独唱《骡马大会》，男中音独唱《矿山工人歌》，男低音独唱《我老汉》，女高音独唱《妇女送粮歌》《兰花花》《王大妈要和平》《绣金匾》《歌唱志愿军》《斯大林之歌》《绣慰问袋》，小合唱《东方红》《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苗族民歌独唱》，合唱《黄河大合唱》，钢琴独奏《新疆舞曲》，小提琴独奏《思乡曲》，长笛独奏《牧童短笛》《匈牙利田园狂想曲》，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音乐戏剧《董存瑞》《白毛女》，京剧《三岔口》《水帘洞》，古典戏剧舞《扈家庄》，歌唱活报《并肩前进》等，此外还有杂技节目。

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演出后，青年文工团于7月16日离京出国，乘坐火车先抵达苏联，然后过境波兰前往民主德国。在柏林参加完联欢节后，又在德绍、莱比锡、魏玛、德累斯顿、克姆尼茨、波茨坦、罗斯托克、格莱夫斯瓦尔等德国城市演出。然后，又不间断地前往匈牙利、波兰、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阿尔巴尼亚等9个国家152座城市，演出437场，观众约242万人。除了演出，文工团还进行了参观、访问，参加座谈和联欢活动，宣传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向世界展示1949年后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状况，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工团分别于1952年7月25日及8月16日分两批回到北京。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回国后团员们都成为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对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和艺术人才培养起了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巍峙在文工团出访经验的艺术总结参考提纲中特别提到：“关于如何走向剧院化企业化的问题，讨论各国剧院的上演制度、保留节目、行政管理、组织观众等经验，供我们发展剧院做参考。关于提高与普及的结合问题，研究各国戏剧工作者如何与群众联系，如何进行辅导工作，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今后的做法”。[8]（P376）1952年7月31日周扬在看望文工团时，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根据我国情况来吸收外国经验。[8]（P475）1952年9月11日，经刘少奇同志批准，在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央歌舞团，归文化部领导。

二、中国青年文工团带回有助于国有文艺院团正规化建设的成果

参加第二届世青节的中国青年文工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出访外国的第一支文艺演出团体，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苏联和东欧国家专业的舞台演出和剧院管理，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出访成果对于中国国有文艺院团的正规化建设带来重大影响。参加第三届世青节的中国青年文工团，于世青节结束后，利用13个月的时间在欧洲9国进行演出交流，并学习欧洲舞台艺术的先进经验。“从交响乐到歌剧，从歌唱到舞蹈，从美术到电影，从马戏到杂技，从艺术教育到艺术院团的构建等等，团员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8]（P3）这两次出访成果对于中国舞台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建立正规化国有文艺院团、建造现代化大型专业剧场，以及培养一大批专业文艺人才。

1.建立正规化国有文艺院团

参加完第二届联欢节以后，中国青年文工团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参观学习苏联剧场艺术的先进经验。回国后，在借鉴莫斯科大剧院的运营管理经验基础上建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迈出了建立正规化国有文艺院团的第一步。尤其是“场团合一”制度的应用，开启了中国专业剧院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青年文工团于1949年9月“在回国的途中，按预定计划在莫斯科停留半月，参观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剧场艺术建设的经验”[9]（P42），他们“对以往所不熟悉的剧场艺术有了初步的认识：它不仅需要由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组成，进行科学管理和重视宣传的演出团队，还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设备的剧场，以及培养后备人才的艺术学校；而保证其能正常运营的关键，则必须积累有丰富的保留剧目，以及源源不断的新剧目的诞生。莫斯科大剧院为老北京人艺剧场艺术的起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5]（P62）有感于苏联剧场艺术的发达，中国青年文工团回国后，李伯钊、贺绿汀、马思聪、金紫光等领导同志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下，着手筹划华北人民文工团的转型。他们借鉴莫斯科大剧院的模式，于1950年1月1日将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惯称：老人艺），并成为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综合性剧院。其实早在1946年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成立之后，周恩来就曾提出，“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不但有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工农业和科学技术，也要有现代化的文艺，如国家剧院、交响乐队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艺术机构，我们都要有”。[5]（P61）由此可见，组建现代化的国家剧院早已纳入中央领导对国家建设的构想中。

北京人艺打破了中国戏剧演出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出现场团合一的剧院经营模式。在中国青年文工团首次出访之前，中国的戏剧演出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城市和乡村延续传统的戏曲演出。在乡村，戏曲班社多以流动演出的方式活跃于各个地方庙会和乡村戏台之间，而城市里多在戏园、会馆或戏院中演出。中国传统的戏班和戏园是分开的，他们各自独立经营。齐如山在《戏班》中提到“光绪以前，开戏园者，万不许成班，后来则开戏园者可成班，成班者亦可开园”。所谓开戏园者可成班，主要指在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的一些戏园经营者组建京剧班底，然后邀请名角来演出。成班者亦可开园是指一些京剧名角参股开戏园。第二种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戏剧演出，主要是抗敌演剧队以及后来改组的抗敌演剧宣传队，他们分布在全国组织抗敌演出宣传活动。此外，在国统区还有一些民间剧社和校园剧社举办话剧演出活动。第三种是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演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戏剧作为宣传工具为革命服务，主要以文工团的形式在礼堂或田间地头为群众演出。这三种情况的演出团体和演出场所都是分离的。北京人艺实行场团合一是一个创举。既然要场团合一，就得有自己的专用剧场，于是北京人艺领导向市政府打报告，请求为人艺提供一个剧场。彭真市长“以五千匹五幅布购买了私营的真光电影院”，[5]（P64）把这座原来的真光戏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儿童剧场，更名为北京剧场拨给北京人艺使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正规化国有文艺院团建设的第一步。

从1952年起，北京陆续建造了天桥剧场、首都剧场、人民剧场等，这些剧场的建成为文艺院团走向正规化，以及实现北京重点剧院“场团合一”的要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用首都剧场，中央实验歌舞剧院专用天桥剧场，中国京剧院专用人民剧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用青年宫剧场等”。[10]（P216）

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团长的周巍峙，同时也是文化部艺术局的副局长，出访期间对苏联及东欧的剧场艺术做了较为深入地了解和研究。1952年7月回国后，他认真总结出访经验，并极力推动全国文艺院团的正规化建设。1951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开启了全国各地文工团向专业化剧团转变之路，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布《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进一步提升了剧团的专业化程度。《指示》要求国营话剧团、歌剧团应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工团综合性宣传队的性质，成为专业化的剧团，并逐步建设剧场艺术；各类国营剧团都要建立正常的剧目上演制度，经常整理旧有剧目和排演新剧目，以逐渐积累一套比较优秀的保留剧目；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指定所属剧场与所属剧团订立合同，以保证所属剧团得到固定的演出场所，在条件成熟时可将剧场交与所属剧团经营管理。从这些指示精神能够看出，这些举措大多来自于青年文工团出访欧洲学习到的管理经验，同时也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指示》发布后，于195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国营剧团的整顿工作，初步确定了全国国营戏曲剧团、国营话剧团、国营歌剧团的布局，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基本完成了全国私营剧团的登记工作。发展繁荣戏剧创作、提高戏剧演出质量成为整顿后的全国各类国营剧团和完成登记私营剧团的首要任务。

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及《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对促进文艺院团走向专业化和正规化，促进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建造大型现代化专业剧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兴建大型现代化专业剧场的热潮，这些新建的大型专业化剧场几乎都是“品”字形舞台，而这种对当代剧场建造产生深远影响的舞台形制，正是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第三届联欢节后的一个重要收获。

始建于1978年12月的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是中国首次采用品字形舞台的剧场。这座剧场的建筑设计师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刘力，李畅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为剧场设计提出了许多工艺要求，其中就包括他一直所倡导的品字形舞台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应用。由于剧场占地面积有限，导致右侧台与绘景间共用，因此，只能说这座剧场具备了品字形舞台的功能，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品字形舞台，1984年开始建造的深圳大剧院是真正的品字形舞台。

所谓品字形舞台是指由主台、左侧台、右侧台及后舞台组成的舞台空间，从观众的角度看，舞台平面构成了中文的“品”字形。经过长期实践，成熟的品字形舞台通常在主台上设置桥型升降台、左右两个侧台上设置与升降台同等面积的车台，后舞台上设置与升降台面积相当的移动式转台，演出若有需要时可以移至主台上。品字形舞台的优势是能使大型多幕场景的戏剧演出实现快速迁换，或者使多部剧目实现连续上演。建于1912年的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品字形舞台的剧场。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上海、南京、南通、北京、天津等一些城市建造的镜框式剧场，其舞台形制主要是借鉴英美的商业剧场，特点是舞台小，观众席大，几乎没有舞台机械设备。这是为了利用有限的占地面积使剧场能够容纳更多的观众，以便获取更高的票房收益。受到1949年后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剧场建造技术成为必然的选择。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文艺工作者们，对于世界上先进的舞台形制和舞台设施设备并没有见识，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欧洲所学到的先进经验，为新中国的剧场建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青年文工团完成第三届联欢节交流演出任务以后，按计划在欧洲9国进行巡演和文化交流。他们先后考察了17座剧院，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德绍安哈尔特剧院。

位于德国东南部小城德绍的安哈尔特剧院（Anhaltisches Theater Dessau）建于1938年。青年文工团于1951年9月1日考察该剧院时，舞美队对舞台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一座典型品字形舞台的剧场，合理的舞台空间布局引起舞美队同志的注意，舞美队成员李畅现场量取尺寸并绘制剧场平面图。回国后，青年文工团舞美队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1954年李畅、齐牧冬、程芸平、陈治等4人依据出访带回的资料撰写《剧场与舞台技术》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剧场的建筑结构和技术原理，德绍安哈尔特剧院的平面图也收录其中。这些剧场技术资料在知识匮乏的新中国初期显得尤为珍贵，并为后来的剧场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尽管1952年底至1954年10月建造的北京天桥剧场，以及1953年3月到1956年夏建造的首都剧场都没有采用品字形舞台，但是从欧洲带回的经验，为这两座剧场乃至后来在全国各地建造的剧场，带来了大型舞台空间和全套舞台吊杆的概念，打破了原来留存下来的英美商业剧场模式。2001年7月1日实行由建设部和文化部批准的《剧场建筑设计规范》，正式确定了舞台包含主台、侧台及后舞台的空间布局，从行业标准方面确立了品字形舞台在剧场建设中的应用。

3.教育和培养大批专业文艺人才

中国青年文工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人才教育和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成员，主要来自青年艺术剧院、华北大学文工团和华北人民文工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艺骨干,但绝大多数对于苏联和欧洲的剧场文化没有认识。虽然此次访问时间短暂，仅在布达佩斯演出两周，在莫斯科参观学习两周，团员们还是开阔了视野，对专业剧院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戏剧演出的舞台呈现增加了感性认识，开始有意识地向苏联和东欧学习，在提高各自的专业能力和完善剧院建设方面有所进步。李伯钊、金紫光等人在参加第二届联欢节后建立起来的老人艺，率先成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基地，聚集并锻炼了大批话剧、歌剧、舞剧、歌舞以及交响乐等多方面的艺术人才。“根据北京市组织部的老人艺花名册，1950年1月1日是300人，1951年10月是429人”。[11]在全国推广建设正规化国有文艺院团后，老人艺的艺术队伍分流到各处，成为了全国艺术院校、院团、以及中央和地方文化部门的领导和骨干，被彭真等领导同志称之为“北京市文艺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主力军”[5]（P58）。

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对于艺术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春，文化部艺术局组织周巍峙、任虹、陈锦清、朱琳、游惠海等同志去广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了解歌舞创作及民间舞蹈传统发掘整理状况，以备从中选择出国节目。3月，以所选节目为基础，在北京举行了部分地区的歌舞会演。通过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海选，锻炼了基层艺术队伍，发现了一批顶尖艺术人才。周巍峙在选拔优秀节目与演员时，特别考虑到当时担任地方或部队文工团业务骨干的领导干部长期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中的工作经历，造成他们缺乏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文化事业建设也需要借鉴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作经验，所以从中央、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各大地区及各大军区调来大小文工团的团长及团级干部50多人。他们在完成中国青年文工团的任务之余，通过观摩和考察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艺术能力和修养。这些接受过出国交流演出和访问学习的团员，成为1949年后中国音乐、戏剧、歌剧、舞剧事业的开拓者，在促进文艺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不少艺术家经过这次出访的锻炼，开始著书立说，成为优秀的文艺理论人才。

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所取得的收获让专业艺术院校认识到向苏联学习戏剧艺术的必要性。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先后邀请7位苏联专家来华授课，“如到中央戏剧学院授课的戏剧专家有普·乌·列斯里、鲍·格·库里涅夫、格·尼·古里也夫、舞台美术专家阿·雅·雷科夫、戏剧史教师维·维·费多谢耶娃、表演课教师格·伊·柯查金娜。到上海戏剧学院授课的戏剧专家有叶·康·列普科夫斯卡娅”。[12]（P4）他们开办了多期表演、导演、舞台美术和戏剧文学的培训班，为1949年后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接受斯坦尼演剧体系训练的戏剧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结语

中国青年文工团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文艺表演团体，两次分别集结各类表演艺术人才参加第二届和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1949年之后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剧场艺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立为起点，文化部通过文件的形式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国有文艺院团的正规化建设，实行苏联大型剧院“场团合一”的制度。考察德绍安哈尔特剧院品字形舞台的收获，为中国建造大型现代化专业剧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通过两次出国交流访问也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这些由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带回的成果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戏剧发展。

70多年过去了，如今许多当年的成果已经成为中国戏剧行业所遵循的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戏剧行业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化，剧场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这些成果是否符合当今时代需要重新思考。比如“场团合一”制度真的适合每一个文艺院团吗？品字形舞台就一定是舞台形制的最佳选择吗？如今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已经取消编剧和导演的编制，而中国的许多剧院依然保留着聘用全职创作人员这一制度。当年出现品字形舞台是德国的歌剧院为了适应保留剧目的演出应运而生的，中国建造的大型剧院多为接待演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品字形舞台和复合机械舞台并不完全适合用于中国当代的大型剧院。从演出实践方面来看，全国绝大多数剧院的机械舞台常年处于闲置状态，并且后舞台也很少得到利用。当今的剧场艺术发展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的条件和国情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是值得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