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明清石刻线画展，述说历史面貌的另一面-数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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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明清石刻线画展，述说历史面貌的另一面: 原创 2022-09-01

5月18日，由西安碑林博物馆组织策划的“刻图化民——陕西明清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世界”展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这是一个立足地域文化，着眼明清两代，以石刻线画为中心的专题性展览。展览基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明清石刻线画，遴选出刻图画、宗教画、寓意画和风俗画等65件石刻线画精品拓本，勾勒出陕西地区明清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民间信仰世界，在创新展览选题、促进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创新展览主题

当下文博事业飞速发展，博物馆需要基于其传统的文化服务功能，开展高质量的展览业务，发掘新颖的展览主题。

其一在于展品的遴选。困于史料缺乏，陕西地区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学研究多年没有开展过专题性的梳理展示，以致公众对其知之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西安碑林博物馆具有极为丰富的石刻文物资源，若从观众的主观意识出发，碑林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书法艺术、石刻造像艺术的殿堂，论及石刻线画则鲜有人知。即使在数十年前，有王子云、王树村等少数学者关注，也仅限于汉代以来墓葬美术中的画像石、石棺椁、墓志等石刻文物上用以装饰的石刻线画。本次展览则是从碑林博物馆藏明清时期那些被“冷落”的碑石出发，为普通观众提供一个了解石刻线画这种石刻艺术类型的机会，也是对西安碑林博物馆丰富馆藏石刻的一次推介。

基于这样的考虑，策展人从百余件馆藏明清石刻线画中遴选出65件，发掘形像内涵，梳理图像谱系，先将相近主题、同类形象进行系统梳理，再按时代顺序排列，将时代的变化融入图像生成的轨迹中，提炼出“石刻线画”与“教化民众”两个关键词，阐释两者内在的历史逻辑与因果关系，最终形成展览主题“刻图化民”。

其二在于现实话题的提炼。短时性的特展非常需要精准地提取时代与社会的关键词，更需要使展览内容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展览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不仅是社会话题的提炼者，更应该是话题的创造者。在“刻图化民”展览中，可以看到其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及深度：如关注明清时期陕西地方官吏执政思想的，有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刘天和撰并书的《黄河图说》，记录了曾任陕西巡抚的刘天和带领役夫共14万多人疏通黄河、筑堤防洪的史实；关注百姓日常生活的，有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张仙送子像》和《福禄寿三星图》等；关注文人休闲时光的，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汪之元画竹》、清乾隆十二年（1747）《三友图》等。

展厅第三单元“崇德敬礼”

依托学术成果

博物馆的文物展览是以考古出土、传世文物为中心，以文物研究为基础的。为了使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得以完整、正确地呈现，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坚实的学术基础，从而发挥博物馆展示内容的科学性、引导性以及教育意义。

图1 明弘治七年《瑞莲诗图》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立足馆藏文化资源，多年来围绕石刻线画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为展品内涵解读和展览结构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中《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刻画综述》一文，从材料刊布、图文释读与考证、图文的刻制与流传、艺术性等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作者通过对石刻线画发展史的分期，指出明清两代处于石刻线画的变革期。由于民间信仰更加贴近现实问题，民间宗教应运而生，出现了独立的石刻线画类型，如寓意画、释道人物画、世俗故事画等能够寄托信仰、表达自我的艺术形式。这篇文章成为此次展览策划的理论基础，最终将展览结构设置为“济世安邦”“人神共福”“崇德敬礼”“福寿康宁”四个单元。在前期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积累之上，此次展览更是从石刻线画的细节出发，加深了对画面内容及其背后政治寓意、宗教信仰的阐释。如《明代秦藩永寿王〈瑞莲诗图〉碑考》一文，对明弘治七年（1494）《瑞莲诗图》（图1）进行了深入考证，识读出荷花、红蓼、茨菰、香蒲四种植物，分别寓意清廉、报本、端正、朴实。而跋文可知永寿王朱诚淋刻此图不仅为赞颂其宗兄秦王朱诚泳勤政为民的政绩，也是对朱诚泳劝诫、教育自己的回应，反映了明代宗藩政治以及儒家思想下的处世哲学。展览通过图版（图2）解读，将这件作品背后的政治表达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图2 《瑞莲诗图》线图展板

重现信仰体系

此次展览中，策展人对于展品所蕴含的情感、认知和意志具有全面的把握，而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体恰是信仰。一次成功的主题性展览，除了突出主题以快速吸引观众，建立强大的学术支撑以充实内容之外，更需要借助展览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展出的石刻线画作品中的情感表达较为贴切和集中，主要是围绕地缘关系以及在地的人际关系展开的。这批石刻线画出自明清时期的陕西，而明清时期的陕西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定位，是藩王的藩府，或是地方长官执掌的行政区划，或是百姓敬畏、生存的家园。聚合性的主题展览使得“陕西”呈现出立体、多维的情感维度。藩王上尊天子，下抚百姓，棠棣同馨；巡抚恪尽职守；百姓共成仁让之俗，祈愿福寿康宁，他们在情感维度上共同营造了生动、鲜活的历史面貌。

图3 清康熙四十三年《关夫子像赞》

展览立足发掘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体系，对其内容的流变进行梳理，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认知变化。为此，展览设置了多个信仰专题，如“儒、道、释”专题、“观音”专题、“达摩”专题、“梅、兰、竹、菊”专题、“关公”专题等。其中，在“关公”专题中，展出的清顺治十四年（1657）《关圣真君像赞》、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关夫子像赞》（图3）等反映了关羽在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随其影响力的扩大对改变社会现实产生作用，并改易形貌、扩充封号；在“观音”专题中，清康熙九年（1670）《送子观音像》则体现了百姓朴素的心理诉求；“梅、兰、竹、菊”专题中，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虚中君子》（图4）、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香节图》等作品，充分展现了儒家的平和谦恭，道家的清净自然，佛家的明心见性，官场的交游与地方治理，以及文人的气度与从容，通过对古人的生活及精神意志的表现，引导今人重视生活，充实精神境界。展览正是借助石刻艺术相同的母题，架起了区域信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图4 清康熙三十八年《虚中君子》

古人希望这些石刻线画能够在“润物细无声”中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于今人而言，也会因文脉的绵延而增添归属感与自豪感。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经济持续升温，博物馆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客厅。如何吸引人们前来观展，如何以情感人，应是后疫情时代下博物馆深入思考的问题。“刻图化民——陕西明清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世界”展在选题与展示内容上的创新，不仅以全新的视角打开了凝炼社会话题、纾解情感、塑造认知的通道，也唤起了观众对明清陕西社会氛围、文化气质以及信仰世界的回望，为博物馆短时性特展的策划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审核：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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