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政府间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

据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022年11月1日至2日应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夏巴兹总理。李克强总理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会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会见。

此访期间，双方签署和达成了多份协议/谅解备忘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这是中巴两国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最新重要成果。

中巴两国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缔约国，两国政府在此框架下签署协定，将有效阻止两国文物非法流入对方国家及其他国家，反映了中巴两国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境、携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决心。同时，巴基斯坦积极响应“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国际倡议，并与中国等亚洲10国共同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文件签署后，两国将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继续开展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目前，中国已与24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国家文物局官微）

陕西征集非遗“活化”利用优秀案例

记者2日从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该省将组织开展非遗融合创新与传承发展案例及作品征集活动，围绕“非遗原创短视频作品”“非遗摄影展播作品”“非遗三进”优秀案例以及“2022全省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四大类别进行征集。

据悉，本次征集活动主题为“触摸历史 创新传承”——非遗融合创新与传承发展案例及作品征集。活动旨在深入挖掘陕西省富集非遗资源，充分展示非遗之美，宣传推广优秀案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促进非遗“活化”利用、提升产业升级转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引领推动非遗高质量发展。

其中，非遗原创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围绕陕西省各地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突出非遗美食、非遗人物、非遗文创产品等内容组织拍摄，运用多种方式技艺展示、故事讲述、美食制作、成品展示和群众体验等多角度展示，充分体现“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摄影展播作品征集活动，征集与陕西省非遗相关的摄影作品，可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非遗十大类项目。

“非遗三进”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以陕西省各地“非遗进景区”“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工作实践为主要内容，包括非遗项目展示、非遗展览展演、非遗体验活动、非遗新媒介运用于实践等，充分体现“文化惠民、乐享非遗”。

“2022全省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征集活动，面向陕西省征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包括非遗旅游、博物馆旅游、考古遗址旅游等，在推进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等方面具有典型性和创新性；具有实践探索价值方面的成功案例。

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将分为征集启动、作品报送、投票评审、结果公布和后期宣传展示五个阶段。（中新网 李一璠）

浙江文化观察：千年青瓷何以“常青”？

“中国古陶瓷研究之父”陈万里曾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兴于北宋，在南宋时期达到鼎盛。

如何让千年青瓷“常青”？在近日浙江杭州召开的第五届世界青瓷大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聚焦“青瓷复兴·共同富裕”等话题，为青瓷的传承和发展建言献策。

“青瓷外包装的口红、青瓷釉色的服装……这些都是青瓷文化衍生品中的优秀案例。”钱塘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宋韵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召集人胡坚在大会上说，要加强对青瓷文化符号的研究与开发，打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创产品。

推进青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青瓷也乘上了“科技赋能”的“东风”。

以龙泉青瓷为例，近年来，龙泉对传统青瓷工艺进行合理的再设计、再创造，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践行“科技、时尚、绿色”新定位，探索运用数字建模、3D打印、自动窑炉等新技术，在青瓷产品中注入更多科技含量、时尚元素、情感纽带。

据悉，龙泉正在打造“龙泉青瓷非遗产业在线”数字应用。未来，该应用将搭建青瓷展陈线上平台，建设青瓷非遗资源库，把图文、音视频、VR展览等全媒体资料纳入统一数据库中，为剑瓷工匠及其作品提供一个良好的展示及发展平台。

“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都应有所限制。”国际陶艺学会中国区代表万里雅认为，青瓷要在“不可动摇的规则”中谋创新。

浙江瓷文化繁荣，龙泉窑、越窑、瓯窑等瓷器名窑散落在该省大地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瓷器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2022年，龙泉市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和龙泉剑瓷保护服务站，助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发展环境、营商环境，为“全面复兴剑瓷之都、奋力打造品质龙泉”提供了司法保障。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个入选“人类非遗”的陶瓷类项目。

“对于一代代青瓷匠人延续下来的独特青瓷烧制技艺，我们要用好知识产权守护之、钻研之、发展之。”龙泉青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星谈及，如何在青瓷创作过程中传播和弘扬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青瓷“常青”，归根到底需要依赖“人”的能动作用。

“青瓷的未来在年轻人。”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纪云飞表示，年轻人的创造力将赋予千年青瓷新的生机。在此次世界青瓷大会上，多名“80后”“90后”青瓷匠人参加“青瓷UP说”活动，就龙泉青瓷的传承、发扬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青瓷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年轻人，作为年轻一代，我是以传承和弘扬的心态来参加本届青瓷大会的。”“90后”青瓷匠人季冬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自己一开始接触青瓷是觉得好玩、神奇，但随着深入学习、研究，愈发沉浸在青瓷创作之中。（中新网 项菁 周健）

数字力量守护文化遗产

前段时间，4款出土于河北巨鹿故城的文物数字藏品在淘宝88VIP上线。阿里巴巴高级设计专家、会员设计团队负责人黄河带领团队策划了“守护远方的美好”公益项目，他们想用数字的力量，保护和传承县城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站，就是河北巨鹿。

当互联网遇上沉默的地下宋城

巨鹿故城遗址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怀波形容它是一颗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公元1108年农历八月初四，黄河决口，突如其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将整个巨鹿县城埋于地下两丈深处。810年后，民国7年（公元1918年），人们掘地打井时，才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古城。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宋代县城遗址，但巨鹿宋城的瓷器却多数流落海外。

阿里巴巴设计团队此前曾跟随乡村振兴项目走访21个欠发达地区，为当地设计县域品牌和包装，取名“寻找远方的美好”。这次，他们要守护远方的美好，保护县城的文化遗产。

从哪开始？黄河想到了巨鹿。“我们想用数字和设计的力量，结合我们集团的渠道，做一些事情。”黄河说。

他们找到了在巨鹿工作的阿里乡村振兴特派员戈新县。从2019年6月起，阿里公益遴选资深员工担任“乡村振兴特派员”，奔赴全国20多个欠发达县域，聚合平台资源，探索和落地互联网和乡村振兴结合的新模式。

今年初，戈新县来到巨鹿。来了之后，戈新县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巨鹿城下还封存着一座城。他带着设计团队的想法，找到了当地政府；当地也盼望着能推广巨鹿宋城文化，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做数字藏品。

其实，对巨鹿县文旅部门的很多人来说，数字藏品是个新概念。他们之前想建一座数字博物馆。因为大多数藏品已不在本地，他们想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展陈。沟通后才了解，原来数字藏品和数字博物馆还不一样，前者可以“上链”，能转化为数字资产，用户可以永久保存。

黄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之所以选择数字藏品的形式，是希望用这个方式让已经不在当地的文物，能得到永久性留存。

巨鹿县相关部门为团队提供了各种图片和资料。大家按照“精美、有收藏价值、易于唤起用户共鸣”为标准进行了筛选，最终选定4款流落海外的宋瓷藏品作为首批数字藏品。

期待更多支持共同守护宝贵财富

2016年，在巨鹿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来，王占强加入其中，跨界研究起了这座陪伴自己长大的古城。

现在，他是巨鹿宋城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王占强说，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基本勘察清楚宋代城墙为主的巨鹿故城遗址建筑规模范围及遗迹的分布情况。

现在，当地文旅人有两个最为迫切的想法：将“巨鹿故城遗址”申请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请专业机构做文物保护规划，将文保规划纳入整个县城的发展规划中。

“我们需要一张文保路线图。”王占强说得坦诚。巨鹿宋城的知晓度低，就连当地百姓也不清楚其价值。一旦要进行市政建设，宋城就面临被破坏的风险。他们需要让保护制度化，这样当遗址保护和城市发展产生矛盾时，他们也能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但我们缺乏请专业机构做规划的资金。”他说。

这也是一座小县城想做大规模文物保护时会面临的困境——哪里有这么多经费？

“捧着金饭碗讨饭。”当地有文旅人这样感叹。巨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蔚霞说，巨鹿宋城是巨鹿县重要的文化IP。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他表示，要守护好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他们期待着11月在巨鹿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届时，文博考古界的许多专家会来到巨鹿，和当地一起探讨巨鹿宋城下一步的考古勘探计划。（科技日报 张盖伦）

文物修复“唤醒”北海历史文化记忆

今年6月，邓世增公馆旧址一期修缮工作已全部完成。

邓世增公馆旧址位于北海市中山路191号，始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邓世增生前在北海的住址。2009年11月，市人民政府公布邓世增公馆旧址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军事史研究专家陈予欢在其主编的《邓世增将军史料汇编》一书中概述：邓世增，1889年出生于广东合浦县南康镇玉塘村（今属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支持新中国的建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长期以来，邓公馆因年久失修，加上台风侵蚀，显得有些破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2021年11月，市博物馆正式启动邓世增公馆旧址一期修缮工作。施工人员按照形制、做法、材料三保存的工作要求，将邓公馆的前院、前房、西廊房、卫生间及门卫室进行全面翻新。经过8个月的修缮，邓公馆重现往日的光彩。

文物修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展现建筑原有的风采，还要保证安全和品质。

“邓公馆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栋建筑，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与爱国精神的传递者，无论多难，我们都会尽全力去修缮。”市博物馆馆长廖元恬说，修复邓世增公馆是一节漫长的必修课。2017年，市博物馆组织相关人员开始对邓世增公馆进行勘察设计，因为没有公馆的原始设计资料与原貌照片留存，馆内残存的玻璃碎片、砖石瓦砾、墙面残漆都成了勘察人员的“宝贝”。廖元恬根据残留的建筑结构及地上的断瓦残垣，推算出房屋的原本外观、颜色与各部分的装饰花纹，成功还原了建筑图纸的绘制。施工过程中，在还原公馆原貌的基础上，还考虑到了建筑的安全，对建筑内部填充加固材料，进行“隐蔽工程”施工。

“当时，我们把图纸发给邓世增的后人看，他们十分认可，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廖元恬站在修缮好的中庭地面上，望着修缮好的前房，满意地笑了。

从外观看，邓世增公馆是一栋结合了中式结构与西式装修风格的建筑，也是三进三院合院式建筑，墙立面以淡黄色为主色，窗户及趟栊门部分以蓝色为装饰，专门定制的玻璃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了往日的风采。

“要说最难修的是建筑艺术构建部分，像拱券结构券边的装饰线等细节部分是最难把握的。”指导修缮工作的文物工程师黄赐禄向记者介绍。

“西廊房的水井给了我们施工人员一个大惊喜。”黄赐禄说，勘察的时候，西廊房地面铺满了碎石砖块，还长了不少野生植物，原本不高的井口被埋藏在砖石下面，直到施工时才被发现，荒废多年的水井被全部堵塞，现在已经修缮完成。

“修复后的邓公馆重现旧时风貌，可以用于文化旅游、建筑研究等，可谓一举多得。”廖元恬说，文物是一座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是连接古今文化的桥梁，邓世增公馆的修复是近年来我市加强文物保护力度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护历史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据介绍，我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1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36处，利用文物资源打造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5个、3A级旅游景区6个。近年来还将北海近代邮电历史陈列馆等北海历史文化景区打造成“红领巾校外活动基地”，接待学生1400余人次前来参观并开展各项实践活动。（北海日报 鲍莹）

解现实之忧，助考古人专注“诗与远方”

留住稀缺人才，需要打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不少考古人才扎根田间地头，是希望能够潜心研究。而与此同时，“人间烟火”是人才立足的根本，建设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助于让人才减少后顾之忧，从而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结果中，“飞天神韵 莫高精神——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巡展”在列。

而与敦煌文化“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考古人才招聘遇“冷”。

在讲述敦煌文明和守护人故事的纪录片《敦煌师父》中，敦煌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表示，今年考古所编制都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到敦煌的应聘者也就更少，“有五六个人报名，结果全缺考，一个都不来”。

专家表示，要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应当给予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足够的支持，并适当降低招人标准、提升人才待遇，让考古人才兼得“人间烟火”和“诗与远方”。

招聘计划经常落空

一边是考公热，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0万人；一边是考古热，众多文物、文物机构和考古相关节目走红网络。在此背景下，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应聘的“窘境”不免令人咋舌。

张小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几年考古由冷及热，是全民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比如敦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网红，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在国内不断增强，真正喜欢考古学科的人也越来越多。从大环境上看，现在确实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然而，真正从事考古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群体。

“目前，敦煌考古研究所人员紧张，只有20人左右。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只做石窟寺考古报告，这些人员依然是不够的。”张小刚说。

公告显示，2021年以来，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多次招聘，招聘对象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且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敦煌研究院人力资源处工作人员称，他们现在缺少博士这样的高层次人才，招聘计划经常落空。

据了解，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过200万人，共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但在平均数背后，各地区因经济发展不同，岗位竞争情况差异极大。其中，北京、广东报名人数均超过20万人，甘肃只有不到4万人报名。

多重因素让文物保护“一才难求”

多位受访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敦煌偏僻的地理位置，加之其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让很多应聘者望而却步。

据了解，本次敦煌编制岗位招聘要求必须是“双一流”或八大美院的硕士研究生，年龄在35岁以下。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一直是门槛较高的专业，对文化素养有一定的要求，而敦煌学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决定了从业者必须拥有对口的专业基础。

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少，更让这一局面“雪上加霜”。相对于高校里其他热门学科，考古学可谓是相当“冷门”，实习难、就业环境艰苦、方向单一等问题成为影响大学生选择考古专业的因素。

岗位待遇低更是直指人才匮乏的痛点所在。敦煌研究院是甘肃省直事业单位，隶属于甘肃省文物局。事业编制的岗位工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据了解，截至2021年6月，敦煌研究院共有职工1507人。而根据公开报告，2021年度其人员经费为8254万元。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敦煌地处西北，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与许多大城市存在差距。高校毕业后，优中择优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大城市发展，在低薪资面前，这样的岗位更加缺乏竞争力。

锁住“精英”才能更好推进行业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曹斌表示，对于任何行业来说，人才都是其发展的根本，考古也不例外。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折射出了我国文保人才紧缺的现状。

《文物调研》发表的文章《关于当前我国考古工作面临的编制与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中提到，截至2019年底，全国省级文物事业单位共有编制人数1670名，加上国家级单位的编制人数，全国省级以上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名。若以国土面积计算，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4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岗位编制不足，意味着科研人员的日常晋升通道较窄，后备力量长期难以补充。

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人才流动情况，曹斌提到，考古作为冷门专业，不只是招生规模小，还有一些同学及家长因担心就业难而放弃报考。报考考古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学校后，还面临“转专业”“大类招生分流”等考验。因此，要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必须要给予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足够的支持。同时，用人单位可以适当放低“门槛”，让更多人才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5月，山西省文物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未来5年，山西省将通过高考面向全省117个县(市、区)定向培养600位文物全科人才。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对于解决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很有价值，值得借鉴。

专家认为，要留住稀缺人才，需要打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不少考古人才扎根田间地头，是希望能够潜心研究，在考古领域有所成长、有所建树。而与此同时，“人间烟火”是人才立足的根本，建设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助于让人才减少后顾之忧，从而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只有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考古这个‘冷门’专业才能在目前有限的人才中锁住自己的‘精英’，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建设。”曹斌说。（科技日报 孙越）

敦煌石窟包括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在内的多处石窟群。1900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数以万计秘藏千年的文书与艺术品重见天日。百年来，敦煌学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石窟考古方面不断取得新发现、新成果。本文举其荦荦大者，仅就窟前殿堂遗址的发掘、北区洞窟考古的推进以及洞窟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三项成绩加以概述。

窟前殿堂遗址刷新传统认知

2021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敦煌莫高窟因为1963年的考古发掘而名列其中。

1963年7月至1966年上半年，为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考古工作人员在底层洞窟的前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施工范围内清理出窟前建筑遗址20多个，新发现了3个洞窟和3个小龛，同时出土了壁画残块、塑像残块、颜料块、调色碟、陶灯碗、陶坩埚、陶罐、刺绣、绢画、文书、唐宋钱币、象头铜铺首、鎏金铜菩萨像、木雕莲花蕾、莲花石柱础、铺地花砖等珍贵文物。

这次考古发掘发现的窟前建筑遗址，从年代上看，分属于五代、宋、西夏、元几个不同的时代，其中有的窟前建筑经过两次重修；从建筑结构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占多数的是砖包台基结构的殿堂建筑遗址，另一种是制作比较简单且规模较小的土石基结构的建筑遗址；从发掘情况来看，殿堂建筑在台基前大多砌有台阶，地面大多铺衬花砖，南、北两边夯筑山墙，后部与洞窟相连，形成前殿后窟的形式。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中较为著名的是一件太和十一年（487）北魏皇室广阳王家族供养的刺绣佛画。

在1963—1966年的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至少三次关于窟前殿堂遗址的补充发掘。1979年7月至10月底和1980年4—6月，在唐代开元九年（721）始建的莫高窟第130窟（又称南大像，内塑有26米高的倚坐弥勒像）窟前清理出下层西夏和上层清代共两层建筑遗址及窟内主室地面唐代柱穴、佛坛、铺砖等遗迹，还新发现了一个小龛；1999年6—7月，发掘了莫高窟第66—78窟窟前遗址，发现了第72—76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1999年10月，在唐代武则天延载二年（即证圣元年，695）建造的莫高窟第96窟（又称北大像，内塑有35米高的倚坐弥勒像，现窟外有1935年建成的木构建筑九层楼）窟前发现了早于五代、宋的窟前殿堂遗址，清理出清、元、西夏到唐代地面及部分花砖，发现了开窟造像时分布在地面的26个架穴以及门砧、莲花纹大石柱础等。

唐、五代以来，有许多关于莫高窟建筑情况的文字记载，如《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记载：“凿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尔其檐飞雁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于阶陛，左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亦云：“云霞大豁，宝砌崇墉。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济（际）。”这些文字描述，使我们了解到，在唐代，莫高窟的整个崖面上，分布着许多窟檐，窟檐之间用栈道通连着。当时的宕泉（大泉）河就在窟前流过，因而可以看到洞窟外观的倒影。

五代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如《敦煌录》记载：“（莫高窟）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以上是关于崖面上建筑情况的记载。虽然崖面上的这些建筑物多数已不复存在，但从莫高窟现存的五座晚唐和宋代木构窟檐实物和栈道残梁，以及崖面上的梁孔、椽眼等遗迹看，结合考古发掘出的窟前殿堂等建筑遗址提供的信息，以上敦煌文献中的这些文字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的发掘及其成果，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也就是说古代莫高窟的外观可能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窟前殿堂遗址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复原古代某个时间阶段的莫高窟外观或建筑提供参考。

北区洞窟考古的推进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长约1700余米的断崖上，根据洞窟分布情况分为南区和北区。在长约1000余米的南区，集中了原编号492个洞窟中的487个洞窟。在北区全长700余米的断崖上，也开凿有状如蜂巢的数百个洞窟，最密集处可达四层或五层。由于北区洞窟内绝大多数无壁画和塑像（长期只有第461—465窟五个编号洞窟），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为了弄清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性质及其内涵，1988年6月至1995年11月，彭金章带领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石窟逐一进行清理发掘，厘定洞窟数量，新增243个编号洞窟，发现北区的洞窟有以下几种类型：（1）专供僧人或常住于莫高窟的百姓生活起居的僧房窟。（2）供僧人禅修、诵经的禅窟。（3）兼具生活起居和坐禅修行两种功能的僧房窟与禅窟的组合洞窟。（4）用来埋葬僧人、俗弟子等佛教徒的瘗窟。（5）供佛教徒进行观像、巡礼及举行其他佛事活动的礼佛窟。（6）作为存贮物品使用的廪窟即仓库窟。

北区石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主要有各种古代钱币、生活用具、雕塑或绘画工具、木雕像、彩塑残块、壁画残块、绢画、纸画、剪纸、衣物、各种文字的文书等，其中波斯银币，西夏铁钱，西夏瓷器，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序，西夏文木印章，48枚回鹘文木活字，泥金泥银书写的藏文佛经，泥金书写的回鹘文佛经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2004年7月又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与第三卷。这是关于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的最终成果。

经过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我们认为北区的使用功能与南区不同，南区是佛的殿堂，是供僧俗礼佛、做佛事活动的场所，北区则主要是供僧众生活、居住、习禅、死后瘗埋的区域。南北两区的洞窟群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

洞窟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

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尝试编撰详细的洞窟考古报告，希望通过文字记录，绘制实测图，拍摄图版照片等方式，科学、完整、全面地整理和公布敦煌石窟的全部资料。然而，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历经四十多年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了许多失败和挫折，敦煌研究院才得以主持完成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整体规划和分卷考古报告撰写的体例，计划将其所管辖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敦煌石窟的近600个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分成100卷的考古报告整理和出版。

2011年由樊锦诗主持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正式出版。该报告以莫高窟早期北凉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并包括了周围的11个洞窟，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内容，并配有全面准确的测绘图和详备的照片图版，附录则收集了本卷洞窟历史图文资料，相关论著目录，颜料、材质分析和碳14年代测定报告，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石窟考古测绘中的应用等。

该报告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运用到考古工作中，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这一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融汇了考古、历史、美术史、佛教、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有利于永久保存、保护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为全面复原成为可能提供依据。这本报告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也为其他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范例。

目前，敦煌石窟除了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以外，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经过了10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完稿，即将出版；第3卷《莫高窟第251—255窟考古报告》与第4卷《莫高窟第260、262、263、265窟考古报告》也开始启动编写工作。

总的看来，100多年来敦煌石窟考古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需开展。近年来党和政府空前重视石窟寺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中国石窟寺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进入新世纪以后，敦煌石窟考古事业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无论是敦煌石窟及其周边的考古发掘清理，还是编写洞窟内容考古报告，乃至其他关于石窟的考古研究，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敦煌考古学人继续发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不畏寂寞和辛苦，扎实工作，砥砺前行。（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小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三星堆考古发现对于阐释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三星堆考古不仅重绘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也揭示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诸多特质和形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为人类文明史增添新的篇章。

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中国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曾经历过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青铜冶炼业的出现，一般也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较，中国青铜时代具有独特的气质与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器物形态和功能，主要以青铜礼器为其大宗，其次为青铜兵器，而青铜农器较为罕见，体现出文献记载中国早期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鲜明特点。二是青铜器包含的青铜资源、铸造工艺、使用与流动等要素，都体现着国家层面的财富集中和权力象征，这和西方世界仅以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功能性特征有着明显区别。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成就已经为我们绘出了一幅中国青铜时代极为丰富的“知识图谱”。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世界各文明古国一样，经历了悠久而漫长的发展历程。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一件半圆形的残铜片，出土环境为一座半地穴式的房屋遗址，房址的碳14测年经校正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为黄铜，即含锌的铜基合金。冶金考古证明，用原始冶炼的方法可由铜锌矿得到黄铜，如果排除地层扰乱的可能性，这就表明约7000年前，中国已经存在冶铜技艺。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系一件用范铸造的铜刀，出土地层的碳14测年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晚于这个年代的早期铜器发现更多。由此，考古学界曾经讨论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铜石并用时代”。

但是，从二里头时期到二里岗阶段开始，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青铜器已经显示出诸多统一性的特征，即以范铸技术为代表，出土器型多见鼎、鬲、簋、觚、爵、壶等青铜容器以及各种兵器，二里岗时期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器型和种类已经初步定型，并已经能制作大型青铜器，在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纹饰和铭文。其后，商代殷墟时期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不仅出土了宫殿、王陵、车马坑和甲骨文，在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也具有极高的水平。

殷墟青铜器已经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知识图谱”。首先，从器型上看，殷墟青铜器基本沿袭了自二里头、二里岗期以来的器物组合，仍以青铜容器中的鼎、簋、甗、鬲等容器为主，兼有部分兵器；从纹饰上看，殷墟青铜器不但流行通体饰以底纹，还出现了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形成繁缛富丽的风格，兽面纹（也被称为所谓“饕餮纹”）这种可能来源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良渚文化的古老神灵动物变形缩影而来的形象，开始成为青铜器上主要的纹饰；从铸造工艺上看，殷墟青铜器的合范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能够铸造出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表现出商王朝大量控制青铜资源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铸造工艺。

很显然，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铸造工业发展到殷墟时代，业已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面貌。殷墟青铜器在同时代世界各国青铜文明当中，也代表着当时东方文明体系的最高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商王朝势力的四方扩张，这种以青铜礼器为主要形制特点的青铜文化也向四方发展。除中原地区之外，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铜甗，是商代青铜器最北的一个地点；商文化向东直接进入山东半岛；向西则已进入周人发祥地的陕西关中、汉中城固等地；向东南和南方已经到达商之“南土”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广阔地区。

从形制上看，虽然此期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都开始出现许多地方性特点，例如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各种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甚至出现动物造型的青铜容器，都带有浓厚的南土文化特色，但这些青铜器基本的器种、风格以及纹饰，都与中原殷墟青铜器同出一源，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商代青铜器的“知识图谱”。

三星堆考古丰富中国青铜时代体系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自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也有学者称为“器物坑”）以来，近年来在同一地点内又先后发现了六个祭祀坑。这八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不仅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冲击，也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面貌。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大体上可作两分法：一类可视为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向长江上游的扩展，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不仅器型和中原殷商时期的同类器型基本相似，在肩部出现的牛、虎、龙形装饰，则更接近于湖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的作法。在尊、罍等器物中装盛小件玉器、海贝的现象，也曾经在湖南多次发现。为此，李学勤曾经提出一个传播路线的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三星堆祭礼坑中出土的跪坐顶尊人像 作者/供图 

三星堆出土的另一类器物，则完全是蜀地独特的创造，主要包括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各种神灵动物如鸟、龙、虎、蛇、有翼神兽等的形象，以及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具有强烈祭祀背景的器物，加之以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共同构成了一类过去中国青铜时代不曾出现过的器物群。

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全世界，也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对于三星堆不断出土的各种新的器型和品类，用人们过去具有的殷商青铜文化“常识”、对标中国青铜时代旧有的“知识图谱”，的确是无法圆满地加以解释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如果我们排除那些将三星堆文明视为“天外来客”一类的非理性思考，而是将其置之于中国古代文明丰富的内涵和宏大的体系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三星堆的这些“新事物”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古蜀先民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极其浪漫和夸张的艺术形式，尽情地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星堆青铜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其二是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两者之间形成的精巧结合，恰好是上古中国对上天、神灵、祖先顶礼膜拜的历史场景的缩影与再现。早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之后，发掘者曾认为这些青铜头像应是三星堆人心目中代表祖先亡灵的形象，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降临后的寄居之所。同时，青铜器中发现的大量兽面纹、神灵动物，则是集多种动物精灵于一体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崇拜，祭祀的对象是祖先的亡灵、各种自然神灵以及太阳神等。

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当中，属于上述这两大系统的器物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例如，多件被称为“祭坛”“神坛”的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坛”上出现了众多参与祭祀场景的人物形象。他们的身份、等级和功能都有明显的区别，很可能曲折地反映着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场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坛或神坛上设有带有柱子的平台，平台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还会出现一尊高大的神兽。与这类器物较为相似的青铜器，过去曾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过一尊“祭坛”的残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层为一神兽，上面顶着一个多层的祭坛，每层祭坛上都有成组并列的祭祀人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袍，手中有的执有棒状的弯形器物，有的则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不执任何器物。这类青铜器过去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不曾出现，应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独特创造。

那么，为何这些本来在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表现张力的考古学遗存却并不为大众理解，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也颇存歧义呢？究其根本，仍然在于人们囿于中国青铜时代旧有的知识图谱，对于原本就存在于中国古史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内涵缺乏充分理解，对于接应这些反映人类精神信仰、神灵崇拜及其艺术表达的考古材料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三星堆反映中国青铜时代的特质和形态

什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特质？张光直曾经精辟地总结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页）青铜器及其铜矿资源对于上古中国而言，与西方的青铜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张光直的观点，对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而言，青铜器绝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者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谁掌握了青铜器，谁就掌控了天下。

在青铜器具体使用的指向和功能上，祭祀和战争互为“国之大事”，决定着统治者的根本命运。就祭祀而言，张光直认为，将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他称其为“萨满式（shamanistic）世界观的特征”。主导这些祭祀活动的人员被称为“巫觋”，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沟通天地人神。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巫觋用于通神的工具和手段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有神山，即通过高山而进入神界，如《山海经》所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还有神树，即以高大的树木作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建木”“扶木”“扶桑”“若木”之类。在神树和神山上栖息、飞翔的鸟，也可视为巫觋们登天阶梯的延伸。其他神灵动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间沟通与搭建桥梁的作用，尤其是龙、虎、兽面纹（饕餮纹）等，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都常常出现。

如果说在旧的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当中，殷商青铜器主要以用以祭祀的容器类青铜礼器反映着中国青铜时代的这一特质的话，那么，三星堆则以另一种更为古朴、更为原始也更为直观的形态反映着这一特质。上述古史传承体系中记载的神山、神树、神鸟和其他神灵动物不仅都可以在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得以展现，最为难得的是，作为上古时期祭祀过程中的许多流程和细节，文献早已缺载，但却从三星堆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当中，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从遗迹现象到出土器物，都系统性地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历史线索。（中国社会科学报 霍巍）

武汉新洲仓埠“出土”西周环壕遗址群

4个相距不远的荒土墩下，居然埋藏着4座西周城址。昨日，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团队向记者透露，在距盘龙城约30公里的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五峰村、宝店村、陶岗村、淋江村和井山村，方圆15公里范围内，发现距今3000年的西周环壕遗址（城址）群及贵族墓，这在湖北商周考古中尚属首见。

记者来到4座城址之一的五峰村“寨墩”，只见仓溪河从旁流过，壕沟环绕的土墩郁郁葱葱，在平坦开阔的田野中显得突兀。考古团队《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显示，寨墩东西长70米、南北宽50米、面积3500平方米，保存完好。分析勘探发现的陶鬲足、陶罐残片，专家初步判定城址年代不迟于西周晚期。

记者随后来到距此2公里的宝店村“曾家墩”，现场随处可见不久前基建施工翻出的褐色陶片和泛红烧土块。考古团队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陈官涛介绍，烧土是古城墙基，古人用火烧方式强化硬度。曾家墩遗址是一个高约6米的椭圆土台，东西长100米、南北宽75米、面积达7500平方米，是4座城址中最大的。

考古团队在陶岗村“庙墩”、淋江村“大墩”发现了另外两处城址，它们沿河而踞，也有壕沟环绕。加上井山村发现的一座贵族墓，陈官涛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仓埠遗址群”。

仓埠位于武汉市东北部，是历史文化名镇。当地文保部门负责人郭建林介绍，遗址群是在仓埠古镇文物保护和普查中偶然发现的。2022年4月，曾主持武汉大学“一带一路”新疆考古的陈官涛团队应邀参与仓埠古镇保护规划，一次走访中得知井山村中心龙王墩周围曾有6个土墩，呈典型古代墓葬群分布。他们随即对龙王墩进行勘探，最终证实这是一处带封土的贵族墓，仓埠遗址群面纱由此揭开。

陈官涛表示，这可能是盘龙城之后武汉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有望填补武汉城市发展史乃至中国周代史上的空白。（武汉晚报 周劼 谌达军 余坦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