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地道艺术（ID：zgmsbartist）

这些年，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如火如荼的文化“国潮”。

如果把“国潮”比作一团热火，那“敦煌”就是其中最旺的火苗之一。

2018年，一场“绝色敦煌之夜”传统服饰秀引起轰动；2019年4到7月，“觉色敦煌-1650敦煌大展”亮相上海；2021年10月，某时尚主播线上直播“仿敦煌妆”，迅速登上热搜；

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文明的印记”亮相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这场规模空前的敦煌艺术大展，火热出圈。

“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现场

（供图©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

此外，敦煌主题，还衍生了海量漫画、动画、游戏、文创、音乐、舞蹈、影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等。它们组成的这些精神食粮，堪称一个“敦煌宇宙”。

提起“敦煌”这个名字，我们似乎都不陌生：中学小学课本上就有“飞天”，它来自一个叫莫高窟的地方，而莫高窟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现实中，它是一座位于干旱沙漠中的县级小城。

敦煌南郊，黄沙与白雪

（图©NASA图库）

▼

像敦煌这样的县级行政区，全国至少有2800多个。这个时候，你肯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

遥远的石窟，偏远的小城，为什么总是能够爆火出圈？在众多的地方之中，敦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魔力？

今天，请跟随“地道艺术”，一起探索这个“敦煌宇宙”。

认识敦煌，先从它的名字开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混淆着不同的“敦煌”。

比如，有人说，敦煌是一座“沙漠中的美术馆”，这里的“敦煌”指的是敦煌石窟。按照学者的定义，广义的敦煌石窟，包括千佛洞、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五个庙石窟，它们组合起来就是“敦煌石窟群”。

其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是距敦煌市区东南约25公里处的千佛洞，又称莫高窟。所以多数情况下，说到敦煌以及敦煌石窟，大家又常常默认是莫高窟。

有人说，某种设计、某款颜色风格“很敦煌”，这里的“敦煌”是在说敦煌壁画为代表的“敦煌艺术”。敦煌艺术，泛指敦煌石窟群范围内的壁画、塑像、建筑等艺术形式。

有人说，某某文创系敦煌官方出品。这里的敦煌官方，说的是机构敦煌研究院，是一个设在敦煌莫高窟的，专门对敦煌石窟等文物进行综合性研究管理的学术机构，前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定名为敦煌研究院。

从2017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院六地的运行格局：除了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也纳入敦煌研究院的统一管理。除了莫高窟总部，敦煌研究院还在兰州设有分院。

除了以上种种“敦煌”，还有一个更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敦煌”，那就是从汉代诞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地方、区域的敦煌。从古至今，曾经历过敦煌郡、敦煌县、瓜州、沙州、瓜州卫、敦煌县、敦煌市等行政建制。

所有的敦煌，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盘”，那就是壁画、佛像、石窟，以及敦煌这个地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只有将目光聚焦到这里，我们才能找到“敦煌宇宙”的原点。

抛开文化艺术的璀璨，地理上的的敦煌，是一个远离大部分中国人的边陲小城。

敦煌在哪里？它位于甘肃省的西北角，甘肃、青海、新疆的交界处，东经93度与北纬40度的交汇点。

如果你在北京，敦煌和你的距离大约是1850公里。

如果你在上海，敦煌和你的距离大约是3000公里。

如果你在深圳，敦煌和你的距离大约是3400公里。

如果你在台北，敦煌和你的距离大约是3600公里。

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是在西汉时期。公元前126年，探险家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讲述西域见闻时，提到了敦煌：“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考古发掘证明，敦煌在4000年前就有文明出现。到了战国至秦朝，这一带先后有塞人、乌孙人、月氏人的游牧文明；秦汉之交，强大起来的匈奴控制了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

根据张骞的描述，“敦煌”一词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后世常常这样阐释它的含义：“敦，大也。煌，盛也。”不过，张骞口中的敦煌，对于当时的中原人来说，是异域他乡。到了西汉河西走廊设立四郡，“敦煌”才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西汉元狩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走廊设武威、酒泉二郡。十年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又分两郡之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 。

与此同时, 汉朝又把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 并在敦煌郡城西面, 分别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 作为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

这就是《汉书·西域传》开篇所说的——“列四郡， 据两关”。

明朝时期，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设立沙州卫，后来西域的吐鲁番攻占沙州，明朝封禁长城西端的嘉峪关，敦煌地区成为吐鲁番的势力范围。

清朝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设立沙州所，两年后改为沙州卫；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沙州卫改为敦煌县，从此，消失已久的“敦煌”再次出现。

1949年，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到1987年，敦煌县升级为县级敦煌市。

县级市区域的敦煌，总面积为3.12万平方千米，大小约等于两个北京市。但是，总人口只有20多万，比北京天通苑的人口还要少。而这20万人，几乎都聚居在绿洲中。要知道，在敦煌，绿洲仅占全市面积的4.5%。

从这些数据来看，敦煌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微小的存在。然而，若放在更长的时间，更大空间格局中，敦煌却是一个特殊且重要的坐标。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敦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敦煌所处的关键位置：

向东穿过河西走廊，通往农耕文明的腹地，中原地区；

向西分出三条丝绸之路的支线，通往沟通绿洲农业和商业文明混合的西域、中亚、西亚；

向南跨过半农半牧的青藏高原地区，就可以通往佛教的发源地南亚次大陆；

向北是平坦且干旱的沙漠戈壁，通往游牧为主的蒙古高原。

所以，我们看到：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欧亚大陆各地的咽喉之地，而敦煌则是这个咽喉的最关键部位。

正如明代《沙州卫志》所描述：

边塞诗中的阳关、玉门关，就位于敦煌以西不远处，它们就像两扇大门。从此向西，中原文化渐行渐远。正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

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注定要将敦煌塑造成一个不平凡的地方。

首先，河西走廊和西域结合部的位置，让它拥有了第一个角色——边陲重镇。

在立体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河西走廊，就像中原伸向西域大漠的手臂。而敦煌这块绿洲盆地，恰好就是拳头的部位。

公元前121年，大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人归降汉朝，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列四郡，据两关”时期。从那时候开始，敦煌成为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对外交往的前沿阵地。

为了给敦煌这个基地输血，汉朝开始一边移民屯垦， 一边征发军队镇守要塞。移民和戍卒在这里开荒屯垦，兴修水利，同时也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到敦煌。

就这样，汉代对敦煌地区的开发，使它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也繁盛起来。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整个敦煌郡有户数11200，人口38335。

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军政重镇，也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相辅相成，又衍生了手工业和商业。

随之而来，由军政到经济，加上交通要道的加持，敦煌就有了第二个角色——丝路商埠。

所以，这种独特的景观，就带来了敦煌的第三个角色——国际都会。

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座华夏与边疆多元文化交融相会的大都市。

经过军政管理、经济开发、丝路交流，珍贵的敦煌绿洲，也就成了文明成果积淀和结晶之地。汉末以来，很多中原世家大族的来此避难。这又让乱世中的敦煌，从军事、商业边镇，发展成为文化重镇。

到魏晋时期，敦煌本土出现了索靖、索袭、宋纤、郭瑀等大批博学的名士，他们或设馆讲学，或著书立说。中原遭遇劫难的中原文化，反而在敦煌得以保存和延续。

宋元以来，海上丝路兴盛，陆上丝路衰落。敦煌这个曾经的大都会，也随之没落。到明嘉靖年间，朝廷封锁了长城西端的嘉峪关，有1500多年历史的敦煌古城，逐渐被黄沙掩埋。到乾隆时期，沙州卫改为敦煌县，“敦煌”地名得以重现。但整个清代，敦煌也只是一个边陲小县。

此时，世人都不知道：古城的东南郊，隐藏着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

直到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扣开一面被黄沙掩埋的石壁，著名的“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据学者不完全统计，这个洞窟之中，堆满了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

2000多年前，“敦煌”诞生于汉朝边疆，随着丝路开通，成为国际都会。2000多年后，“敦煌”重新被发现，又从边陲走向全国，引领火爆的“国潮”。

冥冥之中，一座小城，牵动着人类文明时空。

为什么偏偏是敦煌？地道君想跟你分享的第一个维度，是时间。

从时间维度看，敦煌是一条时光隧道。通过它，你就可以看到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那你可能会问：历史悠久的地方有很多，甚至有的地方不止千年，你说敦煌能够浓缩中国历史，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我们前面讲到，敦煌是河西走廊的前沿，是古丝路的咽喉。

踏访楼兰遗迹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系列作品

（图©平山郁夫 作）

▼

|请横屏观看|

首先，这种地位，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坐标，可以成为一面映照中国，乃至世界的的镜子。其次，由于天时、地利、人为等各种因素的汇聚，敦煌完整地保留了持续两千年的文明成果。

比如，戈壁岩石为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牢固载体，干旱的气候为文化遗产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黄沙的掩埋则又庇护了这些遗存。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聚光灯下的中原各内地，要么没能保留历史遗迹，要么只能留下一些碎片。

所以，唯有敦煌，可以让我们全景、持续、生动地回望那一两千年的中古岁月。

汉代，也就是敦煌等四郡诞生的年代。当时建造的丝路门户地标玉门关、阳关已成废墟，但它们的躯体依然屹立在敦煌。关城脚下，还可以看到壮观的汉长城及众多的烽燧、古城、驿站。

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遗物。仅以古驿站悬泉置为例，这里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7650多件。按照用途，有货币、兵器、家具、工具、猎具、文具、服饰及日用杂品。这些实物的重见天日，鲜活地复原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包括悬泉置在内，汉敦煌郡境内，还出土了至少2.5万枚竹简。其记载内容，有官吏名籍、戍卒名籍、刑徒名籍、病亡名籍、马籍、弓矢簿、守御兵器簿，有劳作簿、器物簿、出入关记录、传递邮件记录、购物账单、借贷契约，有人医方、马医方、历谱、阴阳占术、相马刀剑术、识字课本……

且不说其内容类别的丰富，单从书法美术上看，这些简牍堪称两千多年前的书法博物馆。在此之前，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实性遭到质疑，理由是同时期的碑刻与王羲之的书法，风格迥异。敦煌汉简中的墨书，则找到了王羲之书法的雏形。

悬泉置遗址从西汉到西晋，持续使用400年。也就是说，光是通过这个古驿站遗址，我们就能看到持续四个多世纪的鲜活历史画面。

到了晋代之后的十六国，接力棒交给了敦煌的石窟群。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敦煌石窟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拉开序幕，并一直持续至元代，长达一千年之久。这些石窟的存世，也就等于是凝固、定格了千年岁月的变迁。

这一千年里，不同的朝代在敦煌持续开凿、修造石窟。在中国所有遗存的石窟中，敦煌几乎是唯一持续千年的。著名的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是集中在某一个时期，后世的参与，也多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补充。

更惊艳世人的，是敦煌石窟群内部的4万5千平方米的壁画、2400多身塑像。这些壁画铺展开来，可以覆盖6个足球场或107个篮球场。用常书鸿先生的话说，敦煌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沙漠大画廊”。

且不说走进莫高窟，单单翻看敦煌壁画的画册，我们就能感受到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时期的人物的气息，以及他们平时的生活画面。

我们不妨以中国美术画史为例。中国传统绘画，以人物和山水为代表。平时我们关注的山水和人物类传世名画，几乎都能在敦煌找到对照的样本。在敦煌的洞窟里，就可以看一部缩略版的中国画史。

从16世纪嘉峪关封锁到20世纪初，敦煌沉寂于塞外边陲。直到122年前，莫高窟藏经洞，也就是第17窟被发现，敦煌又以另一种面孔，登上近代历史的舞台。过去的这120多年，是敦煌重生的写照，也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变迁。

说完“时间”，再看“空间”。

经过东西文化交汇，敦煌这一方空间，所承载的，不只是那一块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淬炼，敦煌所在，早已是五湖四海各地文明的结晶。从这个坐标出发，你看到的是一张浓缩且壮观的中国与世界文明地图。

首先，敦煌的塑造过程，既有中国各地力量的参与，又有外来文明的参与。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

在这里，你可以同时看到欧洲的古希腊文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聚会”，比如，公元6世纪北魏时期建造的第285窟，来自西方的希腊神话中的日神、月神和来自东方的中国古老神话里的日神、月神同处一室，交相辉映。

比如，敦煌莫高窟的第249窟，西披的阿修罗王和东披的摩尼宝珠，分别来自古印度和古波斯，北披的东王公、南披的西王母，则是中原的道教文化。

其次，从屹立的古城，到隐藏的石窟，从立体的雕像到平面的壁画，都能与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建筑、科技、经济、社会、哲学等产生密切联系。

也正因为此，一门百科全书式的显要学问——敦煌学，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先生用一句精辟的话做了总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各个领域的从业者，都能这座殿堂中汲取营养，并为之痴迷一生。

考古学家说，敦煌是我的命（考古学家、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语）；

画家说，敦煌是沙漠里的大画廊（“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语）；

音乐家和舞蹈家说，敦煌是音乐舞蹈博物馆（敦煌舞教学体系创建人高金荣语）；

历史学者说，敦煌是中古时期社会百科全书（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秀清语）……

回望敦煌的发展历史，从它进入人类文明视野那一天起，就吸引着天下人的向往。官员、使者、将士、商队、僧道、工匠、文人、供养人、殖民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纷纷来到这个舞台。有人来戍边，有人来驻歇，有人来朝圣，有人来取经，有人来掠夺，有人来写生，有人来守护。

据2009年出版的《敦煌人物志》统计，曾在敦煌活动，留下记载的著名人物，至少有500人。敦煌也从来没有远离普通人，巨大的壁画，除了画面中心的神佛，描绘的内容，大多来自世俗社会。

仅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就出现了500多位人物，其中，佛与菩萨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此外，还有栩栩如生的日常生活场景。它的体量和生动程度，丝毫不亚于近两百年后才出现的《清明上河图》。

《五台山图》不仅是一张世俗绘画，而且是一张描绘当时山西地区的地图：正是有了这张图的引导，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北部找到了我们的国宝古建——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因为有了敦煌壁画，才使得张骞通西域等重要历史大事，第一次留下了鲜活的图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莫高窟第323窟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图，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它是“一切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

作为媒体工作者，都应该向敦煌致敬：敦煌出土的两份《进奏院报》，被写入了世界新闻史，它们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报纸”实物。

以上这些，只是敦煌宝藏的冰山一角。在敦煌这个巨大的宝库里，还隐藏着无数个“中国之最”，甚至“世界之最”。

敦煌的生长，生生不息。而关于敦煌的探索，也从不会停止。

如果从藏经洞发现那天开始计算，人类对敦煌遗产的探索和利用，已经走过了120多年。从出现历史记载算起，敦煌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

大漠里的美术馆和隐秘的藏经洞，推动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敦煌学”；五湖四海有识之士扎根大漠，铸就“莫高精神”；

国际交流和新技术，推动出炉“国际敦煌”“敦煌遗书”“数字敦煌”项目；跨领域的碰撞，衍生各种“出圈”的展览、乐舞、影视、文创、综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