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没准备写今天这篇文章，但看到张培力老师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与OCAT上海馆的解聘文书以及OCAT未来就此搁浅的消息，我发现这是OCAT此次“大变动”后的第一次公开的发声，想来真是一桩蹊跷的事情。大家居然都选择了沉默，都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公开谈论它，就充满禁忌、不合时宜和尴尬。既然当前的这种“一致性的沉默”已经被打破了，那么我想借此谈谈自己心目中的OCAT。OCAT可谓伴随了我的媒体生涯——我是2005年开始进入媒体工作，第一次到深圳，就循着地图找到了OCAT，当时正在展出的是张永和策划的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那个时候的深圳，文化和艺术工作都处于草创阶段，我曾拍过一张照片——创意园刚刚完成基础的改造，工人还在铺装地面，行人很少，工人拦住了高文安咖啡馆旁边的通道，正光着膀子在平整地面上一滩尚处于半湿状态的混凝土。这种起步的状态，隐喻了当时的深圳。2005年的深圳，经历了近三十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后，意识到城市文化的短板，有点病急乱求医的状态，当时还将大芬村树立为深圳首屈一指的文化符号。但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年的深圳，诞生了UABB和OCAT，当时UABB的首展主题叫“开门”，OCAT的开馆展的主题是“起飞”，可见那是一个开端之年。2005年，深圳地铁刚刚开通，从侨城东地铁站出来，沿着恩平路走到OCAT的那条林荫小道，是我最初对深圳的美好记忆。虽然我在广州工作，但每逢OCAT有展览，都喜欢往深圳跑，住青年旅舍，看OCAT和何香凝美术馆的展览。因为媒体工作的原因，我与OCAT早期的工作人员接触较多，我曾开玩笑地说，OCAT的黄金时期，是在工作室请阿姨做饭的阶段。那个时候的OCAT，也就七八个人，清洁阿姨忙完自己的本职工作，还会兼职给大家做一顿午饭，OCAT的工作人员会一起吃饭，聊天，有时大家还会轮流做饭，围坐夜谈。我一直觉得那是OCAT最值得怀念的事情，它不太像一个单位，没有机构的规章，没有约束人的制度，大家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当时的团队规模不大，一个阿姨做几个菜，刚好够大家一起吃，这也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去安排食堂，也不需要面对太多的行政工作，它是一个共同体。我猜想这是黄老师的有意为之，他厌恶行政事务，希望OCAT是一个研究型机构，但又不同于他所在的有些腐坏的学院系统。当时的OCAT，是一个民间的、独立的、机动的、去行政化的艺术中心，像一个思想飞地一样，恰好落在深圳，但瞄向的是短暂的、处于进行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躁动不安的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后来的OCAT，大家也都知道了，就像所有机构的宿命一样，人员扩张，全国布局，这个时候，OCAT当初找阿姨做饭的“小锅饭模式”就失效了，大家开始要去华侨城地产的食堂吃午饭。接下来成立办公室，扩充行政人员，由此之后的OCAT，其实就发生了非常根本的变化，它成为了一个单位，一个有板有眼的机构，它逐渐丧失了共同做事的氛围。一个行政气息浓厚的文化机构，人和事之间会日趋冷漠，当它一旦成为一个饭碗的时候，大家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抱负与原则，就会越来越混沌不清。当然，这也是黄老师无法左右的，他只是一名受雇的机构负责人。OCAT的发展要同步于华侨城的全国扩张，所有的事情都要被放大，同时也被稀释。发展成为所有事情的运行规则，殊不知，这恰恰让OCAT走向了它当初最不希望步入的一种状态和境地。我记得有一次和黄老师从OCAT一起步行到海景酒店，我与他寒暄，谈起华侨城的规划对行人的友善，黄老师问我：“你喜欢华侨城吗？”随后他说自己并不喜欢深圳，对华侨城这个地方也很厌恶。我当时愣了，原本以为他是喜欢深圳，才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工作，后来才得知，他每次到深圳工作完，会立即回广州番禺。由此可见，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一种困局当中开始和结束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顺势而为，一切都是逆水行舟，都是在隙缝中做成一些事情罢了。早期的OCAT，打出的口号是“OCAT是中国独立艺术的代名词”，要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雄心和霸气，可见一斑。那个时候OCAT的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受到国内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关注。能够到OCAT举办个展，是很多艺术家心中暗暗的追求。当时OCAT一年所做的展览并不多，除开每年的例牌项目，工作重点非常明确，抓大放小，有策略性。大家并不会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在工作之余，还有读书和学习的气氛。我有时会想，如果OCAT继续保持当初的规模和节奏，不扩大，不发展自己的雄心，不被放大和稀释，它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定仍会是一个重要的存在。遗憾的是资本的欲望就是要“放大”，就是要将星星之火燎原起来，作为资本方的下辖机构之一，它并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私有的机构，为自己工作，对自己负责，机构的结构会更稳固，也更容易保持自己的原则和风格，虽然其中也会遭遇残酷现实的暴击，但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比什么都重要。从黄老师晚年在朋友圈发布的“刷屏文章”——《别了，北京》，我就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以及他的无能为力。还记得我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喜欢写一些尖锐的评论文章，黄老师说我“很像年轻时的他”，我当时并不明白他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如今我也马上要年过四十了，多少能明白他说这句话时，对现实的体认，以及作为一名长者对我的善意提醒。回忆起与黄老师的过往，遗憾的是，我还从来没有与黄老师做一次深入的访谈，目前有的，都是一些零碎的应景文章。我总觉得以后终归会有合适的机会，哪知道他突然就离开了。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收到朋友消息，得知黄老师已离开，当时眼圈里有泪，但流不出来，一桌人沉默了许久。黄老师的遗体火化那天，我去了番禺殡仪馆，当时的天空灰沉沉，空气都异常沉重。那个时候很多媒体都在发黄老师的遗言，打边炉在那几天并没有写什么，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好，当时就将黄老师过去发表在打边炉的文章集结，发了一个纪念合集。对于黄老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文章。后来艺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也并没有去关注和报道。我记得黄老师的遗言当中提出，“不希望生后举行追悼会、告别仪式或任何类似形式的活动，死亡只是一种金蝉脱壳。”我认为这是一个智者对于自己身后事最恰当的安排，但无奈的是，逝者已逝，生者仍需表达自己的追思。一系列的展览，一系列的出版，还有一系列的“身后评价”接踵而来，这一切，让逝者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有时候做得多，却未必好，也不一定对。在什么时候停下来，才体现了我们对黄老师理解的“度”。一系列工作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由OCAT来操持。我一直怀疑的是如果黄老师在世，他也接受OCAT去做这样的展览，去做这样的书吗？黄老师是非常明确一件事情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人，他不会去做应景的事情，不会为了名利去做利己的工作，就像他在遗嘱当中用到“金蝉脱壳”这个成语，多么洒脱，多么自由，多么乐观，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黄老师。离开了黄老师的OCAT，所做的纪念活动，既有私人情感的部分，也有一种工作的依赖。黄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机构的工作依然以他为中心，我有时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走向懒惰的纪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抱负，沿着黄老师的理念继续走下去，就需要明白OCAT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将黄老师的工作方法简单地延续和刻板地复制。黄老师在OCAT机构工作中独立性、根目录意识以及人文的视野，是我们需要理解和行动的地方，而接下来的路，需要新的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艰难地一步步地走。一直不太为人提及的是，黄老师在机构工作当中的策略与智慧，也是当时OCAT能够按照机构自身意志发展的重要原因。我曾看过黄老师写给华侨城的方案，其中不仅着眼于项目的严肃表达，同时也会充分考虑到项目所产生的关联效应，他并不是清高的书斋学者，他深知要在社会的现场实施自己的计划和抱负所需考虑的多维现实。纪念黄老师，对他最恰当的方式，并不是放大，正如一个机构，放大，并不是它最好的“发展”。他就是我们身边一个真切的人，他的睿智、正直和幽默，继续影响着我们，他的工作和学术成果，仍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放大的、被稀释、如今要走向新方向的OCAT，早就与他无关。虽然他曾是这个机构的创办人和灵魂人物，但他早已起身远行，金蝉脱壳，一切的纪念，所有的俗世尘埃，都是活着的人的念想、欲望和局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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