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装饰》2022年第11期

内容摘要

设计在积极响应社会问题、介入社会领域的过程中实现学科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起，芬兰设计教育家于尔约·索塔马的设计生涯反映了设计学科的社会化进程。本文以索塔马为例，通过梳理他从学生领袖到国际战略家的设计实践，归纳他在不同时期的设计理念，并探讨设计学科日益丰富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责任意识、社会整合功能、社会赋能角色。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设计应不断建构自身的社会意涵，并在参与社会创新的动态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学科定位。

关键词：社会设计、设计教育、设计民主、设计行动主义、设计战略

引 言

区别于亨利·德雷福斯（Henry Dreyfuss）这样专注于工业设计领域的设计师与企业家，也区别于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这样的设计学者与理论家，索塔马的事业发展轨迹是截然不同的。从学生领袖到国际设计教育家，索塔马横跨半个世纪的设计生涯见证了设计学科的范式创新。他突破传统的设计学科范畴，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展开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在全球视野下，索塔马积极与政府、企业、大学等社会机构展开跨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提升设计在响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议题、推动社会创新进程之中的重要性。

社会责任：设计行动响应社会民主需求

1960年代，西方社会度过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后进入“黄金年代”，经济总量在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呈现爆炸性增长，然而不加节制的消费主义与乐观主义也在不断加剧社会生态环境问题。[1]同时，随着嬉皮士运动与波普文化的流行，激进的文化精神在青年中蔓延开来。以越战为导火索，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学生运动开始演变为席卷整个法国的罢工浪潮，这也进一步鼓舞了欧洲各国青年们激进的变革精神。

当时，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达顶峰，设计文化陷入“精英主义”危机。一方面，社会舆论认为芬兰在1967年蒙特里安世博会上的表现未能令人满意，尽管展示了精致工艺与奢华审美，却脱离了平民生活，也并不符合“全球化与电子通信的主题。[2]另一方面，北欧各院校的学生们普遍对设计教育不满，认为其过于守旧，没能回应社会变革的新需求。索塔马后来在回忆当时囿于精英阶层的北欧设计文化危机时说道：“美，这个1950和1960年代设计中曾经必不可少的词，已经从芬兰设计的词汇中消失了十多年了。（当时）人们认为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问题的世界里谈论美丽是不道德的。”[3]

2.领导斯堪的纳维亚学生设计运动

1966年，出于对当时设计教育的不满，来自北欧各艺术与设计院校的学生代表们共同成立了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学生组织（简称“SDO”）。索塔马作为SDO的学生领袖分别在1967年和1968年组织了两场重要的研讨会。1967年夏天，25岁的索塔马鼓起勇气写信邀请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与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来芬兰的奥塔涅米（Otaniemi）小岛参加为期四天的SDO研讨会。[4]令他惊讶的是，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两位设计家很快回信并表示很有兴趣参加。最终，SDO第一次研讨会成功举行，主题聚焦于“工作环境”，主要议题包括“当前社会中工业设计师的角色”与“设计教育的重生”。帕帕奈克与富勒在演讲中向北欧学生们介绍了新的设计理念：将设计视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认为设计应该通过实践行动，关注住房、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帕帕奈克介绍了他为印尼人民设计的易拉罐简易收音机；富勒向学生们展示了“Dymaxion房屋”（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以及在蒙特利尔世博会上展出的测地线圆顶作品。[5]

帕帕奈克与富勒为北欧的设计教育带来了新思想，直接推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大大激励了年轻的索塔马。1967年研讨会后发布了SDO的组织章程，进一步明确组织目标：“SDO旨在改善教育，激活其成员与校外各界，提升产业知识并建立与产业各方的密切合作，以实现进一步协调与发展。”[6]该章程反映了索塔马作为学生领袖，对设计教育回应社会需求、协调产业发展的初步思考。第一年研讨会获得了媒体的大幅报道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建立了SDO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基于此，索塔马在1968年组织了第二次芬兰堡（Suomenlinna）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吸引了北欧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得到了新成立的“SITRA芬兰创新基金会”的资助以及劳动部长朱西·林纳莫（Jussi Linnamo）的支持，这也反映了政府认可研讨会对芬兰设计的推动作用以及其关注大众生活与社会问题的民主精神。芬兰堡研讨会以“工业—环境—产品设计”为主题，进一步聚焦“设计的社会责任”，还对设计过程与方法进行了讨论。除帕帕奈克与富勒两位再次受邀参与，主旨演讲者还有布鲁斯·阿彻（Bruce Archer）和他带领的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研究小组”（DRU）、分享乌尔姆设计学院理念的亨利克·沃尔弗斯（Henrik Wahlforss）、人本设计先驱者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化学家与环境学家汉斯·帕姆斯蒂尔纳（Hans Palmstierna）等。多元背景的演讲者名单反映了研讨会对设计学科运用多元话语应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

研讨会期间，索塔马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帕帕奈克带领的设计工作坊。他们以实践行动作为设计方法，针对脑瘫儿童的需求进行设计。项目成果是通过游乐场的形式改变与脑瘫儿童们一起工作的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大大改变了学生们对设计目的与方法的认知。这一经历使索塔马开始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好设计”，正如帕帕奈克教给他们的那样，设计师应为自己仅仅能设计出一个“漂亮性感的烤面包机”而感到惭愧。

主编《&/SDO》杂志是索塔马在学生领袖时期的另一重要工作成果，这本杂志为北欧的设计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图1）这本杂志中发表了富勒、帕帕奈克、克里斯托弗·琼斯（Christopher Jones）等人的文章，可以视作他们早期理论的雏形。[7]例如，帕帕奈克的《自助式谋杀》后来被收录在1971年《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中的一章，在文中他尖锐地批判了设计师们成为消费主义陷阱的帮凶，忽视设计伦理，并呼吁设计师应具备社会责任意识，为弱势群体与发展中国家而设计。[8]

图1.索塔马主编的《&/SDO》杂志，图片由索塔马本人提供

在第二年的研讨会结束后，因为索塔马在组织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帕帕奈克邀请他一同前往普度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协助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美国，索塔马和帕帕奈克一起完成了针对弱势群体的相关设计实践项目，进一步深化了务实的设计方法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设计民主与务实精神萌芽

领导SDO学生运动的经历使索塔马与帕帕奈克、富勒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此开启了他设计事业的新阶段；同时他深深受到帕帕奈克“设计唯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与人建立关联”这一理念的影响，对人本精神的思考贯穿于他的设计生涯之中。

整体来看，索塔马设计民主精神的萌芽处于设计学科范式转型的发展浪潮中，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得设计学科需要重新定位自身，探索出一条精英文化与消费主义之间的社会道路。首先，斯堪的纳维亚的学生运动与帕帕奈克对设计伦理的思考通常被看作社会设计、设计行动主义、参与式设计的起源。受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文化影响，当时有一批北欧的年轻设计师开始反思精英文化，追求设计民主化的理念。他们通常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的需求而设计。例如，玛利亚·本克宗（Maria Benktzon）与斯温埃里克·祖林（Sven-Erik Juhlin）受到SDO运动的影响，作为对帕帕奈克人本设计理念的回应，在70年代成立“人体工学设计集团”（Ergonomi Design Gruppen）[9]，他们为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群体设计的产品被医疗公司RFSU Rehab、工具公司Bahco等生产，并最终促成了残障人士工具标准的建立。[10]

第二，为适应二战后信息技术革命下工业生产模式的变化，设计学科亟须发展新方法、新流程。这一时期也发展出不同设计学者对设计实践与设计研究之间关系的多元思考。北欧设计运动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设计范式，注重以务实的行动进行设计实践，这与英国设计研究小组（DRU）注重设计研究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尤其倡导“通过设计进行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的设计方法，运用实验、结果、报告等科学研究词汇，将设计过程逐步记录并分析。[11]而乌尔姆设计学院则从应用美术转向对科学分析与系统思维的强调，将设计作为一门科学，反映了技术理性的学科范式。[12]

社会整合：设计教育激发合作创新可能

1.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阿尔托大学的成立

索塔马自1986年担任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校长以来，一直致力于芬兰的设计教育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机制改革。在推动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发展为一所国际一流设计学院之后，他又在21世纪初提出了合并芬兰的三所主要大学，成立一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创新大学的提议——这所学校后来被命名为阿尔托大学。在2005年的开学典礼上，索塔马正式提出：将各自领域内顶级的三所大学——1849年成立的赫尔辛基理工大学、1904年成立的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和1871年成立的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合并成一所创新型大学。这一构想引起了芬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2017年，当时的总理马蒂·万哈宁（Matti Vanhanen）将新大学纳入芬兰政府计划，准备工作正式展开。2010年，在芬兰总统见证下，阿尔托大学的首任校长图拉·泰里（Tuula Teeri）在索塔马手中接过阿尔托大学的校旗，阿尔托大学正式成立。[13]到今天为止，阿尔托大学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之一，通过整合各学院在经济、科技、设计和艺术等领域内领先的雄厚实力，成为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的典范。[14]在此环境下，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积极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数字媒介、社区住房、能源利用、生态环境等复杂社会问题的挑战。

首先，阿尔托大学成立的过程是芬兰高等教育革新和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芬兰政府从90年代起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人才资源与知识储备。为提升办学效率和竞争力，芬兰的措施是通过院校合并来精简数量，扩大学校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将分散的优势学科集中在一起，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创新性大学。在2010年左右的合并浪潮后，芬兰大学数量下降到16所。[15]

更重要的是，三所大学的合并体现了20世纪以来的设计教育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的变革趋势。随着技术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变化，设计教育以整合思维打破设计、艺术、科技之间的边界，以适应日益复杂、动态的社会情境。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合并魏玛艺术学院和魏玛工艺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包豪斯，主张将艺术和技术整合起来，使设计教育能够适应新的机械生产方式。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将社会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理论引入乌尔姆的设计课程，包括心理学、机械原理、人体工程学、运筹学等，寻求加强设计、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设计系统化、参数化的发展。伊利诺伊设计学院在包豪斯最初设想的艺术与技术交融的基础上，引入科学作为设计教育的第三部分，这一理念指导了学科融合为方向的课程改革，如学院将独立的灯光和色彩工作室合并为平面设计等。

2.从地区合作走向国际网络：建立Cumulus院校联盟

上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欧洲教育百废待兴。冷战的结束使得人们对地区之间的合作充满信心与期许。1990年，索塔马推动建立了“Cumulus艺术、设计与媒体院校联盟”，初始成员是包括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在内的六所大学，最初该联盟旨在推动院校间的师生交流，如为学生的留学活动提供支持等。尽管伴随着资金困难等问题，依然有越来越多的欧洲院校想要加入Cumulus，以共享教育资源、交流思想观念。Cumulus在90年代的扩张也体现了博洛尼亚宣言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

步入21世纪后，索塔马进一步带领Cumulus网络走向正式化与国际化。2001年，Cumulus网络选举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索塔马当选主席，同时第一届秘书处在赫尔辛基艺术大学成立。索塔马坚持推动Cumulus从欧洲联盟走向全球联盟，这一过程受到了Cumulus组织内保守势力的阻碍。尽管当时冷战已经结束，Cumulus的部分成员对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仍报以冷漠和不信任的态度。最终，在索塔马与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06年，中国的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以及来自日本、黎巴嫩、新西兰等国家的11所大学加入Cumulus，这标志着Cumulus成为国际化网络。[16]2008年，Cumulus大会第一次走出欧洲，选择在日本京都召开。在大会上，Cumulus的执委会成员以及部分院校代表共同签署了索塔马撰写的《京都设计宣言》，表达了各个成员院校共同承担建设可持续、以人为中心、社会创新的全球责任：“当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维扎根于普适与可持续原则时，它具有从根本上改善世界的力量。它可以把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利益带给所有人，它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我们对未来、对于个体幸福和共同幸福的乐观态度。”[17]Cumulus的使命诞生于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之中，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各个院校愈加关注的社会议题。目前，Cumulus已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和设计高等教育机构网络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认的全球唯一的国际艺术院校联盟组织，其规模也从最初的6所成员院校发展为覆盖全球60余个国家的357所院校。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诞生了一批国际设计组织与院校联盟，它们都提倡可持续的价值观念，并关注设计对社会创新的重要影响，包括DESIS（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网络）、LeNS（可持续的学习网络）、SIX（社会创新交流网络）等。同样作为设计院校的国际网络，DESIS的组织模式以“SLOC”文化为基础，即相信“小、本地、开放、联合”的场景能够作为有力的社会吸引力，驱动设计师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作，实现社会创新。[18]与DESIS强烈且明确的价值倾向相比，Cumulus的价值主张更加多元，以宽容的态度拥抱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院校。在Cumulus2010上海大会上，Cumulus和DESIS签订了正式的战略合作联盟，在国际设计教育联盟多元价值共存基础上倡导全球设计院校的社会责任，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19]这些全球化网络的形成以及网络间的结盟表现出不同设计院校间、设计院校与社会机构之间的跨文化、跨领域的合作趋势。这有助于实现多个社会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与文化交流，为设计推动社会创新、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价值基础与合作桥梁。

索塔马作为Cumulus主席的实践活动体现了他在全球视野下合作创新的设计教育观念。从地区合作到全球联盟，Cumulus的发展体现了从单一民族走向多元文化的融合。在此过程中，索塔马突破文化隔阂与民族偏见，坚持开放与包容的合作观，推动了国际范围内大规模设计与艺术院校的交流与协作。

社会赋能：设计战略引领创意网络形成

1.设计高等教育原型：同济—阿尔托中芬中心

索塔马认为，中国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变革，其重要举措之一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更加注重创新、多学科和教育国际化。2008年年底，同济大学计划将整个艺术设计系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分离出来，成立一所新的设计学院，即后来的设计创意学院。娄永琪教授负责邀请了全球顶尖的设计院院长、学报主编、设计组织主席并组成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索塔马被邀请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针对如何建设这个新设计学院，委员会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在筹备期间，同济大学创新开放的风气给索塔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同济永久教席教授的身份，参与了工作坊设想落地的过程。[20]

2010年，同济大学与具有相同愿景和使命的阿尔托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决定共同成立中芬中心。在组织结构上，中芬中心是一个平行于各个学院的跨学科开放创新平台，灵活的机制使它拥有更多教育自主探索创新的空间。通过中芬团队3个月的努力，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期间，同济大学中芬中心和同济—阿尔托设计工厂（Design Factory）正式成立，由裴钢校长担任主任，娄永琪教授和索塔马担任联合副主任。作为位于上海的创新、可持续发展、新业务发展的战略合作平台，中芬中心的使命是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教育和创新，为21世纪创造性和可持续建设做出积极贡献。[21]

在初创期，中芬中心基于跨学科的、面向未来的设计理念，开展了一系列设计高等教育的原型实验。例如，“TongjionTracks”移动课程旨在通过文化融合来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建立学生们的社会问题意识。2011年，来自30多个不同学院的80多名学生乘坐火车从上海到赫尔辛基，在旅途中学生们需要完成来自企业的课题任务。这整个过程中，课题的选择、团队的组建、验收的方式等，都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由中芬中心提供基本支持。[22]中芬中心通过与企业等第三方机构展开合作，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跨专业课程，一方面突破了学科边界，另一方面开启了社会对话空间。

中芬中心的建设是一个跨文化协作的过程，里面既有索塔马对设计高等教育模式创新的思考，更有中国大学为主动应对中国社会和产业转型需求而做出的自我变革尝试。中芬中心的许多创新做法可看作后来设计创意学院更大力度改革的预演。它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同济的学科优势，为培养国际设计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更为吸引顶尖人才与机构加入与协同共创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2.世界设计之都—芬兰革新设计周

2012年，赫尔辛基当选“世界设计之都”。其中最大的卫星活动——“芬兰革新设计周”在上海举办，由索塔马担任主席，旨在通过展示与传播芬兰在教育、文化、设计专业方面的创新模式与成就，加深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

这一想法最初诞生于2011年索塔马和芬兰著名女企业家叶琳娜·比约克伦（Elina Björklund）的一次会议。他们共同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发展芬兰在2010世博会取得的成果，并充分延续在世博会上建立的联系。会后这一倡议得到了芬兰总领事贺睦宁（Matti Heimonen）先生的支持，并迅速成立了专项指导小组以规划革新设计周。[23]依托于索塔马的关系网络以及同济大学的学术影响,很快促成了中芬中心与国际设计基金会签署了革新设计周的相关协议，并陆续获得了众多国际与本地的政治、商业、文化、教育机构的支持。芬兰总统也应邀成为革新设计周的代言人。

芬兰革新设计周发动了政府、高校、企业等各个社会机构的全面参与，共有90个业界合作伙伴，同济大学中芬中心是活动的最主要的承办单位，超过10家协办单位与20家企业赞助商，包括诺基亚、Marimekko、芬兰航空等。期间举办的活动分别由不同群体主持，包括：企业的产品发布与品牌推广，大学举办研讨会、论坛、国际设计竞赛，文化机构等协办的设计与建筑展览，官方和媒体主持的宣传活动等。（图2）革新设计周活动共吸引了约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并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24]革新设计周与同时举办的2012年同济设计周相互策应，将来自全球的设计、建筑、文化、商业等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和最具创造力的头脑聚集在一起，拓展了世博会后建立起来的中芬乃至世界设计关系网络，为共同创新提供了对话的契机。

图2.上海当代艺术馆、革新设计周、Marimekko合作举办"设计炫彩生活——芬兰当代设计与Marimekko时尚展图（片由索塔马本人提供）

革新设计周活动反映了索塔马在战略层面的设计思考：将设计作为凝聚整个城市创意网络的力量，为各个社群的协同共创提供动力与机会。同时，该活动的组织过程也展现出设计在介入社会创新过程中的多种方式。它融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路径，通过设计链接多元的社会力量，来共同提升城市活力、共创美好生活。一方面，索塔马通过影响政府与企业高层的战略思维以及借助同济大学的系统支持来获得行政、人力与资金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将设计理念融入大众生活，鼓励市民共同参与设计过程，激发各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潜力，最终建立中芬创意社群网络，为社会创新过程持续赋能。

基于索塔马对中国的设计教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先后获得上海白玉兰奖与中国政府友谊奖，并在2015年以设计专家的身份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25]，共同探讨了中国创新系统的相关问题。

结 语

索塔马个人经历、思想和事业的发展，体现出半个世纪以来设计学科范式创新的不同阶段。早年间，他作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组织的学生领袖，在与帕帕奈克与富勒等人的交往中萌生了对设计民主与伦理的思考。90年代以来，索塔马致力于设计教育的国际合作，推动了Cumulus联盟的成立，打破了文化与地域隔阂，并为设计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以共同应对社会复杂问题的挑战。阿尔托大学的合并则是他对设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模式创新的突出贡献。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索塔马作为政府智囊团成员积极参与制定芬兰、丹麦、欧盟的国家战略，强化设计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他参与策划联合国设计创意之都等活动，培养大众审美与市民参与意识，通过设计赋能社会，鼓励创意社群的价值共创。

索塔马的设计教育和设计推广实践反映了时代背景下设计学科与社会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设计学科的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并积极寻求介入社会创新的多元路径。一方面，社会环境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对设计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驱动设计从学科内部开始反思其目的与方法；另一方面，设计教育模式创新使得设计能够整合学科知识与资源以应对复杂问题的挑战。从自发性的学生先锋运动到设计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从引起争议的设计批判思维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创意文化，设计的社会影响力正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索塔马的事业发展得益于他“天真”的乌托邦理想、务实的实践行动、独到的战略洞察。他的经历可以启发我们关于设计的社会内涵的思考：设计应积极变革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挑战，在社会创新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学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