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卡斯蒂里（Leo Castelli）

上世纪中叶，纽约的镁光灯属于利奥·卡斯蒂里：其不仅签下一众美国新生代艺术明星，身边还紧密围绕着顶级博物馆馆长与藏家。显然，无人能抵挡他在名利场中觥筹交错的身影。这位曾经的艺术“局外人”究竟有何魔力？今天，时尚芭莎艺术通过十问十答带你深入了解“画坛教父”的社交之道。

1964年6月，利奥·卡斯蒂里自威尼斯机场走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胶着的问题：如何让双年展附属场馆的美国艺术家参与角逐？如何在评委没有美国人的情况下令罗伯特·劳森伯格突出重围？不过，卡斯蒂里似乎并不过分担心。毕竟，这才是属于他的舞台。

由左至右：利奥·卡斯蒂里、伊凡·卡普、安迪·沃霍尔，1966年

生于意大利的里亚斯特（Trieste），港口城市的海风为卡斯蒂里注入自由、包容的天性；而后，其因战事辗转维也纳、巴黎，再至纽约。从事保险业、参军、学法，一系列复杂的经历彻底将其打造成一位魅力十足、八面玲珑的“艺术混血”。于是，这次重返故土，他注定大放异彩。

贾斯培·琼斯（左）与卡斯蒂里（右）

贾斯培·琼斯《False Start》，1959年

精通四国语言、多国文化的卡斯蒂里首先按照当地习俗对威尼斯艺术界重要人物进行了拜访，又和好友兼犹太博物馆馆长、双年展美国国家馆策展人艾伦·所罗门达成共识，再与常驻巴黎的前妻伊莲娜·索纳本德强强联手……展览开幕前夕，卡斯蒂里强大的关系网笼罩了威尼斯城。

随后，局势扭转。劳森伯格顺利斩获金狮奖，美国艺术正式登陆欧洲，国际艺坛永远铭记下这位“画坛教父”的风采。往后数十载，其皆是画廊界的灯塔级人物。而事实证明，卡斯蒂里的确是为交际与艺术而生……

罗伯特·劳森伯格《Bed》，铅笔、油彩、枕头、被子、床单、木支架，191.1×80×20.3cm，1955年，由卡斯蒂里赠予阿尔弗雷德·巴尔，现藏于MoMA

Q：先向读者揭秘你一天的工作流程吧。

卡斯蒂里：我会在笔记本上记录每天要做的事。首先是家事，琐碎但重要。到画廊后，我会按计划推进艺术家展览及作品运输、售卖等事件，然后接待藏家和重要访客。接下来就是媒体。你知道的，媒体很重要。我或许需要过目像《纽约客》的撰文、艺术家为杂志绘制的封面、展评、刊物……他们一直对我们很有兴趣，这很好。在这个时代，高曝光率是关键。

午餐同样属于工作，有时和同行，有时和客户。随后，我会处理与机构和批评家接洽的事宜。我也会对下一阶段进行规划，比如去伦敦和巴黎出差——艺术家们时常会在那里办展，很多事需要亲力亲为。

Q：提到藏家，你具体会怎样为艺术家“挑选”他们？

卡斯蒂里：我希望对艺术家而言，画廊是可信赖的。所以，严格的评估系统很重要，适当的拒绝更重要。记得在1959年，我收到了潘萨·迪·毕欧莫（Giuseppe Panza di Biumo）的来信，他想入手劳森伯格的作品。我断然回绝了这位“来路不明”的藏家的要求。但在其再三邀请下，我于第二年夏天拜访了他。

毫无疑问，潘萨赢得了我的信任。其古堡的一间起居室内挂满了罗斯科的作品，餐厅则属于弗朗兹·克兰。整整36张，全部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我看来，收藏艺术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宗教仪式，是美学赋予人的使命。事实证明，他与我志同道合。

马克·罗斯科《No.9(Dark Over Light Earth/Violet and Yellow in Rose)》，布面油画，211.5×172.7×4.5cm，1954年，现藏于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原为潘萨收藏。

艾伦·格雷厄姆《Cave of Generation, Second Passage》，布面油画、松木台阶，绘画：229.5×304.8×11.4cm；台阶：23×92.5×54.3cm，1991年，为潘萨收藏。

罗伯特·劳森伯格《White Painting》，综合材料，1951年

Q：是否遇到过“难缠”的藏家？如何应对？

卡斯蒂里：经营画廊要和性格各异的人打交道。这让我想起康定斯基的遗孀妮娜（Nina Kandinsky）曾委托我代理其丈夫在美国的市场。等待我的是极为复杂的局面，而妮娜是多疑的——她认为有几件作品被私下售卖。我只能不断地解释、宽慰她，同时尽心地为康定斯基谋求展览机会。

这段时间的奔走富有成效，我为艺术家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但因妮娜多年的疑虑，我将自己的收益全部“补偿”给了她。有时，你的确很难令所有人满意，并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Q：难免有些遗憾。其实，你的画廊管理人伊万·卡尔普（Ivan Karp）也曾说过，画廊的财政时常处于紧张状态。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卡斯蒂里：是吗？哈哈。可能我对数字不敏感。并且，事情不能仅看一面，康定斯基同样。他令我在美国艺术界站稳脚跟。我从事艺术全然出于爱与信仰，我也更希望画廊能尽一些博物馆的职能，所以不会过于热心地关注作品的出售。毕竟于我而言，能与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已是幸事。

Q：完全理解。而且你也是第一位为艺术家支付月薪的画廊主。

卡斯蒂里：我一旦接受一位艺术家，就会全情投入，倾尽所能地照料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初期的确有你所说的状态。比如，那时画廊资金周转困难，但我刚签下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他还在替人做油漆房子的短工维持生活。我即刻保证每月支付他300美元。诸如此类的事有很多，我真的希望艺术家能专注于创作。

理查德·塞拉《Transmitter》，不锈钢，4×17.7×18.2m，2020年

理查德·塞拉《Leo from The Leo Castelli 90th Birthday Portfolio》，63.3×73.5cm，1998年

Q：你会给予艺术家创作上的建议吗？

卡斯蒂里：不会。我只会鼓励他们不断尝试、探索。就像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刚与他合作时，我不期望未来三年能卖出任何作品。因其实验性的作品是如此珍贵，想必现在，人们已经了解。

Q：那如果有别家代理的艺术家想“跳槽”过来，你如何处理？

卡斯蒂里：这种事的确常有。安迪·沃霍尔、埃尔斯沃斯·凯利（Ellsworth Kelly）等艺术家都以此方式来到我的画廊。尽管不是主动，但我还是有负罪感。尤其一些画廊主还是朋友，我大多会拒绝，至少主动与对方接洽。不过总的来说，我能与大家保持不错的关系。

安迪·沃霍尔《Portrait of Leo Castelli》，1975年

埃尔斯沃斯·凯利《Blue (for Leo) (Leo Castelli 90th Birthday Portfolio)》，纸面丝网印刷，94×68.6cm，1997年

Q：回到上世纪40年代。你初入纽约，如何与“大人物”打交道？

卡斯蒂里：我猜你指的是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amilton Barr Jr.）。我还记得首次踏入MoMA带来的震撼，他将那里打造成欧洲艺术的百科全书。但我也发现，MoMA彼时没有任何本土艺术的踪迹。50年代，我与德·库宁、劳森伯格等艺术家形成了小团体“The Club”（俱乐部）。随后，我为他们举办了群展“九街展”（9th Street），成功引起了巴尔的注意。

所以，单纯的热爱并不能拉近“悬殊”的地位。除做出成绩外，没有捷径。虽然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仍需“仰望”他，但他已能从我这里获取一些新信息。状态逐渐改变，而你知道，永远要与正确的人保持联络。

“九街展”（9th Street）展览现场，1951年

安迪·沃霍尔《Portrait of Ileana Sonnabend》，1973年，画中为卡斯蒂里前妻伊莲娜·索纳本德。

Q：你们的关系多少受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影响。展览过后，来自国际艺坛的抨击并不少，你怎样回应？

卡斯蒂里：他们斥责我过度干预双年展评选。但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届双年展在劳森伯格拿下金狮那一刻就画上句号。流言蜚蜚，生活依旧。那个夏天，我重新拾起了最爱的那些文学：莎士比亚、普鲁斯特、乔伊斯……

Q：其实更令我惊讶的是，你与伊莲娜离婚多年，仍能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

卡斯蒂里：伊莲娜拥有很棒的品位。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合伙人，但这对婚姻并无益处。我认为和她更像是艺术上的灵魂伴侣，分开后关系更为牢固。或许，这才是最佳相处模式……

（注：以上问答根据书籍《利奥和他的圈子》《艺术巨商：著名画商利奥·卡斯蒂里与现代艺术》的内容总结整理而来，以方便理解。）

贾斯培·琼斯个展现场，利奥·卡斯蒂里画廊，1958年

罗伊·利希滕斯坦在利奥·卡斯蒂里画廊

慷慨仗义、行事讲究、不为流言所困，或许从以上问答可窥见卡斯蒂里的社交技能之一二。有人曾评论其毫无买卖手段、没有商业头脑；也有人认为他的“混血”身份在艺术界应被视为一位“靠不住”的盟友。但卡斯蒂里仍以一己之力，在名利场中铺就“天罗地网”。

然而，若将其成功仅归于“技巧”便有失偏颇。在卡斯蒂里长袖善舞的身影背后，实则是对艺术的狂热喜爱。于这方舞台，他积极追踪将要发生的变化，拥有绝佳的艺术品位，同时其机智、优雅、乐于奉献……只有当这些全部浮出水面，你才能明白，他的名字注定属于历史的名列。

编辑、文  于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