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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之间能合作吗?

2023-08-22



ART

COLLABORATORS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双人像》,亚克力、油画棒、画布、木板支撑,152.1×153.7×4.1cm,1982年


从校园的小组作业到迈入社会后的团队工作,“合作”永远是无法避免的课题。每个人在组队前都怀着“抱大腿”躺赢的期待,也都曾发出对偷懒的猪队友的怨怼。而作为心高气傲的艺术创作者,如何促成合作、实现双赢也是身为艺术家时而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何合作?


在“独创性高于一切”的艺术界,艺术家个性鲜明的风格与创作方式向来是观众与藏家埋单的重要参考之一。人们渴望在作品中看到创作纯粹的本质,而“合作创作”则似乎背离了这一点。那么,艺术家为何还要参与艺术合作?

以团队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并非新时代的发明。早在1848年,法国艺术家保罗·切纳瓦德(Paul Chenavard)就曾应临时政府邀请,发起为装饰巴黎万神庙(The Panthéon)内部的创作项目——以70个场景呈现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伟人。


对切纳瓦德而言,如果架上绘画诉诸感官,那么壁画则诉诸心灵,只有后者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他想要人们崇拜自己的作品本身——而不是名字。在他看来,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伟大的作品必须客观,而艺术家的标志性特色则会带出非理性的情绪。因此,“为了作品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很重要。


保罗·切纳瓦德(Paul Chenavard)《 Social Palingenesis /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布面油画,303×380cm,1848年

到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艺术合作有了新的意义。在“合作者”一词具有双重含义的时代,人类的合作行为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成为维持更稳定的过去和瞬息万变的现在之间关系的手段。尽管这种艺术创作模式通常需要牺牲个人自我,但通过合作,艺术家找到了可行的工具来对抗威胁人类的概念:意志和创造性想象力的力量。


图1:利奥诺拉·卡林顿《Portrait of Max Ernst》,布面油画,50.3×26.8cm,1939年

图2:马克斯·恩斯特《Leonora in the Morning Light》,1940年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与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正是在二战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相遇、相知并相爱。二人互相合作并支持各自的艺术发展,共同创作守护动物雕塑用来装饰自己位于法国圣马丹达尔代克小镇(Saint-Martin-d'Ardèche)的家。在短暂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专注于对身份认知问题的讨论,并在对方的视觉表现中留下了相当多的痕迹。



图1:利奥诺拉·卡林顿与马克斯·恩斯特

图2利奥诺拉·卡林顿《The Palmist》



并肩而行


参与合作对艺术家而言既是拓宽自己艺术实践的好方法,也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然而,实践一段成功的团队合作并非易事。历史上因志同道合与互相欣赏而走到一起的艺术搭档比比皆是,但能将佳话持续的却并不多,默契的配合、对协商与决策的共识以及始终如一的共同目标缺一不可。



图1:巴勃罗·毕加索的雕塑作品

图2:巴勃罗·毕加索《女人头像(费尔南德)》,青铜,1909年


在毕加索与同属立体主义阵营的艺术家胡里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alez)开始合作前,他虽然也曾探索雕塑形式对立体派理论的表现,但始终停留于浅尝辄止。直至1928年开始,在与冈萨雷斯合作的过程中,毕加索成为了一名雕塑家。随后,其雕塑创作几乎不再存在空白期,雕塑已成为他作为艺术家身份的一部分,与绘画无异。


图1:巴勃罗·毕加索与胡里奥·冈萨雷斯共同创作的金属雕塑作品

图2:巴勃罗·毕加索与胡里奥·冈萨雷斯共同创作的《花园里的妇女》


二人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由铁制结构建构的雕塑作品,并携手向开放式雕塑领域迈进。对冈萨雷斯而言,毕加索树立了勇气和自信的榜样,而这些品质是他过去不曾具备的。他通过搭档引导自己的能量,并第一次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愿望与对冶炼技术的精通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和谐的团队合作离不开惺惺相惜的欣赏与相互成就的良性心态。


图1:胡里奥·冈萨雷斯《Tête au miroir》,1934年

图2:胡里奥·冈萨雷斯的雕塑作品


除了意气相投的圈中密友,另一种合作形式也逐渐于艺术史中展现出鲜明的优势——以家庭或夫妻为基础的合作。艺术家与学者Holly M. Crawford将之称为“像人类学或考古研究团队一样的工作”,创作者们在“团队风格”的外衣下各自“隐去自己的姓名”。


图1:让·汉斯·阿尔普与苏菲·陶柏-阿尔普在瑞士阿斯科纳,1925年

图2:苏菲·陶柏-阿尔普《2nd Composition》,纸本水粉,26×34.9cm,1932年

图3:让·汉斯·阿尔普《Untitled (Collage with Squar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Chance)》,48.5×34.6cm,1916-1917年


当深受康定斯基“热抽象”艺术特征影响的瑞士艺术家让·汉斯·阿尔普与风格更偏向蒙德里安、表现纯粹形式的苏菲·陶柏相遇,二人在甜蜜充实的爱情与对彼此艺术才华的推崇与肯定中合作创作了众多作品,也常常给予对方创作灵感。陶柏以其“清晰且宁静的垂直水平构图”深刻影响着丈夫的艺术风格,并与他共同探索全新的材料与形式。


图1:阿尔普与苏菲·陶柏《物的横竖构图》,纸板拼贴,1919年

图2:苏菲·陶柏-阿尔普《six spaces with four small crosses》,布面油画,65×100cm,1932年


而在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的恋人“团队”中,合作本身则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存在,其中整体大于二人的部分之和。他们在彼此的互动中创造出“第三种力量”,以一系列表演作品探索亲密无间的共生关系。艺术家们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被作品本身的第二自我取代或抹杀”。


图1: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时间中的关系》(Relation in Time),行为艺术表演,1977年

图2: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



“同床异梦”


演员爱德华·马歇尔(Edward Marshall)曾说过:“合作是一种创建‘自主担当’的文化——如果你希望实现协作,就需要让每个人愿意去担当,人人都将事情看做是自己分内的事情。”然而在艺术创作中,原创性与归属权的概念带来了合作中更为多面复杂的问题。


同为骄傲的艺术家,合作创作由谁做决定、解决分歧?风格如何界定?什么更重要,作品成果还是探索的过程?以上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团队合作走向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在艺术家曼·雷和李·米勒亦师徒、亦情人的漫长合作生涯中,二人意外发明了中途曝光法。这项技术很快被曼·雷采用,作为“摆脱平庸”的一种手段。他将其应用于拍摄女性裸体照片,并以光晕勾勒的形式和反转色调来强调身体的轮廓。由于这两位艺术家都非常自负,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分享彼此发现的想法,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图1:曼·雷与李·米勒

图2:曼·雷(Man Ray)《Solarised Portrait of Lee Miller》,摄影,1929年
图3:曼·雷(Man Ray)《Lee Miller in bathing costume》,摄影


而在巴斯奎特与安迪·沃霍尔的合作关系中,二人起初也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友情长跑:巴斯奎特借沃霍尔的名气快速打入艺术界的中心;沃霍尔则从这名充满才华与野心的年轻人身上重拾灵感与创作激情。


然而,这种在外界看来有些疯狂的“共生”关系仍危及了他们的合作。《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称巴斯奎特为沃霍尔的“吉祥物”,其余媒体也对其大肆批判,这彻底伤害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自尊心,以致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图1:安迪·沃霍尔与让-米歇尔·巴斯奎特

图2:巴斯奎特与沃霍尔《Dentures/Keep Frozen》

图3: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甜蜜爆破》,亚克力、油画棒、丝网印刷、油墨、画布,244.8×206.4cm,1984-1985年


有评论家声称:“承认艺术合作的重要性是纠正审美个人主义错误的重要手段。”不论是出于基于个人情况的考量还是时代必然的趋势,艺术合作并非全都能达成“1+1>2”的双赢局面。如何避免团队的“双输”,是每个选择进行合作创作的艺术家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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