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4年，有关中国村庙计划的初心便已萌生。在接下来近2年的时间里，栩栩华生与友谊万岁团队进行了大量有关研究与调研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中寻找村庙。与此同时，建立一套可操作执行的机制，也是这一计划成立的关键：作为全程学术与实践支持的“中国村庙计划”专家顾问团，与实际进行建筑设计的“中国村庙计划”青年建筑师团逐渐成型。

其中，顾问团队由6位长期活跃于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研究领域的学者、实践者组成。团队成员横跨建筑学、文物保护、结构工程与社会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形成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经验的评估与支持体系。

这一顾问体系从前期调研即深度介入：与项目团队共同进入现场，参与实地考察与价值研判，并在后续的方案讨论过程中持续提供学术与实践层面的判断依据，使项目在不同阶段均保持多维度的审视与校准。通过这一跨学科的协作机制，确保“中国村庙计划”得以在个案选择、价值判断与实施路径上，建立起兼顾历史、技术与社会维度的综合框架。

“中国村庙计划”青年建筑师团邀请了一批已在乡村现场持续工作的建筑师参与实践。他们深入乡野，在建造中建立人、精神世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他们中的大多数，与所介入的村庙所在地并非偶然相遇：那里要么是他们成长的原乡，要么是他们多年扎根、反复往返的实践现场。相比一次性的介入，他们带来的更像是一种从地方内部生长出来的视角——熟悉当地的建造传统、生活节奏与社会关系，也更能理解一座村庙为何仍然重要，为何值得被重新看见。

“中国村庙计划”不仅是一项关于修缮与更新的行动，更是一种对青年建筑师和新生代实践的支持。他们以更当下的方式回应乡村现实：在真实的现场中，再一次理解公共空间、社区关系与建造传统之间仍然活着的联系。

在多次调研、走访与研讨之后，五座分布于云南、广东、山西、福建与安徽的村庙，成为“中国村庙计划”的实践现场。

它们的形态并不相同：有的是仍在承担村宴、议事与祭祀功能的复合型庙宇，有的是水边树下的社公，有的是悬在村庄路口上方的小铁庙，也有的是隐入山林的遗址与石庵。它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有的需要重新梳理民俗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有的需要修复被打断的公共空间，有的则需要在历史遗存与当代使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因此，五个点位呈现出了五个真实而具体的乡村现场。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村庙计划的起点：从一座庙、一棵树、一条路、一处街角开始，重新理解村庄仍在延续的精神生活与公共关系。

中国村庙计划团队来到中和邑走访时，见到了村民、村干部、莲池会的奶奶们，也见到了从昆明来到村里的云朵社工组织。他们从去年开始参与中和邑的在地工作，帮助村庄梳理村史，访问老人。在攀谈中，关于这座小村落和笼沙寺的叙述，不再只来自一份文献或一块碑文，而是在细碎的日常与回忆中慢慢活现。

对中和邑而言，笼沙寺并不只是一座寺庙。它承载着村庄的历史记忆、家族谱系、地方民俗与社区关系。村庙中的碑文《重修笼沙寺记》中记录的“合村捐资”“合村协力”，都印证着村民赵奶奶口中那句“修庙是全村人的事”。笼沙寺由村内莲池会（村中60岁以上妇女组成）负责日常管理与祭祀活动，并承担红白喜事、村宴、议事、老年活动等公共功能，是全村重要的社会文化中心。莲池会的奶奶们每日安排专人轮班值守，照看香火、打理神像，也维持着寺庙日常的秩序。

笼沙寺位于中和邑村东北角，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约500年，主祀文昌帝君（村民尊称“菩萨”），配祀财神、冥王、猪姑娘及白族特有的“本主”，呈现出复合型民俗特征。历史上，笼沙寺不仅是村民祭祀的场所，也曾作为私塾讲习之地，培育过多位进士名流。

在现存的空间结构中，笼沙寺成合院形制，照壁—神树—山门—主殿形成了它的核心轴线。寺门外，一株古树静静伫立；正对门口，设有一座与村落“龙湖”历史传说相关的小祭台。步入寺门，即达主殿区域。寺庙左侧紧邻中和邑村村小组的党员活动室、老年协会活动室，以及供村民办理红白喜事使用的“客事房”等公共服务场所。右侧原为村民尊称为“财神殿”的配殿，现已拆除。

专家走访后形成的基本判断是：笼沙寺的价值，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修一座庙”或“补一栋建筑”。它首先是一个融合型、复合型的乡村公共空间，既包含传统民俗，也包含日常生活、节庆仪式、公共服务与村庄治理。尤其在中和邑正进入乡村振兴与旅居转型的背景下，笼沙寺所面对的问题也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它需要继续服务村民原有的礼俗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随着游客、新居民、社工组织、内容型业态的进入，它也可能成为连接本地村民与外来人群的公共界面。

在建筑师杨雄看来，笼沙寺中的一横一纵的两条轴线共同构成场地的核心空间骨架：礼仪轴线维系着村落的文化根脉，日常轴线支撑着村民的现实生活。现状格局完整，功能清晰，为后续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因而，他提出的初步方案完整保留村庙、主殿与集体用房，并试图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将它们重新连接起来： 一个连绵起伏的大屋檐，像一双伸开的手臂，把原本分散的空间重新拢在一起。

这个设计原型，来自白族传统建筑中的“厦子”，方案将“厦子”放大、拉长，使它成为新的空间组织方式：它连接村庙、院子、集体用房和外部田野，也在神圣与日常、村民与外来者、旧有秩序与未来使用之间，建立一个更柔软的过渡。空间的聚拢，更是人的汇聚。未来，项目还将尽可能使用回收的老石条、老木头，并邀请传统工匠参与营造，让建造过程本身再次成为一次共同的行动。

腾冲村户籍人口约3750人，流动人口7000余人，下设10个居民小组及股份社。腾冲邻近佛山新城核心区，土地价值提升，古村肌理被周边现代化商业开发包围，是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典型村落。乐从大道、家具大道、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世纪莲体育中心等现代城市节点环绕在它周围，而村庄内部仍保留着密集的传统肌理，使其成为珠三角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在现代化包围中继续存在的一个典型样本。

这里的“村庙”，并不是一座通常意义上的庙。“社公”是土地力量的神化，无神明形象，亦无房屋。在珠三角地区，“社”作为独立的土地祭祀单位，被很大程度地延续和保留下来。“社”以血缘关系作为最底层的逻辑，是村落中一个较小的聚落单位。“东镇社”一名来源不详，属腾冲村下照小组的土地边界内。

“社”的产生及其祭祀，学界一般认为源自对土地及其相关产物的崇拜。这一祭祀传统可追溯至上古时代，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社”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法国汉学家Edouard Chavannes认为“社”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行政单位，在中国人心目中还具备各种神圣职能，“社”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也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普遍民俗。

在珠三角，社坛、土地庙、宗祠、水塘、古桥、埠头、榕树常常共同出现，形成一种广府水乡特有的“榕树头”布局：平日里，村民在树荫下乘凉、聊天、停留；特殊时节，则在这里祭拜社公。它既是神的空间，也是生活空间。东镇社社公位于腾冲村东北侧的入口处，通过跨越河涌的水泥桥到达，涌边埠头、参天连理榕树与木棉树、风水塘形成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非常传统的“榕树头”村口布局。场地内现存一个闲置的废弃杂物房，树下还有供人休息闲坐的石板床和石凳。

第一次走到腾冲村东镇社社公时，最先被看见的并不是建筑，而是树。树冠在路口、水边和社公之间撑起一片阴凉。 居民组组长告诉我们，过去这里并不是现在这样硬邦邦的水泥地，水边也更自然。现在，树根已经把铺砖顶起，社公与土地庙之间插入了一座公厕，车辆从旁边经过，停车占据树下空间，水岸也被硬化成整齐而生硬的边界。

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地方。社公所在居民组的组长说，这里至今每天都有人上香，每年社公诞也会举行祭祀。他还提到，希望社公旁能够增加一个烧祭品的位置，像村中其他社公一样，更方便村民完成日常仪式。书记则记得木棉花开时的样子：花朵一朵朵落在地上，红色铺满树下，场景非常美。他也提出，希望这里未来不只是一个祭拜点，而能成为“榕树头议事厅”——一个村里人可以重新坐下来、聊事情、议事情的公共空间。

这里看似微小，却浓缩了珠三角村落公共生活的一个基本类型：水边、树下、社公、桥、祠堂、埠头、老人、香火与日常停留。建筑师靳远说，在村庙计划伊始，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榕树头”。在广府老村，榕树头往往是社公所在地，也是村民重要的公共空间。即使产业、人口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这个形式仍然对村庄记忆有一种持续的召唤力。

专家们在现场反复提到，这个地方的问题不在于缺少空间，而在于太多关系被打断了：树与土地，社公与土地庙，人和水，村民停留与车辆通行，仪式与日常生活。因此，这个项目不应是把一个小小社公“包装”起来，也不应将它改造成一个新的景观装置。它真正需要被修复的，是一组关系。

因此，靳远提出的方案并不追求一个巨大的新动作，而是用“七个故事”重新梳理这个榕树头：社亭、花渠、树根、桥石、社公、铺地、公厕。每一个故事都对应场地中一个真实的问题，也对应一种轻微但关键的修复。最终，广东点位所讨论的并不是“庙”有多大，而是一个地方如何重新拥有场所感。

村中现有31个居民组，户籍人口1.35万人，常住人口约8000余人，是稷山县规模最大、唯一设村级党委的村落。

砖庙井是坞堆村中一处极为特别的“村庙”，它悬置在村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方。在这座“悬空”的铁皮庙中，依稀可见内部塑像为木骨泥胎，主祀神为观音菩萨。

关于“砖庙井”这个名字的来历，据附近居住的老人们讲述，最开始道路西侧有一座两开间面北的砖砌庙，俗称“砖庙”，彼时它的门前，还有一口古井。70年代，庙被弃用，井也因道路拓宽被填埋。70年代末，临近宅基地的房屋重建，庙随之被拆除，用地并入成为新建民房的一部分。当时的话事人希望可以复建砖庙，但因当地有“井前庙后不住人”的风俗，而居民组又没有空地可供其安置，最终将它以铁皮小庙形式就近举在道路上空，并将已经消失的古井，以“砖庙井”的名字，一同留在了这个位置上。

“砖庙井”位于村中中心十字路口的南向道路上空，正面朝北。周围的照相馆、综合超市、各类商铺、大槐树共同围合出村里最热闹、最具活力的交通枢纽与生活场景。村庙所处位置道路西侧的高台，既为保护房屋墙根所修，也是为附近村民茶余饭后乘凉聊天提供座位所设。 它几乎被压缩成一个极小的符号：一个空中的铁皮小庙，一个锈蚀的支撑架，一处路口上方的精神标记。 它并不总是被看见。有人每天经过，却未必意识到那里是一座庙；但到了逢年过节，村民仍会烧香、插旗、挂上写有名字的灯笼。

专家勘场后也形成了相近的判断：砖庙井是一处地方民俗在村庄日常中的象征性节点。它是礼俗、通行与公共生活之间反复妥协的结果；在高墙大院构成的封闭村庄中，这样一个与大槐树、路口、日常停留相连的所在，恰恰确认了一处难得的公共空间。

建筑师范久江与翟文婷提出，项目将根据村民意见，完整保留空中的小铁庙，并对其进行适度围护，使它能够抵抗日晒雨淋。同时，原本支撑小庙的锈损铁架也将被重新设计，使结构更加安全。新的支撑点位将尽量退让，并与相邻地面、建筑台基、墙根等既有形态整合： 一方面照顾村民日常乘凉、停留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释放出更清晰的街角界面，让庙下空间成为村中心公共生活中可被感知、可被使用的一处节点。

村内分布九座寺、无尘塔、龙王庙等唐代文化遗存，其中无尘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凤顶村核心古迹景观。

九座寺 ，始建于唐代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由正觉禅师（法名智广）倡建，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计有山门、天王殿、罗汉堂、大雄宝殿等二十多座建筑，寺僧达五百余众，是南少林文化源头之一。现仅存三殿，其中最重要的主殿为大雄宝殿。无尘塔位于九座寺西侧约400米处，由正觉禅师创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后被山匪草寇所焚。于乾道二年（1166年）伐石重建。无尘塔为三层石构，八角空心，高14.22米，内径6.45米。塔内有螺旋形石级盘旋而上，是福建省最古老的空心石塔，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王庙遗址 位于九座寺后山西北约 2.5 公里山涧旁，与九座寺、无尘塔形成紧密空间关联，当地亦称普济庙、龙王寺。抵达这里需要经历一段约10分钟车程的盘山土路，与一段约10分钟脚程的山涧小径。据清乾隆《仙游县志》记载，庙因龙潭祈雨习俗而建，曾为村落重要精神空间。

遗址长期荒置，建筑围合损毁、路径中断，现存石砌方形基座（面宽 10 米、进深 8.5 米）、4 根石柱及三面残墙，占地面积约 100 平方米，场地与河床存在 3–4 米高差，整体呈现由残构、山石、溪流组成的活态现场。

本期同行的专家张准指出，遗址更新在实施层面需适配本地施工条件与维护能力，采用轻量化、易落地的技术路径，优先依托场地天然巨石作为结构支点，以锚固、埋板等低干预工艺实现支撑，控制造价并降低后期运维成本。

藏在深山里的龙王庙遗址鲜为人知，经文史学家陈金添先生推荐，建筑师陈志曙来到此地。作为福建仙游人，陈志曙以家乡的 “大埕” 为介入媒介，提取仙游传统民居公共空间原型，在遗址与河床的高差断裂处，置入半圆形红色清水混凝土界面。

设计不采取复原式重建，通过嵌入山体的悬浮结构处理，弱化新建部分与历史遗存的视觉冲突，以材料同质实现新旧共生。 该界面一侧锚定遗址原有空间秩序，一侧向自然溪谷开放，不作为独立建筑，亦不强行修复路径，仅在历史现场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适度的停留条件，使建筑退为背景，让遗址在当代使用中持续存续。

在行政划分中，青枫岭村下辖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大化坪镇，总面积44.71平方公里。村民的房屋散落在山间，共有21个村民组，户籍人口约1600余人。

本次中国村庙计划将要更新的云雾庵，是四望山顶端四望堡寨址的一部分。有史可考，咸丰七年起，太平军将领遵王赖文光、捻军名将梁王张宗禹互相配合，率部转战于鄂豫皖一带，曾数次占领霍山县城，迫使霍山县知县迁县城于六万寨，根据战略需要，妥设守备，构成防卫体系来对付起义军，才相应建起了这座四望堡寨。

今日，这里的南北寨门、寨墙、碉堡、及附属建筑石庙云雾庵仍屹立不倒，均为石块垒砌而成，总长约4600米，是安徽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军事防御堡垒之一。四望堡由环形寨墙围成，寨墙由石块垒砌而成，建筑在山脊上，高约为6米，宽1.5米，周长约为4500米。其二层为城楼，楼顶用条石铺成，正面墙上设有三个方形瞭望孔，两山墙各开一门通向寨墙，屋顶为前后双坡形式，由19块长条石垒砌而成，屋脊两端设仿木构建筑屋脊，石质吻兽，中设石质宝顶。

南北两寨门亦为石砌，错缝交替堆砌，两寨门间距约300米。南寨门坐东北朝西南，面阔一间，进深一间，分上下两层，占地面积13.73平方米。正面中施石门框，拱券形，门上槛嵌有“秀冠衡南”石刻，两侧山墙上各嵌有一通石碑记。

碉堡位于南寨门南侧约200米处，依山势而建，面阔一间，进深一间，分上下两层。一层正面设门，四面墙体上设有11个枪炮眼，正面与寨墙相连。二层平面与一层相对应，通过活动木爬梯上下，四周设墙垛，每侧墙垛上有2个瞭望窗，保存状态较好。

我们在当地仍前往祭拜的村民老戴的带领下，首先驱车盘山而上，最后一段山路仍需步行攀登。当日微雨，山间碧翠，云雾缭绕，正应了“云雾庵”的名号。这座小小石庙位于寨中央，坐北朝南，平面呈正方形，面阔一间，进深一间。双坡形制的屋面，由21根长条石垒砌而成，屋脊中设石质宝顶。庙内仍有香火，据村民描述， 这座小庙为一位女性而建，至今保佑着村中风调雨顺，村民们健康平安。

随行专家们均表示，全石庵庙并不多见，其营造匠心与构造逻辑具备较高记录与展示价值，亦呈现了一种质朴的虔敬。对于新设计而言，这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石庙远离村庄，如何重新定义其当代精神价值成为不可回避的命题。

建筑师王灏关注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山”过程。从山脚启程，穿行林间、翻越山脊、逐渐接近庙宇，人在漫长的行走中感知山水、积累情绪，最终完成祭拜。 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灵性之间通过路径建立联系的方式，在传统村庙中并不常见，却构成了四望堡最独特的场所特征。

因此，本次设计意在重新唤起这种抵达山庙的体验，在原有漫长的叙事性空间中增加当代性的表达， 希望传统山神不再只是历史遗存中的文化符号，而能够以开放而包容的方式与今天的人们建立真实而长久的情感联系。

五座村庙，五种处境，也对应着五种不同的进入方式。

在云南大理中和邑，笼沙寺仍然维系着村庄的祭祀、宴饮、议事与日常照看；在广东顺德腾冲村，东镇社社公与水边、古树、埠头共同构成珠三角村落中典型的“榕树头”；在山西坞堆村，砖庙井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悬空姿态，停留在村庄最热闹的路口；在福建仙游凤顶村，龙王庙遗址隐入山林溪谷之间，等待一种不以复原为目的的重新抵达；在安徽霍山青枫岭村，云雾庵与四望堡的石构遗存一道，保存着上山与祭拜的古老路径经验。

它们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类型学，也无法被同一种方法轻易概括。恰恰相反，中国村庙计划真正重要的地方，正在于它承认每一个现场的复杂性：一座村庙之所以重要，往往不只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它仍与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地方秩序、某种集体记忆紧密相连。

因此，修缮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替换，更新也不意味着重写。建筑师所面对的，是一套已经存在、仍在运转的关系：人与神灵的关系，村民与土地的关系，日常使用与节庆仪式的关系，旧有建造经验与当代技术体系的关系。 真正困难的工作，不是制造一个新的形象，而是在这些关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轻轻托住它们，使其得以继续发生。

对于Wallpaper*中文版而言，关注和记录“中国村庙计划”，也意味着重新审视当代设计能够抵达的边界。建筑不只发生在城市中心、文化地标与商业空间中。那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有更持久的秩序；没有耀眼的形式，却有关于共同生活最朴素的答案。

“中国村庙计划”所要照看的，是那些尚未被充分使用的乡村现场，是那些仍在民间延续的礼俗，是那些被现代化进程压缩却并未消失的公共生活，也是当代建筑在面对真实乡土时应当保持的谦逊、耐心与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