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要弥合分歧、找到解决方案，创造力和同理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artnet新闻的“艺术与同理心”项目是一个进行中的调查，研究艺术世界如何从创意人士、思想领袖和伟大的艺术作品中获得见解和灵感。

在跨界文化领域中上，很少有人能获得Futura和丹尼尔·阿尔轩（Daniel Arsham）那样的成就。

Futura（原名Leonard Hilton McGurr）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名极具影响力的涂鸦艺术家，他的作品遍布纽约的地铁，十年后，他与让-米歇尔·巴斯奎亚、基思·哈林和肯尼·沙尔夫一起展出作品。另一边，丹尼尔·阿尔轩也经常与迪奥和日默瓦等大品牌合作，最近还被任命为NBA克利夫兰骑士队的创意总监。

我们与他们二位坐下来聊了聊，关于他们跨越年龄的友谊，艺术和设计界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以及共和同理性是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的。

Q：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丹尼尔：我想可能是通过Timmy（Futura的儿子），对吧？

Futura：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儿子36岁，他是Daniel同年龄层的人。你知道，我们都在关注我们自己的圈子，还有那些走在你们前面、能给人鼓舞的人。Daniel更了解我的儿子，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也更多。但这很酷，因为在我认识Daniel之前，他就是我尊敬的一位艺术家。

丹尼尔：我在Kith品牌通过Ronnie Fieg认识了Timmy。我们还一起旅行过好几次。在真正认识Futura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联系。也是在Kith的活动上听许多人提到了Futura——我还记得是在Kith纽约拉斐特街店铺的时候，与你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在你和耐克合作的晚宴上（又见面），当时我们都有亚麻餐巾，我问你能不能在餐巾上画画，然后把那张你画过的餐巾裱在我的画室里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Futura这个名字——他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无论是涂鸦还是街头服饰领域。

Q：你最欣赏的对方的点是什么？

丹尼尔：Lenny（丹尼尔·阿尔轩对Futura的称呼），你不是老家伙，但也不算特别年轻（笑）。我觉得，这些年看着你事业发展的过程很鼓舞人心。你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创作，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维持职业生涯的不断发展是很了不起的。我试着尽可能把我的作品带到传统的艺术陈列空间之外，但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作品从来没有像Lenny的作品那样成功过。

Futura：Daniel的作品很棒，因为你所做的是建立自己的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像苹果产品。它的技术和设计总是令人惊叹，是非常思虑周全的创作，风格真的很亮眼。我一直被Daniel的东西所吸引，也想着有一天是不是能看到Daniel创作的巨型作品——比如一座“阿尔轩之山”（Mount Arsham）之类的。我很感兴趣。

Q：你们两人的创作在形式上都是“无定形”的。在你们看来，艺术和设计有什么区别？你如何看待艺术与时尚的跨界合作？

丹尼尔：我和阿迪达斯的第一次跨界合作是在2012年或2013年。我记得当时身边的很多画廊老板和一些藏家对这样的实体合作并不那么看好。他们的想法大概类似于“你愿意让这家公司用你的创意来销售他们的产品吗？”而我看到Futura和KAWS以及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在做这些，我的想法是，“你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想，我实际上是在利用它们来接触那些不属于艺术界的人们，毕竟有更多人不是每天都去博物馆和画廊，他们也没有机会接触这种创作。”

另一件让我困惑的事情是，这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安迪·沃霍尔上世纪60年代就在做这个了，80年代他还为索尼做电视广告。也正是这些人收藏了大量的作品，并在遵循沃霍尔的路径前进——所以我真的不认为这种合作有任何问题。

Q：Futura，你觉得艺术和设计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Futura：我是1972年毕业的，在纽约上的公立学校。当我毕业的时候，涂鸦已经在地铁和城市中出现了，但我进不了艺术和设计高中，他们拒绝了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我喜欢设计，尤其喜欢那些精巧的品牌标志，比如IBM、可口可乐之类。我从小就与这些东西相伴着长大——在安迪·沃霍尔推出那些现在被认为是标志性的东西（比如金宝汤罐头和布里洛盒子）之前，一些商业设计也有自己的美感，而涂鸦也不过如此，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品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广告就会知道“哦，那面墙上有个产品”或者“地铁里在宣传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铺广告的地方就能从那家公司那里赚钱。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广告也直接“写”在墙上呢？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本质。

Q：如果你们可以互换身体一天，会做些什么？

Futura：多了解他一些吧。如果我有一天时间能成为丹尼尔，我就会在他那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看。了解他使用的媒介和创造力，以及如何将这些转化为创作的——这真的是独属于他的技巧，而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丹尼尔：如果我是Lenny，可能想成为1983年的他。能回到过去，晚上和一群朋友去泥泞俱乐部（The Mudd Club），那真是纽约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忆。1999年，我从迈阿密来到纽约，那时的纽约已经不是80年代的样子了，以前更加狂野和开放。我在库珀上学，上世纪末的东村和之前都完全不一样，而我只想回到上世纪80年代。

Futura：你是真想换吗？

丹尼尔：当然了（笑）。

Futura：很好。如果你想换，我也愿意。哇，库珀……我可是被这所学校拒绝过。

丹尼尔：那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正统教育。我想对于你这种类型的艺术家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受那种教育。Lenny，我不知道那是否对你有利。

Futura：我确实没有进这些学校，反而往军队那边走了。我做了一些很酷的广告，但还是没怎么被接受，因为很多机构是有点“军国主义”的，因为你知道，72年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战争还在继续。所以他们不太能接受我的那些东西，还记得有个人说，“伙计，你知道吗，我们在那边杀孩子的。”而我说，“哦好吧，对不起。”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丹尼尔·阿尔轩

图片：Photo by Guillhaume Zicarelli

Q：在你们看来，如果艺术真的要发挥作用的话，它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你的实践中考虑过“移情”这件事吗？

丹尼尔：我认为有两种类型的艺术家。有些创作不一定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但更多是为自己而做——它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或者说是一种理解你周围世界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诠释，表达了人们看不到的诸多侧面。

我属于后一类。我的工作实际上是试图揭示我们日常经验之外的东西，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到古希腊或罗马文化或其他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来扰乱人们对时间的既定理解。事实上，这些东西本质并不复杂，伴随它们而来的同理心是基于揭示一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的不同角度，让你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和感知自己的每一天。

Futura：去年，疫情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令所有人始料未及，我问自己，“我是否应该选择再次成为一个跨界艺术家？”这次的跨界不只是艺术和设计，当然就要关注现在的政治了。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想那么多，移情在生活中固然重要，但我不会说它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这不太适合我现在所做的。因为现在似乎更难与人交谈了，我想尊重每个人，但如果有些人的想法真的很古怪，我虽然态度开放，但并不想参与讨论。

我不知道谁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政治艺术家。你知道，有一个意大利街头艺术家叫Blu，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在我看来他曾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这家伙太神奇了，他会去到不同的地方，画一些你绝对不会想到在那里画的东西，比如他去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就画了一幅关于可卡因的壁画——这太棒了，他把标准提得很高。再回到我，我有一个想法，认为某些事情在现在是不正确的，但也不会选择在我的创作中过分地去表达。

Q：怎样的人才是有创造力的人？以及，请给出一条建议？

Futura：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那就是独立是需要花钱的。这是在说从别人那里拿钱的事情——不要轻易咬别人给你开支票的诱饵。因为这就像下象棋，你如果真的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那么拿着支票前来的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而如果坚定这样的想法，你就能做到尽可能地离那些试图控制你的人远一些。

丹尼尔：我在工作的时候会考虑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我首先要思考的是，我想看到什么东西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我创作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但我也体会得到Lenny刚才所说的类似情绪，即，你说“不”的事情可能比你说“是”的事情更重要——Lenny没有进入库珀，但这也成为了造就现在的他的影响因素，所以思考拒绝和接受是很重要的。

文丨Noor Br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