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品牌国潮视觉符号以“图像自涉”的方式，描述了文化符号新意义的生成过程。其中，“国”是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而“潮”则是将“国”纳入一定时尚领域之后，所进行的价值延展。因此，品牌国潮所体现的并非某种情绪化的文化自信，而是参照当代中国社会情境的深层文化认同。品牌国潮是基于文化经验，对品牌视觉符号之意义的释读与判断，是一种借助时空维度的符号元素编织起来的文化印象。这一印象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时空范畴中品牌的实体、界面与品质，以及由此触发的文化记忆。品牌的国潮趣味作为一种视觉性的图像实践，体现了对客观真实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当代性演绎上。那些图像事件式的表意与释义，以自然意义、规约意义和内在意义，让文化符号的视觉真实与客观真实有机统一起来。构筑国潮趣味的品牌视觉，需梳理印象与造型、“对象—过程”与要素、类别与范畴三个层次的概念与方法路径，以此才能形成承载文化意义的品牌视觉设计思维。

关键词:国潮、品牌印象、意义结构、设计思维

国潮作为文化与经济互动的现象，并不是一时的“符号狂欢”，而是一种视觉性消费心理的外化表征，其认知结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意义范畴化，W.J.T.米切尔称这种范畴化为“元图像”[1]。它以表意指向图像自身，以反思追求图像本质，以视觉性拓展图像意义。事实上，品牌国潮视觉符号以这种图像自涉的方式，描述了文化符号新意义的生成过程。在这里，“国”是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而“潮”则是将“国”纳入一定时尚领域之后所进行的价值延展。因此，作为元图像的国潮所体现的，并非某种情绪化的文化自信，而是参照当代中国社会情境的深层文化认同。

以国潮为策略的品牌塑造，归根结底不是简单的形象传播问题，而是关于元图像的意义传递与情感再造。其中包含对文化经验的深层解构，同时也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当代性释读。从元图像的本质属性，锚定国潮趣味的品牌视觉设计思维，需要从设计与消费主体的符号阐释经验出发，在对主体价值的探索中，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意象诠释经验，发现当代中国语境中国潮符号的意义阐释结构，并对其进行设计方法论的阐发，由此才能实现由意象—认知—行为所引发的设计思维创新。

国潮趣味的印象:品牌视觉符号的阐释经验

1.意义的感知:基于文化经验的品牌印象

对意义的把握是形成品牌印象的基础。维多利亚·维尔比曾对意义进行“三分”，提出感知(sense)、意义(meaning)与意味(significance)作为意义生成的三个层次[2]，并且强调“表意”即寻求符号、意义与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而意义的生成与解释恰恰就是符号学所关注的根本议题。可见，品牌是符号的集合，它通过感知进行意义的生成与解释，由此形成存之于世的印象。所以，感知是品牌价值成型的基础，也是品牌视觉设计的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感知是生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生理性感知，是人遇到对象时瞬间的意识，是人对周遭世界的本能反应，而社会性感知则是关于经验层次意义与意味的感知，是“关于感知的感知”。它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其内容是规律或概念。所以，构筑面向印象的品牌感知，不能仅停留在感官愉悦上，还需要以消费者的认知逻辑为主线，并在潜意识中关注特定文化情境中主体性的构成，关注“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由此形成有互动意义的“形式直观”。

品牌视觉设计是一种“表意”活动，而让消费者“捕获”其中的意义，形成期盼中的印象，单靠感官感性显然不够，还需要形成实践理性的引导，即:有目的地表意与释义。品牌印象就是这样一种基于主体经验知识的游戏，这种经验知识在康德看来，是先天形式与后天质料的结合，也是观念的先验性与经验的实在性的统一。[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无论是先天形式、后天质料，还是起着判定依据作用的观念与经验，其实都与设计师和消费者的文化经验有关。

一般认为，对品牌视觉符号的感知是一种无涉目的的信息本能，但事实上，它却是经过文化经验筛选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品牌印象在本质上是文化经验的，而非感观的。在对品牌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意义的解释往往会先于形式的感观。即，不管品牌的视觉符号看上去是传统还是现代，都会被纳入符号预存的意义与释读情境中去做经验化的解读。所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并非我们预想的那般重要。因为在品牌传播中，真正的意义感知还有赖于文化实践理性的规训，以及恰如其分的表意。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在意义(并非形式)的敦促下，感知才会在意识领域形成所谓的“识别”，才会感受意义的价值，才会形成对品牌视觉的判断。因此，品牌的符号形式理应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而不是为国潮而国潮的符号标榜。

品牌印象是基于文化经验对品牌视觉符号所传递意义的释读与判断。其中，对意义的感知也并非纯个人化的，一旦文化经验介入，品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附着了某个文化社群的整体特征，而那些“形式直观”便成了社群所共享的价值，甚至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图1是特仑苏京绣主题的包装设计。众所周知，京绣是“燕京八绝”之一，兴于唐而盛于元，明清之际逐渐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代表绣种，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绣彰显出中国北方文化雄健而不失细腻的风格特征。以此为基础，刻画仙鹤、鸳鸯和蝴蝶这样的文化表意元素，使得整个构思国风盎然。一般而言，对于文化符号的释读总会遵循一定的经验逻辑，而这些逻辑往往是深植于我们的认知系统，并代代相传的:仙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寓意“益寿延年”，鸳鸯代表“情感依恋”，而蝴蝶则是“焕发新生”的经典象征。这些充满文化意涵的“形式直观”，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中，早已获得了普遍认同，而借助这样的文化经验去驱动意义的释读，期待中的品牌印象便能呈现于脑海。

图1.特仑苏之京绣国风

2.国潮趣味的实体、界面与品质:品牌印象的发生范畴

国潮趣味其实是一种借助时空维度的符号元素编织起来品牌印象，这一印象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时空范畴中品牌的实体、界面与品质，以及由此触发的文化记忆。图2是文和友实验艺术思维的品牌视觉塑造。文和友作为传统民俗餐饮的品牌，专注于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构筑。这样的概念被浓缩于其门店的装潢与陈设中，品牌独特的印象跃然而出。在玻璃钢架结构的现代建筑里，那些记忆中碎片化的旧街区影像，被巧妙地实体化，成为一种“视觉真实”的餐饮服务界面。在这样穿越时空的品牌体验中，经典小吃的品质得到再一次验证。布景化的旧时街区、怀旧意味的餐具座椅、儿时熟悉的小食味道，都让人感觉到某种记忆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借助一系列视觉符号的“仿真”得以实现。事实上，品牌印象的形成，不是设计师的独角戏，也不是依靠某些视觉符号的挪用就可以达成的，它需要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范畴，这样的范畴是基于文化(民俗)记忆的认知领域，其中包含品牌视觉系统所对应的实体、界面与品质。也正是这样的范畴化，品牌视觉符号的意义才能在表意与释义的符号活动中，逐渐汇聚成品牌印象，并以元图像的方式延展开来。

图2.文和友之怀旧时尚

实体是承载品牌信息的有形之物，其中包含色彩、造型、图案、材质等，它们直接作用于我们视觉感官的符号，是直涉品牌产品与服务的客观实在，也是品牌印象的实体。这些符号化实体之间的关联，可以用东晋陆机的“物”“意”和“文”的符号描述结构[4]加以诠释。首先，品牌的实体是“物”，是各种归属品牌意义的客观实在，这些实体所传达出来的“意”是对客观实在的解释，而“文”则是对“意”的表述。在这样的意义结构中，品牌就成了某种具有特定指代的符号。但是，品牌“国潮”印象的实体并非可以脱胎于某种意义的形式挪用，其中“物”“意”“文”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物”决定“意”，而“意”又决定“文”。对品牌而言，“物”是代表品质的产品与服务，“意”则是这些产品与服务之于消费者的价值意义，而“文”即是这些价值意义的言说方式，三者环环相扣，互为依托。所以说，有“国”属性的“物”与“意”，才能实现“潮”特质的“文”。

界面是品牌与消费者接触的方式，是一整套行为逻辑对应的“意义展示”平台。如果实体对应的消费者行为逻辑是感观，那么界面所面对的挑战则是一种品牌专属的体验。国潮的品牌印象，不单是对实体的感观，也是对“国”与“潮”的体验。其中“国”的体验，是对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自觉，而“潮”则是当下社会观念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品牌界面所承载的体验，其实是一种复杂的信息交互，其中包含:基础部分——对消费者基本需求的把握;延展部分——在体验产品和服务中，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认。所以，品牌在界面上形成国潮趣味，对基本体验的保障很重要，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与消费者深层的文化互动。

品质是品牌国潮印象的生命线，也是在对品牌实体、界面进行感观与体验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关于品牌印象的判断。所以，品质在内容上既包括关于对品牌实体的感观，也包括对品牌界面的体验，既有与情境相关的即时感受，也有与文化经验紧密相连的持久回味。一般而言，对品质的判定，总会依据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有现实层面的，也有观念层面的。现实层面的标准与行业领域的社会属性有关，而观念层面的标准则与社会文化的共识相关。也就是说，建立“国潮”的品牌印象，在品质意识上，一方面需要在行业领域中将品牌与众不同的价值点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去寻找品质的衡量标准，借以规范品牌的传播行为。

国潮趣味的范畴:品牌视觉符号的意义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与“客观真实”不同，“视觉真实”是经验世界的真实，是对“客观真实”提炼再造之后的形态，而它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联，便是意义。图3是农夫山泉“故宫瓶”的品牌视觉设计。在意义的追寻上，从“有点甜”到“有点萌”，农夫山泉通过敏锐的社交聆听，找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传播兴奋点——原来传统文化也可以“萌”起来。在这组瓶贴设计中，采用了故宫珍藏的清代帝王后妃图为基础视觉元素，并以调侃口吻的文案扭转语境，使得“客观真实”与“视觉真实”发生戏剧性的转换。“本宫是水做的”“朕打下的一瓶江山”“本宫天生丽质”等，这些幽默诙谐的表述，在颠覆皇家正统形象之后，赋予了品牌一种文化亲和力。的确，品牌国潮的视觉符号是一个意义的关联体，那些多重关联的信息被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意义包”中，如此一来，被诠释的“视觉真实”与“客观真实”才会呈现出整体性，并勾勒出品牌国潮意义网络在认知语境上的界域。

图3.农夫山泉之“故宫瓶”

品牌国潮的视觉符号作为图像文本，在图像阐释学中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意义结构与探索方式[5]:一是前图像志描述，所关注的是对图像文本进行直观经验解读的意义，这是品牌国潮视觉符号所传递出来的自然意义;二是图像学分析，主要聚焦图像文本的规约意义，这一层次是去发现国潮视觉符号在中国场域中的文化共识意义;三是图像学深度阐释，这个层次是对内在意义的挖掘，主要关注国潮视觉符号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维度的当代意义。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相互嵌套的意义阐释系统。图4是安踏“霸道”系列篮球鞋携手故宫和冬奥会推出的品牌视觉设计。借助故宫和冬奥会这两个热门IP，安踏进行了品牌意义的凝练与再造。在自然意义的表述上，将品牌产品置于故宫耳熟能详的场景中，并调用场景经典的色彩印象，规划产品的色彩体系，借此诠释一种基于直观印象的相关性。在规约意义的表述上，凭借故宫“君临天下”的气场，将产品视觉符号纳入文化经验约定俗成的语境中去释读，以“皇家气度”来引导受众对产品品质与品牌优势的确认，以“任性洒脱”来唤起特定目标受众的情感共鸣，由此勘定“霸道”的意义解释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安踏“霸道”系列的品牌视觉符号在内在意义的表述上，致力于在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社会情境的交汇中去寻找阐述空间，意在述说“皇家品质”已成为当今社会所共享的“文化品质”，而这一事实也恰恰表述了品牌消费者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动与自信，这无疑赋予了品牌更为深刻的时代意涵。

1.品牌国潮视觉符号自然意义

品牌国潮视觉符号的自然意义来源于符号本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物像或事件的模仿与再现，这些物像或事件的意义会在新的载体形式中进行保持本真性的传递，这就需要品牌视觉符号的构成要素、结构与所转述文化符号的自然意义有恰如其分的关联。在图4中，产品的配色便是一种自然意义的载体，它模仿了故宫建筑空间的色彩感受，而这种感受正是意义释读与领悟的开端。在意指实践中，自然意义是基于品牌视觉图像本体的阐释，它所指代的对象既包含产品或服务的事实信息，同时也涵盖经过转译之后的传统文化符号与品牌精髓的关联。一般而言，对品牌国潮视觉符号自然意义的阐释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视觉语法层次，包括图像与文字的形态与构成方式;二是历史意象的层次，即图像与文字的历史典故;三是文化精神层次，其中包含文化的时代意义等。

图4.安踏之“霸道”系列

阐释品牌视觉符号的自然意义，一般途径为类形式分析，它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分析，更侧重于对视觉呈现的直观感受。随着心理学和传感技术的纵深发展，量化直观感受的技术门槛正逐年降低。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基于实证精神的实验量化，可以对品牌视觉符号的自然意义做较为科学的界定。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对于感受的量化，仅能发现那些“即时”性质的内容，而对于视觉呈现的感受，有很大一部分则是受记忆与文化经验所指引的。所以，品牌视觉符号的国潮需要接纳主流意识的符号表征系统与释义规则，也要与消费者的个性经历与文化经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获得表意与释义的最佳效果。

2.品牌国潮视觉符号规约意义

对规约意义的阐释与探寻，在对象上主要关注品牌视觉符号的历史叙事，其中包括图像、故事和寓言等。例如，在图4安踏“霸道”系列品牌的视觉表述中，就采用了情境叙事的方式，布置了理解意义的三个情境，分别是“宫门前的大道”“宫殿前的台阶”以及“桌上的舞狮玩偶”。我们可以通过规约界定的文化经验去理解这三个情境中的意义:“宫门前的大道”——走向成功的冷静;“宫殿前的台阶”——面对成功的理性;“桌上的舞狮玩偶”——享受成功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性叙事情境中，文化符号的规约意义与品牌的品质，便自然而然地桥接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规约”总是具体情境中的“规约”，如此的情境相关性，在另一个层面也体现了社群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时空中所达成的共识。它是共享的、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是源自文化范畴的因果记忆，也是基于文化经验(先验)的推理演绎。从另一侧面，品牌国潮视觉符号的规约意义述说了即使是在当代社会情境中，品牌视觉符号仍受历史文化语境与传统释读方式深刻影响的事实。

品牌国潮视觉符号规约意义分析与构建思路，可以沿三个路径展开:一是规约符号的意指系统，即传统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其约定俗成的规约意义与品牌的表意系统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关联;二是视觉符号释读的发生语境分析，尤其关注当代中国的互文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对于品牌范畴传统文化视觉符号释义规则的影响;三是对视觉符号的隐喻、转喻修辞结构进行分析，即结合社会现实，发现并运用特定视觉编码系统中的修辞策略，去完善补充品牌视觉中传统文化符号的规约意义。

3.品牌国潮视觉符号内在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对品牌国潮视觉符号规约意义的探索性阐释，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把对传统文化符号的考量，纳入品牌的言说中，并且在象征价值与寓意的把握上实现与设计本意的一致。相较之下，对内在意义的追寻，则更多地带有“评论”性质，即:将业已形成的品牌视觉形态和意义体系，视为社会文化或观念的一部分，聚焦这些符号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的特征，进而去“发现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哲学话语的基本态度得以形成的底层原则”[6]。在图4中，对品牌内在意义的阐述，用了一个嵌套式的阐述结构，即将历史文化符号置于一个当代性的话语结构中去重新诠释，通过这种“物”与“场景”所形成的反差去寻找在新社会情境中“存在”的意义。从这一点看，形成反差，是内在意义得以凸显的关键。因为，即使是经典文化符号所传递出来的意义，也会不由自主地被纳入时代的解释性框架中。品牌国潮的现象说明品牌不仅仅是经济事物，它还折射出一定文化形态的历史缘由与风貌由来，甚至是社会价值观的真实指征。因此，国潮品牌视觉符号的构建需要超越品牌图像自身的诠释范畴，去回答“作为中国特色文化孕育出的品牌，在视觉表征上能为时代去言说些什么?”这一关键性的命题。所以，对内在意义上的深度挖掘，是对品牌重返图像生产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现场进行的一种主体性的探索。只有超越各种表象，将品牌国潮的视觉符号在社会向度、历史向度与政治向度与其他文化现象关联起来，才能完成对其内在意义的诠释与构建。

国潮趣味的设计思维:品牌视觉符号的建构路径

“国潮”是近几年国内伴随互联网经济和多元潮流文化而出现的一个热词。从字面上看即“中国+潮流”。“潮流”本意指“海水因引力定时涨落和往复运动的现象”，用来比喻“流行趋势的动向”，引申为社会变动或发展的起伏趋势。国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双重涵义。

1.印象与造型:对设计素材“感觉性”的把握

印象与造型是不同视觉主体对品牌视觉符号的释读。无论是印象还是造型，其实都不过是人们对于品牌的记忆，其中包含文化意识的印象逻辑，也蕴含视觉观念的造型逻辑。具体而言，印象来自于品牌视觉符号的阐释经验，而造型则是直观化这种阐释经验之后的结果。关于印象的经验是造型的素材，而造型的过程往往是求助，却不依赖于印象，它与社会历史的当代情境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国潮”意象的品牌视觉创作不单需要设计师有意识地去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释读与转译能力，还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当代性有深切的认知，这样才能使自身的造型经验得以完善。图5是隆庆祥定制款服装的“迁徙”系列品牌视觉设计。隆庆祥作为中国服装业的老字号品牌，一直坚守“一寸布一寸丝物尽其用，不自高不自大量体裁衣”的祖训，形成了以“奇巧”造物文化为核心的品牌价值观。在视觉符号的呈现上，设计借用了与“迁徙”相关的石、山、灯来营造一种且行且思的“文人心境”，由此来烘托品牌的文化意蕴。虽然产品本身并没有刻意使用任何视觉特征明显的传统符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浓浓的中国风。这似乎是一种由印象自然而然转化成的造型风格，在思维本质上超越了那些简单的“符号说明”。

图5.隆庆祥之“迁徒”定制系列

从印象到造型，从造型到印象，是一种厚积薄发、心领神会地对设计素材进行“感觉性”把握的过程，即:通过印象经验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视觉精神与品牌实体、界面与品质联系起来，借助造型语汇进行参照意义释读规范的描述，由此形成假设性原型，并在自然意义、规约意义和内在意义的分析架构中，去做补充性的视觉阐述，突破表层的符号形态演绎，从而达成视觉符号的目标性解读。因此，对国潮符号“感觉性”的把握其实就是一种印象与造型相互交织的经验养成过程，而这些经验往往能主导设计创作中需要面对的各种选择与判断。

2.“对象—过程”与要素:对设计素材秩序性的把握

正如所知，设计是一种造“物”行为，而所谓造“物”，有“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两种典型的方法论。因为品牌有“过程”与“对象”的双属性，所以国潮趣味的品牌视觉设计，既要“面向过程”，也要“面向对象”。图6是百雀羚与敦煌博物馆联名系列彩妆与护肤品的品牌视觉设计。其实，品牌跨界联名就是一个寻求意义创新的过程，尤其在与文化基因高度显性的对象合作时，其文化逻辑就会显像于视觉符号的“形式直观”中。在图6中，彩妆系列的包装借用了一组敦煌石窟的经变画，分别从色彩的物质属性(持久艳丽)和文化属性(故事性)上，来凸显产品的文化内涵，赋予了妆容色彩更为深刻的意义。而在护肤系列的包装中，主要采用了火凤凰这一包含重生寓意的符号，将产品功效的特性拓展到精神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品牌视觉的设计思维中，所谓的“对象—过程”，其实是对设计素材进行“感觉性”把握的方法，其中包含对对象的理解，也包含对对象之间关联的认知。这些理解与认知会映射到设计要素的选择与构成方式上，由此也会形成品牌所特有的造型规范。事实上，对设计素材秩序性的阐述，既要体现对对象特性的甄别，又要体现依据一定表意目的而形成的逻辑。它需要依据一定的自然符号所特有的辨认机制，来形成对对象特性有针对性的描摹，也需要把对象之间的关系置入目标性的表意框架中，去进行视觉秩序的重构。

图6.百雀羚之“敦煌记忆”

对“对象—过程”的诠释需要借助视觉要素。由图6我们可以发现，就品牌的视觉设计而言，包含两种性质的视觉要素:一是色彩类，另一种是形式类。这两类要素是依据在“对象—过程”中所提取的表意逻辑，及对设计素材的秩序性把握，其间蕴含着专业范畴的表意经验，这些经验的形成有赖于对视知觉与美学规范的理解。其中，视知觉的部分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美学部分则体现了人的社会(历史)属性。事实上，这两种特性都需要兼顾，还需要对这两种属性进行有层级的表述。

3.类别与范畴:对设计素材多元性的把握

类别是对“对象—过程”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一般需要先定义“对象—过程”，才会有类别，这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相较起来，设计创作则是一个反向的经验推演过程，即:先运用类别，然后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实例化对象。所以，类别是“对象—过程”的概念衍生。图7是云南白药牙膏推出的两个国潮系列的品牌包装——“生旦净末丑”和“五福星”。就“对象”而言，这是不同指向的两类寓意符号:一类是戏曲文化，一类是民俗信仰。细细品味，不难发现“生旦净末丑”借助牙膏功能的类别化，形成了产品功能定位与戏曲角色定位的对应关系，由此将品牌的意义推向品质生活的认知范畴，进而凝结成文化归属的情结，这便是由类别到范畴的思维逻辑。当然，这一路径的意义延伸也会体现在“五福星”的表意与释义上。“五福星”代表了民间对于幸福生活的五种追求，虽然不同朝代对于“五福”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终究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民俗范畴的幸福观。作为一种范畴化的判定标准，“五福”为文化共性的实例化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国潮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融入品牌视觉表意系统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指向特定认知范畴的类型，其中包含类别化的设计思维方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抽象认知能力，对文化共性的提取起着重要作用。

图7.云南白药牙膏之“生旦净末丑”与“五福星”

类别化会形成范畴，而范畴也是意义概念稳定后的结果。这需要两个过程:一是在时间中的稳定，二是在认知中的稳定。如图7所示，无论是“生旦净末丑”还是“五福星”，其文化意义最终成型都会经历时间的沉淀，而对这两类符号的表意与释义基本遵循了文化经验的诠释路径，也体现了意义在认知中的稳定。事实上，在时间中的稳定依赖于记忆，记忆可以让我们参照直接的经验对品牌的实体、界面与品质进行比较，所以时间中的稳定往往是参照具体认知的，而关于认知的文化经验则会映射出各种规约，它们在视觉符号的表征中也会协调出一定的范畴，从而形成文化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促进范畴产生的，并不是关于图像的感知，而是图像释读的结构化经验，它对于在文化领域中区分“自我”与“他者”起着重要作用。也正是这种结构化经验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对国潮趣味品牌视觉符号的理解能够形成一致的解释项，进而达成“相视一笑”的默契。

来源：《装饰》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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