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日本社区工作者浅海义治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取经学习社区设计，回到日本东京参与创立世田谷社区设计中心，其经历在日后对我国社区设计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浅海义治的个人经历为研究对象，详细论述他从美国带来社区设计经验及在东京进行的本土化实践，并阐述其实践工作影响日本协作式社区设计的路径。
关键词:流动、美国、协作式社区设计、社区设计发展、日本
引言
在全球人士、知识、信息、经验跨越城市流动愈发频繁与紧密的今天，社区设计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个地区，各城市的市民参与的行动不应被视为孤立的、相悖的或毫无关联的活动[1]，也不应只聚焦于某个具体的城市和社区的营造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社会危机、规划学界反思自上而下主导规划的弊端、呼吁社区参与开始，环太平洋地区各城市由发展(development)向后发展(post-development)时期转变[2]，不少环太平洋城市出现政府权力下放、社区得到赋权的现象，市民拥有更多参与的机会并逐渐成为正式规划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是当时美国“最具代表性反思规划设计的单位”[3]，集结了一大批批判理性规划及进行社会实验的师生。全球化的作用、国家/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如美日在二战后的同盟关系)、社区参与的兴起等原因促进了留学生的跨环太平洋流动，这批美国的留学生回到亚洲各城市(如东京、中国台北、中国香港等)任教或工作，也将美国先进的社区设计经验带回亚洲，其中就包括日本著名社区工作者浅海义治。浅海先生曾于1984年至1990年在美国学习社区设计，90年代参与环太平洋地区社区设计交流网络构建。他是东京世田谷社区营造中心的主要合作创立者之一，并在这里实践了25年(1991—2016年);据原东京大学教授西村幸夫的评价，世田谷营造中心与基金项目[4]“在日本相当成功、有影响力，是相当具有组织规模的社区设计案”[5]。浅海具备超过30年日本在地社区营造经验，服务过政府、社区营造中心支援组织、民间顾问公司等机构，其回到日本后的实践经验，由国内社区方向学者、大鱼营造(上海非政府组织)和成都麓湖社区论坛作为媒介继续由东京向上海、成都等城市传播[6]，在日后也对我国社区设计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浅海义治既是日本社区设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也是环太平洋社区设计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对他的个人经历研究有助于理解日本协作式社区设计的发展脉络。本文以他的个人经历为研究对象，以他的社区实践中内向(日本内在的社区发展趋势)与外向(从美国带回的知识)之间的互动过程为例，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厘清他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跨洋流动是如何影响日本社区设计发展的。
浅海义治赴美学习前后日本社区发展的内在脉络
日本的民主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公共财政的持续恶化，政府无力处理所有社会问题，推行向下赋权的行政改革策略。[7]都市的快速扩张导致社区的“归属意识和连带意识”出现稀薄化特征。[8]20世纪70年代，“社区营造”(Machizukuri)这一概念被先进的专业人士和创新的地方政府引用，来促进市民参与地方规划。[9]1982年，在日本一些地方颁布的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条例》(Community Building Ordinance)，该法令将更多公民的提议内容引入了社区创建流程;然而当时行政主导下的社区营造模式中，居民以客人身份参与社区营造，社区与住民之间的联系依然缺乏。[10]80年代，日本社区营造概念逐渐开始从只有空间环境的规划走向对人在环境中的互动元素的关注，但依旧不够完善，地方居民对他们自己营造空间的能力充满怀疑。[11]直至90年代，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和维持社区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趋势在全国蔓延，市民愿意以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努力实现政府与居民间的协作[12]，但是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却日趋疏远。而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从2008年开始减少，很多地区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在人口问题和资金方面也遇到了难以独自应对的挑战。[13]另外，在城市范围内，市民受困于传统认知的惯性，与行政部门合作的地方自治组织比率逐渐降低，以组织为单位的地方活动的举办变得越来越困难。居民急须意识到城市问题已经与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零星的社区建设行动已不足以改变社区。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Hanshin-Awaji-daishinsai)约有100万志愿者加入救援活动，这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日本社会淡薄的公民意识[14]，随后出现了更多的活动来支持社区建设和公民的共同创造。现在，为了维持和提高地方自治力，日本政府还制定了NPO法(非营利机构法)，为非营利机构与市民主导的社区营造提供更多支持，各地尝试促进传统地域组织与新的主题型社区(如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作。[15]此外，日本还向欧美各国学习，引入了向市民团体捐献、个人税金可获得部分减免的机制以强化市民的公共意识。
在美国的学习与实践
图1.日本社区发展脉络与浅海个人经历时间表
图2.世田谷社区营造中心成立初期相关人员与美国市民参与规划探索人士间关系谱系，箭头代表知识或理念流动的方向，红色表示与浅海义治相关的信息和人员流动情况
图3.高野文彰景观规划事务所发展脉络，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参与式公园营造，浅海义治在这个时期在这里参与景观设计工作
浅海义治是日本最早向美国学习城市设计的社会工作者和专业人员之一。(图1—2)根据笔者对浅海先生的深度访谈，1980年代初浅海在前IFLA亚太地区代表高野文彰(Fumiaki TAKANO)的景观事务所(Takano Landscape Planning Co.)工作时(图3)，在为日本公共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对行政制度的不灵活和设计师自上而下的支配已经抱有质疑:比如邻里公园的设计机制，设计师大多只是扮演单纯满足业主需求的角色。当时，日本的城市规划界出现了从只关注环境空间设计向关注人与空间互动维度的氛围转向，对这个方向的兴趣驱使他反思设计者作为专业人士和本地居民在空间设计中的主次关系等议题。浅海认为理想的公园设计是要考虑到周围的人，切实回应当地人的希望，以创造适合当地人的规划与地景。美国著名风景园林师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的“参与的过程”等参与式设计(图4—5)经验传入日本，提倡大家共同寻找和发现城市问题。同样具有美国留学经验的高野文彰曾于1979年在日本箱根(Hakone)参加哈普林的工作坊，深受“参与的过程”设计手法影响。同期，浅海义治在一份叫《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期刊上看到了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介绍，里面蕴含着他理想中的设计模式，于是决定在1984年赴伯克利分校攻读城市和景观规划两种方向复合的学位，导师为美国乃至亚太社区设计的泰斗级人物伦迪·赫斯特(Randy Hester)。在伯克利期间，他在学习理论、图像、概念和思考的模式(rationalism)的同时，也学习实践操作的程序与方法(implementalism)，两者并用对他后来在日本的工作很有帮助。伯克利的设计教学鼓励学生现场参加地方社区工作，在设计过程中，他发现社区改造设计一定会有规划者和居民共同参与，规划者进入社区，转译各种居民的需求并将居民自己的想法转化为专业用语使其更加具体。也就是说，规划者不仅仅是居民的咨询对象，也接受各种各样的想法反馈，并从中吸纳学习，促使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认识。此外，伯克利的学生在设计中拥有着相对更大的自由度，每个人都勇于自我表达的工作氛围，对浅海影响深刻。
图4-5.“参与的过程(take partprocess)”与“RSVP”关系;RSVP循环图
在美国学习期间，浅海义治还受到多位规划师的影响:伯克利城市规划教授艾伦·雅各布斯(Allen Jacobs)同时也是业界专家，担任旧金山城市规划局长，专长为从行政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不同人(如开发商或住民)的立场协调设计与规划。他擅长分析开发者和居民等各种各样的人的立场，并向街道和场所本身进行学习，从行政的角度调整设计和规划，进而发展出不同的都市计划以顺应本地人的想法。浅海在研究生毕业后，于1987年就职于美国研发“共识构建”(consensus building)的专家丹尼尔·艾法诺(Daniel Iacofano)所领导的MIG办公室(图6)，参加了市镇乡村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的制定、公园的再生实施、为儿童设计环境等居民参与都市计划的项目;作为民间开发顾问角色介入都市开发和环境设计，通过强化前期过程性设计(process design)的概念，以观察、问卷的形式收集住民意见，并创立设计参与式的工作坊，邀请市民参与社区规划等公共议题的讨论，从现场学到了将设计师的想法和在地居民的需求融合起来，汇聚出更好的计划方案的流程设计方法。浅海后来在日本的工作也基本遵循这一程序来完成。
图6.浅海义治参与MIG事务所编著的Play for All Guidelines: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Outdoor Play Settings for All Children(1987年版)
从离开美国到参与创立世田谷社区中心
80年代以后，社区发展/营造(machizukuri)工作坊在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佐藤茂(Shigeru Sato)的“社区营造游戏”，后藤春彦(Haruhiko Goto)的“社区营造生活游戏”[16]，以及深受东京工业大学青木志郎(Aoki Shiro)教授在日本乡村社区实践影响的木下勇(Isami Kinoshita)在东京城市环境实践的“三世代映绘”(three generation mapping)等(图7)[17]，开始广泛被日本社会接受，并贡献于社区营造活动继而在全国推广[18]，以吸收不同立场的居民共同配合。1986年，浅海义治在硕士论文中调查了截至当时日本居民所参加的地域性规划项目，在论文中他强调了参与式设计的必要性，以促进引导学(Facilitation)的发展。此时世田谷(东京都23个区之一，图8—9)社区设计中心的成立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因为构想成立设计中心，创立者们(如参与工作坊的重要研究者木下勇和日本社区设计第一代先驱林泰义等20名本地社区工作者和学者)赴美考察，委托跨境学生浅海策划美国前沿都市规划考察之旅并就居民参与的实施策略方法做了说明。浅海当时任职于MIG事务所，与公司合作带领日方人员参访自美国西岸到东岸各城市社区营造案例，邀请了每个案例的社区营造规划师亲自讲课的同时负责翻译介绍美国的都市计划。这些日本社区的先驱者们意识到仅仅由规划者听取地方居民意见的局限性所在，认为居民应当成为规划设计的主体，由他们自己观察并发现问题。所以早在美国求学与工作途中，浅海已经建立了与世田谷区的紧密联系。同时期世田谷区构想成立一座新机构来实现“社区营造中心计划”，在行政、企业和居民之间推进地区共同执行社区营造的组织，并且建立社区营造基金支持社区活动。回国的浅海即投身社区设计活动，是1991年中心创立期的重要参与者。回到日本实践的浅海依然保持在环太平洋社区设计网络的活跃程度，在90年代日本社区营造草创期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他利用环太平洋社区设计网络邀请环太平洋学者探讨世田谷社区中心未来在组织架构、运营、环保等各层面的思路。
图7.60岁(祖父母辈)、30岁(父母辈)和12岁(儿童)的三个世代所绘制的游乐空间的想象图
图8-9.世田谷区(Setagaya City)在东京的位置及内部区划
美国引入的理念和在世田谷的在地化
日本现今面临人口下降以及超高龄化社会，连带地地域自治力下降，空屋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优化和维持地域活力等都变得急迫。然而，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有限，扩大与居民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美国求学经历及日本本地社区发展状态影响双重作用下，浅海义治认为居民应该是思考设计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工作方向开始转为着重倡导协同与交流的协作式参与社区营造(图10)，后来成为世田谷社区中心创立的宗旨，该中心也成为倡导市民进行社区参与的实验基地和平台。社区营造中心成立后，世田谷区职员进修室长田中勇辅于1990年邀请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浅海义治，针对工作坊的进行方式与流程以及和居民的交流方法，规划为期5天的职员培训与居民互动。为了将在美国学到的参与式设计方法论和引导学的思想引入日本，浅海特邀他的领路者伦迪·赫斯特和丹尼尔·艾法诺等人到日本演讲。此时，日本正处于摸索如何推广居民参与和如何实践社区总体营造工作坊的时期，也是亟需居民参与地区改善的成果来创建可作为模板的具体实例，来影响众多研究者和社区营造家，浅海从美国带回的先进的市民参与知识非常重要。
图10.浅海义治1996年论文《寻找公民参与的创新方式(創造的な住民参加を目指して)》，以图解方式完整探索了专业人士如何与居民双向交流以及如何发挥居民主体性自发寻找问题的流程(日文版《景观研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60卷3号期刊)
在刚刚开始将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引入世田谷的过程中，浅海义治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世田谷区本地区公所的城市设计室长原昭夫给予了相当多的帮助，一部分当地居民对于周遭的居住环境也积极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明治时代以来就过于偏重硬件的公共设施工程建设缺乏对社区网络建设的关注。这种惯性思维带来的问题是，在90年代初期，即使是居民自己、专家和行政人员都对居民参与持怀疑态度。来自世田谷区居民的声音如:“即使是居民参与，也无法总结居民提出的零散意见，到头来只是浪费时间。”在逐渐意识到“改善生活环境必须以居民为主体”的时代背景下，居民比较积极地参与世田谷区的社会营造就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相比于欧美成熟的市民参与模式，在90年代初期日本的非盈利组织急需培育，而且居民参与行政项目的经验较为缺乏。浅海以这里作为工作场域，以社区设计中心为中间组织促进行政与居民之间的协作，形成财政支援和技术支援两方面结合的居民支援机制，工作坊和社区营造基金的成立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图11)
图11.世田谷社区营造网络中各部门间的协作关系
来自美国社区营造工作坊的执行流程在日本发展出顺应其脉络的操作方式。它改变了以前地方议会以议长为首垂直向下推展的形式，建立了参与者可以在横向水平关系中自由交流意见、交流思想的地方居民会议氛围。另外，“引导师”(Facilitator)[19]这种居民会议中的新角色逐渐得到推广，并且在社区营造中的份量被日益强化。世田谷社区设计中心的活动在日本社区营造活动蓬勃发展的语境下延续了浅海义治赴美国学习后对协作式设计的反思。最初由小规模但仍能在地区上看到具体成果的项目——创建一个小型社区公园着手，以工作坊的形式，在与居民互动的同时推进规划和设计，通过这个形式引导居民对地方的情感和自治意识，并产生了一批积极参与公园管理和经营的居民，并将参与纳入城市建设的范围。对这些案例的分享又使协作式设计在日本一个接一个传播下去。社区中心结合空间设计做社区营造(如鼓励市民把附近的地方、自己家的庭院向街区开放，把私有空间开放和与社区分享)，走向多元主体协作的社区参与机制。世田谷社区营造中心不仅承担着本区多样的居民参与型项目，诸如:营造公园、高龄者机构规划、都市上位计划等，同时还致力于创立社区营造基金以及设立市民活动奖助机制。世田谷区首创地域型社区营造补助“社区营造基金”，构建市民主导的资金循环机制，以住民为主体发掘居民的意愿和主动性，不断培育社区共建行动和行动意识，并将人、场所和信息串联起来。[20—22](图12—13)“基金”作为挖掘居民活动并培育的制度模式受到关注，类似的机构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利用“社区营造基金”的同时，也通过共享课题来连接居民和社区设计组织形成知识及经验网络，这些都在创造一套“东京版本”的社区设计知识体系。通过引入公开审查会和活动发表会，发掘地区人才并建立居民活动网络，对于发展地区的社区营造的社会资本来说不可或缺，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协作机制。(图14)浅海义治将上述这些举措整理成《参加のデザイン道具箱》(参与式设计的工具箱，图15，1993年)[23]，记载了参与式设计的心得和方法，于全日本各地的社区营造工作坊中分享，并为社区营造全国性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图12-13. 世田谷社区中心社区营造基金中的公开审查会和活动发表会
图14.世田谷区社区营造协作平台的搭建
图15.回到日本后浅海义治主编《参与式设计的工具箱》(参加のデザイン道具箱)
结论:社区设计知识的流动与本土化
本文以浅海义治在美国和日本的个人经历为例，论述了美国如何影响日本甚至是东亚地区的城市社区设计发展，以此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社区知识流动性现象，促进我们对协作式社区设计发展脉络的认识。浅海义治协作式社区营造思想的发展过程基于他在美国学习到的经验以及对日本本地社区参与问题的不断思考:日本当时特定设计方法的缺陷和社区发展趋势促使他反思已有设计模式并向美国学习，赴美期间的个人体验使他看到解决当下问题的种种可能性并形成协作式设计的思想。他在世田谷的社区实践是日本本土的(内在发展的)社区发展脉络与从美国(外部流入的)学习的参与式协作经验(或知识)不断汇聚(assemblage)的过程。(图16)虽然整体来看，社区设计的知识有从美国向日本流动的趋势，但当时日本社区发展的内在诉求不可被忽视，内在发展与外部流入两条脉络同样值得关注。
图16.浅海义治手绘自己经历:从美国到日本
他的经历生动地指出，社区设计的流动往往不是对范式进行整体式打包或从美国到日本直接移植，而是将案例、知识、经验、信息打碎成具体的“部分”(fragmentation)，融入浅海义治的个人体验、反思与比较，在东京具体社会环境的本土化社会实践过程中进行“聚合”(assemble)与“转译”(translate)。可见从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视角来看，流动促进了社区设计知识多样化生产，是理解社区设计发展脉络的重要关键词。虽然从美国引入的社区实践经验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浅海作为流动知识的载体，在努力创造东京版本的协作式设计模式，带动整个日本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社区发展。本文大量内容源于笔者对浅海义治先生的深度采访，感谢浅海先生提供大量一手资料。
图4—5:Lawrence Halprin Collection图6:Play for All Guidelines图书封面Moore R C, Goltsman S M, Iacofano D S. Play for all guidelines: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outdoor play settings for all children[M]. MIG Communications, Berkeley: 800 Hearst Ave, 1997.图8—9: https://www.fukushihoken.metro.tokyo.lg.jp/walkmap/en/map/search01/index.html;https://minchizu.jp/tokyo/t-setagaya.html图10:浅海義治.創造的な住民参加を目指して[J].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1996,60(3),221-225.图11:笔者根据浅海义治提供资料绘制图12—13，15—16:浅海义治提供图14:http://gongyizibenlun.com/1992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Ifeoma K N, Jeffrey H, Jan C C. “Globally Engaged” Pedagogy, Research, and Creative Practice[J]. J Imagining America, 2016, 3.
[2]Im Sik C, Križnik B. Towards a Post-developmental City: An Emerg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C]. In: Cho S and Križnik B, eds. Community-Based Urban Development, Singapore: Springer, 2017.147-152.[3]吴金镛:《台湾的空间规划与民众参与——以溪洲阿美族家园参与式规划设计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4期，第18—26页。[4]世田谷区于1992年设立“社区营造基金”，构建支持市民主导的资金机制，增加社群团体间的交流机会，培育社区网络共建，增进人与空间场所间的关系。此项目由浅海义治主要推动负责。[5]西村幸夫:《外展、网络化与法人化——近年来日本世田谷社区营造基金的三项特征》[C]，第三届亚太社区设计会议,2001。[6]见http://gongyizibenlun.com/1992;https://cd.house.163.com/20/0112/22/F2NLADOA02241EF1.html[7]胡澎:《日本“多元协作”的构建与展开——以地方自治体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为中心》[M]，《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北京:社会组织蓝皮书，2018，第294页。[8]许懋彦、弋念祖:《从社区营造到社区设计都市观视野下的日本社区设计发展观察》[J]，《时代建筑》，2019年第1期，第154页。[9]Hayashi Y. Machizukuri House and Its Expanding Network: Making a New Public Realm in Private Homes[M]. Jeffrey Hou ed. Insurgent Public Space: Guerrilla Urbanism and the Remaking of Contemporary Cities. Routledge: Insurgent Public Space, 2010: 149.[12]Hayashi Y. Changing Contex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A Future View[C]. Proceedings of the 5th Pacific Rim Conference on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Design, Seattle, USA, 2004.[15]在日本，通常将市民组织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代表地区的组织(地缘组织)，例如“町会”和“自治会”，传统上扮演着向当地居民传达行政信息和地区防灾活动等当地居民自治的角色;另一类则是没有特定地理上的区域，以“老人福利”“扶贫济困”“自然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等具有特定主题展开活动的市民组织(主题型市民团体)，通常依据1998年生效的NPO法所载的NPO法人等组织形式组成。[16]Masaharu I. Workshop Methodology for Creative Opinion Coordination (Souzouteki ikouchousei notamenowa-kushoppu no gihou)[D].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dvanced Machizukuri School, 2003.[17]Kinoshita I. Charting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lay in a Japanese neighborhood[J]. J Intergen Relationships, 2009, 7: 53-77.[19]“引导者”(Facilitator)是一类站在中立角度主持会议，使会议能够产生丰硕成果的角色。在居民参与项目中的具体作用如下:(1)规划如何进行居民参与;(2)主持居民与居民之间或居民与专家之间的讨论会;(3)总结讨论结果;(4)与决策者协调并达成共识等。规划、决策的整个过程，都包含了引导者的职责。[23]飨庭伸:《日本:社区规划工作机制的四种类型》[M]，金静译，刘佳燕:《社区规划师——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来源：《装饰》2021年第11期
原文：《美国经验在日本协作式社区设计的本土化:以日本社区设计工作者浅海义治为例》作者：陈非，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黄玉璇，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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