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Composition VII》，布面油画，200×300cm，1913年

近日，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韩国首尔一家博物馆公然表示拒绝归还从俄罗斯借来的艺术品。借展不还，战争是理由吗？艺术与政治能分开吗？政治如何影响艺术？艺术又在如何反馈政治？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

借展不还，行吗？

近日，随着国际艺术机构与俄罗斯同行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韩国首尔一家博物馆明确表示拒绝归还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美术馆（Ekaterinburg Museum of Fine Arts）借来的一组63件俄罗斯前卫艺术家作品。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Improvisation No. 217. Grey Oval》，布面油画，104×137cm，1917年

去年，韩国首尔世宗大剧院与包括叶卡捷琳堡美术馆在内的四家俄罗斯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和俄罗斯前卫：革命艺术”（Kandinsky, Malevich & Russian Avant-Garde: Revolutionary Art）。俄罗斯的前卫艺术运动对现代艺术、建筑、设计以及韩国的抽象艺术和单色画影响深远，而该展是俄罗斯前卫艺术家们第一次在韩国公众视野中集体露面。

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Suprematism》，布面油画，87.5×72cm，1915年

消息透露后，目前俄方还未有任何表态。但据悉，展览仍将如期开放至4月17日。

近些年，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艺术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各国也通过艺术品的对外展览来进一步实现文化输出的目的。与此同时，国际借展属于跨国间的合作，往往牵涉诸多问题。而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变化、最新法令的出台或限制等各类突发状况的发生，都可能会影响整个国际借展的流程。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年轻女子》（Young Woman），布面油画，92.3×73.3cm，1909年

为了排除国际借展的种种顾虑，美国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艺术品免于扣押的联邦法律，以保障境外艺术机构对所借展艺术品的控制权。自此，各国纷纷效仿，为国际艺术间的借展服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即便如此，国际借展仍不那么一帆风顺。

借展不还的类似事件，也不只这一件。

荷兰法院将克里米亚黄金文物判归乌克兰

2014年，克里米亚四家博物馆向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阿拉德·皮尔逊博物馆（Allard Pierson Museum）出借了一批“斯基泰黄金”考古文物。然而随着克里米事件的爆发，这批文物就无法再顺利归还到原博物馆中。

究其原因，荷兰法院认为这些是乌克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远大于克里米亚博物馆的利益。哪怕这些“克里米亚珍宝”从始至终都是在克里米亚出土、照护和修复。最终，经过长达七年的争议、拉锯，这批“斯基泰黄金”判归乌克兰。

“克里米亚黄金文物归还案”正如《尼德兰时报》所说，“此事如今受制于政治力量，已经超出博物馆的控制。”

在政治、经济与艺术彼此联系日益深化的世界，艺术不再单单是政治的附属品，也在充当着政治背景。而与此同时，政治还是影响国际艺术交流是否顺畅的第一要素。

2021年是希腊独立200周年。为此，希腊方面希望向大英博物馆出借一批“从未出境的罕见文物”，以换取博物馆借展帕特农神庙浮雕。然而，这遭到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直接拒绝。

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

究其原因：近两年，希腊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浮雕的声音越发响亮，而英国始终拒不归还。

根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国际法归还文物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而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浮雕正是19世纪初埃尔金侯爵从原址野蛮拆下、带回伦敦的“希腊遗珍”。倘若这批帕特农神庙浮雕真的被借展到希腊，便是借展不还也合情合理。

帕特农神庙是公元前447年为献给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而建，代表着古希腊全盛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准。

艺术也要站立场？

在公众的想象中，艺术似乎应该与政治脱离开。但很明显，无论是艺术品、艺术家还是艺术机构，都不能摆脱政治而单独存在。

正如乌克兰敖德萨美术博物馆（Odessa Fine Arts Museum）代理馆长奥列克桑德拉·科瓦丘克所说，“纵观历史，艺术一直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与公共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乌克兰敖德萨美术博物馆（Odessa Fine Arts Museum）

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Ivan Konstantinovich Aivazovsky ）《黑海之夜》（Night on the Black Sea），布面油画，58×69cm，1879年

二战时期，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最为紧密的状态。在当时的纳粹看来，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的任务就是表达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促进德国人民的觉醒。

1937年，希特勒在慕尼黑“颓废艺术展”的开幕式上。

凡是可能让社会陷入秩序混乱的艺术，都是颓废的、堕落的。为此，纳粹政府开始发起反颓废艺术运动：数百名艺术家被划分为颓废艺术家，相关艺术品达1.6万件。其中，数千件作品被销毁，还有一些进入拍卖市场，为军队筹集战资。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Alice》，布面油画，78.5×39cm，1918年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Lunia Czechowska》，布面油画， 80×52cm，1919年

尤其随着德国纳粹相继攻占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大批艺术家开始流亡海外：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及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人流亡至美国，康定斯基则回到了俄国。

即便留在德国纳粹统治区的艺术家，也面临着艺术上的巨大抉择。比如留在比利时的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中断了超现实主义的探索，选择像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一样追求美的、快乐的古典艺术。就像他所说的，“我不太愿意……展示‘烟斗’这件作品，因为这可能会成为把我关进精神病院的借口。”

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Le Traité des Sensations》，布面油画，81×65.4cm，1944年

同样，20世纪初的苏联艺术与政治也有着紧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国家需要新的发展。各个流派的艺术家都积极投身其中，康定斯基、马列维奇等人都在国家艺术机构中担任领导角色。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Transverse Line》，布面油画，140×200cm，1923年

然而，随着新政权对非写实艺术不再接受，艺术家们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一类人毫不迟疑地跑到国外坚持自身以往的创作：如康定斯基在1921年返回德国，加入包豪斯学院。1933年末，他又移居巴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坚持追求更自由的造型、色彩和质感。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Composition VIII》，布面油画，140×201cm，1923年

还有一类则对苏维埃政权的文艺政策做出妥协：如马列维奇终止了对抽象艺术的探求，而以教学谋生；他借用康定斯基的理论创作而成的书籍《抽象世界》也因不符合国内现实要求而遭到人民的唾弃。

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Suprematist Composition》，布面油画，88.5×71cm，1916年

撇不开的政治

在政治的热潮情绪下，艺术永远无法独善其身。而艺术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也从来不能被简单忽视。

傅抱石《屈原》，立轴设色纸本，画62×88cm；诗堂26×84cm，1953年

1942年正处于国内抗日最为艰难的时刻，前景不明、人心惶惶。这时候，郭沫若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一经上映，瞬间引发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潮。紧接着，傅抱石创作了一系列《屈原》绘画，与郭沫若一同借助屈原这一伟大形象唤起国民战斗情绪，进而挽救国家民族危机。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立轴设色纸本，84×113cm，1944年

战争时代下的艺术总是比寻常时候更有力量，也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政治。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创作于1830年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展现了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关键时刻的巷战场面，寄托了国家的革命感情和对英雄气概的向往。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布面油画，260×325cm，1830年

作为欧洲革命新浪潮的序曲，“七月革命”激发了此后比利时独立和波兰、德意志、意大利的革命行动；而作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标志艺术品，《自由引导人民》也在其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The Third of May 1808 in Madrid），布面油画，268×347cm，1814-1815年

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政治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摇滚乐队甲壳虫的成功首次为英国流行音乐创造了出口市场，并为英国政府的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福音；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Bono为推动减免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和艾滋病问题游说西方各国以及梵蒂冈教廷，并曾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参加八国财长会议。

英国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

就像英国文化大臣纳丁·多里斯（Nadine Dorries）所说，艺术可以形成“战争的第三条战线”。如今看来，艺术也是政治的又一条战线，并且二者联系越来越紧密。

而此次韩国博物馆如此大胆地宣布拒绝归还俄罗斯艺术品，可以说是政治对艺术的又一次辐射影响。对此，你如何看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