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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慕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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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2-06-19

Philip Guston《Painter in Bed》,布面油画,151.4×264.8cm,1973年

“菜是原罪。”——人们常在各类竞技比赛的评论区看到这个观点。它如同魔咒,否定了所有对“失败”的辩解。这背后的“慕强”思维是否也存在于艺术圈?它有哪些模式?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慕强”在艺术中的症结。

在日常生活中,慕强心理无处不在。
今年初,年仅18岁的谷爱凌和苏翊鸣凭借“年轻”与“天赋”的加持,成为全民冬奥偶像。从业时,拿到大厂offer成为能力的证明;另一方面,35岁成为职场“生死线”、中年人面临再就业困难……这些现象无不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存在“向强者看齐”的趋势。

慕强,顾名思义是指敬佩、崇拜、喜欢比自己优秀的人的心理,甚至“优秀”还不够,还得是金字塔尖的“最强者”。而“强”可以指外貌、能力、天赋、财富和权力等多重维度。与许多诞生于网路的热词一样,“慕强”在使用范围上十分广泛,也导致其含义较为笼统。

Gabriel von Max《Monkey Before A Skeleton》,布面油画,61×44.5cm,约1900年,灵感来自达尔文主义
不过,“慕强”心理常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同出现,成为后者的表现特征。而“社达”基于“达尔文主义”,由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9世纪提出。他首次以“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概括了达尔文的思想,并把这种生物学的假说运用于人类社会。


纵观艺术史,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并不奏效。尽管透视法的诞生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比过去更加真实立体,是划时代的发现。但技法、材料、媒介的创新与多元化,并不能推导出后世的艺术更好、更优越。比如文艺复兴与印象主义的绘画谁优谁劣,显然不具可比性。

卡拉瓦乔《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布面油画,135.5×166.5cm,1597年

克劳德·莫奈《Woman with a Parasol - Madame Monet and Her Son》,布面油画,100×81cm,1875年
不过,慕强仍然存在,尤其对已成权威者,人们总是趋向于拥护;对初出茅庐者,则加以贬低。如此就形成了某种“慕强”循环:点彩派的保罗·西涅克看不上当时刚出道的马蒂斯;马蒂斯认为《亚维农少女》“辣眼睛”;立体主义画家将杜尚《下楼梯的裸女》拒之门外……更遑论梵·高一生不得志,最终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去世。“慕强”无疑是先锋艺术的克星。

巴勃罗·毕加索《亚维农少女》,布面油画,243.9×233.7cm,1907年

马塞尔·杜尚《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布面油画,147×89.2cm,1912年
人们想要变得优秀当然是好事。但慕强的危险之处在于,大部分人常抱有自卑或自我怀疑心态,因此可能遭遇“被操控”的情况,从而失去自我判断。在艺术圈中,“艺术家-缪斯”组合就是典型的“慕强”模式。

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镜头下的艺术家乔治娅·欧姬芙
正如该词常用来形容女性在择偶时的心态,缪斯(通常为女性)也会因为艺术家的才华光环而深受吸引,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而后者却很可能在达到创作目的后“移情别恋”。艺术家收获了名利,缪斯们却难以善终。此类事例在艺术史中数不胜数。

即使是被誉为“美国现代主义之母”的乔治娅·欧姬芙(Georgia O'Keeffe)也或多或少出于慕强心理,与比她大23岁的摄影先驱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相恋,成为后者的缪斯。在两人结婚四年后,斯蒂格利茨就出轨他人,这让欧姬芙数次抑郁住院,直到在自然与艺术中才逐渐恢复过来。其创作高峰期也随之到来。可见,与其做慕强的缪斯,不如专注搞自己的事业。

乔治娅·欧姬芙《Jimson Weed, White Flower No. 1》,布面油画,121.9×101.6cm,1932年,2014年以4440.5万美元售出,成为最贵女性艺术家作品。

乔治娅·欧姬芙《Ram's Head, White Hollyhock-Hills》,布面油画,76.2×91.4cm,1935年,由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收藏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The Witch, from Myths》,丝网印刷,96.5×96.5cm,1981年。乔治·康多曾为该系列作品刷钻石粉。

杰夫·昆斯位于其艺术工作室,两侧均为作画助手。
▲「 画廊-藏家 」
这对关系里的强与弱具有流动性。小藏家或新藏家通常很难在蓝筹画廊买到心仪的作品,关于等候名单的传闻亦层出不穷。而画廊对大买主显然更加另眼相看,对小藏家爱答不理。这种向“钱”看的态度无疑为艺术市场蒙上了“慕强”的底色。
从藏家的角度,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定要买当下最火、最贵的作品吗?”而画廊是否应该对每位藏家做到真正一视同仁?毕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踩低捧高很可能也会遭到反噬。

Anish Kapoor《Descent into Limbo》,混合媒介,尺寸可变,1992年

杰夫·昆斯《兔子》,不锈钢,104×48.3×30.5cm,1986年
▲「 “艺术民工”? 」
去年底,国产电影《爱情神话》刷屏社交网络,导演邵艺辉的旧文《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再次引发关注。其毕业四年无业、无奈转行卖电子烟的经历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想必艺术圈的大家也不例外。而在“慕强”的逻辑下,人们只能看到少数所谓的“强者”,看不到背后数量广大而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每年,全球有无数毕业于艺术相关专业的学生,真正能成为“艺术家”并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或出于经济原因,或因没有“创作才华”,许多人要么转行,要么进入画廊、美术馆、拍卖行,自嘲为“艺术民工”,成为这个行业金字塔的底层。微薄的薪资与天价的拍卖纪录——这大概就是属于艺术圈的“折叠人生”。但如果没有他们,一场展览、一次拍卖会根本无法成为现实。


美术馆中的工作人员
去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发布了新书《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他认为,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而这则是“慕强”的另一面。

追求自我提升与进步并非坏事,但“成功学”的叙事方式、对失败个体的不能容忍显然是病态的。而无论从艺术史整体来看,还是从艺术家、藏家、艺术从业者等个体来看,在艺术生态的每一环,慕强都是不可取的。没有谁是永远的强者,没有谁能永远立于金字塔尖,尤其在重大意外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编辑、文 张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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