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一、文艺评论的基本品格

“诗言志”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概括，也是中国文艺评论的起点。中国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主观意象的表达、个人情感的交流，中国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从主观情感的抒发开始，追求时代的气韵、生命的韵律，而后进行归纳集萃，称之为“意境”。所谓“意境”，是个人情感、客观世界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境界、会心忘言的感觉。

就西方而言，人类的创造都源于向大自然学习，因此“模仿说”就成为文艺评论、文艺创作的起点，它遵循的是客观的学习模仿的模式，与中国主观的抒情言志的模式有着巨大差别。西方文艺的最高追求叫“典型”。所谓“典型”，它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一个代表着若干个体的艺术范畴；既是个别的，又是群体的。

中国是主观化“诗言志”的传统，西方是向客观学习的传统，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中西方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巨大不同：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一个是自由的情感抒发，一个是客观的再现模仿；一个是充满诗意的境界，一个是生动可感的典型，这是中西方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进行文艺评论时最基本的起点。

由此出发，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反躬自省的地方。目前的文艺评论现状还不够令人满意。有的评论家完全是借助他所要评论的一个客体表达自己的主观想法；还有的评论家更多的是想借个人的观感体现自己的意志，但却跟艺术创作者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文本、演员、评论家、作家和剧作家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当然，盲目追捧、一味赞扬的情况更多。因此，当前的文艺评论者要接续历史的文脉，把“诗言志”的传统跟西方客观的模仿的传统结合起来，把古典意蕴与今天文艺创作的现状结合起来，把史、论、评结合起来，展现出评论的见解、品格、风骨、胸怀、意志、情感，形成自己文艺评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高远而接地气的品格，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二） 古代文艺评论重写文艺史例举

古今中外，文艺评论都极为重要。而对于从事文学史和戏剧史写作的学者来说，最大的参照物有两个：第一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第二是这个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中哪些是我们必须奉为圭臬的，哪些是要有所扬弃的。因此，我们既要注重作品本身，也要重视古人的评价和当代人的评价，史、论、评三位一体，不可或缺。

《左传》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这里的“言”是见解、观念、思想，也跟文学评论有关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将文章跟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世结合起来，看起来是在评三国时期的作家，实则超越了时代，看到了文章功能的不朽。元代的钟嗣成在《录鬼簿》当中认为有才华的戏曲家是“不死之鬼”“已死未死之鬼”，通过记载、评论与传承同样可以达到不朽。

因此，从古到今关于文学艺术的评论一直有“不朽”的说法，但是当年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作品何以成为后世的经典，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以陶渊明为例。他在世的时候，其诗歌、文章未必被大家所重视，但在后世越来越受到推崇，认为他是田园诗派的开山祖师。因此，后世的评论家完全有可能扭转前一个时代的偏见，评论家也许是关于文学史、戏剧史、艺术史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

徐渭也是如此。在生坎坷不断，自残百端，大家通常不认为他是为奇才，只认为其乃精神狂人。如果没有公安派首领袁宏道等人对他偶然而又必然的发现与评价，徐渭也许就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去了。但是，袁氏的文艺评论改变了艺坛和文坛的整个生态与评价体系：“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徐文长传》）

二、鲁迅先生的文艺评论观

中国是一个文艺评论的大国，中国的文艺评论一向具备自己的独立公正的文化品格。我们必须思考，现在的评论家能够真正承担起文艺评论，比如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戏剧评论的职能和责任吗？这就不能不谈到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文艺评论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起个人严肃的独立品格，绝不跟风附会、阿谀奉承。比如，针对守旧派人士对当时青年作家汪静之《蕙的风》诗歌的攻击，鲁迅发表文章与之论战，为汪静之辩护。鲁迅先生讲的很深刻，他说一些道学家批评汪静之，还要“含泪”规劝年轻人，其实都是伪道学、假装流泪相劝，但弄不好就是“鳄鱼的眼泪”。

鲁迅先生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欢迎宴会上拂袖而去，并留下“一塌糊涂”的评论，是其文人品格的又一次体现。原因在于鲁迅先生反对“造神”，不愿看到国人像奴隶一样匍匐在地上去膜拜泰戈尔，他不愿意树立一个神一般的权威，而是要求平等对话。包括对胡风的看法，鲁迅认为不能无端对一个人予以贬低，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要讲道理。胡风后来的彻底平反，也恰恰说明了当年鲁迅先生作为批评家的品格和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从此意义上言，他既是一面镜子，也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榜样。当然，鲁迅对家乡的绍剧和秦腔的热爱，对京剧与京剧领军人物梅兰芳的有些过于苛责的评价，也可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还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鲁迅先生文风的独特性。鲁迅先生有传统文化根底，又有常年从事英语、日语翻译的经验，加上其强烈、独特的个性，都使得他的文字特别犀利、文风尤为尖锐，思想极其深刻，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评论，他的文字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逐步建树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鲜明的的个性和风格。

三、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评论的著名论战

文艺批评要讨论，讨论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观点就有碰撞，有碰撞就有冲突，有冲突才能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不同的看法如果形成了现象级的话题就叫文化论战。

（一）“韩白之战”

白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对中国当代文学、小说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和认识，他一以贯之地关注到中国当代作家的发展，也对某一些商品价值太高、印刷数量太多但文学品质不够强的青年作家群，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基于此，就有了“韩白之争”，这其实是由文艺评论引发的事件。

韩寒当时是上海松江的一名学生，他当时的一系列作品印刷数量极高，确实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激起了他们的共鸣。但因其作品在深刻性、在韵味厚度上有所欠缺，于是白烨先生在博客上贴出来一篇文章，针对中国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现状与未来表达了某些忧虑。但这样一篇具备学术性的感言文章，却引起了韩寒极大的不满，他非常直接地对白烨先生进行反击，由此引发了青年粉丝们的全国性关注，求新的创作观念跟传统的学术声音之间的“互撕”，以致于到最后进入到非学术化的、不够理性的境地。

（二）“余金之争”

更加重要的论战发生在余秋雨先生跟金文明先生之间，体现出作家跟评论家之间不同的学术向度。余秋雨教授是我的引路人与恩师之一，他是中国最棒的演讲家、最好的散文家和最睿智的教授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总能把最繁难的美学观点非常清晰、生动、亲切地表达出来。但也正因为余教授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有时可能缺乏精雕细刻，难免出现一些的误差，于是金文明先生就从职业文史编辑的角度给余老师写信，希望他改正这些误差。但余老师的态度是置之不理，并认为《史记》等史书的记载也会真假难辨。于是，金文明先生就写了一本书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举了126个例子说明余教授文章中的错误。但余教授的态度也很明确：第一不看，第二不屑，第三要给其开书单，由此引发当时文坛上的一桩公案。其实余金二人，合之双美，离则两伤。余老师如果没有细大不捐的高远之追求，他也很难得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三）史依弘出演昆曲《牡丹亭》引发讨论

史依弘是上海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主攻青衣兼刀马旦，她的表演大气端庄且流派跨度很大。2012年史依弘推出了昆曲《牡丹亭》的专场演出，引发业内轰动，媒体也大肆报道。有媒体采访了有“昆曲活化石”之称的蔡正仁先生，蔡先生非常诚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可是经由媒体渲染甚至断章取义，把蔡先生的肺腑之言说成了他对史依弘版《牡丹亭》进行了严肃批评，从而引发了剧坛的论战。史依弘本人倒是沉着大气，在报纸上发文称，我们要尊重传统，也要有所创新，我们不想暮气沉沉，有一点讨论、论争才是正常现象。这个论争不仅仅是史依弘版《牡丹亭》好不好的论争，更是一个京剧演员能不能演昆曲，能不能演好昆曲，演昆曲后能不能对自己的京剧表演有所提高的论争。因此，这样的论争在褪去误解和推波助澜的云雾之后，其实颇为有益。

史依弘版《牡丹亭》

（四）张火丁改编京剧《白蛇传》《霸王别姬》引争议

张火丁从国家京剧院调到中国戏曲学院后，成为了中国戏曲学院当时的三位二级教授的其中之一。我认为，张火丁教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京剧演员，但是围绕张火丁教授的争议体现在两个剧目上，一个是张火丁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是张火丁版的《霸王别姬》。

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事事很民间、处处是诗意、美不胜收，不尽喜乐，但又悲不自胜，把传统的老本子改编到极致，已经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张火丁教授的《梁祝》虽还是依据越剧的路子，但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编和新创。当时中国戏曲学院为此剧还召开过一次内部研讨会，我就从文学角度提出剧本可能还需提高，因为它不大符合中国古典文学的规范，也不符合中国戏曲文辞的诸多标准。其他系主任的发言也都从希望这个戏继续提高发展的角度。诚恳地提出了意见建议。但这样的一次内部研讨，却因报纸的公开报道，引起了一些争议。

张火丁版《梁山伯与祝英台》

另外一个到现在还余波未消的论争就是关于张火丁教授版本的《霸王别姬》。当时这版《霸王别姬》在首演后马上召开了研讨会，但是这次研讨会上的话说得稍微满了一点，后来引起了社会上诸多不同的反响，以致于舆论大潮越来越水涨船高，反而未必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也提示我们在座的青年评论家，当我们要评论或化解一个社会上对某一个剧目好或不好的认知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审美尺度，用美学的、艺术的、理性的话语进行评论或化解，不要做太义愤填膺式的贬斥或者绝对粉丝式的狂热夸奖。

张火丁版《霸王别姬》

四、著名评论家的评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