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Darian Mederos创作的超写实主义油画作品

自诞生以来，关于对超写实主义画派的批判与反对之声就未曾停歇。一些西方理论家视之为一种“过于极端且激进”的表现形式，认为它过度追求技巧而缺乏内在表达，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画派。

Pedro Campos《无题》，布面油画，160×150cm，2019年

David Finnigan《CITY TWO》，布面油画，81×122cm，2015年

为时代而著

查克·克洛斯《自画像》，布面丙烯，273×212.1cm，1968年

同时，超写实主义也是对流行文化与工业文明成果的直接呼应。它是首个接纳摄影技术的画派，将截然不同的艺术媒介相连，使照片转化为纸上语言。美国超写实主义代表画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曾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把摄影的信息翻译成绘画的信息。”这类作品所达到的高分辨率仿真程度与摄影艺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叹为观止。

不止于“炫技”

一方面，超写实主义作品是刻苦琢磨的明珠，这一流派的兴起源自对人们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的反对。艺术虽无所不能，却也有所不易，绝不是投机者的轻率标签和渔利者的妄自标榜。超写实主义画作中的人与物都将最原始的面貌显露，拒绝谄媚与奉承。如果说艺术是一种态度，那么超写实主义艺术家正借由极致的技艺表达自己的态度。

Jono Dry创作的超写实主义铅笔画作品

另一方面，超写实主义虽因仿真而馥郁，但又不囿于严丝合缝地描绘现实。在艺术家的鉴照下，生活被陈列亦被碾碎。长时间地注视作品，人们往往会产生将信将疑的态度，并叹服其“比真的更真”。

Ben Schonzeit《Carrot Cake》，布面油画，2014年

Pedro Campos《Eggs》，布面油画，73×195cm

超写实主义作品具有这样特殊的能力，即让人怀疑一切真实不过是漂亮躯壳，内里一无所有。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现代戏剧中的“间离”概念，艺术家通过陌生化的手法进行祛魅，让观众抛弃幻影与梦境，置身于旁观角度进行思考。

David Finnigan《On Location》，布面油画，105×160cm，2015年

超写实主义的“超”字正体现在对传统写实作品中“借物喻志”和创作者自我赋权的反驳。艺术家以旁若无人的气质记录事实，透露出人与世界平行延伸关系的哲学思辨。此前的写实主义作品完全基于创作者的想象与主观臆断，而超写实主义则利用一种无情和近乎残酷的态度勘破传统、复刻生活。

杜安·汉森《Self-portrait with Model》，混合材料雕塑，1979年

杜安·汉森《Tourists ii》，混合材料雕塑，1988年

“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当直面一个尺寸数倍于常态的真实形象时，随之而来的是全然的陌生感和巨大的震撼感。观众无法在惯常的观画距离中将整个画面全部收入视域，只能从局部着手进行片段式地品鉴，而这些细节被拆分开后和整体实物相差甚远。如克洛斯笔下一些人物的细节，观众凑近看只是抽象的圆点。

Diego Fazio《无题》，木炭、铅笔画，80×85cm，2015年

赓续与延异

区别于纪实性的摄影艺术，绘画和雕塑作品是完全按照艺术家想法加以创作的。人的身形、物的外观、是否有毛孔、何处有伤痕、细腻到几重……画布上的一切都取决于艺术家本人。对于初期的超写实主义艺术家而言，创作的笔触应该细腻而精准，态度应该冷静而克制。但进入到20世纪后半程乃至21世纪，许多艺术家也跳出桎梏，将理念与方法调整革新，甚至反其道而行。

丹尼斯·彼得森《Wlaking NY》，布面油画、丙烯

艺术家逐步将关于社会、政治、人文及哲学领域的讨论融入作品中，但“揭露真实”的内核未变。纽约超写实主义画家丹尼斯·彼得森（Denis Peterson）的作品曾在欧洲各大知名博物馆、艺术展与画廊展出。创作时，他不会直接描摹照片，而是经过反复观察之后再用画笔将所见场景再造。

丹尼斯·彼得森《The Wall》，布面油画、丙烯，2015年

在其最新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于种族、人权与阶级等诸多敏感社会议题的探索与浓烈的人文关怀。如《Walking NY》系列关于光鲜都市景观下受压抑且行色匆匆的人群，而《The Wall》则将目光聚焦于纽约街头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状态。

丹·威茨《Scrum2（All Out Wall）》，布面油画，49×43cm，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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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彼得森之后，艺术家们的视野愈发开阔，超写实主义也重现生机。丹·威茨（Dan Witz）的超写实主义作品极度混乱又极度颠覆。在他笔下，朋克音乐会人群沸腾燃烧的画面暗藏对人类社会现状的独到见解。这位艺术家鼓励人们去质疑陈规、反思生活，深受大众喜爱。

丹·威茨《House of Yes》，布面油画，48×60cm，2020年

在奥地利艺术家戈特弗里德·郝文（Gottfried Helnwein）的作品中，观者明显能够感受到难言的战争创伤。纯洁的女孩或缠着绷带，或躺于触目惊心的血泊，恐惧、绝望、伤痛与罪恶被冷静地具象化，这些超写实主义符号是属于郝文的反战宣言。而罗宾·埃利（Robin Eley）的作品则多以塑料玻璃纸为灵感，透明的薄膜将人体包裹，有力传达出永恒的环保主题。

罗宾·埃利《Devotion》，布面油画，50×41cm

除了愈发强烈的观念性，当今的超写实主义作品在视觉呈现维度上也趋于多元化。查克·克洛斯的后期作品就常以“马赛克”遮罩人物面孔，模糊画作的表意功能。同样喜欢“若隐若现”之感的还有古巴画家Darian Mederos，他擅长利用塑料泡沫架构出丰富的视觉层次。

查克·克洛斯《Kara》，布面油画，276.2×213.4cm，2010年

Darian Mederos创作的超写实主义油画作品

偏见与局限

初代超写实主义艺术家（包括理查德·埃斯蒂斯、拉尔夫·戈因斯和查克·克洛斯）的作品一经展出就很快被各大博物馆抢购一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然而半世纪后的今天，超写实主义作品因其艰苦的创作过程在各大拍卖场上却非常罕见，且在欧洲市场成绩平平，呈现逐步缩水的趋势。查克·克洛斯于2005年被拍卖的第一幅作品以430万美元落槌，之后的作品也未能超过七位数，与同时代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难以相提并论。

查克·克洛斯《自画像》，提花挂毯，101×83cm，1999年

可见在大多数人眼中，超写实主义依旧是机械复制般地描绘客体。在对其深层理念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观者也不情愿仅仅为画家的严谨态度与精湛功底埋单。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繁冗的创作过程难以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比起克制、平和的作品风格，“歇斯底里”的情绪宣泄似乎更能引起共鸣，多义性的价值表达也更加符合时代语境。

时至今日，作为“舶来品”的超写实主义在大洋彼岸的东方市场似乎也更受欢迎。中国当代超写实主义代表冷军的作品《肖像之像——小姜》于2019年11月以7051万高价成交，轰动一时。

冷军及其油画作品《肖像之像——小姜》

编辑、文  何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