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 隐 阁 闲 谭

徐惠林

作家

口味与趣味

文 | 徐惠林刊于《艺术市场》2025年05月号

没有趣味便不成生活，没有生活便不成趣味，没有生活和趣味便不成美术和美。一切美术之美，皆源于生活；一切生活之价值，皆由趣味而起。

当下的书画领域，越来越多“重口味”“低级趣味”的东西充斥着市场，一些公共场所的美术作品不仅品质低下、口味低俗、趣味怪异，而且很多已到了令大众难以保持缄默的地步。业内人士直呼，庸俗的美术品正在败坏民众的审美趣味！因而，对当下艺术领域的某些审美异质化倾向，我们需保持警惕。这实则涉及一个让全民关注的问题：“口味”与“趣味”。笔者认为，谈其口味无可争辩，但谈其趣味可有高下；趣味不但可以争辩，有时还必须争辩。

让我们来看看书画界“重口味”“低级趣味”的某些现象：

目前的书法界，坊间、网络上热议的是自嗨的“五大金刚”（有人称之为“五毒”）的“表演”。一曰“东乱”，写字像编箩筐一样，乱成麻团，让人眼花缭乱；其二“西盲”，写字的时候，要么把眼睛闭上，要么把眼睛蒙上，要么把头背过去；其三“西吼”，每次都会使用很大的宣纸与毛笔，写字的时候喜欢大吼大叫，震耳朵；第四“北独”，创造的英文书法，古往今来“独一份”；还有一个“中胡射”，此书家创作时偏爱医用针管，对着宣纸一顿乱射。

在此，笔者虽不能说他们以“渔网书”“丑书”“射书”“吼书”是为了抓眼球，而不是为了艺术进行实验或前卫探索，但也不排除通过“搞怪”、摆噱头来制造“热点”的文化心理。客观上，诸多无厘头、“把肉麻当有趣”的创作行为，已几成行为艺术，多被舆论关注、媒体聚焦，酿成“文化事件”，并在未来的艺术或文化史被可能“提上一笔”，哪怕作为反面例子也好——这在某种新潮“理念”中被认同、追寻。刷存在、蹭流量、被围观，莫不是他们“博名”的心理动机。

而在“五毒”之外，也常见有人把书法当杂耍——放着一双好手不用，偏偏用脚来写字；有的双手左右开弓还嫌不够，嘴里叼着笔，头上绑着笔，同时多管齐下，“既能画方，又能画圆”。此种行为以致怪力乱神。

绘画界，前些年有拨画者披着“新文人画”外衣，从“美人图”到“饮食男女”一路折腾而行，以所谓“自由性情”来贩卖色情、裸露欲望。更在一些大咖的站台加持下，引逗得资本加入、市场托举，致使某种不良倾向得寸进尺。“文人画”既无文人也无文化，“古典画”既无古意也乏典雅，反却多是阴暗、猥琐的情绪在涂抹画布，并借资讯媒介、资本炒作而招摇过市，在画廊、拍卖市场大行其道。

眼下的画坛，还风行“谁的画价高谁就是大画家”，画家冯骥才因此惊诧质疑：“原来画价遵循的不是艺术规律而是市场规律？”画界热衷各种招数炒画，不择手段选择“比烂”“比粗野”“比江湖地位”，“院长”“理事”比比皆是，有时还冒出个“世界杰出艺术家”。当代艺术领域中，伪当代、伪现实主义、伪古典不时出现，审美趣味媚俗化、表层化，艺术创作策略化，特别是架上领域，图像化、符号化绘画很是泛滥。诸多被视为低级趣味的作品和事件，引人侧目。

以上这些只展示了当代书画、艺术领域内被普遍视为“低级趣味”的一些倾向或实践。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试图通过极端或不合常规的方式来表达艺术观点、主张与情感，但往往因为侵犯他人权益、违背公序良俗或过度挑战社会接受度，而受到争议和批评。

口味，释义为美味、珍馐。我们说，每个人对食物味道的爱好几乎是纯生理性的，随个体差异而显现不同；引申比喻为个人的爱好，也属个人私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而趣味，在汉语词汇中的基本含义，是使人感到愉快并能引起兴趣的特性或爱好。它是审美的取向、品格，涵盖了从文学、艺术到日常中的方方面面，带有很强的社会性。鲁迅口中的“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是说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很好，远离与文化、文明、道德相背的趣味。

艺术上的“重口味”混淆了美学上的趣味与纯属生理上的“口味”之关系。这个“重口味”中的“口味”一词，已非纯个人生理上的了，它只借生理上的浓油赤酱调制出的重度口味来比拟，间接表述或显性或隐性作用于感官而造成的“重口味”。而作为精神产物，艺术品一旦问世，其上所凝筑的“口味”便是美学上的“趣味”问题；即是说，当下的艺坛中不时涌出“重口味”，属“趣味”范畴和精神层面，是审美性的，是需要判断力、鉴赏力才能领会和把握的。

那么，导致当下艺术家“重口味”“趣味走低”的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是艺术家脑中的错误认知。一些书画家在创作达到一定阶段后，欲突破瓶颈，大胆创新，在多方思虑后积攒一股勇气而进行艺术实验。这固是可贵，但从其表现来看，他们多非依据艺术的内在逻辑、规律、法道而自然生发，却是剑走偏锋，欲借投机取巧之捷径而图尽快“出圈”，从而达到成名成家、扬名立万的目的。由此，“重口味”成为他们“（书、画）不惊人死不休”、万灵药般最便当的选择。

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些具“变态人格”特质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时有被称作“重口味”。如元代大书法家杨维桢，幼时受到严格教育，其父亲采取非常规的教育方式，将他置于铁崖山上，撤去梯子，迫使他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专心读书。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使杨维桢产生了被书法界冠之“重口味”的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了历史的淘涤筛选，的确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深度。还有些艺术探索、实验，形式上有所“出格”，想如果依法道而行，确实创出不同的艺术样貌，也可能衍成潮流，他们以风格独特、意趣独造的作品触发着人们对传统新变的思考。

再如“80后”画家王斌，其作品被认为具有“不正经”趣味的特点。他把中国水墨画跟西方风行的十二星座巧妙地掺和到一起，整出一系列既老派又新潮的作品，画里的古人都翻着大白眼，摆着各式各样夸张的架势。古今对比下，严肃和诙谐碰出火花。王斌的作品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有待历史的沉淀与品评。

但眼下，包括以上列举的更多“怪力乱神”炮制或批量生产的“重口味”“低级趣味”的东西，多属臆造，无规无矩，看不到传统的其来有自，也少见有自然天趣、性灵情趣、诗意雅趣，而多如小孩子般生理性的撒娇、任性，作女般的矫饰、造作。

油画界也有很多风行一时的东西，玩弄概念、制造噱头、哗众取宠，观之多为“三伪”（伪古典、伪现实、伪现代）之作。它们是装腔拿调、炫技制效的产物，而非自然生发、瓜熟蒂落的结果。画家曾宓说：“绘画的技艺只是一种表现能力，就艺术效果而言，是属于低级趣味。只有将这些技术融进感觉，升华为感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时，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作用。”

其次是因无序市场、资本的“引诱”，使书画家逐渐放弃初心及创作主体性，而选择妥协；久之，便欣欣然从参与到拥抱，再到最后“全身心投入”。现在的艺术市场，书画围着画价、商业的“轴心”转，什么来钱“生产”什么已是不争事实。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现代文明是“激发情欲的文明”，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公允，但在物质至上、娱乐至死、媚俗队伍扩编的现实下，“重口味”“低级趣味”之作充斥市场，不时演绎“劣币驱逐良币”的场景，也时不时流行新书风、新画风、“新概念”，热闹得很。

而在“买涨不买跌”投机心理的催发下，一些书画家为满足市场便开始批量生产、制造流水线作业，俨然工业化车间。资本作祟、发育畸形的艺术品市场因此出现了“争先恐后涨高价”的现象：某某的画一平尺已经两三万元，今年又涨三五万元；谁画价高，谁名气大，神气十足；谁画价低，不好卖，谁就灰头土脸没面子。为了涨价，为了包装炒作时更有“料”，许多书画家选择以“重口味”“辣眼睛”而求得市场关注；以各种低级趣味迎合人的本能嗜好、挠社会的“痒痒处”，来求得商业效应。利字当前时，艺术家则会被市场异化，其作品将不知不觉地顺从市场口味而摒弃对艺术的潜心探索。当然，跟风搜罗、粗制滥造的作品，对收藏者而言也不过废纸一堆。

还有，一个内在的、为一些书画家理论背书的，则是西方所流行的观点“趣味无可争辩”。

事实上，所谓“趣味无可争辩”，指人的审美欣赏无可争辩地各有趣味。它强调审美趣味和美感的差异性，肯定了审美取向、审美判断的独立自主性和审美创造、审美评价的个性特征。但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审美趣味的共同性和审美评价的客观标准，忽视了趣味有雅俗、高下之分和培养健康审美趣味的必要性。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趣味是天生的，不能强求别人同己，肯定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但又指出审美趣味也具有普遍性的褒贬原则和客观的标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指出“趣味无可争辩”只适合于感性方面的审美趣味，而对于具有理性内容的艺术等审美对象，审美趣味就有“好”与“坏”、“精微”与“乖戾”之分，并非都无可争辩。

我们说，虽然审美趣味有主观性和个人色彩，但它仍有好坏高下之分。所以，“趣味无可争辩”的观点是偏颇错误旳。事实上，审美判断是有客观标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虽然审美体验是一种情感反应，审美判断是一种感性判断，但无可否认，它属于认识活动，不可能超越制约、衡量主体反应正确与否的客观性依据。

当下的国内美学界，流行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种理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对“美”及“美育”边界的消解和对“美的规律”的否定，进而导致美丑不分、美育与艺术教育相混淆。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以美育代替宗教”，当提倡雅俗共赏的艺术，抵制“重口味”“低级趣味”，我们还需某种程度上引入“趣味主义”。当下，正如艺术史论家朱中原所说：“美术之趣味越来越匮乏。”美术家越来越无趣，美术也越来越无趣。一些美术家理解的趣味，多是有关吃喝玩乐的俗趣和恶趣，而非对生活体察和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之乐趣，他们大多已然缺失了生活体验，缺失了捕捉人物神态、刻画人物心理之能力，而只具备了简单描摹之能事，动辄在宋元绘画中寻找灵感。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很多人不明白，趣味不是模仿来的，而是对生活的笔墨体悟，对美的发现与创造。如果自己是个没趣之人，不能发见生活之趣味，不能于俗世生活中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便不能得美术之趣味。

梁启超是“趣味主义”美术思想的提出者和引领者，该思想为中国近代的美术史变迁与转型，尤其是文人画的现代改良带来了巨大影响。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弘一法师、丰子恺等近现代书画家，无一不具有趣味主义精神。

任伯年本是个职业画家，然而，早年贩夫走卒的市井生活为他的绘画奠定了坚实基础，凡百俗事皆是其人物取材的源泉。陈师曾笔下的老北京市井人物尤其是各类贩夫走卒，惟妙惟肖，各具情趣，大俗又大雅，有生趣、谐趣、雅趣而无恶趣、俗趣，陈师曾也因此被梁启超誉为“中国近代美术第一人”。受陈师曾影响，齐白石和丰子恺则在趣味主义上进行了更一步的开掘，其笔下的老人充满了童趣，小孩充满了天真无邪的纯真稚拙之趣。譬如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只见蝌蚪，不见青蛙；《放牛》图只见牛绳、歇息之用的小板凳，不见牛与牧童，两幅画作皆求画外之趣，引入留白、含蓄、隐喻等文学手法，可谓迁想妙得；尤其人物画《人骂我我也骂人》，俨然一孩子在赌气回嘴，让人忍俊不禁，噗嗤一笑。

能于俗世生活中得大趣味者，一定具大境界大情怀。没有趣味便不成生活，没有生活便不成趣味，没有生活和趣味便不成美术和美。一切美术之美，皆源于生活；一切生活之价值，皆由趣味而起。美从“乐”处寻，此处的“乐”则非低级趣味、娱乐至死，而是能引起有价值的乐感的事物。“美”作用于人的情感，能带来快乐，所以美育包含快乐教育、趣味教育，且“美”具有价值底线。美育实际上是“价值教育”。

艺术是艺术家以各种艺术媒介创造出来的有价值的乐感载体，是更集中、更强烈的美，必须以高级的审美、趣味而贯穿艺术实施中。

编辑｜
屈婷

排版｜小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