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意义非凡。在“让文物活起来”的众多呈现方式中，戏剧表演将典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作品等美学符号和沉睡的历史故事转变为可感、可触的生命叙事，不仅体现了今人的原创力，也促成了文博界及舞台艺术领域诸多跨界合作。

▲又见辽博——“和合中国”主题晚会

近年来，从《只此青绿》《唐宫夜宴》到《洛神水赋》，再到《俑立千年》《永和九年》《永乐未央》等以中国文物为蓝本的表演频频“出圈”。由此，有学者提出“文物活化舞台剧”概念[1]，这是基于近年“博物馆戏剧”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此外，博物馆也积极采用舞台表演形式进行创新。2023年，辽宁省博物馆为“和合中国”特展举办闭幕晚会《又见辽博——“和合中国”主题晚会》，其中不乏舞蹈《春山踏歌》、吟诵《千古诗经》、原创歌舞《和合中国》等演绎文物之美的作品。同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合作的戏剧《盛世欢歌》公演，其以拥有“汉代第一俑”之称的“击鼓说唱俑”为原型，通过三个单元故事、四个场景、数十年叙事跨度，生动再现生活在汉代社会底层的俳优的生命起伏，于跌宕境遇和悲欢离合中讴歌乐观的灵魂，一度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话题。可见，“博物馆戏剧”的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认知基础。基于此，笔者尝试进一步探讨“博物馆戏剧”的理念，从概念界定、分类到其在中国的实践，以期为当下的“博物馆戏剧”实践留存一份阶段性档案。

（一）概念溯源与词义衍变

从词义起源来看，与“博物馆”一样，“博物馆戏剧”也是舶来品，源自“Museum  Theatre”和“Museum Drama”，二者在使用场景和侧重点上略有区别。“Museum Theatre”更侧重戏剧的表演形式与博物馆空间的结合，强调以剧场化的方式在博物馆内开展的表演、互动活动，是目前国际上更常用的表述，比如博物馆内的沉浸式导览剧、角色演绎等都可归为此类；“Museum Drama”更偏向于从戏剧的文本、叙事角度出发，指以博物馆的展品、历史、文化为题材创作的戏剧作品，可包括在博物馆外上演的相关主题剧目。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衍生表达，如博物馆特定场地戏剧（Site-specific Theatre in Museums），指依托博物馆特定展区、展品空间创作的沉浸式戏剧；基于博物馆的表演（Museum-based Performance），范围更广，涵盖与博物馆概念相关的衍生戏剧表演活动。例如，2013年，闭馆整修十年后重新开放的荷兰国立博物馆就曾在开馆当日围绕镇馆之宝《夜巡》策划了一场主题“快闪”活动，地点位于一座商业购物中心。一名身着17世纪欧洲装束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跑出来；紧接着，同时代装扮的表演者也纷纷从各个角落走出，与此同时第一个出现的年轻人抓住一根绳索，从二楼滑落到底楼大厅，其他人也来到这里与年轻人会合；之后，空中掉下一个画框，将表演者框在其中，最终组成伦勃朗的名画《夜巡》。这段快闪活动的视频在全球社交网络上迅速“刷屏”。

▲荷兰国立博物馆《夜巡》“快闪”活动

▲伦勃朗《夜巡》

那么，“戏剧”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博物馆”结合的呢？若单论戏剧的起源，从最早的祭祀仪式，到应现代剧场建筑而生，再到一种先锋的艺术表达方式，人们对“戏剧”的定义不断丰富，其演变过程也折射了人类文明的变迁。因此，若以史学研究视野回溯戏剧发展，会发现戏剧的一些过往样态在今天已被视为一种“遗产”，这与博物馆展示文物的意义一致，区别在于前者是动态的表达演绎，后者是静态的视觉和实体展示。将戏剧作为人文教育重要途径的理念雏形出自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提出“在实践中学习”和“在戏剧实践中学习”。真正的观念变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益于现代教育的发展，欧美的许多戏剧教育家开始在校园推广戏剧教学的方法，其中比较流行的创作性戏剧教学方法是“D.I.E\T.I.E”——前者为“Drama in  Education”，即“教育戏剧”或“过程戏剧”，侧重教学方法论；后者为“Theatre in  Education”，即“教育剧场”，侧重专业表演和即兴演出。将两概念作为一个组合提出，可总译为“过程戏剧”，特指一种以虚构的角色扮演和即兴创作为中心的戏剧活动，事先不准备专业剧本和排演，只有主题大纲和部分情境，剧情随着参与者的反应及创作而有所变化，其重点在于学员参与，并在对戏剧的感受中领略知识的意蕴，在相互交流中发现可能性、创造新意义——这一观念对今天我们探讨“博物馆戏剧”的概念颇具启发。相对来说，现代博物馆的定义起源较晚，而其“现代性”之义更为显著。《大英百科全书》对博物馆的定义在原博物馆学定义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原本的保存“原真性”的、独一无二的物件的场所和学习、研究机构，到具有多功能诉求的场所；不论是哪一种功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存与阐释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2]。基于此，“博物馆戏剧”的演绎正是阐释当代中国故事的一种新途径，也是当下文博界展览实践“场域空间”的举措。

（二）在地实践：从“Museum Theatre”到“Museum Drama”

国内早期相关在地实践将博物馆戏剧视为“Museum Theatre”，即一种融合博物馆（文博）资源与戏剧表演形式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模式，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展览的静态观览，通过沉浸式、互动性的戏剧演出让文物和历史“活”起来，从而深化观众的文化体验。

▲上海博物馆限定演出《美狄亚》 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国内较早实践这一理念的是上海博物馆，并将之明确定义为“博物馆中的沉浸式戏剧”。2018年，上海博物馆围绕当时正在馆内举行的古希腊艺术特展“典雅与狂欢：来自雅典卫城博物馆的珍宝”，策划了限定演出《美狄亚》。这是一场沉浸式古希腊主题戏剧，同时也揭开了“典雅与狂欢”戏剧表演周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典雅与狂欢”特展只有两件展品——一件是诞生于约2500年前的大理石制科拉雕像，另一件是用“红绘法”描绘的舞乐图瓶画器盖。结合这两件珍宝，创作团队为博物馆空间专门打造了一场戏剧：在观众围坐的半圆形的演出空间中，两件文物被摆放在中央，两位黑衣演员从扶梯后走出，随着一声呐喊，女主角美狄亚从博物馆三楼缓缓走下。整场演出与文物相互呼应，给观众带来特别的观看体验。2019年，上海博物馆在“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开幕仪式上，又特别推出了原创迷你戏剧《安格尔》，剧情以18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获得罗马大奖之后因财务危机滞留巴黎为切入点，表现了艺术家在学院风格和新风格之间的彷徨和摸索，展现了古典艺术黄金时代的多元面貌。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在推出这两部限定戏剧演出时，“博物馆戏剧”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彼时主创团队还是以“沉浸式”打造为核心。

▲奉贤区博物馆《看尽长安花》意象诗剧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经过数年发展，至2025年，“博物馆戏剧”终于作为正式的名词被提出。综观国内近年该领域的实践案例，可将其归为一种新型的展览阐释模式——也即前述“Museum  Drama”。如上海奉贤区博物馆近年推出的文物大展皆力求在讲好文物故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介将故事视觉化、戏剧化，将文物拟人化。2025年，奉贤区博物馆围绕“露华浓深——大唐生活美学展”推出《看尽长安花》意象诗剧，并称其为全国首创的“博物馆戏剧”[3]。该剧围绕展出的唐代文物展开戏剧化演绎，以“听、看、诵、逛、燃”五幕，分别对应唐代雅乐、《簪花仕女图》、豪迈唐诗、长安东西市、马球竞技这五个被提炼出的唐代文化事项，用当代语言进行转译，甚至融入直播带货、脱口秀等新传播样式，以期引起观众兴趣。主创团队“让戏剧美育意象美学在文物的缝隙中生长”的理念也得以生动贯彻。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罗马假日”主题活动 摄/赖鑫琳

此外，近期还出现一种戏剧性的展览阐释方式，如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于2025年11月为配合“罗马罗马：从奥林匹斯到卡皮托利”古罗马艺术大展推出“罗马众神”角色扮演（Cosplay）活动，邀请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高人气博主到博物馆进行“全副武装”的角色扮演，收获了年轻人的热议与关注。

（一）富有意味的“空间”之衍变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祛魅”有一条明显的时间轨迹——从宗教转向世俗，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其现代文明的种种叙事亦以资本主义与生产消费为观照。“公众”成为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新词。纵观博物馆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后，卢浮宫对公众开放成为博物馆从私有的“珍奇柜”（Curiosity Cabinet）性质向开放的“公共性”转变的节点，之后百余年，“博物馆”逐渐与“公众”联系在一起，学界开始出现对于“博物馆公共性”的讨论。现代博物馆显然是现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产物；也即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已不仅仅是展示“物”的地方，还成为生产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场所。

在这一公共、开放的场域内，“空间”也成为一个富有意味的语词。20世纪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与政治》中明确提出“空间”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广义的生产的空间，意味着、并且本身包含着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共同方向。由此，就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劳动、日常生活、艺术以及由建筑师和都市设计师造就的空间来说，在它们所共有的那种充满生机的意义中，空间是一种方案（schéma）。……因此，这个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性的（homogène）又是断离的（désarticulè）。它存在于新兴的城市中，存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中，也存在于知识中。”[4]

▲开封博物馆实景演艺《如梦令·宋潮》 图片来源： 《如梦令·宋潮》演出方

那么，空间又是什么时候与戏剧正式结合的呢？在一个地方表演一段戏剧并不意味着这个空间就成为“有意义的空间”；一个客观物质形态不会无缘无故转化为另一种客观物质形态，它需要一个“媒介”。在本文的议题下，戏剧与一个特定的“空间”有意识地产生互动，我们并不需要追溯戏剧的起源时期，而应将目光聚焦20世纪70年代，彼时美国戏剧导演、人类表演学研究者理查德·谢克纳提出并践行“环境戏剧”（Environmental Theatre）的概念，他在其著作《环境戏剧》中明确提到“表演环境”作为一个词汇，生态的或戏剧的环境，不仅可以把它想象成空间，也可以想象成复杂的转换系统中主动的玩家。生态的或戏剧的环境都不是被动的。它们是在充满活力的空间里有机地发生的事件中的互相作用者。一个表演环境，从政治上说是一个“立场”，从学术上说是一个“知识的主体”，从戏剧上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5]。由此，“环境戏剧”或可为博物馆戏剧提供一个思路——空间的充实可以用无尽的方式改变、连接，以及赋予其生命。对应当下文物活化的理念——如何将典籍、文物、非遗、书画作品等内容转化为能引起情感共鸣和具有戏剧张力的作品，使这些符号演变为可感可触的生命叙事，正是当下文艺工作中需要研究并实践的课题。

此外，谢克纳还在《环境戏剧》中引用温尼考特的“转化的空间”——那是“文化体验被安置的地方”[6]。可见，正是观众的“在场体验”让一个客观空间“活”了起来——而当这个空间是博物馆时，亦可作如是观。在当代，“空间—剧场—观众”应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如谢克纳所言：“没有观众就没有与场地隔开的剧场空间——不管这个场地是田野、山顶、庙宇、台阶或村庄广场。一旦有了所谓的观众，剧场空间就发展了。或者进程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前进：一旦有了剧场空间，观众就发展了。”[7]这对当下博物馆展览及活动策划的启示在于——打破传统“白盒子”物理空间、充分利用在地文化的优势和特点，结合地方博物馆的定位与特色来策划相关活动，较易获得观众的欢迎与行业的认可。

▲苏州博物馆“跨年奇妙夜”活动 图片来源：苏州文旅

例如，苏州博物馆并不热衷于“特展”“大展”，而是根据地方博物馆的定位与特色，深耕地域文化，并提炼标志性的、可供传播与复演的文化符号。2024年，苏州博物馆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联合推出实景昆剧快闪活动。在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园林式博物馆建筑中演绎昆曲，其美轮美奂的视听享受唯有亲临现场才能完整体会——这便是谢克纳所言剧场空间与观众共构的“文化空间”。此外，苏州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多种跨界，如2026年元旦跨年活动中推出的免费、对公众开放的“跨年奇妙夜”快闪，内容涵盖昆曲《天官赐福》、苏剧《花魁记·游湖》、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越剧《我家有个小九妹》、沪剧《为你打开一扇窗》、黄梅戏《女驸马》、京剧《我是一个中国人》、国风器乐合奏《兰亭序》《荷塘月色》《赛马》等。活动期间，观众可以自主选择文化演出产品，并到现场共同参与这场戏剧盛会。

▲苏州博物馆“吾心归处是中华”——敦煌特展舞蹈快闪活动 摄/林坤

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博物馆空间的公共性也使戏剧主体变得更为多元，尤其是随着参与式演出的普及，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角色界限愈发模糊，观众的体验也即表演者的体验。2023年，苏州博物馆与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合作，推出“吾心归处是中华”——敦煌特展舞蹈快闪活动。17名来自苏州高新一中新疆班的同学用饱含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舞蹈带领观众一梦入敦煌，重访文明交汇之境。舞蹈灵感取自段文杰临摹莫高窟第220窟初唐《乐舞图》的故事。围绕洞窟复原主题，身着彩服、头戴宝冠的乐手和舞者手持笛、钹、琵琶、箜篌等乐器，再现唐代胡旋、胡腾舞。霓裳曳广带，恍若画中飞天破壁而出，翩翩乐舞间，尽显千年沧桑与盛世风华。在此，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展馆”，更是文脉叙事与再现的空间。

（二）博物馆功能的衍变——从“物”“人”到“场”

从博物馆本体的角度出发，其作为空间的功能伴随博物馆收藏范围由有形向无形延伸，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博物馆功能影响较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应涵盖“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8]。2005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博物馆管理办法》，以“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来表述博物馆收藏。因此，戏剧也应包含在内。但是，2008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具体规定“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为文物、标本、模型等，并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表明理念上有突破原有文物标本的指向，实践中却仍存在困难和滞后[9]。但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身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都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研究者的视线逐渐向观众聚拢。

▲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合作制作《盛世欢歌》

当代艺术研究者兼策展人宝莉·麦肯娜-克莱思与珍娜·卡缅在《创造展览》中提到观众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新一代博物馆和其他相似机构的最新方向。过去大家把重点放在展品之上，后来演变成提供展品的相关教育，近来则转向关注展品的可能意义和引起观众共鸣，让观众知道展品之于他们生活的意义，以及为何要去了解这些展品。换句话说，……被展品和观众所引发的想法和情绪，现在已是创造当代展览时的第一考量了”[10]。可见，博物馆戏剧诞生的背后是对博物馆教育和观众参与认知的更新与新诉求。“当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发现艺术博物馆体验的丰富性可以使其教育的角色显得更加重要，便开始将教育理念和目标与艺术的展览、典藏、研究这些日常工作全方位地做更深入的结合。他们设计了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如电影、音乐会、舞蹈及戏剧表演等……从而使艺术博物馆真正成为一座属于全民的艺术乐园。”[11]清华大学教授李德庚以“流动的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曾针对策展叙事提出“物的表演”这一概念——“当展览转变为以叙事为核心的时候，就意味着展览的基础变成了展厅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也意味着‘故事’和‘如何讲故事’才是展览最该关注的事情。这也暗含了一种双重递进关系：首先是从‘物’到‘事’——把故事讲清楚的价值重于把物品展示好的价值。……因此，在叙事性展览中，物肩负着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它们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叙述’的主角。除了把内容表达清楚之外，还得让表达状态有戏剧感，能制造出一个个让观众惊奇或感动的瞬间。”[12]

但博物馆的“空间”并不等同于社会空间和生产空间，“场域空间”或许更符合本文叙事结构下的定义。布尔迪尔充满社会学思辨与斗争的“场域”理论实则为“场域”赋予了“空间”意义，列斐伏尔的“浮现”（emergence）理念受其影响尤深。“浮现”理念对应的是“空间三元”中的再现性空间，它通过形象和象征被赋予意义，鼓励观众参与叙事建构、自发创造内容的空间与社会关系，但总体依然是在一个既定的“场域”的结构内。“浮现”是一个富有启示思辨的学术理念，在国内博物馆戏剧的在地实践与文化空间生产理论研究中尚存在进一步延展与表达的空间。

在此，本文有意将“博物馆戏剧”作为当代“场”的实践，即博物馆戏剧不仅仅是“戏剧”内容本身，更是一个窥见当前文化新业态的前沿窗口。

一旦认识到空间是“具有意义”的，传统的艺术展览观看方式、博物馆等文博场馆的浏览方式便拥有了发生变化的动力，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条件。“沉浸式”（immersion）概念便在这一背景下由戏剧领域延伸至文博场所及美术馆、当代艺术展览等领域。

（一）让戏剧在博物馆发生

▲南京博物院“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 图片来源：南京博物院

围绕博物馆在地文化的文化探索与文旅融合实践是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南京和苏州两座古城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与实践。在文博开放融合与夜间经济发展互相辉映的背景下，我国众多博物馆以特定时间节点为契机，试点开启“夜游模式”。南京博物院已连续10年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 2020年的“5·18世界博物馆日”活动中，南京博物院在建筑前广场及小剧场上演现代舞《俑·梦》，以现代舞+古典舞、现代流行音乐+汉唐古典舞的形式表现当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同场节目还有现代派民乐《西行》，这是作曲家饶鹏程为“世界博物馆日”打造的极具节奏感和旋律性的大型双胡琴协奏曲，其创作灵感来自玄奘西行故事。“博物馆奇妙夜”第十季以“星耀南博十年交响”为主题，通过有声、有约、有影、有戏、有爱和有承等多元方式展开，将历史文物融入舞蹈、社教活动，为观众打造了一场既传统又现代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活动中博物馆对人工智能时代前沿科技做出了回应：“博物馆奇妙夜”启动仪式在“未来之门·AI交响”的演绎中开始，AI机器人在历史馆大厅与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一道和观众互动，展示未来机器人在博物院的应用前景。在随后的诗词朗诵活动中，特展馆展示了借由AI技术“复活”的唐伯虎、苏轼等人物形象，这些文化名人仿佛从历史长河中走来，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今人面前。古代诗圣、才子携手主持人共同朗诵古典诗词。这些探索可视为让文物和历史“活”起来的有效实践，同时也依托戏剧演出，以人工智能为引擎，交出了一份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活化的答卷。

（二）“表演遗产”——沉浸式体验非遗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越了“物”的范畴，强调人本身作为主体及其行为、技能、意识等与历史和社会记忆的传承关系。200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中提到博物馆工作原则之一是应对实物的或非实物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负责。可见博物馆藏品范围已明显扩大至文化遗产，其后所附的词汇表中明确界定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包括任何具有美学、历史、科学和精神意义的物或概念（idea）[13]。笔者意欲基于文化遗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提出“表演遗产”（Performing Heritage），将表演艺术（如戏剧、舞蹈、角色扮演、仪式重演等）引入博物馆或遗产现场，以激发观众对历史、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的情感共鸣与批判性思考。这一概念或可为我国目前主题类博物馆的拓展和文旅产业开发提供一定启示。

▲ 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 沉浸式话剧《戏韵关东》 图片来源：悠游吉林

如今，借助前沿科技，沉浸式互动体验将具有更多样的可能。与前文提及的苏州博物馆等综合性博物馆与传统戏曲的跨界合作不同，许多以表演艺术为主题的地方性博物馆也在原展陈内容之外，积极借助沉浸式体验对馆藏内容或展示主题进行开发与探索。例如，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在2024年升级改造后推出沉浸式话剧《戏韵关东》，观众不但可以坐在台下观看，还可以坐在戏台上、土炕上近距离和演员对话，甚至上台与演员一起表演。同时，在沉浸式观演中，观众还可以逛一逛东北的集市，体验下木帮的住房，在茶楼吃点心，在文创区打卡拍照……这也是以曲艺、戏剧为主题的博物馆特有的体验。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博物馆学界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物件导向（object-oriented）和社区导向（community-oriented）。前者由来已久，倡导研究、管理藏品，因此与物相关的特定学科受到重视，认为只要具备主题学科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便足以承担博物馆工作。后者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初见端倪，至20世纪中期，社会学家开始对如何展示文化、展示什么、展示何人之物等问题萌发兴趣，并在社会学国际会议上展开辩论。该方法论与博物馆学的哲学批判方法相关，但倾向社会学视角的方法论。因此，社区导向主要将博物馆视作一种工具，认为它能使民众“理解和控制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14]。

新型的观展模式的背后是向观者的转向，观者成为行为的主体，对周遭的数据信息进行选择和反应。或许在未来，博物馆戏剧也能像“大地艺术节”那样，走出“白盒子”空间，在社区、公共空间、城市与乡村开拓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下，“博物馆+戏剧”的深度融合可以为文旅产业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博物馆为戏剧提供真实的历史场域、丰富的文化素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戏剧则为博物馆注入活力与吸引力，带来新的传播方式。二者相互赋能，实现文旅融合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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