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以蝴蝶编写永恒-数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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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以蝴蝶编写永恒: 原创 2022-11-09

“当年的众神听见了她的声音，就去把这个女人伊兹帕帕洛特尔（Itzpapalotl）带了过来……他们一把她带进来，就把她烧了，她爆炸了好几次。第一次，迸发出天蓝色的燧石；第二次，迸发出白色的燧石。……第三次，迸发出黄色的燧石；……第四次，迸发出红色的燧石……第五次，迸发出黑色的燧石……”
——阿兹特克神话《太阳传说》

在阿兹特克神话中，伊兹帕帕洛特尔（Itzpapalotl）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士女神，她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中意为“黑曜石蝴蝶”。顾名思义，伊兹帕帕洛特尔的翅膀是由黑曜石构成的，她是一位“西瓦特奥特尔”（Cihuateotl），由于分娩时难产而逝去的妇女的亡魂，又是一位“齐齐米特尔”（Tzitzimitl），在日蚀期间时刻威胁着会吞噬人类的星魔。

坚硬的黑曜石和柔软的蝴蝶翅膀形成了一堆矛盾的统一体。而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Gabriel de la Mora）的《鳞翅目》（Lepidoptera）系列画作一眼看去时，也如同一幅璀璨夺目的宝石拼贴一般。在画作中，艺术家将来自自然死亡的蝴蝶的羽翼材料打破成不规则的碎片，通过规划一系列不同的垂直或三角形的网格，在画作表面非常均匀地进行排布。在排布过程中，艺术家极为小心地避开将拥有相似的脉络纹理、色调的片段放在相邻的网格中，从而造成了仿佛钻石切面的视觉效果。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1,888 - M.D - P.G. - A.C.》，2022，大闪蝶羽翼拼贴，日本纸、丙烯、金箔、博物馆展板，含框尺寸35 x 35 x 6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11月10日至13日，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的《鳞翅目》系列将由贝浩登（上海）于2022年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在其个人展位呈现。

色彩与编码的实验

对蝴蝶羽翼进行规划和重组，同时也是对自然色彩的收集、分类和系统化。“任何背景都会从位于其上的颜色中减去它自己的色调，从而影响颜色，”反复研习色彩理论的德国现代派大师约瑟夫·阿尔伯特（Josef Albers）曾说。画布上整整齐齐的方块不难使观众联想到后者的作品。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2,928 He.Le. (1,464 I He.Le. + 1,464 II He.Le. )》，2022，红翅鹤顶粉蝶羽翼拼贴双联，单件尺寸35 x 35 x 6 cm，整体尺寸35 x 70 x 6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从事这种类似的拼接实验已经持续了多年。在过去的《毛发》（Capilares）、《CaCO3》以及《新鸟亚纲》（Neortnithes）系列中，艺术家曾使用头发、蛋壳、鸟羽在进行类似的操作。他持续的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系列新的视觉和非同寻常的表面。在制作过程中，其图式思维是将相似之处格式化为不同之处。正如策展人马尔切洛·丹塔斯（Marcello Dantas）认为：“（德拉·莫拉）最初的行为实际上是强加在一个物体上的骨折，如打破一个鸡蛋，打破一面镜子，或解剖一只蝴蝶。裂缝产生了潜在的绘画，然后艺术家将通过他的强迫性重复，试图在它的碎片中寻找原始的本质。”正是这种在撕裂、创伤的碎片中，原本的物件经历了解码和再编码，形成了一个寻找新整体的过程。最后，当每个片段都被放置时，它们会被计数，最后片段的数量决定了作品的标题。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这种独特的思维过程也许和艺术家对语言以及周遭世界的独特接触模式有关。自小时起，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便能够把一个句子直接倒着读出来，还能打乱单词正字法中字母的顺序，使之成为一个谜样的构造。由于具有阅读障碍，愈发促使他将文字和图像的边界模糊，微观尺度因而入侵到宏观世界之中。“当你不理解摆在面前的信息或你听到的信息时，它们就会立即变成图像、碎片、噪音和无穷无尽的与内容或现实无关的东西……我对字母和数字这两者都非常着迷，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字母、数字和数学，”德拉·莫拉在一次采访中曾说。

嬗变的生物材料

除了色彩和形式意义上的编码之外，无疑每一只被嵌入画框的蝴蝶也带有一段遗传密码（genetic code），包含着无数DNA或mRNA序列以三个核苷酸为一组的“密码子”。艺术家在过去系列中使用的头发、蛋壳、鸟羽也类似，因此，在被使用的材料中本身便既已编码了一个秘密。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众所周知，蝴蝶翅膀上那些如同眼睛的纹样，或者其各异的色彩，最终是由显性或隐性的基因决定的。《鳞翅目》系列的蝴蝶翅膀，原产地来自秘鲁、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他们全都是自然死亡后由当地社区代表农场收集的。制作这些蝴蝶作品，似乎也是在研读一段生命，以及这段生命其基因的必然和环境的偶然。艺术家十分强调，这些蝴蝶是自然死亡的，并完成了它们的生命周期，这是作品内在的一部分。

德拉·莫拉说：“每只蝴蝶的翅膀和羽毛之间都存在差异，虽然它们看起来一样，但永远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基因信息使它们独一无二，不可重复。所有或大部分物种都在继续进化，这些物质会留下我们生活的时刻的记录。”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艺术家只使用那些没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艺术既不应当创造，也不应当毁灭，而只是将世界中存在的事物进行转化。除此之外，这样的制作过程还对一种濒临消失的墨西哥传统——羽毛艺术（arte plumario）——进行了扭转。羽毛艺术是将羽毛加工成工艺品的做法，在大洋洲和美洲的族群，如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中，尤为常见。传统的羽毛艺术使用了不同的鸟类羽毛，使得其中物种许多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

蝴蝶的象征性：从死亡纪念到纳博科夫

在德拉·莫拉的眼中，使用蝴蝶翅膀，不仅扩展了羽毛艺术，使之伦理化，也试同时将短暂的事物定格成了永恒的事物。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也许没有另一种物种能够像蝴蝶这样淋漓尽致地体现互相矛盾的概念了：梦幻与现实、短暂与永恒、残酷与美好。蝴蝶的寿命常常很短，有的较小的品种甚至是朝生暮死的，至多亦不超过一年。悖论的是，西方文化又常常用蝴蝶来指代被认为属于人类本质的永恒的魂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文《动物史》中首次记载了“psyche”一词，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既是“蝴蝶”，又指代人类的精神，词源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毛毛虫的茧就像坟墓，而出现的蝴蝶就像死后从尸体的监狱中飞翔而出的灵（anima）。在希腊神话中，灵魂女神普绪喀经常被描绘成一只蝴蝶。在基督教艺术中，蝴蝶则象征着耶稣的复活，因为它们就像是毛毛虫隐藏的精神的重生。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949 I - As. Le.》，2022，翡翠凤蝶羽翼拼贴、博物馆展板，含框尺寸35 x 35 x 6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但在艺术史上，蝴蝶也一直有道德警戒的作用。在荷兰虚空派（Vanitas）的静物画传统中，花朵和蝴蝶常常并置作为“死亡纪念”（memento mori），用以体现的自然世界的不稳定之美，提醒人们生命短暂，并不要沉迷于奢华之物。收集、捕捉蝴蝶标本的做法古来有之，难以追溯其源头，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变得更加普遍繁盛——那是一个生物科学研究快速进展的时代，而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恶劣城市环境也让人们也更加密集地思考有关生死的问题。

在1950 年代，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曾使用真正的蝴蝶翅膀进行艺术创作，他将蝴蝶翅膀粘在画布表面，制作出彩色的抽象图案的设计。杜布菲特故意扯掉了蝴蝶的翅膀，并将其不对称地分散在作品中，这种做法本身就揭露了艺术家对自然“无用”和“残忍”的态度。与之相比，德拉·莫拉《鳞翅目》系列继承了一种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个展“鳞翅目”于贝浩登纽约展览现场，2021。摄影：Guillaume Ziccarelli，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最为人所熟知的蝴蝶爱好者是大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他不仅收藏和把玩蝴蝶标本，自己也参与到蝴蝶相关的生物研究中。对于他来说，蝴蝶是一种能够体现人的深层欲望的东西。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也曾透过友人了解了纳博科夫，以及后者对蝴蝶进行内在观想的神秘主义态度。因此，那些重组的羽翼图案就好像罗夏墨迹测验中的图形一样，任何仔细观看的人都能在其上找到心理的投射。当欲望缓慢地从蝶翼那极富饱和度的色彩和图形中浮现出来的瞬间，观看的人便能寻得一种难以名状的狂喜。如纳博科夫在1948年曾写道：“在随机选择的风景中，对永恒的最高享受，便是矗立在稀有的蝴蝶群和蝴蝶觅食的植物之间。这是狂喜，而狂喜的背后是另一种我无法解释的东西。它就像瞬间的真空，我所爱的一切都冲了进去……”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 © Claire Dorn。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你还记得童年时第一次看到或读到蝴蝶的情景吗？您对这种生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有几段记忆在我脑海中浮现。首先是毛毛虫，它们身上有美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绿色和彩色斑点，在地面上慢慢移动。我还记得通过各种书籍了解到变态的过程。然后，知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是通过卵成为毛毛虫，然后再变成蛹，之后蝴蝶再出现——这就像看到了两次出生、两次死亡的成长过程。这是一种重复，又带来了也许是自然界中最繁复的变化。

观察到这一切，我产生了好奇和惊讶，一种情感和永恒的沉思。我甚至会想象自己像蝴蝶一样脆弱和轻盈。总的来说，所有能够飞行或游泳的物种总会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两种不同的移动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空气和水——一种似乎是空的，另一种则是充盈的，但都不接触地面。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450 I- M.D》，2022，大闪蝶羽翼拼贴、博物馆展板，含框尺寸35 x 35 x 6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您最喜欢哪种蝴蝶？请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A：我最喜欢的是大蓝闪蝶（Morpho Didius），因为它的亮蓝色能映照出七彩虹光，以及日落蛾（Urania Ripheus），特点也是会呈现出各种虹光的色彩。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两种。不过，随着我对不同物种的研究和了解的加深，我可以说拥有两个模仿一双大眼睛的纹样的猫头鹰环蝶（Caligo Eurilochus）是我新的最爱，或者是有着有点类似数字图案的红涡蛱蝶（Diaethria Clymena），可以读成数字68或89，取决于你观察的角度。

我喜欢采用各种物种的各种图案，包括纯色和彩色。但有时作品最终会是单色的，从而扩展了我对色彩的探索，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绘画中，并且探索了单色与抽象和图像之间相连的那条界限。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您在过往的作品中使用了蛋壳、头发、羽毛、扬声器布料等许多其他材料。这些非传统材料的共通点是什么？当你决定用新材料开始一个新系列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A：我决定使用一种特殊材料的主要考虑是，它们是有机的、无机的、工业的或合成的材料，这些材料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某种服务和/或某种功能，最终它们会变成废物。

每个系列和每个材料都在某种程度上探索或扩展了绘画、素描或雕塑的概念，无论是组合在一起还是分开。

我用得最多的材料是：鸡肉、火鸡、鹌鹑、鸵鸟和鸸鹋的蛋壳、人的头发、着色的珍珠鸡和火鸡的羽毛、蝴蝶的翅膀、废弃的皮革和塑料鞋底，还有天花板上的瓷砖。我还研究过墨西哥19世纪末20世纪初房屋的屋顶和墙壁残片，以及1930年至1990年被毁的收音机扬声器和电视机的布料。其他材料还包括树叶、火柴盒纸片、显微镜覆玻片和载玻片，以及许多其他材料。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个展“ÉCHO”于贝浩登巴黎展览现场，2019。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Q：随着启蒙运动的演进，收集昆虫尸体在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成为一种广泛的业余爱好。这种活动可能会被一些当代环保主义者视为有争议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维多利亚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收集用死者的头发制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珠宝，这种珠宝被称为“哀悼珠宝”。用所爱的人的头发制成遗物，代表着一种死亡纪念（memento mori）。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墨西哥的科利马。他们非常虔诚，支持基督运动（Cristero movement）。我甚至还有一个圣徒叔叔，米盖尔·德拉·莫拉（Miguel de la Mora），以及另一个叔叔，托马斯·德拉·莫拉（Tomás de la Mora），是一个殉道者。我奶奶总是戴着一个吊坠，上面有她儿子托马斯的一块骨头碎片，他在1927年8月的基督战争中被绞死了，才16岁。

2007年8月4日，在我父亲去世14年后，在我母亲和兄弟们的允许下，我挖出了父亲的遗骸，拿到了他的头发，以便对他的头骨进行断层摄影，并以此在《问题指南针》（Brújula de Cuestiones）系列中制作了一件作品。同年7月，我还挖出了一个死产姐姐的遗骸，以便获得她的头发，并对她的头骨碎片进行断层扫描，作为系列的延续。所有这些都是我看待、感受和观察生命和死亡的方式的一部分，也是我思考死后发生的事情的方式，在一个周期的结束时，一个功能结束了，一个东西的结束变成了另一个东西的开始。艺术既不是创造，也不是毁灭，它只是转化……

也许所有这些都让我产生了保存、珍惜和拯救被丢弃的东西的强烈兴趣，包括生物的遗骸，如植物、昆虫和/或动物，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949 I - Pa.Pr》，2022，炬蛱蝶羽翼拼贴、博物馆展板，含框尺寸35 x 35 x 6 cm。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这是一种试图把短暂的东西变成永恒的东西的方法。短暂的东西不再消失，而是通过一幅油画、一幅素描和/或一件雕塑保存起来，成为时间流逝中某个时刻的记录。人们可以观察作品，问题会产生，又产生更多的问题。这样，通过沉思形成的情感变成了知识，人们会在形式和概念之间找到了平衡。

不幸的是，人类对地球的负面干预产生了几种情况，如污染、气候变化、人口过剩、生产过剩等，这已经导致不同物种的许多自然栖息地处于灭绝的危险。因此，对我来说，有专门繁殖和保护这些物种的蝴蝶农场似乎很重要。农场所做的部分工作是将大部分这些蝴蝶释放到大自然中，然后将剩下的蝴蝶出售，以获得维持这些项目所需的资源。然而，我对那些被商业化的蝴蝶不感兴趣，我只获取那些自然死亡之后被当地社区收集起来的蝴蝶。

文丨黄格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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