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打边炉编辑部
编辑：陈颖
2022年，或者说过去的3年，忽然成为了历史。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段历史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无论是客观的事件，还是大多数人的个体体验与主观感受，也都将会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历史书写的文本博弈后，所谓的真相便会慢慢地湮灭。
无可置疑，我们在文本中读到的历史是有限的，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会通过艺术来寻找痕迹。那么，在时代当中，艺术和苦难、现实要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关系？艺术家是否有责任不断将肉身和体验转化成艺术与诗歌？当代艺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是谨慎的，一方面，个体的书写追求的并非狭隘的语义，另一方面，当个体经验都不过是一种共性，所谓的艺术比真实的日常又能如何高出一筹？或许，艺术家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
把上海的家退租，我现在还没想明白，失去一个家意味着什么。生活方式般的作品充斥着安全地带，失去了感知现实的能力。去年读过一篇《纽约时报》关于柏林墙倒掉之后的回顾文章，德国新纳粹反而从东边补充了大量年轻支持者，直到今天形成了AFD极右的纳粹政党，人性的光辉会在极端不正常的社会中绽放，同时更多的人是沉沦麻木同流合污的，艺术也是。
这三年总体心情是比较压抑的，很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在与疫情相关的事情上，浏览着五花八门的信息，以及应对着因疫情而带来的众多工作变化，却看不到任何的出路，特别是在此过程中见识到各种灰暗的心理，更觉沮丧。具体到自己从事的艺术工作方面，我越来越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因为政治的变化以及疫情的原因，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循环状态。我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作过一个发言，题目叫做《从春卷到内卷》，意思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当代艺术在逐渐频繁登上国际艺术舞台的同时遭遇的是“后殖民”视角的对待，“春卷”就是一种最为形象的说法。然而时过境迁，伴随着所谓”大国崛起”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的“脱钩”，西方已经不那么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了，即便是以“有色眼光”方式；与此同时，国内当代艺术议题越来越淡出国际视野。这样的特殊时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到底是在内部编织的神话中不断自信满满，还是真正切入那复杂的关系肌理中，做出经过严肃比对的独立判断？对于我而言，很多判断可能只是面向自身的，或者甚至是从历史中去寻找对应。比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应邀做的一个讲座就是《爱国、卫生与美术宣传》，从那场将卫生运动与爱国、与对敌斗争联系，并动用种种荒谬的全民行动之中，我们似乎又得以观测到现实的某些镜像。又比如，最近阅读林风眠的资料，感受也是颇深，在那样跌宕起伏的年代，林风眠所坚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重要性，他所谓的艺术的社会效应，也是在坚持艺术本身属性的前提下的社会作用，而不是去做政治与社会的图解。他是坚信艺术的力量的，“为艺术战”就体现了他的雄心。在当下，我几乎对艺术的作用已经绝望了，满眼望去，不是政治的附庸就是空有“前沿”样式的装饰品。但我想，或许不应该如此绝望，还是应该耐心去体会那可能并非在聚光灯下的闪动着执拗的精神之光的星星点点。胡斌，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策展人、艺评人。
这是魔幻又荒诞的一年，从上海疫情到群体向阳，实在是无法想象， 太多的计划被打乱后现在已经精神性免疫了，在这里，太多的无解变得如此的正常。有哪些感受撞击内心？哈哈，撞击还是太温柔，感觉每天都是暴击吧。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太多东西需要代谢——不只是身体，更多是意识的，需要清理出去，不然人真的会不好。对我而言，不止开始于这三年，早在工作室不停搬迁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十年搬了十九次家，“北漂”这词早已不止于简单粗暴。我的工作很大程度来自的现实里的遭遇，因为这些遭遇实在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个体的遭遇是实实在在的，大环境里面每个个体都经历着大同小异的现实，艺术行业或者艺术家也是在同样的现实处境里，或者说已经没有行业区分了，能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行业能在这场灾难里得以幸免，大概我是比较失望和悲观的。现实越困难，艺术越开阔？我不知道谁说的，但我觉得很扯蛋。在我看来艺术不是也不该建立在苦难上的，如果艺术这么狭隘，那就别做了。
可能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这一年感觉很痛苦，很焦虑，对人和制度有些绝望，跟着王澈的项目在青藏和怒江的行走期间除外，荒野和河流让我的人类感剧增。也有惊喜，结识了几位高级朋友，看到了社会之光。满意的是，年初在蔡锦的空间里完成了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作品《春天进行曲》，年末没顶画廊在南京艺博会给我筹办了个人项目，用很到位的展陈将过往作品录像和新的创作方向做了一次梳理。现在的问题是再过几天就40岁了，这很搞笑，得疯狂一点。日常生活中还好，打开手机就无法不与正在发生苦难共振，愤怒。这时候是很难思考艺术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利用这些苦难，也不利用艺术。行动或抵抗肯定是单纯至上的，不能有两个目的，更不能什么都要。现实语境没变，还是崔健的一无所有。但是没有了才要折腾么，死而后已。现实越困难，艺术越开阔？假的。特别舒服的时候，艺术也很开阔。
1个多月前，我去了欧洲，记得走的时候，国内还在严防死守，中国很多城市都在静默中，国外宽松的社会氛围与国内的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后来，国内在毫无准备中几乎一个夜之间开放了，我在离开隔离酒店三天后感染上了，现在也正在恢复中，这一个月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整个2022年缩影，不同的人只是经历着不同现象，社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无法预知的，无妄之灾与生死离别随时都可能降临，你真切的感受到自己被抛入到陌生的世界里，无奈的接受着的外部施加于你的所有痛苦。之前在与杨梅菊的对话中，我也说到这个问题。疫情三年，我没看到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能比在小视频里很多普通人做的东西更有创意、更能和这个时代相呼应。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是艺术，但实际上就是做出了非常好的艺术。这个时代涌现了很不合常理的、荒诞的，充满着奇特想象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深刻地切入现实，将世界与我们的处境连接起来。我甚至想在未来做一个展览，把这些视频直接在展厅播放，同时再呈现一些现成物与行为，直接在展场，画廊或美术馆，这些创作者就是艺术家，去展览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比我自己做得好。很难笼统的去说，不同区域的人，面对着不同的现实。不过，如果更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艺术家在思想与行动上已经不是过去时代里走在前列的群体了，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这样。方法陈旧落后，情感孱弱，矫情，虚张声势，被商业与文化系统所左右，难以真正地触及现实语境。反而是很多不用艺术家标签来界定自己的人，他们的表达更像艺术，或许是当下艺术的概念不足以涵盖这些生机勃勃的行为，几十年后回看今天，这时代非常好的作品不是现在以艺术家自居的人创作的。在复杂与问题多多的现实中，往往会给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思想实验的素材，在其中或许有着比安逸环境中更多的生命体验，而此时，我其实有点悲观，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对于自由创作是致命的，过于贫瘠的土地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很多问题，在十年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到今天往往就难以提起。如果思想不自由，那么所有的现实困境，只是困境，而难以成为思想的源泉。
2022年，我是在奥地利多瑙河谷和加拿大东北海边的渔村度过的。这两个地方的特点都是风景美好，人心相对单纯。即便在疫情管制比较严格的时候，人们也能保持着做人基本的尊严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相对于国外这些情况，我也通过网络了解了国内的封控，12月之前，很多大城市都还在进行封控，有些城市封控时间多达两个多月，这个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人为的灾难在各地都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结起来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在这次疫情之下又倒退了几十年，人们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和友善的感情被彻底摧毁了。这个社会经过这样的疫情之后，在精神层面上要重新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一个受过人们惊吓小动物，要想再一次亲近它是非常难得一件事情。疫情开始以来的三年，我到过北京、上海，之后又到德国柏林。最初，西方疫情大爆发之时，人员伤亡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但总体的社会面，从来都没有像国内那么紧张。我从来没有被人封控在家里不能出来，超市在三年里也从来没有关过门。即便是在死亡率很高的时候，在街上见到的人，大多都保持着疫情之前的感觉，人们只有进入到室内的超市、商场或者在公共交通上才戴上口罩。2020年，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感受到了人们如临大敌的心情。相对于这些，我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1、国内外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掌控范围和掌控强度是不一样的。中外政府可调动的资金数目、调动资金的速度是不一样的。2、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人们对自由、权力和责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3、从整体而言，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死观是不一样的，这牵涉到了背后的信仰问题。这些问题不容易展开讨论，但如果不彻底弄明白这些问题，也就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价值观都建立不起来，谈论艺术和思考艺术是一种虚妄。三年疫情，看到也经历过很多人间的悲剧和劫难。面对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病毒，却感受到了许多人为的灾难。经过了这些之后，艺术家就很难用以往的情感去表达他的感受。以往的美学形式无法描述他所经受的这些苦难，此时，艺术必须将自身“非美学化”，才足以证明其存在。现实的苦难与罪往往是没有诗意的，不能用以往任何美学上的形式来表现，如果你忘掉它们，你就扭曲了现实。而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的形式，因为只有依附于美的形式，作品才会有所表达。可有时，我们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批评，但由于我们学到和采用的方法论是我们所批评的对象教给我们、并从某种意义上已进入我们血脉的，这就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批评失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找到一个崭新的美学形式，使“诗”和“画”重新成为可能，就显得多么迫切。以往在我们的教育里，困难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曾经赞美，甚至感激过那些困难和苦难。我看到过很多人谈到自己的困难和苦难都津津有味，唯恐别人说他没有过人生经历。其实困难就是困难，我们要做的是摆脱它，越快越好。我宁可被说成没有经历的人，也不愿意多一些困难和苦难。现实越困难，艺术越开阔，这里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有很少的人他们经过困难之后，确实变得比以前强大，有人说他们超越了自己，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更多的人被困难压倒。别说艺术开阔，他们的生活也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所以困难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如果非要说价值，这些价值就是你调动自己的能力解决了它的困扰。只有去追寻自由的时候，艺术才能变得开阔。当然自由是通过反抗来完成的，人类的历史不止一次或一万次证明过这个过程。孟煌，艺术家，现在生活、工作于德国柏林和中国上海、北京。
2022年是一次放空，也是一次留白。那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是半辈子所没感受到的。愤怒、无奈、疑虑、哀伤等情感交替出现，身体被无形而强大的情绪涨满，感觉到时刻有爆发的可能。2022年是社会大变革的开端，若干年以后再回来看2022年，会发现未来社会叙事已经在这一年初见端倪。比如四月的一个视频，民间的顽强在网络上表现得淋漓精致，表达的途径多了，影响面扩大了，但奇怪的是反扑的力量也是无形而强大，在这场拉锯战之中，最后已经出离了视频的初衷和作为媒体传播的目标预设。最后人们反对的、支持的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位移，不再是民生的发声，而是对表达权的捍卫。2022注定不平凡，虽然以许许多多的民间的苦楚、困厄、不幸作为代价，但也确实看到了荒诞背后对于社会进步及科学理性的强大诉求。当然，2022年可以清醒看到阶层撕裂留下的巨大缝隙以及潜在的对抗，这种撕裂在未来社会实践中将造成巨大的消耗，这也是一笔巨大的、不可低估也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2022年我变得更加平静，在种种激荡的现实之前，保持着应有的克制和冷静。生活、创作在这一年变得困难，但我也庆幸经历了这个年份以及面对的一切。这让我更信赖原来确信的那部分价值。2022年让我重新调整未来生活的方式，要断舍离的人和事会很多。我会回到虚无主义的安静角落，过一种轻装的游牧生活，或者说，开启生活的空洞之门，用虚无对抗说教和颂歌。艺术是无用的。艺术对生存缺乏诚意，它是圈子、是分配、是利益的勾连。对于那些勇于社会表达的艺术家我充满敬意，对于那些诚实地追求“技近乎道”的艺术家我充满敬意，对于那些保持着独立思考、是非分明的艺术家我同样保持满满的敬意。我充其量是一个爱好者、一个边缘人。我经常想到出离艺术这个场域，回到一无是处的平庸之中。并不是说我现在不平庸，而是说自身那种平庸中带着某种企图的恶习，带着一点沾沾自喜让平庸变得难以忍受。回到无用和平庸恰恰是要克服自身的恶俗。今天的语境充满悖论，有话题，有情绪，有对象，有巨大的压力，但没有方法和途径，没有诚实和牺牲的勇气。讨论现实的困难和艺术的开阔，很容易滑向空泛。事实上，困难提示了问题所在，明确了实现普世价值的障碍。障碍越大，工程越大，工作前景也会变得复杂、开阔与巨大。对于我来说，现实困难让我回到自我批评，我要清楚自身最卑污和龌龊的部分，现实的困难正好对应了自己的隐疾。我害怕开阔和宏大这种字眼，这些都是绑架个人的字眼，要警惕。
2022年像是在坐过山车，一再见证伟大的迭代，一再看到超出人世间的想象的意外之恶。但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仅存的幻觉一点点丧失，无能为力的感觉特别具体、真实。我越来越宿命，倦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三年疫情扒光了所有小圈层、群体的伪装——其实都是自找的，我拉黑了好几个博士，实在受不了天天朋友圈里哭着喊着说大便好吃，从知识分子身上可见已经病入骨髓，司命之所属，只能看天意了。当然，洋人、虚无理论和外星人一样靠不住，能少谈些主义、多直面些问题就不错了，我觉得清醒的意识和持续的行动依然是我们的艺术实践的灵魂，没有什么之一。关注、支持这类艺术，至少是对自己负责，虽然也没卵用。在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假洋鬼子和投机分子在利益面前联合起来了，让歪理邪说成长为主动、真诚的艺术意识。如果在艺术从业者中间做个调查文件，我想绝大部分人的认知水平甚至审美感知都和村里二舅差不多，可能这才是常态，历史的叙述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去神化牺牲，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痛苦的是想做精神按摩却找不到门路。历史不可信、未来不可靠，重要的只有“现在”。困难就是困难，苦难就是苦难，艺术要在这里面找认同就太廉价了，但如果连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和描绘都做不到，还去谈什么艺术观念、价值、创造纯属瞎扯淡。
疫情三年，隔阂渐深，甚至是冷漠
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现在很难想起来，也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是有价值的。我主要是从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很多新闻，太多让人揪心的画面。我们肯定活在一个大时代当中，但是这些事情具体对我的影响，我说不清楚，似是而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发出一个声音，要谨慎。我很少参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讨论，我能感受到一种情绪性的东西在涌动着。疫情这三年，感受最深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渐深，相互之间缺乏理解，甚至是冷漠。
疫情期间，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好展览、好艺术家和好作品，但是很少有艺术家关注疫情方面的创作，出现的一些作品也都是肤浅的模式化的东西，这让我很怀疑艺术创作介入现实的能力。很多艺术家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讨论公共话题，但是在艺术创作上完全没有联系。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这些碎片化的表达？所以我想，以后要少谈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艺术回归到艺术语言和形式的框架中去，回归到艺术史的叙事情境中去，这可能是今天艺术史正在发生的真实的状态。我想，视觉艺术就是视觉艺术，观看是最重要的，不需要文字进行阐释。好的作品，不管是专业领域内的观众还是普通观众，在面对它的时候大家都是能感受到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筛选和推出好作品构成的好展览，让观众能直接面对好的艺术，有深刻思想的艺术。
现在说现实很困难，其实也是一种笼统上的感受。艺术创作与现实语境很远，艺术家还是要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要纠结这些话题，应该自然而然，顺应自己的本来面目，做自己想做的艺术，做的更好更深刻，这更重要。艺术创作与当代生活的紧密联系，或者在将来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也许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想象的深入和丰富。
魏祥奇，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
无处可逃的认知来自2万公里的路途，其中穿过整个广西不下高速，是为了避开广西疫情政策，在西藏班戈县五十公里外的准无人区，五六辆藏民摩托车停下来，拿着拨通的防疫官员电话跟我们通话，不允许我们住在附近，众多的防疫发生背后有一张严密的网，就在那天所有关卡突然消失，回看“这三年”有多可笑，我们都参与了这场滑稽的演出，可笑的是，有人在歌颂滑稽，有人笑正在歌颂的人，还有这可笑的新闻，弄巧成拙的价值观，可笑从不会终结。庆幸的是，我的周围没有人因新冠死去。对于死去的人们，他们的苦难，也是活着的人的苦难。2019年底，我们还沉浸在更开放的全球化风向当中，“这三年”打破了我们顺滑的前景，回到过去不是没有可能，虽然是个悖论，政治失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历史的“这三年”，没有给我们带来“团结就是力量”，现实反而更加朝着利己主义，只有年青人的不屈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激情，重燃理想主义的生机。选择做艺术就是选择了“失败者”，陈侗说的“失败者”，是一个真实细致的身份，当人把成功当回事的时候，就不会把失败当回事。当代艺术要警惕越来越“好”，它不是表现美的，它有揭露的本性，刚开始还有门槛，市场普及了，门槛低了，我们总是有自己的艺术本体认识。现实越困难，艺术越开阔？还是乐观了，说明还不够困难。
今天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大家都遵循着规则
2019年，我在松美术馆的个展“绿色”里，试图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当时在一个访谈里，谈到对2020年的期待，我提到了与自然的对抗。在道家的概念里，从对宇宙和自然界运转知识的掌握中，我们知道庚子年是有问题的，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份。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是病毒的传播。在疫情的最初阶段，我感觉昏昏沉沉，写下了很多直观的感受。经历了爆发期后，疫情开始蔓延到了全世界，我预感到这不是短暂的事件，那时反而平静了下来，能自然地去面对了。病毒的传播导致人人自危，在公共事件面前，每个个体都没有安全感，非常无助，但是，在心理上有准备和没有准备，在这两三年当中，是两种人生。没有准备的人，会觉得明天、后天、下个月或者下一年就会过去，坚持了三年之后，一个正常的人，支撑着社会运转的人，底线崩溃了。很多人认为在这三年里脱胎换骨，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人，包括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它真的就结束了，它依然在加剧着现实的速度。有意思的是，再有准备，这也是很特殊的三年。今天的北京，几乎所有人都阳过了，我在经历这个病毒的那10天里，身体信息给我的反馈，是体内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物质或菌群存在过，更何况，它已经在不同层面连续地击破你心理上的防线，以及改造着你对世界的认识。整个社会都在直面大的感受，没有人能回避，就像热烈的世界杯现场与我们只能躺在家里的反差所带来的直接的反应，就像一些年轻人勇敢地表达了感受，都如同月亮和潮汐的关系一样。再不敏感的人，也会处在一系列波动当中，这和幸运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环节中尝到恶果。人们都把“这三年”挂在嘴边，但我觉得不是这三年的事，疫情只是一个引爆点。我在三年前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制度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没有技术性可谈的。所谓的技术性，就像遇到了空难，飞机坠落了，所有人一定都会死，那么应该做哪几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一刻发生了什么。而我们的“技术性”，是赶紧告诉大家没事，系好安全带，戴好氧气罩，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们身体有感觉，小窗口也能看到飞机出问题了，但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带着往下坠，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背景和现场之下，这是很真实的。我在2012年左右停止了纪录片的拍摄和一些社会参与性的工作，因为我看到有些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只有深度地参与事件，才能形成技术性的讨论，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控制人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已经无法通过个体的行动，或者用艺术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实质性的运转当中。我们在社会里已经没有参与性可言的，就像小区被封控，业主对于决定也没有参与性一样，我们都只能在被决定好的运转里找到个体的机会而已。如果说2012年前后，还有一些比较激烈和对抗性的艺术表达，那么今天还有多少行为和观念艺术？我也慢慢地萎缩，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件事情。当时，我出去过一段时间，但是发现在西方世界的运转里，我也没能发生任何实际关系，只是游客，所以我回来了。然后，我发现与所有没能参与互动的人能产生同频，我多多少少还是能在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人的东西，这也许是我还去创作的唯一的理由。从大方向上来说，我是比较悲观的，我接受了这个现实。不正确的作品能进入今天的美术馆吗？这是一个问号。抽象的语言，解读的方案就很多，这是艺术家技术性的做法。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今天想在美术馆做展览，一定要有技术性的操作，既要表达自己，又要真实，必然是扭曲的。当西方邀请你做展览，他们只是给你一个平面图，再无需干涉任何事情，即便你提出要炸了美术馆，他们会回馈给你说法律层面不允许这个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说这个意识不行，他们没有拒绝这个观念。他们动用的是法律，今年在798发生很多的事情，包括撤作品，动用的都是个体对艺术的判断，这才是不合法的。今天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大家都遵循了这个规则。即时地参与公共事件，这条路走不通以后，我回头去看看历史发生了什么。当我将方向和观念转向中国古代和传统上，我发现中国人对历史是不了解的，比如三星堆挖出来了，连我们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和我们有关系。我们对于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概不知，造成了我们今天面对所有问题，都没有处理的方法，也没有基础和根源。就像我们今天对病毒的认知，基本上都是以讹传讹，我们既不知道为什么被控制了三年，也没有人追根溯源。近三年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别说再翻越5000年。对比起来，艺术家的分裂和混沌，都不叫事。在一个时代里，艺术家应该是清醒的，因为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接触到这些与自身价值观和意识发生反差的信息，是会自然地作出对抗。艺术家如果不清醒，自身的免疫系统没有发生对抗，直接被打垮，社会的迷惑不是必然的吗？如果探讨艺术家个体在一个作品中，是不是能够作出对于时代的清晰表达，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如果艺术家对灾难产生了共鸣，不过是所有人都相同的感受，即便个体经验不一样。人们都被关在笼子里，每一句话、每一个无聊的动作和表达，都像在菌群里一样，正常和不正常都是共性时，是没有资格谈艺术的。艺术家应该做出个什么，大家都明白，如果做出了奇怪的东西，反而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呼吸到了别的空气。如果你是一个清醒的艺术家，你应该意识到，艺术家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材料，所有的反应，就是最好的作品，你再通过一个艺术作品去表达，说实话，都有些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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