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对话×“在场”专栏｜一场独立策展人之间的对话（陈立｜李佳｜缪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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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对话×“在场”专栏｜一场独立策展人之间的对话（陈立｜李佳｜缪子衿｜袁佳维）: 原创 2023-01-30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下现实中，问题和对象是什么？语境是否能够被转换？在冲突和不确定中，我们在探索哪些实践的方法？这是对于自身的发问，同时也期待在观察和讨论中去寻找潜在路径。

Artnet新闻中文网全新邀请策展人陈立（Leo Chen）推出“在场”专栏，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和生态的观察提出问题；以艺术家的工作和思考，来捕捉现实紧迫性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与策展人和研究者的对话，探究策展实践之于当下现场的必要与可能。

本篇为“在场”专栏的开年对话特别版。

关于本文作者：

陈立，独立策展人和研究者，现生活并工作在中国北京。他曾于魔金石空间担任研究主管，并在香港与内地从事独立策展。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地缘政治、表演性及流动影像，探索身份与主体的复杂性，及其如何超越地理的界限。

他曾于广东时代美术馆、泰康空间、Para Site、OCAT等艺术机构策划展览，亦曾参与了多个国际驻留项目，如2016年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者驻留，2019年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国际研究者项目驻留，并于2019年获得亚洲文化协会纽约策展驻留奖助金。

2021年末，我选择了再次回到了独立策展人的身份。这个选择不容易，但非常确定。当你的自我成长处于停滞，也许就是需要勇敢向前的时刻了。这也让我产生了与同辈策展人李佳、缪子衿、袁佳维进行一次深入对话的想法：我们都在同时期进入中国当代艺术行业；尽管策展方向有别，但我们都在国内民营美术馆/机构、独立艺术空间、画廊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得以进行自己的策展实践；我们都曾经供职于艺术机构或画廊，却也在近三年不约而同地选择独立。

不可否认，我们的职业发展、收获和选择受到了近十年中国当代艺术行业变化的影响。我尝试通过此次对话去追问，我们过往工作中的实践方式和讨论之于当下是否还存在？它们是否在被更新？以及，我们在现阶段选择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开展工作所去探索的又是什么？

Artnet新闻中文网

专栏作者陈立

独立策展人

李佳、缪子衿、袁佳维

陈：让我们先从职业初期说起吧。我的策展工作是从2015年在南方和香港开始的。地缘和文化上的独特性，让我与以上海/北京为艺术中心的环境保持着一种弹性的距离。但另一方面，我当时所面对的是香港这样一个本土、后殖民语境和全球化交融的环境，它也促使了我将身份和地缘政治作为早期策展工作的核心。

“世变”展览现场，陈立与武漠联合策划，2016年，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

尽管当时我与内地的艺术家、行业工作者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但我始终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处于中与西、内与外之间。例如我在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广东时代美术馆、北京泰康空间日光亭的展览，都与这一身份和地缘政治的处境相关。它让我获得了一种身份标签和难得的机会，但我也在不断质疑着地方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内核与张力。

这也是我决定在2019年来北京加入魔金石空间的原因之一：我很好奇且想要了解国内当代艺术行业的既定规则、内部语境和有效性问题。

袁：我理解自己当下的策展工作主要有三条线索：首先是与当代艺术（中）的建筑媒介、（后）现代空间观念、边界美学及地理政治学相关的持续研究。这些问题意识从我就读考陶德艺术学院和建筑联盟学院期间就形成了，现在我主要以写作来推动策展呈现。

比如近期在长征独立空间推出的群展“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与早些时候“坚决提高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都源自于我对历史文本《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的内省与反思；其次是和许多策展人一样，结合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会对一些艺术家个案进行追踪并展开多维度的互动与合作，这种“陪伴式”或“共同成长式”的方法论也来自我之前在两家不同规模的本土商业机构东画廊与长征空间的经验；再次是我一直在思考策展人与整个艺术行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独立化与机构化这两种策展人身份倾向之间的关系。

“坚决复习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上辑：固态模具）”展览现场，2022年，长征独立空间，北京

所以最近两年我既在非营利展览与收藏机构Longlati基金会担任策展人，也着手发起了自己的小型策展事务所与独立空间totalab。我希望通过这种结构性的、模块化的工作部署来激发更深层次的策展动机并补充生态。总结来说，我将自己作为策展人的实操实践定位在作者性（curator-auteur）、介质性（curator-mediator）以及对重要生态位具有支持性或催化性（curatorship）这些关键点上。

第八届西岸博览会论坛Longlati基金会讲座现场，2021年11月12日，西岸艺术中心，上海

之所以从现在的工作形态开始谈是因为，我自研究生毕业至今已逾六年。我一开始并不是以策展人作为职业目标的，更多地还是出于对写作的热诚和与艺术家学术往来的积累所自然诞生了以展览形式的输出。2020年底离开画廊的全职岗位后，我也参与接手了不少项目。我发现我与周遭同侪，不论是艺术家还是画廊家或收藏家之间，有效、高效的共事还是依托于我在策展领域的能动性。这种有效性促使我真正将自己视为策展人，同时以策展人的职业思维来规划具体的工作。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博物馆学与艺术史训练让我拥有了一个策展人的内部结构，那么画廊琐碎的日常事务（包括艺术家联络、销售、媒体、展览、空间运营等）让我对一个策展人所处的外部世界——不同类型艺术家与收藏家的“agenda”——有了足够的认识。而独立执业的我有意识地在与这些“agenda”结成团块的过程中去逐渐掌握了自己作为策展人的“agenda”。

举例来说，Longlati基金会聚焦女性艺术家、少数族裔艺术家，还有90后中国艺术家的“agenda”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并反哺着我的阅读与研究。我最近正在构思两个联展方案，一个与女性生态主义以及科幻主义有关，另一个则围绕70后女性雕塑创作。

缪：我和袁佳维在伦敦念书时相识，每次我们在北京或上海的“职场”相见总有学生时代的亲切感。回想自己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我好像总在至少两种模式之间切换：先后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创意广告战略、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策展专业；曾供职于《艺术界LEAP》负责编辑展评、泰康空间。所以对我而言，策展行为可以发起任何形式的独立研究项目，未必需要实现展览；广告也能够生产品牌化的空间，传达立体的观念；编写展评或访谈是对当代艺术现场的一手研究，挖掘“别人的”艺术创作以及展览发生的机制，某种程度上比策划“自己的”项目更过瘾。

“全球定位”展览开幕现场，参展艺术家朱田的行为作品《抱紧策展人》，2017年6月29日，油罐艺术中心项目空间，上海

2016年在Artforum中文网发表的《独立给谁看？》是我回国后基于机构批判的策展兴趣所撰写的第一篇观点类文章。在调研本土替代性空间实践与艺术生态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志趣相投的空间创办者、独立策展人和艺术家。同年，李佳邀请我参与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我策划的“误入Make It Wrong, Till It’s Right”单元呈现了三个社会介入式项目，延续了关于艺术家自我组织与自我机构化的讨论。

“登录舒适区？”展出作品，林奥劼《日光亭海报》，2018年

我期待通过策展实践坦诚地展现自己当下的状态。陈立观察到我的策展项目关注的生涩与机敏，恰恰是我作为“海归”进入中国当代艺术行业、内心充满不确定的初始状态：2017年，我在乔空间&油罐艺术中心项目空间策划的“全球定位I Do (Not) Want To Be Part Of Your Celebration”，邀请经历相似、身份流动的艺术家，实现九个“置身事外”的个案；2018年底，我受邀在泰康空间日光亭策划“登录舒适区？The Comfort Zone At A Distance”（2019年初我加入了这家非营利艺术机构）。这个展览呈现的不仅仅是三位艺术家通过碎片化的事实、假设、知识、感受去重新辨认自己的身份，也是我作为独立策展人在机构内外游移的路径。

李：我是懵懵懂懂入行的。十几岁的时候算是赶上了90年代的尾巴。今天被大家看不上的所谓“文艺青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是代表了一种亲切的、诚实的、值得向往的人生可能性。

2000年初期，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里面学艺术还是一个异类，转专业也没那么容易。在不了解任何“行业”话题的时候，艺术反而显得特别有吸引力。可能那还算是个淳朴的年代吧：海淀村里的“盲流”还能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成府路和蓝旗营的小酒吧也没有拆；圆明园和香山的故事还是另外一种讲法。虽不至于光彩，但也还没有“不入流艺术家”这个市侩的称谓。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差不多都处在一个有点“傻”的状态，不屑去竞争，不会算绩点，懒得想未来，鄙视那一套按部就班的人生规划。“不拔一毛以利永恒”，那时我以为这才是艺术的人生。

所以回顾职业初期——我最早是在《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社当编辑，然后去了佩斯北京做副总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在观察和学习，学着好好的做一个项目，做一件事儿，到心安为止。这样的时间也许以后还会回来，我只是把艺术当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需要费心为它去想什么，也不觉得自己能为它做些什么——虽然我跟它关系很近，但，我只是受惠于艺术，和所有人受惠于艺术一样。

“万青：点状的关切开始可以互相抵达”，艺术家万青在夜校创业大楼空间的艺术项目（2022 9.30-10.21），夜校是卞卡、李佳和桑田在2022年共同发起的独立空间

直到2015年初，在各种意外的混乱当中，我到泰康空间做了策展人。幸运的是那个时候做策展工作的都是前辈，一大批优秀的、比我更年轻更专业的未来同行还都没有回国，我算是钻了个空子。和大多数同行不一样的是，我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职业“初期”，摸爬滚打之后，经历了生命的苦涩，才有机会做策展。这里面有我渺小人生很多不足道，却真实痛切的故事。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展览并不完全是知识的生产、问题的构建。这些当然是一个好展览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东西，但同样，展览也可以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那一刻，让人觉得，原来“我还活着”，“我也可以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陈：我是在2019年初加入魔金石空间。我一直很欣赏魔金石空间的方向和定位，实验、严谨，且具备着某着不合时宜的勇气。我依然记得当时大部分国内机构的内容开始偏向于国外知名艺术家，而国内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展出机会逐渐减少。

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希望能与国内艺术家进行长期、紧密而深入的工作。同时，因为在此之前我大多的展览都是机构展览，我希望有机会了解商业和行业资源可以如何被运作，且能支持到艺术家的实践中，策展人能发挥怎样的积极力量？这是我想探究和学习的。

“比赛继续，舞台留下”展览现场，陈立策划，2019年，广东时代美术馆

通过三年的合作，我和魔金石空间实现了彼此所期待的目标。它加深了我对于商业、收藏，以及对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语境的了解。我突然想到大家常开玩笑的一句话：在中国，画廊像机构，机构像画廊。现在想来，这无可厚非，国内艺术行业本就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对我而言，重点在于如何在策展的实践中让不可见的可见，让不被讨论的被讨论。它无关商业与否，而在于勇气、真诚、专业与策略。我并不认为它们相互矛盾，反而是能成为共存的一种实现。

在这一阶段，我早期关于身份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和策展方向也有了一些转变，或者说更明确的推进。我现在把它更看作是一种主体性的焦虑。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中国复杂现实中，主体性问题又应该如何被显现和讨论。它只能从这片土壤的根源和现实语境里去找寻。

李：可能是我在职业中代入自己的情感太多，我总是相信人们还是能在展览中得到什么。一个种子，还没有形成概念，没有占据身体，但它就在那里种下了。随一个人生长，随一个人传递给下一个，或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未来的飓风是不是今天蝴蝶的翅膀扇起的。

做展览，跟做艺术、写书、写一首歌，也许在最最根本的地方是没有太多区分的吧。它们都作用于情感的强度，作用于心灵。作为一个拙劣的哲学读者，我还是相信这些。我也相信，并且看到，在展览这个复合的平面上，物、形象、概念、词语、声音、身体……这些异质的装配有可能去保留一种对于自由的承诺，一种根本的抵抗和开裂；有可能同文化政治标本、旅游奇观以及机构的孤芳自赏彻底决裂；也有可能走向一种自主的因而是独立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

像真正的文学书写一样，真正的“展览书写”也许会是becoming minor，少数的，次要的，从根本上对各种形式的主宰权力说不。当然我太清楚自己一辈子也无法成就这样的艺术，不过，至少还可以抓住机会练习说不。可能会显得很拙劣，但展览应该也不止是说“是”，不止是意识形态的容器。虽然它几乎比所有其他的文化实践都更加受制于一套现实的体制：话语权力、国家力量与金钱。

所以，尽管手按在删除键上，我还是留下了这些可能跑题的回应。也许读者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用另一种方式和另一套语言做出的回答。就这个行业而言，未来肯定会更困难，但换一种眼光，换一条路走走，试试，冒一冒险，也许还会有希望。

袁：关于独立为何，严格来说我不会称自己是独立策展人。在我的理解中，独立策展人作为一个完整词汇，它所反映的是西方系统二元框架本身的不充分：或营利如画廊，或非营利如美术馆独立策展人需要在两者之外工作，但也逃不开对于双三年展、文献展的趋向与依附。

我对于这种模式的不信任一方面奠定了我上述工作形态的理念来源，另一方面也解释了我在2019年初从上海搬到北京加入长征空间担任卢杰助理的选择初衷：观察长征空间如何由策展出发进行机构实践，又在具备一定商业属性的前提下对文化资本与市场作出创造性理解与建设。

所以在结束这阶段的学习后，我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对收藏家的工作界面进行转化，从是否购得某件作品的意见咨询切换到如何阐述收藏线索的内容策划。比如去年11月在totalab为the soil collection的两位创始人郭佳鑫、杨佳霖呈现的小型收藏展。被我定义成策展事务所的totalab本身可以被夸张地理解成一种将策展人“机构化”而不是策展本身“机构化”的实验行为，这也是我和另一位发起人、艺术家与策展人冯骏原的合作成果。totalab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空间。虽然运营实体会带来不少客观压力，但是面对国内动荡不安的机构景观与极不稳定的策展职位供给，我更倾向于站在一块独立阵地上发声，并在此基础上与不同圈层串联，促进生态的更新。

“迅疾传播：僵尸、多重生命与幸存者之爱”展览现场，2022年，totalab x the soil collection，上海

陈：我之前提到关于国内艺术行业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它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不赘述。但也正因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还没有被过度地官僚化、机构化。没有既定规则也意味着一种摆脱桎梏的可能。

但这里依然需要标准的逐步建立，其中一个就是在具体工作中的专业能力、原则和伦理的问题。从香港来到北京后，我有了更多与国内各方工作上的接触。其中不乏专业和优秀人才，但普遍上是缺乏专业性认知的，这也变相加重了独立策展人的工作。如果你还有专业标准和要求，你有时候甚至会感觉自己在为对方做员工培训。这里所涉及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行业对于专业和知识价值的尊重和认知问题。

“今天应该很高兴”展览现场，陈立策划，2018年，泰康空间

对我而言，选择作为独立策展人工作是因为现在大多的机构并没有明确的宗旨和蓝图。当然，因为它们大多是以民营资本主导，在现阶段能维持生存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减薪、裁员、拖欠工资、倾向于薪资更低的年轻员工，早已不是行业新闻。这是普遍现实，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么？我并没有答案。所以我不希望将自己消耗在没有愿景和共识的工作里。

那么，独立似乎成为了我的唯一选择。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拒绝的权力，可以把精力投入在我所关注的艺术家的工作和合作里。彼此的给予、启发和收获，能够产生超越现实和想象的力量，这也许是策展人工作里非常美好和理想主义的部分。它也让我可以深入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去思考如何让它们可见。

缪：选择做独立策展人可能是因为我的研究兴趣过于广泛，希望通过拜访不熟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结识来自非艺术行业的创作者。我难以量化、标签化地评判自己的策展与写作。离开上一份全职工作后，我当过一日杀青的演员、成为熟练操作大疆穿越机FPV Drone的傻瓜飞手、与同辈艺术家共创自我组织的展览与论坛……“用爱发电”是我持续工作的秘诀？

入坑穿越机FPV Drone的策展人，2022年6月3日，上海

这两年我也遇到过“令人心动的offer”，比如通过策展实践探索全新的美术馆工作方法论。最近，我参与录制了一期UCCA Lab x 抖音联合策划的微综艺“下饭的艺术”来讨论艺术世界有什么。当我与对谈嘉宾葛宇路互问“为什么狼狈艰辛，但并未离开这个行业”时，我在阳了无力打腹稿的情况下，凭直觉说出：“希望和彼此尊重的艺术打工人共同改变行业标准”的大话、aka真心话。这是我目前坚持做独立策展人，或者未来进入某个机构的理由吧。

李：其实我和这个行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若即若离。如果究根到底，进入这个行业可能还是某种缘分。我能力有限，没法去规划，准备什么，能选择的东西也非常有限。独不独立，对我而言并没那么重要，独立也只是因为我有一些做事情的原则很难妥协，也是无奈之举。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还是从事这个行当，我都会抓住机会做我认为该做的那件事吧。当然，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以后可能几年都等不到一个。

所以这两年对我来说也好像是又进入了一个卡壳或者说重新思考人生的阶段。我也问过自己山穷水尽之后，要不要干脆放弃这行，重新学习，开个小店糊口什么的。一想到能在小店里和大家一起动手搞搞我想实现的那种“展览”，交交朋友，我就超级兴奋。但是我行动力太弱了，所以未来也有可能还是继续卡着……

采访、文丨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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