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冬天，银川当代美术馆员工为树木编织毛衣御寒 ©️moca-yinchuan

在谈论美术馆和城市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陷入一种固定思路：把大都市作为蓝本，把西方权威的现代美术馆作为楷模，并由此出发探讨当代艺术的未来和可能性。

但这种思考模式，在银川当代美术馆过去8年的工作路径和方法面前，似乎失去了其理所当然的有效性。这座美术馆在远离当代艺术“闹市区”的西北边陲所进行的许多试错和实验，都似乎形成着与东部当代艺术主流叙事的在野性和区别性对照。

从这个角度来说，2023年的冬春之交，在中国美术馆行业迎来生存大考的时刻，对银川当代美术馆的造访，突然便具有了某种基于现实逻辑的迫切性——尽管它并非我们此行的初衷。

事实上，在深入到这座已在西北站立多年的美术馆内部之前，我一度带有满腹的疑问：艺术行业的时代寒风，是否已吹拂到此处？这座美术馆初建时的激情与雄心，是否还澎湃如昨？经历过高峰与起落的8年，这座美术馆蛰伏之后能否再次出发？

但置身美术馆当中，西北性以质朴与直接的方式扑面而来，在破除掉言语的过剩之余，也在消解着美术馆本身对社会虚假现实和魅力塑造的徒劳。

对美术馆团队的采访从美术馆公共教育空间转战到餐厅，又从商店咖啡厅持续到会议室，话题围绕美术馆最为日常但又有着充分在地的部分，例如如何挂好一幅画、如何办一场既安全又在地的双年展，以及如何完成一场让本地观众满意的公教活动，最终，这些经验凝结成一本当代艺术在西北边陲的种植手册——正像那句被印在美术馆咖啡厅纸杯上的“我们在西北荒漠种下一颗当代艺术的种子”，我从采访中所获得的，是关于这颗种子如何被挑选、播种、翻土和施肥，以及在种植过程中所经历的失败与慰藉。

而后来无论是对银川当代美术馆前艺术总监谢素贞和现艺术总监吕澎的采访，还是与艺术家毛同强、张小涛的谈话，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座地方美术馆的独特性：它并非是从几条可见的路径中做出了少见的选择，而是在没有任何一个脚印的荒芜中，亲身踩出了一条小径。

以下访谈内容经由打边炉整理、编辑。

吕澎 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

1.不同意见

有一种说法是，在西部地区建美术馆，不如把这些钱用来做希望小学。由此可见，当初大家对西部是否需要一个当代美术馆，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那是个落后地区，它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吃饭问题，但这个看法明显过于局限了。

首先，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当整个国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就不能说只有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才有去了解或者需要提升文化艺术的条件。第二，落后地区能够拥有好的当代艺术，这不矛盾。越是落后地区，越是需要更好、更先进的文化才能提升当地的当代意识，而不是说相反，越落后越不需要当代艺术。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说一些美术馆是房地产企业做的，很难做得很专业。事实上，中国的美术馆是从零开始，逐步从不知到知，从不专业到专业的过程。什么叫做很专业？你都不去参与，都不去协助，都不从专业的角度去建设，它怎么能够专业起来呢？

2.稳定基线

一座美术馆整体风格的稳定性，本来就是在一个过程中，就算像蓬皮杜、泰特这样的美术馆，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但在变化中，有一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和最根本的，比如说当代性问题，是必须守住的。而在地性又和当代性密不可分，例如一些传统文化如何转换成“当代”，这是更倾向于学术上的思考，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变化，会受到一些影响，甚至一些抑制，但在这个动态的时间之中，要看我们要怎么做到平衡。很多时候，不是守住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要在流动中形成一个整体稳定的基线。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涉及到体制方面，导致它在流程上可能没有那么顺畅，我们也在努力做出改变。随着现在重新恢复，毫无疑问我们会迎来展览以及项目的恢复，比如今年最后一个季度计划跟国外的美术馆联合举办20位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巡展，现在已经有美术馆主动发出邀请，这会是一个持续一年多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第一是推动艺术的交流，第二是希望银川当代美术馆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

谢素贞 银川当代美术馆前艺术总监

3. key person

一座美术馆运营的核心是“人”。幸运的是，银川当代美术馆拥有一个理性的把关人，馆长刘文锦将企业对艺术的赞助和自己对艺术的喜好分得很清，她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握这个美术馆的方向，并主动培养专业团队。她坚信“专业的力量”，所以筹备初期，她邀请了我和吕澎作为美术馆“key person”，让美术馆迈出的每一步都稳妥、专业，而后以“学习型团队”的培养模式，最终实现搭建一支稳定的、专业的团队的目标。

不论动机如何，任何一个美术馆的成立，对当地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要拿白花花的银子出来的，做这个的人得到一些好处也是应该的，总要有一些激励，让这些人愿意做美术馆。

4.严苛

说起文化沙漠，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传承，但当代艺术是有国际规矩的，以及当代艺术界的关系如何建立和梳理，都应该从基础开始，而这个基础，就必须要非常严厉，所以我非常严苛，严苛到每一次展览，从开幕规格到嘉宾晚宴，都要做到最好。

最初的时候，为了向美术馆同行取经，基本大家都要频繁出差甚至出国考察，当时正好是国内私人美术馆的高峰期，几乎所有新美术馆的开幕我们都会去参加，出差的人回来要做报告，报告的内容从下飞机开始，包括了接待流程、开幕仪式、饭局安排甚至接送机的每一个细节。

前期预算充分的时候，我们也办了很多国际展、国际研讨会，对团队的训练强度非常大，但他们全部都做到了。后期由于经费减少，大家甚至可以自己搭帐篷，自己排桌签，自己铺桌巾，在美术馆前面的湿地上烤全羊……

对这份严苛，很多人会有不谅解，其实如果能够好好沟通，可能他们会更了解我的想法。但当时实在太忙了，抽四、五倍的时间去做心灵对话，是非常奢侈的。

5.战略

不管在大西北还是大西南，甚至在首都，如果没有好的战略，美术馆都是不存在的，尤其在西北这样的地方，一座美术馆可以很容易出名，也可以很容易不见。

所以要有战略，而且是非常独特的战略，尤其是当下经费已经缩减的情况下，要纵观全中国所有的美术馆到底在干什么，去发现有别于艺术界都在乎的东西。预算许可下，战略多疯狂、多实验都可以，但一定要有国际观。美术馆如果不敢实验，那就完全就没有力量。我时常说美术馆在这个时代已经比不上迪士尼乐园热闹，比不上动物园温情，那你比什么呢？

赵子懿 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

6.做

我一直觉得，在西北做当代艺术，无论面临多少不同的声音，都是做永远要比不做强，而且做了之后会发现它的确是带来改变的。

和其他美术馆相比，银川当代的身份是有些特殊的，政府出资，企业运营。从企业角度，得益于刘文锦馆长的专业素养和对专业的尊重，美术馆前期的建设和团队搭建都是在纯粹的专业水准下进行的，这种水准也延续到后来的运行中，基本上，这座美术馆的走向没有被资本所左右，它所得到的空间和尊重还是比较宽松的。从政府的角度，既然它出资，那么就有权力去把控，这是无法回避的，但你不能因此不做事，而只要做，那就面临怎么做的问题。或者说，你在做事的同时，要努力做到不做坏事，这中间需要平衡和协调。

“中国制造”布展现场 ©️moca-yinchuan

7.观众

其实在这里做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人引流到美术馆，只有先进来看，然后才有其他可能。

就对当代艺术的包容性来讲，银川的观众可能还需要时间。银川当代美术馆门票尽管才20块钱（有段时间是10块钱），但他们会觉得，很多馆国家都是免费的，我们竟然还要收钱。花钱了都没有看到他想看到的牡丹，那他就不高兴。既然花了很多心思把当代艺术带到西北来，那就得努力让观众接纳，我们就开始做导览，在墙上贴二维码，随时扫码听讲解，另外就是给保安做导览培训，当代艺术展览中这种做法挺少见的，但为了观众，我们愿意做。另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社会层面的努力，例如和公交公司去谈机场大巴接驳，或者开通从市区到美术馆然后再回市区的直通车。这些小的举动，很难说立即是有效的，但慢慢地就会觉得，下一次来，或者下一次他们去别的馆，状态就会不一样，平静了，放松了，开始享受观看本身，而不是一心想着就要把那10块钱赚回去。

张芸+哈西月 银川当代美术馆媒体部

8.前期、后期

谢素贞老师做艺术总监时，对团队的搭建和管理是非常严苛和细致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的很多观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等于立下了一根标杆，为我们筛选和打造了一支能做事和抗压的队伍，大家都是多面手，能干+吃苦，加上对美术馆工作的热爱，这些核心特质渐渐成了团队风格，并逐渐被新来的员工延续下来。

谢老师走后，吕澎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总监，他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控工作方向，事务性的工作很宽松，等于把做事的权力充分下放给我们，这样一来，两位艺术总监等于是在我们不同成长阶段给出了最适配的工作模式，谢老师先让我们有个样子，吕老师则在这一阶段给我们自主权，开始学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陈建新 银川当代美术馆展览部

9.熟练工

我们团队目前一个重要的工作模式就是对前期管控的严密性和细致性，以及把工作流程尽量前置。一方面因为身处对当代艺术不是非常有概念的西北，很多时候材料、用工是不可能抓来就用的，另外一方面方案出来最后要走审核这一环。这些因素都在倒逼我们必须对工作流程和预设有着充分认知，规划到每一个细节，把前期做到足够好，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只要一获批就马上实施。

在银川，美术馆是一个新的事物，对工人来说，很多事情根本没概念，用人之前你得培养，好不容易培养出来十几个工人，撒到15,000平米的馆里，一下子就找不着了。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做到像北上广那样可以轻松地把方案交给工人，每一步都得自己盯、自己把握，每个人都成了多面手，例如副馆长赵子懿当展览部长时，还负责在馆里开叉车、登高机，这在别的美术馆是不可想象的。当实战经验能够转换成每次的进步，并呈现在展览中，大家就都会看到，我们是在正儿八经做事了。

艺术家史金淞作品布展现场，当时的展览部部长赵子懿开叉车 ©️moca-yinchuan

10.蛊惑

即使过了七、八年，你还是会发现，艺术有很强的蛊惑能力，让你没有办法放下，你当然可以离开这个馆，但当再去做选择，会发现别的工作你融不进去，因为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在抵抗一些什么了，你没有办法加入到自己所抵抗的那群人中去。

一座美术馆也好，美术馆里的任何一场展览也好，总要有一两个热血的人，去撑起这个事儿，拉着一帮子人去做，哪一天这个热血的人走了，又有新的热血的年轻人出来了，其实回看过去的八年，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运转也和这种热血分不开。

记得美术馆五周年的时候，有篇报道的名字是“走出荒漠的这5年”，但说实话，走出荒漠之后你要走到哪里去，前面到底是新的绿洲还是又一片荒漠？你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是必须往下走，不断地走。

刘艺 银川当代美术馆展览部

11.紧绷

分享一个我被艺术家骂哭了的故事。第一届银川双年展，来了70多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我对接的一个印度艺术家需要很多线香来搭建一所房子，前期通过邮件和图片确认了香的种类后，就提前帮她买好了，结果后来进场布展，反复再三也没有搭建成功，眼看离展览开幕没几天，她很着急，说我香没买对，如果买对的话肯定能搭得起来。我当然不同意，于是就产生了争执。她老公是个人高马大的络腮胡，很凶，也开始对我发火，吵着吵着我就哭了。策展人伯斯的压力也很大，就走来很生气地跟我说：你不要对我的艺术家嚷嚷。我也很生气地对他说：让你的艺术家不要对我嚷嚷。

现在再回想当时的一幕，才能理性地分析那股情绪的背后——那么大的展览，发生在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大家都攒着一股劲，想要做好，每一个人都紧绷着，情绪一触即发。当然那时候我也年轻，现在有了经验，就知道艺术家的想法该怎么落实，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中，一定能处理得更好，我想这就是八年来我在这座美术馆得到的成长。

“中国制造“布展现场 ©️moca-yinchuan

12.打磨

美术馆工作中能让我感受到乐趣的一部分，是对细节的一次次打磨，在这种重复甚至琐碎里，好像也能感受到成长。例如工作这么久了，每次展览都要和艺术家签合约，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事有意思，我们的合约都有固定的制式，也都经过法务，但每一次，好像你都能觉得，还可以再精修一下，不管措辞、条款还是依据。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画挂到墙上就完了。但在把画挂到墙上之前，你做的工作且有一堆，怎么去借？怎么买保险？怎么运输？怎么盯着工人卸下来？怎么跟典藏的同事去开箱验收拍照？怎么入库、出库？怎么运到展厅摆到正确位置？摆的时候地上是不是要铺上空气膜？工人挂的时候，怎么定位？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但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意义在其中，而且永远都有精进的空间，就是连这些小事都还有精进的空间。

国内的美术馆还没有形成非常成熟的运营经验，所以现在我们也在不断把经验去转换成一个美术馆的执行标准，如果慢慢梳理、整合下来，形成一定的美术馆制式，那后来的人会少很多迷茫和消耗。

王晓荣 银川当代美术馆展览部

13.网红

一开始听说大家对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定位是一家网红美术馆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排斥的。但是后来慢慢知道，我们在做的本身就是小众行业，如果再非常清高和不食人间烟火，那就真的很难把当代艺术推到大众层面。与其排斥网红，不如借助网红的流量，去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当代艺术。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在美术馆工作中接入一些流量的转换，展览中会特意为观众搭一些拍照和互动的部分，吸引大家来打卡、传播，这两年就感觉到，我们开始有一些观众基础，刚来上班的时候打车需要非常详细地和司机描述方位，现在就再也不用了，对很多银川人来说，就算没来过，也都知道这里有座当代美术馆了。

黄雅晨+郭江宏 银川当代美术馆公教部

14.顺应

在银川做美术馆公共教育，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首先是受众群体上，可能还是更偏向亲子、儿童，但这两年，也会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来报名参加，所以我们也开拓了成人板块，试图和更多更丰富的群体发生链接。另外一个不同，是从做课件到采购材料再到讲授，都由公教团队的同事自己来，这样的模式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从有了某个活动灵感开始，关于这个课程的一系列展开都是贴合需求的。另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公教课还会比较关注给参与者的实物回馈。也就是说，得让他们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这个设置比较本土化，对银川本地人来说，来美术馆与其说是一项日常活动，不如说是一次隆重的全家出游，在他们的期待里，是希望有个纪念品式的东西存在的。

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做公共教育虽然是抱着一种让当代艺术影响这座城市的心态，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中被这座城市改变。只有在这种顺应中，当代艺术在此地的发生才能更润物细无声。

毛同强 艺术家

15.聪明人

银川当代美术馆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惊喜，也是聪明人和聪明人强强联合的结果。历任几届操刀者，比如说吕澎、谢素贞，其实价值观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野心就在于力图做一个纯粹的当代美术馆，美术馆到今天能有这样的结果和口碑，得到广泛的认同，实际上还是因为坚守了当代艺术本身的价值体系。想象一下，如果银川当代美术馆里，老干部书法展也进去了，荷花展也进去了，那这份口碑很快崩塌。

我们看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常设展，地图也好，晚清洋风画展也好，都做到了历史概念，没有只看到极度的眼前。你可以想象，以刘文锦的地产商身份，求她的人很多，她求别人的事也很多，但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能做到价值体系的坚守，说实话，在中国坚守这一点，其实比建立一个美术馆要难得多。

16.小鸡炖蘑菇

实际上，这是个大的潮流——去中心化。过去中国美术馆是唯一的殿堂和话语权，改革开放后，开始分散，所谓的自由和理想主义就是给每个人拥有的权利、让每个人获得表达的可能。中心化不再重要，因为网络也很发达，你能做到什么样，一分钟之内全球就能知道，较量的还是自己本身的态度和能力。这肯定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是小鸡炖蘑菇，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也许真的能够去中心化。当你不在意北京、上海所代表的中心，那也就无所谓好坏，一切都成为你个人的事情。你能把作品理解到什么程度，文化理解到什么程度，你就做到什么程度，你关心历史你就朝历史的方向走，你关心时尚你就使劲地去吧，都是个人的选择。

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每个人考量的问题不一样，躲闪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美术馆在银川的出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还是具体操办者和个人投资项目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美术馆的形象和它的力量。

张小涛 艺术家

17.小镇青年

在我所接触的民营美术馆中，银川当代美术馆是非常专业、非常国际化的。当然让我最初有点震动的，还是这个美术馆的空间，让我产生征服欲。我在这里参加过联展，也看过不少展览，对他们的团队、收藏都印象深刻。直到我有机会在这里做《显微事件》展览。展览经历了点波折，好在补救得法，后来顺利进行。2019年12月开幕，2020年1月份就进入新冠时期了。开幕式上，我热泪盈眶，去威尼斯参展都没有那么激动。

我在很多美术馆做过展览，但最喜欢的团队是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小伙伴，他们那样淳朴，是我喜欢的小城青年，身上有特别有情有义的东西。我也是小镇青年，但这不妨碍我胸怀天下，我在北京做当代艺术，也去全球做展览，也回我老家小县城做新媒体艺术。选择一个边陲小城，但我们能做到让它成为国际信息、当代艺术的交汇处，这是展览的意义，你不要以为在小地方做不出大事情，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发力，没有盲点。去中心化之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变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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