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来学校离社会这么远

我是2020年从学校退休的。在台湾道禾学校当老师，除了第一代人，我是最久的，是时候退休了。我15岁就当了老师，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那时候算起，我已经当了35年的老师。

到偏乡做地方创生的工作，其实有一个机缘。2019年底的时候，我刚好被邀请参与全球青年趋势论坛，那是11月8号，永远记得。在准备的讲题里，我要跟10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工作者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教育创新，第二个是地方创生，第三个是永续力。我觉得在我过去的经验里，做得比较丰富的是教育创新。而我自己在道禾期间，最关注文化和环境的永续。如何搭建一个让文化可以持续发展的平台，怎么透过教育支持艺术家、支持老师，这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实践。

但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是讲不透的，那就是地方创生（Regional Revitalization）。即便当时我们主张学校是一个村落，可是我毕竟是学校的人，我再怎么尽其所能，也跳不出去谈。学校里头有驻村艺术家、有策展人，但在数量上顶多只占1/3，它的人口结构主要还是老师。那我们做的，到底是一个非常中心式的教育，还是依照区域实际去支持地方的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学校跟社区、跟聚落之间的关系，不再用学校的角度。所以我那时候才感觉到，原来学校离社会这么远。

在村子里生活，也在村里子写故事，有着五十年妈妈经验的红红阿姨正在厨房里做一顿热饭©️大美生活提案所

2、教育一路让我们远离家乡

那一场演讲，我觉得好像是治愈了我的前半生：我为什么要当老师？为什么坚持做以文化为本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一路都叫我们远离家乡，至少我那个年代是这样。我在台湾最南部一个县的小乡村里长大，从上学开始，所有的大人都说，你要离开家乡，怎么样实现你的梦想，然后你要考试，要去PK打比赛，我们的工作就是读书，什么事都不用管，真的。其实这不是我的梦想，是大家的梦想。

差不多十二三岁的时候，也就是国一下学期，我当时对老师的怨恨非常深。我们是锦标组，已经读到a段班了，很厉害的那一班，还要再分，分到成绩排到前5%的那一群人，也就是说，所有科目都不能考低于95分，少一分就打一下。我觉得这对于人的心灵和肉体都是很大的屈辱，当然很不能理解，也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一切。

于是，我就做了一件很变态的事情，买了三盒图钉。你猜我会做什么？扎老师的车轮？往老师鞋子里放？可是我并没有，而是把图钉从我房间书桌的地上一直铺到床边。因为那时候我每天睡觉、醒来，好像没有了记忆一样，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到床上睡着的，也不知道如何挣扎起床。我放图钉的第二天早上，非常安全地醒过来了，可是吓到我奶奶，她差点踩到图钉。

我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了意识，有了很深刻的反省。我觉得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不是不爱读书，不是不能读书，只是可能还没毕业，我就受伤了。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找出第二条路来。但很奇怪，那次之后，我的分数再也没有低于95分，也不用再放图钉、跳火圈、悬梁刺股。

15岁那一年，我考过了高屏溪，考到大都市，上了红榜单，老师的绩效自然也达标了。我那时候做梦都很想跑到我的班导面前，把通知书给撕掉，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情了。不过最后，我没有在班导面前撕掉它，而是跟身边的大人说，我决定不念高中，念五专（五年制专科），走技职系统。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不一样的展开，就是让我相信，人在自由跟开放的环境里头，能够吸收、学习和驱使自己的那个能量有多大。我进了专科之后，才15岁，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掌管自己的经济，甚至非常技术性地调配自己翘课的次数。我觉得我现在有任何好的能力，都是从15岁开始的，开始练习真实世界的玩法是怎么一回事。

回过头来讲，通过这几十年教书，我觉得我在学校里该理解的、该探索的应该就到头了。趁着我身体还可以，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再投入20年，那就是地方创生。2019年年底，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3、学校是一个真空的地方

2020年4月份，我去了一个村子骑脚踏车，然后爱上了那个村子。骑完脚踏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道禾的创办人，我决定要去那个村子了，于是我开始预备退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就在村子里用非学校的形态，去探索社会参与的可能。

我觉得通过真实的社会去反映世界的脉动，它是相对快的，学校非常慢，师资的培育更慢。你现在只要去看各大师范院校或培育系统，仔细看他们的课表，看他们的内容，都还是30年前的东西，用这些去教现在的老师、去教未来的儿童，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

过去在道禾学校的关系，当时有光环，我们很常去一些师范院校去演讲，我就发现，从教授一直到学生，大家都在打造一个很虚拟的世界在谈论教育。我对这件事已经有问号好久好久了。拿台湾来说，可能只有5%的人和机构，才会去谈理念教育、实验教育或开放式教育。这些教育还多数只在技术层面实践，可技术多，教出来的人还是以技术为导向，它并没有办法能让大家对未来有更多积极的想象和勇敢的创造。

其实地方的非教师人才是非常多的，或者说，他们就是非常跨域的人，这是一种真正的共生关系，大家真的是要生存下来。可是学校的共生，我们只要和谐共处就好了，对吧？学校是非常受保护的一个真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社会参与的力量，应该是去帮助当地学校快速演化，因为从大的师培系统切入是做不到的。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地方抛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得到很多呼应。因为大家都关心教育，为什么？所有返乡的青年、做企业的人，很多时候他们是家长，曾经是学生、小孩，或者企业本身需要有好的人才，同时他们也在抱怨现在的教育教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成为当地学校的伙伴？能不能发展出更有韧性的地方支持系统？换句话说，如果学校在定义教育人才时，不是只有老师的话，那它思考的面向就会非常多，人才的盘点也会非常多。

4、把社区变成学区，那村子就是教室

大家现在讲地方创生，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观光跟人潮，对吧？这些文创的聚落，不就是要有观光客、有网红来打卡吗？然后你要有服务的内容，你要有文创的产品。这当然需要，但我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地方创生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就是必须找出地方的DNA，去发展出地方特色的观光或文创产品，这样才不会到哪里都长一样吧。这是我们第一年在探索的时候，一定要先完成的目标，不然会活不下来。当你还没确定你是谁的时候，大家根本不会理解你要做的教育是什么。

我最常被问，你卖什么？那时候，我从工作室出门倒垃圾，都会遇到附近的阿姨，平均85岁。阿姨会问我说：“你决定卖什么了吗？”每天这样子灵魂拷问。我说：“阿姨，我还没决定想要卖什么。”她接着说：“你不要卖咖啡，也不要卖茶，在你这个店之前卖咖啡的、卖茶的，都倒了。”

再有一天，有个阿姨忍不住了，她擅自为我做决定：“你看旁边有很多办公厅，这些人都要吃饭，但附近都没有人卖便当，你就卖便当。”

跟阿姨的这两次聊天，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首先她告诉了我，门槛低的不要做，可替代性太高，如果我做了，可能没办法做得很出彩。其次她让我卖便当，这说明要看市场需求。但如果我只看到表层，就去卖便当了，那风险一定会非常高。所以这其实是让我去思考，这个社会需要我们什么？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专长？

我们所在的中兴新村（台湾南投县），是一个有6万棵大树的大森林社区，游客来的时候，能带回去什么？游程体验的话，大家不会只是吃吃喝喝就走了吧？所以我开始做游程设计，跟台大植物学博士共同开发了一个生态系统，做成一个个生态瓶。这个生态瓶是游客带回去之后，不用浇水，不用额外照顾，它自己就会继续生长。对我来说，因为过去做教育的反射动作，整个游程设计出来之后，我觉得不把它变课程太可惜了。于是，它就变成了系列体验课程，既可以是自然课、身心整合课、生态美学课，还可能是英文课、科学课……后来这就成为我们做教育转译的一个能力，把社区变成学区，那村子就是教室了。

5、地方要怎么透过教育把人才留下来？

透过这些实践，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是台湾不曾发生过的地方创生？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联盟伙伴，就是何培钧先生，他已经投入地方工作有20多年了。当时我们是在演讲的场合遇到的，他很关注地方创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他觉得从我的分享当中，看到了那一个可能——地方到底要怎么透过教育把人才留下来？

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想象，我也告诉他我的想象，我们都只是想象，但后来联盟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台湾过去带给我们的训练或教育，就是使用者买单，但这在偏乡，不一定成立，有需求的人是没能力买单的，那谁买单？所以我们用了共伴联盟的方式，导入公益联盟基金会，由我们来做“学校开箱”的工作，公布这些偏乡学校的需求，并用美感教育去驱动另类的师资培育或人才流动。这么一来，我们就跟学校、跟公益联盟基金会，形成了新的三方协作样态。如果不用从0开始，我们始终可以是地方创生里头一个陪伴者、陪跑者、协作者，我觉得这一个角色挺好。

社会工作最有趣的是，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在一起。今天要把一件事情办好，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无法驱动这里头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指使别人，让她做这个，让他做那个，为什么非要听你的呢？所以社会工作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你的理念够不够？你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事情的公共性跟社会意义是很容易受到检视的，也很容易见光死。

6、以来者为中心

一般来说，到地方工作，你一定会遇到这三件事，就是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先田野调查，然后做资讯转化，接着整合再设计。不是说这样做不行，可是你调研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一本本不会有人去看的研究报告，对吧？而且大家怎么做田野调查？那就是访谈、写专题报道。如果你要在社区访谈阿姨，几次下来，阿姨无聊死了。况且文章上的整合，它是不可被使用的，因为我就是读完它而已。所以当你要做社会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导出一个服务流程，或者一种商品。

我是这么做的，把刚刚说的这三件事变成另外三件。

除了访谈，第一步是集体诉说。比如组织村子的妈妈们在一起办活动，往往她们会在集体工作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不然那些阿姨是没办法照着你的采访提纲说的，因为她会不自在。第二步是互动和投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带着新品、带着聚落的这些品牌，去跟老人家、跟在地的学生对话。再来是创造，我们共同创造之后，每个人对自身所处的这个地方，会产生共同的认知，就会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只有我理解的村子，和你理解的村子，它们并不长在一起。

拿村里的中药铺来说，我们其实跟中药铺阿姨做了很多课程。她本来很抗拒，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要吧，我怎么可能是老师，我不懂。”可是当我们把她的课程设计出来，帮她把服务的内容变得很漂亮的时候，我发现阿姨真的好开心。

我们带着孩子到中药铺，阿姨亲自上课。她设计了几款茶，让孩子抓药，学习用秤，学习了解：什么对自己身体好？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中药系统而不是西医？以前老一辈的人怎么照顾身体？为什么妈妈说夏天不吃冰的？上完课之后，阿姨还打电话跟她儿子讲：“我今天是老师！”我觉得用这样一种方式参与这个村子的生活时，不是只帮到学生，阿姨也变得不一样了，她看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放着一个百年的老药柜，我不知道用它做什么，但整个中医的概念，非常呼应我的教育观——以来者为中心。它不是用我的模式套在你身上，不是把病症分类完之后就把药给你，而是在望闻问切之后，中医会从因、从很深层的东西慢慢调到表象上。

在德济堂中药行里，阿姨站在中药柜前，打开每一个抽屉，取出药材，说着不同的药理、气味以及用法©️大美生活提案所

7、做偏乡工作的关键，是带来新的人才

我觉得人才养成跟生态系统建构这件事，三五年内人来来往往是必然的，而且它势必也需要，因为生态本身就是流动的。

是不是大家对地方创生的理解，就只有市集？只有卖蛋糕、卖咖啡、卖手作吗？还是说，这样的地方创生，只有年轻人参与？可是你知道，台湾有非常多像我这样退休的人，可能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他还不老，他的意识跟行动力还很强，不想只是爬山、跳广场舞，还想继续工作的话，那要怎么办？这样的工作形态并没有被设计出来。

当然做偏乡工作的关键，是为地方带来新的人才。可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口，不是实际的人口，我有个假设，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去讲人数，这一定是个死局。因为未来全世界所有的幼儿园、学校，人数都会下降，它是一个必然。但如果我们讲关系人口，这个关系人口就能通过专业交流、多元合作带来，包括学生，包括艺术家，包括返乡的青年或青农，包括在地的组织和机构，包括退休的中老年人，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的关系人口。

我们公司人是很少的，就我们三个退休的中年大叔跟大婶，加起来都100多岁了。我们不一定要在这里养非常多的年轻人，公司小，也养不起，可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上合作。同时我们也请过非常多二度就业的妈妈、失婚的妇女、受暴的妇女。地方问题是很多，但也有很多人才的，他们就在家乡。你跟他们混熟了，他们就可以加入你的工作。

8、不是导师的人，反而开放度高

能量的汇聚跟扩散，我觉得是地方最有意思的。不是导师的人，反而开放度高。我常常跟当地的人说，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学着做，试试看好了。

我们之前办过一个为地方写故事的人才培育工作坊，其中有个返乡的青年，他很好玩。他家是卖烧饼的，传到他已经第四代了，他就觉得，返乡卖烧饼，怎么想都觉得不太成立。上完工作坊，他还跟我们一直在沟通，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回家做什么，常常讲地方创生要有体验，他就去问他奶奶：“既然我们做烧饼，可不可以来个烧饼十三响？”奶奶说：“烧饼就烧饼，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谁理你。”他觉得他被打枪了（表示拒绝）。

可是后来，他自己做了绘本，想把绘本带到小学，因为他是这个小学毕业的。于是我们又协助他，跟学校沟通，把进入学校的机制打开，所以从此他就不为烧饼所困扰。他能在村子里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只有卖烧饼这件事。其实他是在参与地方的过程里，从认同转变成行动，我觉得这是地方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把大家都变成行动者。

我最怕学霸型的老师，以前我在面试老师的时候，只要是学霸，第一个会被我刷掉，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经验太少，根本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懂，他也不需要同理别人，他永远最优秀，他永远是光环。可是拥有很多故事和人生转折的这些b咖和c咖，我觉得他们才优秀。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拿他的生命故事、出糗的事情，来告诉孩子他是怎么走出来的。但a咖没有这些的，a咖只有成功，好可惜。

所以我的理想是，未来村子里的店家都是学生的导师，有没有可能今天你要谈学习计划的时候，就去问店家，他怎么创业？他怎么失败的？我觉得这是学校老师做不来的，因为老师的生命故事太少了。

9、把不同的领域的人像和面一样和在一起

我做过一件大家一开始看不懂的事情，就是我会每个月都在工作室办教育沙龙，我是很刻意的，让学校老师、校长跟地方的人都来听。所以刚开始就很尴尬，因为他们平时不太沟通，可是办着办着，蛮有意义的。我是觉得越是乡下，你越要开放，让更多人来集思广益，把不同的领域的人像和面一样和在一起，就会有新的能量进来。

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怎么越在地，能越国际？除了我那个年代讲的要有国际的语言，说家乡的故事，我觉得要数位工具这件事是我们重视的。谈人文，谈素养，如果它不可直观，大家就会觉得你们在风花雪月，你们就是玩办家家酒，在做情怀，大家最终还是会回到理性工具上去宰制儿童的教育，这件事非常可惜。

当我要去梳理我们课程的时候，我其实是照着17项SDGs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一一对应的。另外，我们也在通过数位技术，去测录每个人社会参与的足迹，用的是一种数位学习身份证的概念。我们一直在说要平权，但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用分数去衡量是不会平权的，因为他在家乡的学习成绩再好，都会输给都市的孩子。要实现真正的平权，就要帮助这些孩子积累他的社会影响力资本，并且还需要直观，需要被看见。

以前我们常常讲，养育一个孩子要一个村子的力量，现在我换了个角度，我们要陪伴一个学校，也非常需要一个村子的力量。

与孩子聊天，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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