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维兴在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终评现场©成都当代影像馆

采访：钟刚

编辑：悉通

在第二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的评审和颁奖期间，《打边炉》派出了一个三人小组，在成都深度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奖项最核心的终评环节，并将终评全过程进行了记录、整理、编辑和公开。

我们认为一个奖项所生产出来的，不只是荣誉，还包括对规则的设定和尊重。

“三人小组”与成都当代影像馆共同尝试的，就是呈现一次透明的评审，并通过“发表”，展现评委对自己的评审负责到底的专业度，以及敢于接受公众监督的坦荡态度。

这一切，远比30万人民币的大奖奖金以及围绕一个奖项所展开的宣传，要重要得多。

在成都的几天，我们与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总策划钟维兴有过几次交谈，并在颁奖结束后的第二天，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钟维兴并没有把我们的见面视作一次媒体采访，他非常放松，接受我们抛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并非常坦诚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心得、委屈与快乐。

钟维兴在很多熟悉他的人眼中，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将自己爱好物化为一个美术馆的人。

但他与那些“成功经营企业后获得巨大自信”的企业家有所不同，他默默学习艺术行业的规则与边界，学习怎么做好一个展览，摸索一个专业的美术馆应该有怎样的品格。

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同时又敢于果断地给出自己的判断，并付诸行动。

当民营美术馆摸索自我造血问题时，钟维兴早就明确了成都当代影像馆不求收支平衡的运营决心。在他看来，美术馆就是一项净投入，美术馆创造的是精神价值。

钟维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表示，自己投身摄影领域，去创办一个美术馆，得到的快乐，是他过去经商时所得到的快乐的上百倍和上千倍。

他非常享受艺术带给他的满足感和人生荣誉。他不仅愿意为自己的爱好付出时间和金钱，我们还能感受到，他乐意为之付出更多。

以下是我们与钟维兴的对话。依照惯例，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荣誉与否，取决于规则

ARTDBL：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有一个30岁至60岁的年龄限定，从这一届的情况来看，蔡东东、张维、陶辉和杨福东，他们的创作阶段不一样，将这几位艺术家并置在一起进行评选，其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钟维兴：这个年龄段的摄影艺术家，我们认为，是在中国摄影艺术中扛起最大责任的一拨人，但是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远远不够。

这个年龄段的当代摄影艺术家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能够接触到世界一流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也终于有机会进入国际循环。成都当代影像馆建立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这么一个平台，而不去关注这些艺术家，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从摄影史的角度，中国有非常多杰出的老前辈，如果奖项没有年龄限制，那搞不好就要成为对泰斗级艺术家终身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首先是不考虑“终身成就”这种概念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有足够多的、侧重于新锐的机构和奖项了。从成都当代影像馆的角度，我们也会担心，很多今天很棒的新锐摄影师，明天不见得就会从事摄影，那么我们专注于摄影的推动就失去了意义和作用。

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设立的初衷，是要表彰活在当下的、中国最杰出的摄影师，并且通过这个奖项所设立的平台，去推动社会对摄影和摄影艺术家的关注，这些也会为摄影艺术家的后续创作构筑新的动力。

现在很多奖项要么是关注新锐，要么是颁布终身成就奖，那么30岁到60岁这个关键的群体总得有人去关注，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就是要鼓励在这个年龄段足够优秀、并且还在持续地进行影像创作的艺术家。

ARTDBL：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说是“中生代”，他们在这个阶段可能正处在创作的转折点，有些会放弃，有些会在困境当中走不出来，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希望在他们的创作生涯当中构建一种怎样的推动力？

钟维兴：不管你做什么，人的本性是希望在付出劳动之后得到某种承认。艺术家除了把我们的作品做好之外，也需要以某种方式、某种荣誉来确定自己的成就，我认为荣誉永远是一种正能量的鼓舞，它本身能够起到推动的作用。

荣誉与否，取决于游戏的规则。奥运赛事是由奥运组委会构成的裁判，比赛的都是奥运选手，那运动员得到了冠军就会很光荣。出本作品集或者办个展览，我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有很多机会做这些事情，但是，由最好的评委筛选出这个年龄段里最优秀的艺术家，这种认可度所带给艺术家的光荣，和办展览、出画册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穷尽了能力去找高水准的评委，都是中国的和国际上的、真正有水平和能力去评价艺术的评委，这里面不存在名气很大但是学术认知能力很低的人。

第二，所选艺术家都是通过几轮筛选产生出来的，那么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当下，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这个东西，虽然不像物理、化学那样可以量化，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不论是从学术上还是从评委的经历上，大家心里有一个整体评判的标准和尺度。

我坚信来自社会、公众和艺术界的承认，是一种鼓舞艺术家的信心的力量，说不定以后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们都能坚持下去。

公平、公正和干净

ARTDBL：《打边炉》受邀全程见证了评审的全过程，我认为一个奖项是否严肃、是否专业、是否公正，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能否做到“评审公开”。

钟维兴：我参加过很多奖项的评选，但是像这次这么精彩的评选辩论，我是第一次经历，而且非常享受。其他的评选，要么一开始都不争不抢，主办方一说话，就突然一团和气，要么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就差打架了。

因为我不是评委，在评选现场是不能讲话的，但我看到每位评委都提出了很真实的观点，有些提出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这么高水准的对话，在学术上掰扯得那么清楚，在以前的评选里我没有见过，因为他们几个评委的水准是能够相互对话的。

ARTDBL：你为什么不在终选评委当中？

钟维兴：我坚持我们这个馆所有的管理人都不能去投票。一个奖项的价值能不能得到尊重，就是它是否公平、公正和干净。

我观察到在中国的许多评选，当主办方投票的时候，往往会影响其他评委。评委都是受主办方之邀，搞不好就要揣摩主办方的意思，然后跟着风向配合演戏，我特别不愿意这样。

评委的学术认知能力已经很够的情况下，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主办方。主办方要掺和，那干脆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爱点给谁就点给谁，费那么大劲办奖项干什么？

按照其他评选的常规，别说操控了，只要有一个主办方的人投票，都会直接影响奖项的结果。要公平、公正，那主办方就不要去干扰评委，这样奖项才有公信力，才会让得奖艺术家感到光荣。

你当时在现场，你也看到了，王达军、王庆松和我，我们没有任何暗示或干预。我们在现场只做一件事儿：如果有谁违反公平和公正的规则，我们有一票否决权，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我们绝不进行任何干扰。

ARTDBL：中国有各种类型的奖，但有生命力的奖项其实是很少的。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怎么才能够一直做下去，做出一个奖项的生命力？

钟维兴：一个奖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奖评出来之后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当金熊猫摄影艺术奖有非常好的社会认可，也产生了真正的推动，它就会有生命力，就会长久，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如果规则把握得不好，公信力得不到认可，那这个奖不论做多少年，都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很长久的奖，只要背后的机构和组织不倒，它就一直有，但是它现在和将来都得不到尊重，每个艺术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得过这个奖，它就失去了奖项本来的意义。

如果我们馆去掺和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表现我们个人的欲望，只能体现出一种权力的宣泄。我们放弃这种权力之后，成都当代影像馆才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艺术家得到这个奖之后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会和艺术家一起去享受公平、公正带来的快乐和光荣。

权力的幻觉

ARTDBL：你刚才提到要避免“权力的宣泄”。在艺术领域，和你过去从政和做企业的阶段，你对“权力”的理解有何不同？

钟维兴：我认为在艺术上不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

如果我贪恋权力，我就去做官了，在现有的社会体制里，官场是不是最大的权力场？但在艺术领域，你没有任何政府或者资本为背景给予的权力职务，如果实在是有一种权力，那就是话语权，但这是一个人真正正正去做了事情之后，靠真才实学，自然会有的一种权力。

而话语权，不是你主观上争取就能得到的，它来自大家对于你水准的认可，来自你自身的修炼，它也并不是一种可以操控事物的、简单的权力。

如果你想在艺术领域施行一种负面的操控，你还没使用，就会被打倒，因为那是一种你自认为有的权力。

ARTDBL：有些人一直在艺术系统里，从美院毕业、任教，去掌控某些机构或者某些资源，行使一些“特权”，我觉得其中的腐败，跟官场是一样的，只不过艺术系统当中的腐败资源相对有限，但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钟维兴：我认可你的这种说法。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权力的产生，当某些人掌握权力，就会弄权、耍权，利用权力搞腐败，艺术界仍然有这种人，或许是来自于某个机构和组织，或许是过去形成的权威，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假如权力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耕耘和自身的水准，没人会搭理你，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比如在体育界，裁判员可以吹哨，那他的权力就大于运动员，弄权的裁判可能吹黑哨，但是运动员不是一个裁判员就能扳倒的，裁判自己也要承担吹黑哨的后果。

你以为你有权力，其实你是在执行规则，你有的只是权力的幻觉，别人买不买账是另一回事。在艺术领域，批评家或许充当了裁判员的角色，但是这种批评家也许能忽悠刚出道的艺术家，面对真正的大艺术家就歇菜了。

企业家的“原罪”

ARTDBL：你在上次聊天中提到，做摄影得到的快乐，是做企业的好多倍。现在你介入艺术行业的程度更深了，你的快乐发生变化了吗？

钟维兴：我认为摄影的逻辑，跟其他艺术的不一样，其他艺术是从痛苦开始的，你让小孩子练琴，差不多要把他杀了。

但是摄影不一样，摄影所依赖的创作手段和工具是现代工业文明，跟其他艺术相比，对于基本功的要求可以忽略不计，几乎没有门槛。摄影一开始，是快乐。拿着相机面对美景，多美好的大海，多美好的山川，我心想，哪还有这么美好的艺术？你要是没有其他的野心，摄影可以一直快乐，你没必要死磕当代摄影，摄影会在你欣赏美好的时候，一直陪伴你。

我当时敢走这条路，是因为摄影从任何年龄出发都有机会，虽然有机会不代表你一定能成。虽说摄影不像别的艺术，入门前就有童子功这道门槛，一旦你进了这个门，想把摄影艺术做到优秀，事情就多了。

最主要的事情并不是你有没有天赋，而是你的审美有没有得到解决。做摄影艺术，如果你的审美没有解决，那么你的东西永远是坏的，很多人都是在这一步没有走出来，看当代摄影觉得乱七八糟，还是看到糖水片顺眼。

ARTDBL：这次在成都见面，你在私底下聊天时说，企业家在艺术圈，好像都有“原罪”。我还想请你谈谈你对这种“原罪”的看法？

钟维兴：“原罪”这件事情有两种情况。确实存在很多企业家和领导做摄影，大部分都做得不好，给别人形成了一种附庸风雅的印象，这是客观存在，所以一个人或许不了解你，也没看过你的作品，但只要听到你是企业家或者做领导出身，就开始怀疑你，也不能怪别人。

这种情况我以前经历过很多，当年有些所谓有“话语权”的人，一听你是个老板，就看不上你，有段时间我也重视这些评论，现在不屑于计较这些，而且我很欣慰的是，随着大家对我所做的事情越来越了解，这种舆论逐渐就消失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鄙视你的一些人，他都不对你的作品进行了解，也没有调查研究，就下判断，而他自己连好作品都拿不出来，真正的大艺术家不会这样，他们会先接触你的东西再下判断。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职业摄影艺术家觉得跟老板来往丢份儿，莫名其妙地自己把自己架在神坛上，高人一等。这些人自己没有自信，像个小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老板都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老板就一定没文化？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从来不拒绝跟老板和领导往来。老板和领导能把你带坏吗？没有老板，没有藏家，谁来买你的作品？

什么叫职业摄影艺术家？有些人靠着摄影都养活不了自己，拿一份国家的工资假装艺术家，作品也很差，他们有什么权力去攻击爱好摄影的人？再说，哪怕他确实在摄影上要优秀一点，他凭什么就认为自己高贵一等？我认为这种优秀只是短暂的，但凡在其他领域成功的人惦记上了他的手艺，这些人超过他的可能性太大了。

现在很多职业摄影艺术家攻击糖水片，我觉得这简直不对。唱歌其实也没有门槛，你可以张口就来，但是刘欢、那英怎么会攻击唱歌爱好者？你唱歌开心，没有人有权力去批评你，但是摄影界的可恶之处在于，有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有专属权，你们老板出身的人没权力粘乎这事儿，这是多么虚弱的一种话语权。

当看到这种人的不屑时，我觉得这真是艺术界的悲哀。

做美术馆，是净投入

ARTDBL：成都当代影像馆创立于2019年，经过四年的发展，展览质量、机构影响力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我想和你聊一个问题，无论你过去从政，还是后来做企业，以及如今做美术馆，在管理上是否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又有何不同？

钟维兴：不管是做一个官员，做一个企业家，还是做美术馆、做摄影艺术家，共同点还是要做得够优秀，然后就是朝对的方向去努力，我建美术馆，就是要按照最好的美术馆的标准去努力做。

做美术馆和做企业的逻辑的不同就在于，美术馆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建筑，也不是一个财富意义上的资产，我认为它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展示艺术的平台，这是一种精神财富。

而且，优秀的美术馆是不能按照企业的逻辑来运作的，它在经济上，实际上是一种净投入。

成都当代影像馆做不到收支平衡，所以我不追求这个，我当然希望它能收支平衡，但是这个在客观上做不到，这就不是它的运作逻辑，你如果做这件事情还想收入、还要平衡，你不做这件事不就平衡了吗，还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再举一个例子，你为了保暖，去买一件衣服穿，那你买一件便宜的就行，为什么还要买更时尚的衣服？这是同一个道理，美术馆提供的是精神性的价值。

ARTDBL：很多民营美术馆，虽然有了不错的积累，但是遇到危机之后，很快就灰飞烟灭。从长期上，你怎么考虑成都当代影像馆的未来？它在生存模型的设置上，如何规避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

钟维兴：关于未来，第一，我特别期待后继的人，这个范围不会狭隘地只针对我的家人，而是要找真的喜欢摄影这件具体事情的人。

第二，就是要打造一支非常棒的团队，良好的团队才能把事情延续下去。

第三，不排除在未来团队也不成、家里也没人的可能性，那还有一条路：找个靠谱的机构，把成都当代影像馆捐出去。

这几条路我都能接受。

而对于一个美术馆，最大的危机是出在预算上，所以首先要保证运作经费。到现在为止，成都当代影像馆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有对应的资产财务安排，首先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尽量保证馆的运营。

第二个危机是在人才上。这个行业的常态是人员流动很大，我们就要在人才培养上建立梯队，管理遇到问题，马上有人能顶上去，或许一开始会比较忙乱、不成熟，但是人才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第三个危机，是关于展览的，馆里必须要做好一个定位准确的长远规划。

最关键的还有一条，就是作为创办人，美术馆的定位不能走回头路，标准只能越来越高，对我来说，要降低水准，我宁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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