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 ©️鸟头
对陈维而言，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的到来是一个“意外之喜”，带来的是一种无法打破内心平静的愉悦。颁奖当晚，上台领奖的他看上去不雀跃，但也没有过分客气，呈现出一种成年人恰到好处的得体与淡然。
但很显然，陈维并不总是如此。此时的不惊，背后指向的正是这些年里他作为一名当代艺术闯入者的内心变化：从曾经对“被看见”的渴望，对展览机会的患得患失，对自我创作语言和能力的过分严苛，到后来的释然、开窍、放下和笃定，其间伴随的，是逐渐发展出的自我认同，和在创作状态上的不断进化。当然，进化的前提有很多，在陈维这里，一是勤奋，二是聪明。
勤奋并不体现在作品的数量上。陈维不高产，他的创作总是很慢，但每件作品都是高度精算的结果，他用做项目的理念做艺术，野心在于发展出一个相互串联、印证和支撑的作品宇宙，而为了这个宇宙，他不断丰富着自我创作的能力及语言，也持续从阅读、写作和思考中获得吸收，这无疑同时体现着他的“聪明”，作为一个温州人，他甚至依然在精神和创作层面保持着一种吉卜赛式的奔走漂泊，他游牧于摄影、装置和观念的角色间，也穿梭在建筑、装修和策展的常识中，他没有停留，也无法停留。
在颁奖结束的第二天早晨，打边炉和陈维在成都当代影像馆有了一场交谈。他一如既往地没有睡好，这是从早年那会儿就落下的“顽疾”：当时的他年轻而急切，内心想要的太多，大脑无法停止高速运转，睡眠成了最可有可无的部分。他不避讳说起这些，事实上他不避讳更多自我的暴露乃至批评，这个自称平日颇为内向和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在采访中选择变得健谈、外向和宜人，这既是一个成年人习得的基本礼貌，同时也是陈维作品自我完成的必要一环——他将创作的外延从工作室一路扩展到展厅再到采访现场，直到交流的最后一个句点落下，被他编辑到作品书中，这部分创作才算完整。
以下为打边炉与陈维的谈话整理，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新楼，2016 ©️陈维|CHEN Wei
我一直睡眠就不太好，这是已经被接纳了的事实。睡眠不好的背后，肯定和内心的欲望有关。一个人渴望和想要的东西，是很复杂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所谓的求胜欲，其实很难。这个求胜欲不是我要跑第一，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成功”，而是对自己的不满意，我们经常讲意识总在身体的前面，怎么样让身体去跟上意识，如何把直觉现场化、具体化，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一个观念在脑子的成型，但做出来的时候，因为手头功夫和团队协作的限制，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想象远远跑在前头，你总想拼命的抓住它，却往往总是失败。但是欲壑难填，往往越是失败，就越想去抓住，例如所谓学术上的成就，或者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和作品的内容形式达成高度的统一，还有如何通过展览去叙事，如果仅仅是在工作室里琢磨语言，那就依然是自说自话，作品还需要展览，需要流通，但是它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一个更开放的场景，在这里它们又要面对什么样的目光展开叙事……这些都是工作的一部分。除了这些，还有所谓的名和利，这是非常现实的部分，我们需要钱，需要生活，需要创作，它们永远相互缠绕伴随你，那该如何处理它们的存在和影响。一个人永远都知道自己走在何处是很难的，这几乎是一生的课题，总是需要有时间给自己去思考，去解惑，一旦看清楚自己身在何处，身外事物又意味着什么，那就走下去。思考是前提，但没有一种思考是孤立的，少不了身体力行。我总有一种自己想的比较清楚的错觉，可能因为想的确实也比较多，而且成长经历也比较丰富。很小的时候，父母为了忙工作，为了有更好的教育，就把我送到城里，交给他们朋友，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一种不同，一种少数。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就因此会和大多数不同，也可能是我太过敏感，但无论如何，不论好与坏，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响。我在一个艺术家庭成长，带我的干妈是学音乐的，所以从小就是琴棋书画摸一遍，最后啥也没学会，我也没有别人那种立志要做艺术家或干啥的，那时候只喜欢在街上溜达，想学坏又没胆，然后就是摇滚乐和小说，接着就是噪音和艺术，中途在电视台和广告公司上了很小一段时间的班，之后就在杭州，跟朋友们一块儿开始做演出做展览，奥运会后搬到北京，稀里糊涂的就走到现在。我算是一个闯入者，不来自几大美术院校，我们学校毕业的都在电视行业工作，就我做了艺术。但对我来说，有一个模糊的身份并不坏。我学电视摄像，却跑去搞乐队，又在摇滚演出舞台上玩噪音，后来以声音作者的身份进入了视觉艺术，我在杭州参加的第一个群展，做了很简陋的声音装置和摄影幻灯，我以为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多媒体艺术家，还特意在微博给自己做了认证，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介绍我说，‘他是拍照的’，但对于“真正”的摄影家们，这肯定不是摄影，就是搞搞布景，确实，也都对，但我还总对人说，我其实是在写作，一字一句的，一个个段落，一个个章节，校对修改，选编成册。这也可能是一种对职业认同和定位的界线化，也是一种固化。前几年都在流行跨界，破圈，其实蛮土的，大家都在假装一块儿玩耍，可那些交集和沟通的产出是什么。其实对于现在的信息速度，不论你跨不跨界，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这种身份的多重，在交叉的结构中开展工作。所以我有时候会庆幸我没经历过多的国内的美术教育，不需要卸包袱，不需要挣扎背叛这套教育给予的，还有那些认同和定位。
洛斯特大酒店，2016 ©️陈维|CHEN Wei，香格纳画廊
自我认同和行业他人认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整个过程是从同样的起点开始的：渴望被接纳，参与其中，变成一份子，但大家用什么样的头衔来命名，是大家依据自己看到的，达成某种共识，可这儿必然是有误差的，因为本质上只有你自己知道你都做了什么，有时候甚至自己都没弄明白，对于自己来说，先搞清楚自己手上有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能给出的永远是一点点，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这也是现实，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生活和工作就是在其中穿行。如果你是一个做展览的艺术家，那就需要在一个地方留下痕迹，这条划痕是需要自己去划的。我对自己有时候挺严厉的。如果我感觉可能这件事我做不到，那我就在这个位置，把现在能做到的尽量做成，尽量做好。所以别人问我说你到北京之后怎么没有再做声音的演出？我说我能力很有限，虽然每年做的作品并不多，但基本上我所有的精神，所有的精力全部都耗在这里，根本没有别的心思。可能现在又成长了吧，业务能力有所增强，该放的放该弄的弄，可能看起来更游刃有余、更自如了。可能以前也是太紧张了，并不是说怕别人怎么看你，而是自己有一把莫名其妙的标尺，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老觉得一大堆事没做完，或者至少还可以做的更好，心总是悬着的，要强得很。无论作品的表达，还是对观众的想象，其实是共同经验的问题。例如大家每天要从这个水坑跳过去，跳习惯了，这就成了日常，没人会觉得这个跳跃的姿态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把这个姿态拎出来放在这儿，大家突然间会产生一种别样的感受。昨天在介绍《新城》的时候，我也说，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发生在周遭的、司空见惯的共同经验？当你把它拎出来，单独从环境中切割，放大观看，会发现一种隐形的联结，对外国人来说是奇观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和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怎么样提炼这种经验，然后把它转化成作品呢？其实有时候也很模糊，虽然一旦确定了要做一个项目，所有东西都会变得非常清晰，但在这之前可能你一直在试，看到很多东西都好玩、都有趣，那我要不要做？得想一想。我总是很慢，我觉得这个慢有时候是有好处的，但有时候就会让很多精彩的东西从指缝中流过去，所以我一直讲不能患得患失，既然流过去，说明这个东西就不属于你，就算是一种安慰吧，因为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还要做事。比如路上开车，你看一些场景，有时会拿出手机拍一下，有时会不拍，因为天天见，但突然有一天在工作室里，重新去反省的时候，这一幕就会跳出来，促使你重新思考要不要做，然后就要开始去找这个地方，要重新去看它，找的过程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见了，那就只能和助手疯狂找资料，找着找着，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陌生。为什么？因为它不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在你眼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经过这些整理，你会产生新的判断，要不要做、怎么做？做完几件作品之后是不是能成为系列？或者能不能纳入你现在做的项目里？不能也没关系，那就先放着，有可能它会变成一个新的项目。很多人看我作品都会觉得，好像我一直在围绕年轻人的生活进行创作。中国人总是喜欢对所谓年龄做苛刻的分界，可能因为年龄和消费有直接相关，整个社会环境里消费大军是年轻人，于是所有的消费符号，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的传道，全是以所谓年轻的名义。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永恒的卖点，你会发现，失去年轻的群体比年轻人更需要这个符号，中年人更需要年轻，所以去健身房，去瘦身，去打针……年轻是一个永远的招牌，给所有人贩卖幻觉：青春很重要，因为你失去了，但你可以通过买我这个产品，找回青春。我觉得中国人是深陷其中，被整个消费文化给引领，完全束手无策。甚至很多人问我，你已经差不多 40 多了，但怎么好像很愿意关注年轻人？怎么回事？看到蹦迪、夜生活，就只能想到20多岁？40多岁就不能跳舞了吗？再说我20多岁的时候也不跳。本质上我做的是状态，这种所谓的青年亚文化状态，为什么总是在年轻人身上显现？为什么这么容易在他们身上显现？到底是谁在制造这些青年文化？是谁在引领他们的消费？
其实我在拍年轻人跳舞的时候，更多拍的是聚集。聚集是一个有很多内容的动词，有它非常敏感的一面，它是权力，也是限制，有自由，有乌合。而当我们此刻面向自己的生活、未来，或者整个社会，产生的就是这种感觉。当然也有过我对这组作品做诠释的时候，有人总是想把它完全引领到政治的维度去讨论，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我们经常会对很多东西无感，无感是因为司空见惯。然后在某些时候，你又需要自己给自己一点道德警惕，告诉自己不能那么麻木。但是整体的麻木，对很多东西的失望，其实无处不在，而我们还要逃避这种失望。所以就是这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把我们裹挟着，我只是想尽量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给呈现出来。那呈现的时候，我不能说这里面只有绝望，因为状况是复杂的，情绪也是，如果一定要说绝望，这里有比绝望还绝望的东西，是不是？那些只能看到政治层面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在中国经历过这种飞速发展又完全无根的、没有信仰的经济时代，钱来得很快，失去得也很快，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阶级固化，所有这些不是希望和绝望两个词能概括的。所以说当代艺术也好，任何作品也好，在这种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前，在这种人的心理处境上的无望感面前，其实是很无力的。我的作品也讲不清楚这些东西，只能去诉说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的诉说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对象，现在的交流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作品只是变成一件更奢侈的奢侈品卖出去，我们肯定不是为了做一个比 LV 更贵的东西而创作。在物理空间，在网络空间，虽然很多时候的交流也是失败的，但艺术家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有人在看我的作品时，会解读出很多情绪。一般情况下我会回避对这种解读作出回应。我其实有点担心，不是说怕回应了一种情绪的同时会忽略掉别的情绪，而是怕太强调情绪，就会让大家只沉浸在情绪中。我觉得从作品中解读出凄凉感很正常，在中国谁不凄凉？这几年都过得挺凄凉的。那种内心的苍凉、凄惶，肯定跟环境赋予的不安全感、漂泊感有关。尤其这几年，一度安居乐业的错觉被打破，大家突然间又飘起来了，成了无根的状态。我当然有一个好的意愿，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看到作品只陷在情绪里。我有时候其实蛮冷漠的，就是在面对残酷的事物时，我尽量让自己不要留在情绪层面。比如我的工作室被强拆了，看着它夷为平地，我也会有强烈的感受，但你马上也要冷静下来，因为要做决断：搬去哪里？如何寻找下一个工作室？要如何处理生活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在场者的心态，而不是只停留在好难受啊，好难受啊。难受什么呀？赶紧搬家呀。我担心的其实是那种虚无缥缈的共情，没有体验过真实的那种生活，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真正共享某种情感的经验。做作品不是为了说半天说出一个“坏”字。坏是必然的，但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坏”？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让大家在坏的机制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然艺术家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想艺术可以是个引子，可以让人们不会看到世界下沉就跟着一起下沉。世界再下沉，你也得生活。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方寸之地过得好，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地可以待得住。
在浪里3，2013，©️陈维|CHEN Wei，香格纳画廊我作品到后期人的存在似乎在减少甚至消失，这可以当作语言上的进化。大概疫情之前，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面对创作更自如了，获得了某种自由感。这在之前不可想像，总觉得很难，在作品面前永远都捉襟见肘、觉得自己不够。到了2019年，我就觉得比较自如了，可能还是自己语言丰富了，就不会揪着一个词一个句点不放。包括摄影的视角和方式，知道哪里可以再放空、再简化一点，让作品以更少的部分带出更多的信息。还有一个变化，是以前可能更加拟真，例如很多户外场景，虽然是在工作室搭的，但就真的很像户外。后期有些场景就越来越不像真的，它的舞台感会变得更强，光也越来越偏暖色。因为大家都已经很苦了，那作品是不是可以稍微让大家不必感到这么冷，但这种效果客观看上去就是越来越荒诞，整个环境都轻飘飘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脆弱的，一碰就倒。这就是我面对现实生活时的感受。当这种感受转换到作品里，产生了舞台效应，一切都是假的，光线很美，细看又很残败，甚至又是残酷的，可这种残酷又带有一点点距离。所以虽然我的作品看似对现实的回应还是很强烈的，但它最终不是正面回应。现在的信息铺天盖地，一不小心就已经深陷在这个漩涡里，所以对于我来说，做作品还是需要看到自己具体的处境，从这里出发去工作，把那些不被照顾、不被记录的部分留住、封存，否则打开我们的记忆文件夹，打开我们的生活，发现很多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那些脆弱的、临时的建筑也好，场景也好，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出现，不断消失，谁又会在乎呢？我为什么做“新城”这个项目？其实是也是在做了一些作品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喜欢大而全的话题，“新城”听起来很大，但跟我的成长确实有关，九十年代中，大工厂倒了，大家下海，遍地的个体户，那时候我刚好是青春期。但是温州这个城市经济上比较早熟，对下海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一直在海里，所以很快进入资本化的城市运转。我们小时候唱广东歌，受到香港和台湾文化的洗礼，始终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想象，想着以后肯定要去更大的城市。中国整体对城市的向往其实是一样的，你看现在所有城市都长得一模一样，全是高楼，但这就是城市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又和我的成长是同步的，千禧年的时候我在杭州读大学，一切新的就感觉要扑面而来了，接着08年搬到北京，经融危机，后奥运时代，我住在黑桥的工作室，慢慢地，刚40就迎来了新冠，疫情重新定义了边界，新城的想象也到尽头了，该有的也都有了，该没有的还是没有。所以“新城”对我来说，的确一度承载了我的很多个体经验，小时候对新的城市的憧憬，来到城市落脚拥有城市户口，从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这也是我的个人历史。摄影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不是说摄影是摄影，当代艺术是当代艺术。我以前很介意说我做摄影，总是要解释，我不做摄影，我做艺术，做影像和装置。但现在有时候我反而愿意讨论摄影。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工作中的体会和改变，也希望这个媒介在这个领域里能够得到更多的认识。从观看、展览的经验跟角度上，我觉得摄影是必然被扩展的。可能跟自己的经验有关。我很少在一件作品前驻足半小时，感受作品带来的一层一层的冲击，我做不到，那不是我的节奏。那这种观看经验就让我的创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抓住、如何搭建一个通道，我们可以真的进去，到一个可以停留的场域，这个场域可以不在展厅里，可以完全是虚构的，在里头，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就这么呆着。我觉节奏很重要，展览就是把握一种阅读的节奏，因为观众永远是不能完全被想象的，那如何去制造这种不期而遇，艺术家拿到的是开门的钥匙。所以我总是说需要扩展，原有的方式和经验都需要扩展，因为你的生活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于这种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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