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欧阳浩铭

采访及撰文：孙英姿 黄苏安 赵怡超

我们与欧阳浩铭在狭窄的对话框里联系，并飞快地敲定将采访约在周末的浙江美术馆。当天前来观看毕业展的人群依然众多，而在画面前、在采访中，他展现出一种日常的状态，却似乎搭建起了一片真空的境地，只传导出故事、经历和情绪。

六月的杭州是闷热的，美术馆的冷气打得不够充足，空气中氤氲着一点浑浊的气味。我们从面对他的作品开始，分解出背后的漫游和对话，无论是清晰的面目还是模糊的背影，任何影像都成为呼之欲出的时间。

在他讲述拍摄和行走经历的时候，常有观展的游客驻足画面之前，然而他只是不受打扰地、试图巨细无遗地向我们再现当时的场景。如同拼图织成巨大篇幅，我们在对话间联结起海岛、东北和新疆，重新审视地域之间相似的、不相似的关系，一度沉浸在一种混沌下沉的状态里。然而告别时，他对我们说，“现在要去买菜了”，一瞬间仿佛搭乘飞船去往另一个世界。

这次的对谈，源于欧阳浩铭的研究生毕业创作《虚空地带》，从他本人对珠海拱北口岸到澳门半岛北部关闸这段“空白”的人行区域空间的记忆，联系到被制定的边界以及其中的历史、人和地之间的关系，贯穿起他本人从本科至今的许多创作，并以摄影随笔的形式进行展示。

我们的联络就产生在浙江美术馆欧阳浩铭的作品面前，在阅读文字、观看画面的时候，也唤起我们自身对于土地的记忆和思考，在不断被重塑的空间内，我们经历了什么，见证着什么，又展望着什么。

黑龙江漠河市北极星广场，2021年1月©欧阳浩铭

虚空

这一次毕业创作中，我的作品大多是围绕着我自身的经历和情感。我一直在思考，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外延，原先不应当存在什么界限，只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突然被迫加入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现代性”。此后，空间不断地挤压、断裂、位移、覆盖、堆叠，过去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现在变成了无法填补的空白，又被循环往复的、破坏了又重建的历史拓展成了一个虚空地带。

也就是在这个进程中，强烈排他的边界不断形成，同时也造就了人与人间的落差与失语。我将它称为“虚空地带”，也就是我这一次的作品的核心。

地理空间作为一个个个体，被人为地切割开来，其中的缝隙、裂痕、没有被关注到的部分，就是我所谓的虚空。虚空也是实体，是真实的存在，所有的差异、矛盾都混杂其中。

自我的流域

进入到“虚空”后，我会被很多东西隔断，就像当我沿着河流行走时，其实我并不能沿着真正的河流行走。河流本来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但是被每个人都占据了一块自己的空间。而当“虚空地带”被边界的制定者界定时， “人的疆域”同时也被划分。在漠河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超越省籍的、整体的“东北”身份认同从何而来。

我的影像里出现了一些人物，但他们其实很多并不是漠河人，他们可能是从河南、山东过去的。我看到过一个在风雪里卖糖葫芦的阿姨，出现在县镇的每个角落里，她说她是从河南过去的。我觉得人员的流出流入是值得探讨的，东北是这样，海岛也是这样。我看到一个数据说，除了沈阳，（东北）其他地方的人口都在负增长。什么样的人还会留在那里？找到活路的人，能在那活下去的人。

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份认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的。有一部关于阿克曼的纪录片，叫做《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现在就有一种这样的感受，我很想去探索另外一个自己：我可以不是中山人，出生地只是我的一部分，我可以是别的什么人。我想要去不同的地方居住，我可以是另外一种身份，身份某种程度上驱动了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中央街，2023年1月©欧阳浩铭

关闸

这种情感体验最初源自于我的“关闸”记忆。关闸指的是从珠海拱北口岸到澳门半岛北部关闸拱门的那块人行道区域，那是许多人家庭团聚的必经之路。这个被围起来的通道，既区隔也连接了两个地方，它与周围更大的一片“边角料”区域，形成了一个边缘空间，除了烟酒免税商店那里有部分人停留，往返的人们都选择尽快通过。

我姐姐是澳门人，我是中山人。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生活，但后来我们变成了两个不同地方的人，接触的事物，说的话也不同。我们讲的语言也成了不同口音的粤语——粤语之间有不同片区，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区别——这种区别对我小时候来说是很无解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亲的姐弟，虽然彼此之间地理距离很近，但由于生活区域之间有边界的区隔，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与成长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身份认同。

这和我之前说过俄罗斯和东北的情况有些相似，我之前拍的不同国家，像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他们每个国家东西边人群的身份认同都不一样，就像现在的战争。当然战争不完全是身份认同带来的，身份认同只是他们的一种说辞，但是这个东西又是真实存在的。

置换反应

这些作品选取的对象，其实可以包括更多城市。这整个主题像一个自己的梳理。我是后来提取了一些概念或者主题来进行总结，但其实每个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我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我自己的摄影的回顾，所以我需要一些更大的主题。其实我可以把我本科的创作也放进来，但我觉得现在这一组更聚焦于中国，要是我把那组作品（《斯拉夫计划：失落视域》）放进来的话，指向性就会变得很强。但最后没有放上来，因为我不想太过于政治化，也有在规避这种宏大的叙事。

我觉得照片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随意被挪用的。在嵊泗列岛的拍摄是源于展览“唐诗之路”，因此原先关于这次创作的序言是比较偏向唐诗的，是一次重新学习唐诗的机会。而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我就将这些照片脱离了唐诗的范畴，拿到了一个新的语境下。

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黄家渡码头引桥，2017年10月©欧阳浩铭

背影

我在鼓浪屿拍摄的系列是聚焦在人像上的，但那其实是以拍人的形式去讲述一个共同身份的故事。在那次之后，我觉得或许要把视角往后退开一点。我在尽力避免代言这个人，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并且这种居高临下凝视他人的感觉让我很难受，所以刻意去避免这种趋势。

同样，在温岭那个板块中，我拍摄了许多当地居民，主要是那边的拆迁户。当时还拍了户主和祖辈的遗照，但我最后没有放出来，也是因为我觉得不能为了完成自己的叙事去使用他的肖像。

我的照片受弗里德里希的影响也比较大。他喜欢画背影，背影的人物常常面对着一个崇高的前景。当我拍了一个人，但同时又想关注这个地区的时候，我经常不知道这个人在这片区域的代表性有多强。但像码头边的板车夫，他们和鼓浪屿这个地方是非常紧密的，这两个东西不可分开，所以这件作品是可以只拍这个人的，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城市空间里面，充满着各种人，如果我单独去拍这个群体或者那个群体的话，这会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整个纪实摄影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大部分摄影师都会选择不去拍具体的人像，而是拍一个地理空间。他们在一次展览上提出这种摄影理念，称之为新摄影，或者地景摄影。我没有刻意去遵循这样的脉络，但确实不自觉地跟随着，我觉得很多摄影师可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关岙村，2021年10月©欧阳浩铭

入侵者

我在2020年有件作品叫做《斯拉夫计划：失落视域》，探讨的是在东欧剧变后社会福利、集体回忆、方向感、话语权的缺失后的斯拉夫民族国家。我是在2018年7月至2020年1月，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贝尔格莱德四座城市拍的。在那里，我是作为一个完全旁观的“他者”，语言、身份、面孔给我创造了一个屏障，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反而很有距离感，同样，我也只需要拍出我眼中的这个地方。即便是在展览现场，观众也是以同样一个他者的身份去看这组作品，这个视角和我的视角是相对统一的。

这种体验与在中国的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创作《虚空地带》时，我并非一个完全旁观的人，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入侵者，因为失去了语言、身份这些屏障，所以在拍摄时当地居民会立即对我做出反应，并且我需要给他们反馈。甚至到展览现场，都会听到“哇！这不是我家吗？”这类的声音——这种声音对我来说很微妙。

我不再是一个与此地毫无关系的他者，但是我的作品与当地的居民看到的却又完全不一样——他们能认出来是他们的家乡，告诉我“这三年没有回家，看到这组照片很意外也很感动”，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之前在东欧拍那组作品，我给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看，他们觉得我拍的是苏联。贴近我身边人生活的环境，对我的创作其实是有点障碍的，因为我会觉得恰恰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是不会过多去了解与探讨它的。

回到远方

我现在不太想回我的家乡。不过，我还是会想等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回去拍自己的家乡，我仍旧会追寻一种类似于他者，或者闯入者的身份——我想要一定的疏离感，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想过流浪，我也很想流浪，这是我想要践行的生活状态。但流浪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浪漫，是需要极大地勇气才能去实现的。对我来说，一个相对稳定、比较富足的城市生活的状态是有些难以改变的。

我之前一直想要去边疆旅行，那个时候也犹豫了挺久，后来是看了《天涯沦落女》，于是就踏上了旅途。所以我也不知道过几个月走投无路的时候会不会开始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