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长征独立空间展出的《步行指南》，成为此次打边炉和策展人李佳对话的直接动因。在暗黄色岩棉围拢和延伸出的线性空间内，这场展览所集结的穿梭、行走、翻越与打游击，犹如狭路相逢的当头棒喝，在当代艺术日益语焉不详与面目模糊的温吞中，令人久违地体验到属于现场和街头的刀光剑影。尽管如此，我们对李佳的观察并不始于这场展览，而是一直以来她以一种快速且毫无预警的节奏所切换着的各种可能性。激烈而醒目的《制性造别》，广袤而缠结的《饥饿地理》，灵动绵长的《日光亭》，端庄的张晓刚《蜉蝣》……至少目前，她身后的工具箱看上去还远未穷尽，对李佳来说，也许“多面”的意义恰恰在于从不停留。
这样的跳跃、自由背后，起作用的始终是李佳作为一个交叉理论背景策展人的稳固价值观基因：她无法做那种无根、漂浮、面对众人苦痛不着痕迹转过头去的聪明人，就只能成为眼下这个情绪化、容易激动、随时为社会正义与公民精神而声线颤抖、热泪盈眶的艺术信徒。
信徒也并不总是心无旁骛。李佳坦白，我们的聊天开始前，独自坐在咖啡馆的她一度暗自决定，就从这次采访开始，她要改变，要告别过往，不再自我感动，不再沉重，不再愤怒，或者至少不再谈起那些愤怒，也许她可以成为那种总是平静的、令人如沐春风的行业女性，谁知道呢？至少她的人生，也曾经提供过那条通往轻松、愉悦、看上去一帆风顺的年轻人的路径。
但重新做人的决心，从见到我们的瞬间便土崩瓦解。第一个字从嘴里说出的时刻，李佳就知道自己做不到，一如过去许多个突然认清自己的关键瞬间那样。她无法摆脱已经背负起的那些行囊，也无法拒绝已经被深深内化的来自自我、他人乃至这片土地的痛苦。这种痛苦成为她至今仍相信艺术的某种依据，通过不断地做与试，不断地辗转腾挪，她讲述这痛，拓印这痛，试图命名它的前世，也绝不放过它的轮回与再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里的人。”李佳说。其中当然也包括她自己。
采访中，李佳不断重回旧年，她反复念诵1968、1990、新历史小组、星星美展……一次又一次自问：街头哪里去了，人民哪里去了，“白房子”之外的“痛”、“热”和“累”哪里去了？这追问难免显示出某种老派与不合时宜，但她立刻觉察并拆解了那些审判：今天一切，真的有那么新吗？那些旧的，为何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
以下是我们与李佳的对话。依照惯例，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步行指南”展览现场，长征独立空间，2023
ARTDBL：对你而言，《步行指南》的独特性在哪里？李佳：我也是好几年都没法按自己的想法和直觉去做展览，所以挺开心还能在长征独立空间做这个事。疫情之后，整个生态都不太好，798变化也挺大的，2020年辞职后，这三年基本很难去做让自己和其他人都满意的项目。所以，有机会就赶紧做。我一直会对“空间”问题（包括空间斗争和空间关系）特别感兴趣。加上今年年初这些事儿，包括后来非常迅速的遗忘，和话题被转移和消散，于是觉得需要重新再说一下这个事。2019年UCCA有个展览叫《人间指南》，展示了很多1990年代的武汉艺术家街头项目的照片档案，例如任戬和新历史小组发起的武汉大消毒运动，以及大尾象搬一块砖到马路中间。那个年代，人与空间的关系问题被很自觉地呈现出来，艺术家致力于让这些城市中所谓空间关系变得可见。有趣的是，因为那个图像档案所记录的武汉街头项目都发生在炎热的夏天，我忽然发现怎么现在在街头看不见这样的东西了，街头的艺术都去哪了？为什么今天只有在一个吹着空调的、凉爽的美术馆才能看见艺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做一个把身体重新带回到街头的展览。ARTDBL：你似乎是在与历史的对照中看到了我们所失去的街头性？李佳：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非常体制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个时候，我想往前追溯，回到夺权还是一个可以被想象的时代，通过历史资源重新探索让身体返回街头的另一种可能性。另外，我真的觉得，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缺乏对街头空间真正的、彻底的或者有自反性的审视。那个年代大尾象的《安全渡过林和路》，任戬的武汉消毒运动和集邮牛仔服，以及星星美展走进街心公园的展览，他们的艺术惯性承继于上一代的政治行动传统。星星美展的政治性表达是被低估了的——我们经常说人民是主人，如果人民是主人，人民应该在街道上行动。这是一个真实的传统，但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经过一代代的冲刷，这个珍贵的传统被遗忘了。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追溯1968年的原因，因那个时期正是全世界人民去行动，去自我代表，去占领城市空间的时期。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回应这段历史，对于很多历史资源，我们不去回望和审视，就把它浪费了。ARTDBL：通过在空间内的再造，所复活的到底是什么？李佳：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让身体重新在城市里显现，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经验。2002年我在北京念书，那个时候来798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之一是我能亲眼看见行为艺术是如何表演的。而且那个时候798没有那么多防护栏，每一个街区之间不会隔开，所以民工只要一转身也能看到行为艺术家在表演，他们经常会叉着腰看看表演。我觉得这个观看是一个非常强的艺术进入生活的方式。今天人们可能会诟病，比如那时为什么宋冬会邀请民工来创作，为什么像吴文光他们会在舞蹈中请民工一起参加？我不觉得这是大问题，我反而想问今天为什么在作品中根本看不见民工了？难道这不是更大的问题吗？今天的艺术已经变得非常的精致，完全中产化了，如果现在的作品里面根本看不见这些“低端的身体”，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们去物化这些人？所以，只有回到街道上，你可能才能看见不同的身体，去感受这些异质性身体如何通过自己的物质实践去定义街头。然后，去感受，什么是热，什么是汗，什么是痛。今天的人需要知道什么是痛，什么是热，不能因为你有条件能选择不痛了，不热了，你就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在热，在痛。所以说，如果今天展览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就在于他能够把一种关于热和痛的共同的感觉重新召唤出来。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更想去复兴的是那样一个时代，它虽然仍有有待批判的问题，但首先第一步我们得先把目光拉回来。ARTDBL：所以你寄希望于将过去的一些东西带到当下？李佳：是的。2016年左右我做《日光亭》系列，考虑到新艺术家们出头的难度和机会的稀缺，那时候挖掘新艺术家，给他们空间和机会是一个特别对的事儿，也很正当。但今天，好像这个加速太快了，“新”成了一个不可置疑的指标。很多时候大家希望一个新人只是一张白纸，这样就可以任意书写属于他的前世和后世。而且对于新的挖掘，真的有点无所不用其极，好像不新就不行，新的方法，新的语言，新的一切……这一切真的有这么新吗？或者说都是新的时候，不就不新了吗？这种对于新的追求的单线逻辑，非常可怕。我们在一套“新”的话语里，学会了去批判单向的时间，批判那种进步主义的时间，然后我们又要回到一个所谓去中心化的或者说后人类的时代，觉得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后新，一种属于我们的新？我觉得也太单向、太操之过急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对年轻人的挖掘，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做这个事儿，我是想挖掘一些老一点的艺术家，比如像崔广宇、白双全，其实他们老吗？一点都不老。我问好多特别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俩人是谁。那新和旧的概念在这里就发生了扭转，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一个人，那旧也是一种新。如果媒介考古学是打破时间简单透视的学科，那策展完全可以去把过去的艺术家再拿出来。ARTDBL：你能否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谈谈对于“独立”身份的理解？当我在机构工作时，展览的策划还是相当独立的，因为机构有自己的指导方向和对展览、现场以及社会的理解，比如像泰康空间这样的严肃机构。虽然我一直非常关注机构批判的发展，但当机构大面积消失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或许我们以前的努力有点像刻舟求剑，但当它真的消失时，你才会意识到它可能保留了一些独立性。在今天完全由个体、原子化的市场逻辑支配下，你会发现没有其他任何逻辑的存在。这种情况很糟糕，当机构拥有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时，它还有能力进行一些平衡和抵抗，但对于一个个体策展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大家都在歌颂独立和自由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反而更加商业化，个体更加原子化和“自我”负责与规划，更加受市场逻辑支配。所以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来形容自己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对，但现在只能用这个词，但我真的对此感到愧疚。ARTDBL：那你理想中独立策展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李佳：以前像泰康空间那样的状态是相对不错的，因为你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在任何时候，策展工作都像是一场游击战，在当今的环境中从事文化工作，就像是一场地下的斗争：要如何与不同的声音斗争，并巧妙地吸引更多的朋友，利用机遇去开展工作……之前在机构工作时，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知道应该如何去做这项工作。但现在作为个体策展人，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看不到机会在哪里，也可能是因为整个方法论需要变化。所以现在我感觉自己还在寻找机会，包括去年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个小空间。但小空间实际上也非常脆弱，它需要更多的投入，而且你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坚持，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差异。总之，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完全重新学习的过程中，思考如何继续合作，或者如何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能不断摸索，找到机会。ARTDBL：独立策展人的角色开始并确立于疫情之前，体验感会不会好一些？李佳：我认为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我不太信任当前的选拔制度，因为它并没有挖掘出很多新的东西。例如，对于策展人或艺术家而言，参与一个公开征集活动，然后进行选拔，最终这个选拔制度可能变得更加官僚化。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注重PPT展示和迎合机构的期望，这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投标的过程。我并不擅长制作PPT，我更看重真实地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过度包装。此外，我深信一些人的观点，即新资本主义会导致一种可怕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主要体现在公关活动的无限膨胀上，这种公关活动会过度包装每一件事情。如果我参与一个公开征集活动，我也会被迫过度包装自己的作品。因此，我不愿意参与任何这样的活动，因为我真的不擅长。ARTDBL：如果不相信PPT那一套，那要靠什么来获得机会呢？李佳：我只是靠等待。谁真的相信我或信任我，那么我会尽力去说服，并肯定会尽力去实现我想做的事情，但也只能做到我熟悉的那一套。有些事情确实可能不太擅长，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新词汇，会很犹豫和警惕是否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当然面对我现在为止交出的这些展览，别人也可能会说我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只是不太愿意去迎合机构需要的那些东西，或者去迎合那种可以明显被选中的展览话题。一些话题当然很重要，但明显这些话题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会有很多资源倾斜，所以我觉得我一个人的缺席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与年轻人争抢资源也不太合适。所以哈哈哈，我还是继续等待吧。李佳：那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我，或者可能觉得我之前做了那么多，现在应该再做一些事情了吧。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也在考虑是否应该更积极主动一些。之前在机构里，当我觉得某件事情一定要做、做完后会产生新的声音，即使可能会承担很多其他很多事务，那没问题，只要把事儿做出来就好。但是现在，当我独自行动，发现那些事情没人愿意去做了，因为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机构都很困难，而我所带来的东西，既不能变成票房，也不能带来其他好处。所以我也会觉得，何必呢？看看身边这些独立机构也在逐渐消失，所以我觉得可以等待，不用着急。我并不急于给自己的简历增添更多展览机会，如果等不来，也没关系。实际上，在举办展览特别是群展时，我有时会感到一种愧疚，就是明明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素材都非常棒，但最终可能都会被集中到我的名下，好像变成了“我的”展览的艺术家，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但同时如果能帮助一个或几个艺术家举办这样的展览，也会感到更加开心，因为你能清楚地感受到强烈的合作和交流，你会更加了解他们，最终也能成为好朋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不会感到特别焦虑，也不会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在泰康时期那样做主题展览了，没关系，不做就不做，我可以慢慢积攒经验，有机会的时候再去尝试，没有机会的话也挺好，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所以，如果我能占据这个位置，已经非常幸运。ARTDBL：成为独立策展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选择？李佳：在独立策展人之前，我本来也经历了很多选择，比如本科学的是法律，选择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如果我只是为了赚钱，为了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我可以在当时就做到，为什么非要到现在才去冒险呢？而且我身边见过太多晚节不保的例子，很多人年轻时充满希望，但最后却没有得到好的回报，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面临生活的压力，看到身边都是那些做坏事能得到好回报的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却没有好的回报，所以选择晚节不保。但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坚持一段时间？也许最后我也晚节不保了，但至少能多坚持一天就多坚持一天。而且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激励。在今天的大环境中，经常觉得怎么又走了一个？但同时也能看到一些朋友可能因为自己的坚持，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勇敢，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暴力，是他们给了我一种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或许我可以做一个小示范：嘿，你看她不但当了独立策展人，还多活了三年，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脆弱。我完全理解大多数人感到的不确定感，我也经常怀疑自己，感觉自己没有那些我崇拜的朋友们那样果断、直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确实年纪大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谁都不希望自己老的时候冻死在街头。但对于像我们这样没有单位、没有退休金的人来说，可能不宜过多考虑这些，所以只能不断地与自己斗争，忘掉这些恐惧。只有变得更勇敢一点，才能稍微坚持一点点。ARTDBL：未来自己做一个你所欣赏的独立机构，也许是一个办法？李佳：挺难的。大环境很重要。比如说我考进法学院的那一年，每个人都觉得社会在逐渐变好，每个人都在思考：“我能做些什么让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不同的力量纷纷投身公共议题的推动，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去做公益，公民自救达到一个顶点……当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可能坚持不住的人会越来越多。环境肯定比个体大，个体在环境中永远会被影响。所以我觉得独立行动可能做不成，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很糟糕，就算比我聪明百倍、勇敢百倍的人也没做成。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做成这件事。李佳：躺不平，真的躺不平。对那些能够躺平的人我非常佩服，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是真正的革命者。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一直都在很多事情中摇摆不定。我自己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可能我并不是那种有比较好的机遇，所以能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我一直在生存和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之间寻找平衡。成为策展人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而是真的经历了很多没成功，经历了人生中的很大打击之后，才慢慢找到了可以做好的事情。所以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从事的工作不是一开始想要做的，现在的人生跟最初设想的相去甚远。但是，并没有关系，相反，我可以从这条岔路上给大家一些鼓励，告诉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仍然可以继续前进。ARTDBL：你是否试图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策展思维的新叙事？李佳：我倒没有想过要发明新语言，但会认为展览仍然有很多可能性，甚至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好。因为在展览领域，容易形成套路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工作都是基于套路进行的，对此我不认为应该苛责任何人，毕竟人类的创造性本身就很稀少。然而，我经常思考展览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展览？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仅仅是因为策展人这个头衔听起来很好，或者让我显得很厉害，那我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去赚钱。我肯定希望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找到一个理由，我也相信自己能找到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展览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是我对它的可能性的信任。李佳：但其实，有时候人们会盲目迷信。就像我觉得知识的积累99%是靠盲信，只有1%是与个人的创造力有关。1968年的时候利奥塔就说大学是最糟糕的体制，福柯就说推翻大学，但是现在，你要是不与大学有所勾连，似乎就无法做展览，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们相信所有大学产生的东西，相信他们的策展语言，相信策展学科化，这已经成为我们呼吸中的毒素。所以我为什么总是提起过去？因为我想回到一个我们尚未被知识蒙蔽的时代，知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就像当时还有人敢辞去大学的职位，但今天，少数有良心的人会怎么样？肯定会死得很早。比如大卫格雷伯的英年早逝，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咒语，这样的人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缩影。活着的人往后看，做一些回溯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一条出路。如果将知识的想象都被大学俘获，我们逐渐变成崇拜者、跟风者、意见爱好者，那我们会走向黑暗，事实上这个黑暗时代正在逼近，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样子正慢慢显现。ARTDBL：你对于艺术或者策展的相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李佳：因为艺术和宗教、道德一样，你体验过它，就会相信它。举个例子，如果作弊不会被发现，我可以作弊取得高分，进入一个优秀的学校，看上去前途光明。但我选择不作弊，因为拿我们现在这套利己和计算的逻辑来说，不作弊是不是有点傻。当然，有些人会根据所谓的良心和道德成本来做辩护，认为我遵守这些规则是因为它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回报。但是这样极端的功利主义是有很多限制的。我觉得对于像不作弊这样的原则，可以类比成人类的一种信仰，如果你抹杀了这种信仰，那就等于抹杀了人类几万年来的一切，艺术存在了如此之久，宗教存在了如此之久，道德存在了如此之久，它们并非虚无。我看到了，我感受到了，因此我相信它们。而当陷入一个所谓的当代资本主义理性完全取代一切的环境中时，你会发现在数字的世界中永远存在着更大和更小的事物，在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系统中你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很容易感到虚无。只有信仰是一种例外，当你仍然相信它时，那种感觉是不同的。我知道这个很难解释清楚，但肯定是存在的。
ARTDBL：你对知识体系的构建存在自觉的自我训练吗？尤其批评话语源自欧陆批判理论时，本土化转译怎么做？李佳：首先，虽然我认为我们天天说的那些知识99%是盲信而接受，但并不是在说不要知识。阅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仍然是我们思想的重要方式。你需要先读书、学习，然后才能辨别对错，而不是站在一个预设的立场上，认为某些东西是最时髦的，认为我只要站在这个阵营，就不会犯错误。这可能是很数人都会有的一种做法，拿知识做投名状。说到本土化，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有时会言必称西方，但站在这片土地上，是无法不本土化的，你分担了同样的痛苦，被历史给予了太大的重压，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压力是什么。因此，对我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正视这片土地上共同的痛苦，以及我应该为这个土地上的人做些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里的人，而并不是为了其他世界的人，如果是的话，我可能会从事气候议题，因为那确实更为重要，对吧？天这么热，我还在这里讨论一些大家可能不愿意讨论的话题，比如性别、身体、土地、社会、正义、公民社会等等，但这不是这片土地上最痛苦的事情吗？我们过去几年之所以受苦，之所以差点都要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些。这么多年痛着过来，我们也见证了上一代人的痛，这个轮回还没有结束，每一代人都期待着一个更好的中国，这并不是因为我多爱国，而是因为我生在这里，我与他们一起痛过，我就不可能放弃这种痛。所以我没有刻意去想过如何将那些西方理论转变成中国论述，中国论述是某些重要人物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他们给自己找的最好借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有着共同的痛苦，我们被同样的鞭子抽打过，被同样的脚踩过，所以如果想反抗那根鞭子，想要抬起那只脚，只能是我们这些人。ARTDBL：直视或者对抗这种痛非常值得尊敬，但对另外一些人说，选择与这种痛感保持距离，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李佳：我觉得都没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也是这样。确实，就像你说的，我们都被房间里的大象所困扰，这都没有问题。其次，这种所谓选择与个人的经历和偶然性相关，比如我经常会想象，假设我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在象牙塔里接受教育，当然我也可能很有良知，但事实上，如果我一直一帆风顺，没有体会过汗水和挫折、疲惫，没有产生过强烈的自我怀疑或无力感、挫折感，我可能无法与一些人产生共情。当然如果我大学毕业后一切顺利，进入艺术圈天天被大家捧着，那我的工作和我做的展览和现在肯定完全不同，这也是一种幸运。但每个人都可能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发生偶然的改变，而我确实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挫折性的事件，或者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和黑暗的时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选择站到痛的一边，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如此痛苦，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生活的意义，那我必须选择自己给自己尊严和生活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个人毫无还手之力的世界，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全世界的99%都是这样，但我们的生活是被那1%所定义的。那么如何给自己和这么多人的黑暗的、被宰制和收割的生活找到一种意义呢？对我来说，我找到的是抗争和团结，这对我来说是小草能够生存下去的99%的理由。ARTDBL：交叉身份如何影响你的表达方式，或者如何帮助你捕捉到他人可能忽略的细节？李佳：说到交叉身份，我可能更感激我的跨专业，我本科是法学和经济学，这两个领域与艺术训练完全不同，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我在很多考量中会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你别想拿那一套来蒙我”。对我来说，策展是一种多角度的体验，我还没有想过从哪种身份去看待这些事物，但我会感受到自己对一些议题的强烈吸引和表达欲，例如社会正义，弱者处境，文化失权者的表达及其空间。我很想提出这些问题，让它们被听见，唤起大家的弱者感，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或多或少站在权力弱势一方，那作为一个弱者如何去生存？ARTDBL：作为并未亲历一些历史的1980年代生人，历史的负担究竟怎样传递到你身上？李佳：很简单，因为学法律，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法学从希望到失望的巨大转变。当我进入法学院的时候，每个人都怀有对公民社会的理想，特别是法学这门学科会灌输许多政治理想。然而，随后我们目睹了一个巨大的倒退，这使得我的负担更加沉重。我自己也亲眼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慢慢地未能平反和清算过去的不义，反而变得更糟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循环中。因为太多人失去了生命，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安慰。如果没有改变这种机制，它将不断重复，所以我对此非常关注。ARTDBL：那你后来从法学或者经济转向艺术，算是逃避吗？李佳：真的不是。那时候真的一心觉得时代会越来越好，法学这条路，不缺我这一个。另外一方面当时法学毕业后大家考虑最多的其实还是应该去哪家律所赚更多钱。但我很讨厌那种心态，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但如果我能回到那个年代，我绝对不会选择艺术，我肯定还会选择法律，会走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但谁知道呢？其实我可能也不太适合那条道路，艺术可能更适合我。我觉得用艺术来实现那个或许差不多的目标，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的方式。李佳：其实，我对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感到很惭愧，我曾经组织过一些只有一个女性参展的展览。虽然我在第一次群展中讨论了性别问题，但之后我反思发现自己的女性艺术家比例并不够，这意味着在这方面我可以更加开放，让大家都能有发言权。虽然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我认为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责任。我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喜欢像西苏这样的作家，她试图以女性的身份重新塑造神话和语言。有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是一个平权主义者？是否是一个生态主义者？这种思考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中。此外，我也担心展览的有效性与特定语境息息相关。在中国，我们讨论性别话题时面临很多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非常注意考虑如何找到朋友、联合更多的人，并避免让别人误解我的意图。我不想将这个议题简化成“只是因为我们是谁，我们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我们将永远陷入“是阶级矛盾优先还是性别矛盾优先”的困境里。所以，也许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一种情感、一种联系存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生理性别或我们选择的性别身份而被束缚住。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女性权益？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支持生态环境、支持自然、支持少数群体、支持不同种族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只是将性别单独拎出来，我担心我们会变成那种高雅的、精致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可能变成一个性别优先于阶级的群体，然后谴责所有男性都是压迫者。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好，它只是一种发泄，而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对我来说，我可能愿意让更多的男性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可能做出一些妥协或采取一些妥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相信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改变人们的意识，但实际上改变意识应该从内心开始。我更相信通过人与人之间微小的互动来实现改变，包括展览，我并不在乎这个过程的效率低或数量少，一个互动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李佳：没错，我也确实不想把自己局限于某种归类或身份。因为一旦归类了，我觉得就不能与其他人团结在一起了。对我来说，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站在一起，我们这99%的人需要联合起来。剩下的1%正紧密团结在一起做坏事，而我们却因为我是女性主义者，你不是，或者因为我吃素，你不吃素，而互相看不起、互相攻击，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真的应该通过友谊和互相关心来建立更强大、更紧密的关系联盟，然后再去对抗那些问题。所以，我不想要树立一个非常绝对的人设和身份，例如只做某一类型的展览，只团结在某个话语类型周围。我不希望自己有什么人设，只想要让自己更模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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