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沙Sparkling Sand”展览现场
从成都双流机场出来，有种“故地重逢”的感觉涌上心头，细想这种熟悉感并不生发于我具身的经验，等到追根溯源时才发现，原来小红书一类社交媒体与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关于成都的城市营销，使得成都这座城市携带着满身的标签，还未待人在街头巷尾间寻觅就已经交付了答卷。到达这次展览的场地——集火艺术中心之前，我在G12的自问自答里面看到有这样一个提问：“是否会感受在成都（或泛西南地区）进行创作的特殊性？”怀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G12“闪沙/Sparkling Sand”展览现场，试图在展览和作品中找到答案。展厅是上世纪60年代的建材厂房改造后的空间，笨重的铁门后面，四周墙壁斑驳脱落，墙体裸露，展场一览无余，仅以铁丝网作通透的隔断，分别立于门口和中心的脚手架为整个场域营造出一种“在建”的趋势，似是西南当代影像艺术正在重建的空间隐喻。由四周到中心，从张晋向埃德·鲁沙（Ed Ruscha）致敬的《二十六棵棕榈树》始，到陈春林《相·一日之鉴》终，展现了从60后到90后艺术家对于影像艺术的形式、材料与媒介的讨论。进门处的脚手架上陈萧伊的《墨尔基阿德斯的咒语》对于横断山脉遗留的矿脉痕迹，转喻为生命线，随着扭曲的铝板向上延伸；回过身去会看见一把直指屋顶的“天梯”，这是杨怡的《遗忘之梯》，盛放的是消逝未尽的记忆。俯仰之间，被四处散落的小石桩吸引，每个小石桩上面都平放着张晓拍摄的烟台大苹果的照片，弯下身去观看的动作如同拾起地上的苹果。走到展场的尽头，沈阳超的影像作品《礼物》镶嵌在玻璃窗中，背后是成都的街景，我在此多停留了一会，窗外经过的老头为影像中有关成都的诗歌附上注解。猫笼里放映着马占冬有关德黑兰的故事，墙壁上挂着刘珂和晃晃的二次曝光行为影像、黎朗的与文学书写结合的老照片……展览呈现出的景观，是由艺术家的作品与空间的对话共同形成。当聚焦单个的作品，清晰的是G12的艺术家们独立的创作经历和脉络，不清晰的却是他们为何而聚，费了这么大劲，难道只为老友叙旧，看看彼此近来有什么好作品吗？展场中心G12一同讨论商议展览相关事宜的纪录片没能给我解答。我原本怀有的疑问也没能在展览发生场中获得答案，正如艺术家张晓所说的“在哪里没有什么不同”一样，“野生自治”是“旧酒换新瓶”，办展的艰难感叹与内容的松弛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抛开对重建的远大构想，疲软和无力就显露了出来。G12是成都当代影像艺术家自发组成的群体的代号，松散、碎片、游击，让我想起千禧年前后的“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这一“艺术家独联体”，从1980年的乡土反思到生命意识的询问再到深度追求，西南这片土地从未停止过书写群体的历史。苦夏的厂房里，艺术家黎朗正不厌其烦的为每一个观众详细的导览，想起刚才他给我导览时说到：“回溯以前，什么都在变，不变的是办一个展依旧很难。”我试图从中摘取“难”的原因，如果现实的问题中资金是相对容易被解决的（比如“闪沙”展览通过艺术家自筹的方式，以及其他展览寻求基金会赞助、美术馆合作等），那么难点转而指向了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最为显著的是这群影像艺术家对于白盒子空间的不同渴求，一方面是对传统白盒子空间的向往，在将“西南”、“影像艺术家”作为边缘化群体述说时，进入纯净的白盒子空间仿佛成为了主流认可的象征。在松散的自治与平权的引领之下，G12最终的展陈方案是由讨论产生，厂房方案是与传统白盒子相背离的替代性空间，但这种背离却是同构的状态，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厂房的异质化并非为办展提供一条新思路，而是完成了对于白盒子权力关系的反观，甚至成为新的白盒子。从20年前成都的先锋艺术生态之池呈现出活跃之势，到今天G12站在西南与影像艺术家两大群体交汇地带无处落脚，在主流与野生之间左右为难，流露散发出“办展难”的焦虑，这20年间是什么让成都或者泛成都地区艺术群体的地域特性在逐渐消退？我并不急于寻求一个答案，反而漫无目的的在成都街区遛弯儿，或者时髦点形容在成都进行City Walk，随便找了一家社区咖啡馆中买了一杯38元的咖啡，听老板告诉我他在澳洲专做馥芮白，而喝下去就像夏天放久了的冰拿铁时找到了这份熟悉感，我困惑自己是否真的身处异乡。想必老成都的艺术家们比我更加执迷，G12是如此，对主流试图靠近又保有警惕的姿态，重聚是对城市的动能耗散的反馈，难掩急于重建和复苏“安逸”的精神世界的渴望。虚空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迹可循，新一线城市Top1，“网红城市”，中国时尚一线城市……这些抬头都证明着成都的城市塑造空前成功，年轻人们被回归本质的“慢节奏”生活戳中痛点，不曾想靠近它的成本越来越高，狂奔中的成都其实无法兑现自己“安逸”的诺言，甚至想要朝拼搏精神看齐，这么说或许并不确切，但城市之间的均质化逐渐使得“地方”的概念处于一种漂移和不确定当中，成都的“安逸”从原始语境中脱离出来，转向一种象征界营造出来的城市概念，与现实生活拉开了间隙。当代艺术理应不被地域所划分，只是当艺术家身处城市中时创作的语言图式难免受其塑造。曾经成都的活跃，从最早的民营美术馆之一的上河美术馆，到举办过数届成都双年展，以及其他初具规模的美术馆、画廊和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中得以展现。奇怪的是，成都好像总是起个大早，然后赶个晚场，最后重新出发。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开端——上河美术馆的殒落；“回路”摄影展后G12的重聚，众人感叹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十年前；停滞数年的成都双年展今天像是城市复兴计划，从文化艺术活动出发，深深地和城市营销、文化旅游问题联系在一起。今天再去探寻成都的艺术生态，会浮现一连串的艺术空间：成都美术馆、A4美术馆、千高原画廊、蓝顶艺术区、成都当代影像馆、大浦当代艺术馆……还有最新亮相的广汇美术馆，以及玉林片区与社群共生的小型艺术空间，看起来成都似乎仍是充满活力的，但新、旧艺术发生场迭代中的状态难以整合，大家深耕于走出封闭向外建立交流的同时，又需不断回望本土探索属于自己位置。尚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成都艺术生态略显尴尬，逐步显现悬浮的特点，“西南艺术群体效应”如一种集体游戏或IP制造，实际艺术的面貌却是大致相仿。看完展览离开厂房，转场到了路边的苍蝇小馆，梧桐树下艺术家、书店老板、美术馆馆长坐着小马扎围在一起，一边喝着扎啤一边嘴碎地聊艺术、聊八卦、聊生活里的琐事，和李伯清散打评书中的成都气质一样，三言两语说透家长里短，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好骂。每个人都鲜活了起来，不再追问问题与意义。这一幕让我想起展览中艺术家阿斗的作品《乌有》，悬挂在脚手架上的镀锌板上印出一个个流动的画面，细微地展开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切面。宏大的叙事成为了诸众无力的源泉，虚空、悬浮也都由此生发。或许我们更需要处理的不是这个流转变化的世界，而是倾听细微处生发着更为沉静的声音，来自自我的声音。如今的地方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瓦解的流动态，艺术仍要回到个体之中。国家、民族、地域、阶层的象征意义在个体层面被弱化，而个体又总是处在具体生存环境中，这里没有中国特色可言，也没有原教旨民族主义发挥的余地，艺术的个体意识是对社会集权操控的天然反抗。只有回到个体意识之中，才有一丝底气去窥见西南艺术的地域特性，至于是固守盆地，还是翻山越岭，倒无所谓，城市的神话也能成为个体意识创作的实在，总之，有办法的艺术家，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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