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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艺术”的无能

2023-07-31

柏林墙上的“兄弟之吻”©蒋斐然



撰文:蒋斐然
编辑:钟刚


我想,对于很多长期旅居欧洲的人来说,这篇文章想要谈论的种种欧洲见闻,都不过是积习已久的常识,至少不是新鲜事。关于欧洲的正确与保守,该说的已经被说过很多,又似乎还说得不够。事实摆在那里,价值却是选择题。在共识难以达成之际,余下可以说的只剩下:在大大小小的无效争论和随之加剧的阵营撕裂后,此刻,人们还有没有可能坐回到同一张桌子上来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价值翻转,继而有人认为这是老一辈人和新一代人的冲突。对话的天平坍塌的原因之一在于,世界永远是年轻人的,而未来是由新价值代表的。有些观念的既成转向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无视和拒绝,但与其说这是时代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抛出的新命题。这个命题有没有被很好地接住和回应,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很多时候,历史不会在进程的有效期内给予答复,而当它发出轰隆声响的时候,呈现为了一种过期的残局。艺术在记录这个过程,记录人们在不同阶段的探索、困惑和执念,夸张它们、测试它们,只把剩下很小的一部分,视作我们一生中真正的冒险。


从阿尔勒到巴黎,从巴黎到柏林,当大大小小的美术馆、摄影节、独立空间一律被正确的议题所覆盖时,谁都不难察觉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多样性,变得无聊和统一。处处是无可反驳的正确话语,没有一句与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异。就算那些看起来与这些议题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在策展论述上也会往上头靠一靠。酷儿、女性、气候、环保、原住民,所有议题都至关重要,但当它们成为保障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唯一合法性时,艺术界的自我审查和互查就会不约而同地悄然蔓开。在德国的最后一周,我和当地的一位自由派老友提出想去汉诺威的凯斯特纳协会展馆(Kestner Gesellschaft)看看利西茨基(Lissizky)的展览时,遭到了他的拒绝,原因是苏联的艺术让他感到浑身不适。我当然理解和尊重他的感受,在交谈中,被拒绝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相关的一切,还有中国。艺术的脆弱在于,它常常被外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所绑架;而艺术的能量也在于,它从不自外于社会和历史。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识别观念和语境,怎么区分艺术的主体性和它的非自律性。


与其说我可能在欧洲现场对“政治正确”感到过敏,不妨说稍许免疫。在知晓它已经是欧洲社会普遍接纳的既成观念,并将其作为此行考察前提的情况下,我更多的无聊和失望来自于大部分“正确”艺术的无能。它们的目光过多地投注于议题之上,却鲜有功夫将“正确”的话语转变成艺术的语言。当我在世界文化宫(HKW)花了半天对着那些看起来只停留于文化普及层面的原住民艺术费力地查阅导览册上的阐释文字,试图理解新总监走马上任后的展览意图时,却发现它除了话语和知识之外,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新的理解。那种沮丧和无聊之感只有在迈出大门,走到绿悠悠的湖边吹风的时候才能化解。


我也许低估了这种振臂一呼的新时代“宣传艺术”天然具有的血气、莽撞和直击问题的野心,又好像高估了它们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宣教的乏味超过了艺术的魅力,民粹的激情超过了创造的动力。当这些现实中鲜活有趣的少数群体的独特生活直陈为墙面上成为一句标语、一幅酷儿画像或一部冗长的纪录影片时,那些标新立异的个性腔调都消失了,作为艺术,它们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特别,甚至与统治艺术的呆板还有几分相似。有时候,这些话题放在一起,像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共同体行为;有时候,这些身份拒绝定义、拒绝他人的程度,又令人震惊不已。标签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它们对人的贬损,而在于不自觉间造成的自我隔绝,隔绝于父辈的历史和他人的世界,隔绝于真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而在狭窄的个体性之内,寻找那曾经属于集体历史的东西。而直到目前,我仍然难以辨明,究竟是身份的标签和“正确”的令牌将它们聚拢在一起,还是它们拥有真正联结在一起的潜力。


我更愿意谈谈那些蕴含了希望的部分。在同类型的议题中,我不止看到了那些仅仅作为符号学展演的政治艺术和口号艺术,也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作品和展览。汉堡火车站美术馆(Hamburger Bahnhof)呈现的酷儿艺术家克里斯蒂娜·夸尔斯(Christina Quarles)的个展“崩溃的时间”(Collapsed Time)巧妙地将夸尔斯的作品和该馆馆藏的白南准(Nam Jun Paik)、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和安妮特·凯尔姆(Annette Kelm)等人的作品并置对观,空间设计大胆地抽取了夸尔斯布面丙烯的橙色条纹进行壁纸设计,以半透明白纱进行隔断,营造出视错觉的模糊边界,精妙而恰当地应和了夸尔斯画笔下自由变形的身体所呼吁的超越各种身份类别,走出个人主义自我的自由流动的取向。


同样,巴黎证券交易所皮诺收藏馆(Bourse de Commerce-Pinault Collection)也很好地处理了馆藏作品和临展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事实上,此刻该馆在各楼层和公共走道同时呈现的多个展览从不同角度相互应和,复调式地奏鸣出了生态主义的交响曲。每一个展览内部也有充分的前期研究和精彩的空间呈现,在策展团队重构的视角和叙事之下,这里呈现的塔西塔·迪恩(Tacita Dean)、伊迪丝·德坎特(Edith Dekyndt)等艺术家的作品给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和理解。或许,这些动人的艺术和展览正是变化中的迹象,我愿称之为一个好的契机。艺术终要发出自己真正不满的声音,回归自身的位置,以其感性能量而非口号呐喊来联结诸众。


相较于当代艺术临展,我其实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细致地观看各大美术馆的现当代艺术馆藏。这些宝贵的人类艺术财富让我深受感动,它们穿越了时间,满载着历史的重负,又饱含历史的天赋。博物馆被批判了那么多,我依旧无法简单地承认它是艺术的坟墓。我也像众多前来旅行的游客那样,专程去柏林墙边走了走,想去感受冷战究竟给今天留下了什么。人们排着队,比着剪刀手或大拇指在跟墙上涂鸦的社会主义“兄弟之吻”合影,仿佛他们中意这个吻,冷战或许并未结束,但历史已成笑料。20世纪绵延至今的不安在于,人类社会经历了许多疾速的转向与调头,仿佛昔日的热血与错误换来的共同遗产总要在某些时间节点被一股脑儿地清空,将脏水和孩子一同泼出。这是上一世留给此世的迷雾,我们还没真正走进,何谈走出。一些艺术会过时,另一些不;一些艺术正当时,另一些不。而能够鉴别这一切的,只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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