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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科技是人性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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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8

受访:丁宁
采访:钟刚 陈颖
编辑:陈颖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简称AIRS)的AIRSpace展厅入口处,16 台老式电视机正无声地播放着AIRS在过去一些科研实验进程中所记录的影像片段,当你驻足观看着这些有趣的机器人活动片段时,身旁的“姿态云_姿态墙”却正悄悄地记录着你的一举一动,并实时地根据你的姿态,生成了新的动态影像。
这是“问题演绎”的展览现场,往里走,接着就能与未被激活的机械狗、硅胶狗、主缆检修机器人、微纳米机器人、布满了标识扫描点的木头、硅基细胞机器人等等高科技相遇。这些元素都不是艺术的杜撰,它们都诞生自AIRS的科研实验,但它们如今的角色,都转变成为了艺术的语言。
作为AIRSpace成立的首次展览,“问题演绎”共展出了19件由科学家、艺术家、AI与机器人接力合作的作品,这些作品过滤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视觉惯性符号,从艺术和哲学的角度沉入问题,深入对时空、生命、存在、意识、智能等基础概念和终级问题的思考,试图探索人机共生、算法治理、技术中立等等问题。
丁宁,博士,研究员,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研究方向为特种机器人与计算机视觉。现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及特种机器人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教育厅粤港澳高校城市运维特种机器人联合实验室主任。
左手科技,右手人文
ARTDBL: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成立AIRSpace,实际上是通过艺术的叙事方式,诉说研究所的工作和思考,请谈谈AIRSpace成立的缘起。
丁宁:我们研究院的英文简称是AIRS,其中S是 for Society,为了社会民生的人工智能AI+机器人Robotics。很少科研机构把自己的目的放在单位的名字里,这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比较注重在科学研究的同时保持人文关怀,思考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设立AIRSpace是顺理成章的。
2021年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艺术家沈少民老师。科研工作者和艺术家,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人坐在一起聊起了科技、社会、艺术、教育等话题,还能形成很多共识,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随后我们依托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与AIRS研究院成立了“科学+艺术联合实验室”。2022年,我们作为技术支持,参与到了他在坪山美术馆的个展“沈少民的科学简史”的制作当中,那是我们科研团队第一次参与艺术的实践工作,在不断的磨合和调试工作之间,我们获得了艺术创作的体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其实产生了很多创作的想法,但没来得及实现。
实际上,科研机构也有展示和表达的诉求,不过就像许多科技公司一样,我们的展厅只是陈列摆放科技成果的方式,形式相对传统。今年初,我们计划更新展厅,我们尝试与沈少民老师的团队讨论,一起来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将我们的陈列展厅升级为AIRSpace,主题就是“科学+艺术”。
我们的科研实验室和AIRSpace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左手的硬核科技和右手的人文思考形成的反差,是可以一体并行的。这种反差,更多能体现出我们团队思考问题的维度。所以,AIRSpace所展示的作品,提供的是影子而非结果,让人们进一步对我们的研究和成果感兴趣。从传播的角度,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空间,产生更多维度的影响力,扩大到不同层次的群体中。
ARTDBL:作为AIRSpace的首展,展览主题“问题演绎”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丁宁:某种程度上,这次合作对于我和沈少民老师而言都是第一次尝试,对于非技术研究领域的思考,我们总有想表达的欲望。以触动人心的方式来表达理念,是我们想做的。展览题目“问题演绎”是沈老师提出的概念,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谈到艺术家是提出问题的人,科学家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我补充道,科学家里面的艺术家也是提出问题的人之一,也就是说,真正好的科学家,其实也是艺术家,也需要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不同领域的人都有各自的提问和演绎。
“问题”就是未知和不确定性,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增加确定性的过程,通过科学方法理解世界,通过技术方法干预改造世界,期待能解决自己的那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其中必然有一个是关于生命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突然发现生命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但又会发现这是一个只有唯一结果的问题,时间长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接受这个问题及其结果,不再演绎,不再展开,当下才是唯一能把握的。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围绕着生命问题来开展。我们研究机器人其实是希望理解生命个体的机理,而人工智能讨论更多的是意识的来源和机制,所以都是解码生命本质的过程。因此,技术与生命、与社会、与人文的关系,是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在这次合作中产生的对于主线的共识。
ARTDBL:参展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共同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丁宁:我们研究院的博士们,从来不曾有机会和艺术家有过交流,当艺术家们进入到实验室来,艺术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维度,他们之间许多的碰撞都很有意思。展览中《微纳山水》这个作品,视频来源于科研人员在对微纳机器人进行实验时,电子显微镜拍摄的一刀未剪的实验素材,视频放大之后造成了图像的损失,画面有一些模糊,在艺术家眼中,黑白的画面里还有山水的意境。而整个运动和组合,都是一团机器人的动作,从艺术家的角度,它们看起来像是会跑、会跳的小人,有一段影像是微纳机器人在血管内逆流往前行,在即兴音乐的配奏下,更像一个在水流里低着头往前拱的人。科学家的触动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山水化、拟人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把自己科研探索过程中,面对逆境和困难的态度投入进去实验设计中了,艺术家这么一提,似乎找到了一点共鸣和认同感,双方都很兴奋,一拍即合。
再比如《意识场域》这件作品,源于我们所做的“机器狗”研发项目。我一直都认为科技工作存在“盲目性”,我们在解决问题的目标之下,仅把机器人看作机器装备,问题成功解决完了,或者解决不好,失败了,就将它们往墙角一扔。趴在角落里的“机器狗”,对我们来说就是没办法处理的固定资产,但是在艺术家眼里,它们却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早早地被拿出来的生命,如同“早产儿”一样。实际上,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是一种未来新的生命形态的雏形,由于技术还不成熟,很多时候都可能需要面对一个“出生即死亡”的“机器生命体”。现代技术需要反思的地方,是科研人员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为这些新的生命形态和意识个体负责任。如何看待我们所创造的这些硅基生命?如何给予它们足够的尊重?《意识场域》同样也表达了对孕育生命过程的反思,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组合,更能让我们思考生命的问题,以及技术的作用和价值问题。
艺术的到来,能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目的和方向,我听一些同事说,《虚梦森林》里在枕头上沉睡的几段木头,很能让他们沉下心来思考。木头上原来布满的白色标识扫描点,是科技进入自然的接口,自然、艺术与科技的此交织,让他们跳出了纯粹技术的思维惯性,这些启发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

“问题演绎”展览现场,作品《虚梦森林》
科技是人性的放大器
ARTDBL:能否这么理解,实验场里的研发是非常“实”的,而AIRSpace的展览像是比较“虚”的讨论,“虚”可以成为一种激发,也可以成为花边。在你看来,“实”和“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丁宁:在我看来,这些看起来的“虚”反而是更实的东西,这种“实”不是指硬件技术上的实,而是对哲学、对意识本质和生命本质的深入思考。以我们的研究为例,人工智能研究的是意识的形成和能力,如果理解了意识形成的机理,就可以为意识更换物理载体,实现意识永生,而机器人解决的就是身体以及物理载体的问题。意识并不能独立于物理载体而存在,身体里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我才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的,实际上是意识本质和生命本质的问题。如果说谈论这些问题就是所谓的“虚”,它们触及的却是底层逻辑的思考,现在我们国家科技界普遍把这一环扔掉了,对于问题的讨论机会都给了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层面,而没能从根本上去追溯意义,追溯来龙去脉。缺了这一环,事情就会做得很表层,容易急功近利。虽然科技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从事这个领域的科技人员其实很容易产生盲目性。
在古希腊时代,科学对于未知的探索并不限于技术,而是一种人文性的整体思考。但科学发展至今,专业没办法不细分,同时跨越学科界线的难度也在增加,而科技工作者仅从技术一个层面出发,对于想象力和思维的打开其实是很不利的。我们在虚实之间,还是希望打开一种广阔的状态。实际上,“虚”也可以被实体化,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的持续对话就是一种实质性的成果,可以不断地去传播出去,让人们了解这里所进行的讨论和探索。
ARTDBL:我们过去会认为科学家的方向感、目标感和指令性都很强,你所说的盲目性主要是指什么?
丁宁:我们只能算是科技工作者,真正要说大科学家,科学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探索未知。人类是非常厌恶不确定性的,科学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摸清楚未知和不确定性里面的规律,这种方向感很明确。
但科技发展得很快,现代科技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细分了很多门类,也新增了很多专业名词,科学和技术工作形成了一个工作量庞大的科研体系,门类、广度以及深度都远远超出了以前,真的是在挑战着人类智慧的极限,而绝大部分的人都接触不到智力的极限状态,只在各自细分的领域里深耕,将焦点落到非常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上,判断眼前的方向,解决眼前具体的问题,或者追随当前的热门问题,跟随着前人的脚步,跟在真正在前沿探索的人的后面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工作。
而且,这个体系有着自己的时间要求和晋升通道,评价体系把人固化了,困在当中的人都很短视,急功近利,他们自己是没有方向性的,至于底层、前沿、远处或者更多未知层面的问题,就更无力顾及,具有方向感的人只能是少数。
在我看来,这种盲目性是危险的,因为科技是一股中性的力量,能改变世界,但也是人性的放大器,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如果缺失底层的思考,就容易被资本或者政治所利用。
ARTDBL:这样说来,科学问题思考的原点并不在技术本身,那么底层思考的源头是在哲学吗?
丁宁:按理说,科技问题都应该先从哲学层面去追根溯源。实际上,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由来已久,科学的进展也一直在世界本源和本体论等问题上,动摇和改变着哲学体系里构建起来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但随着知识量的增加,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大部分科技工作者来说,确实太花时间,但基础性的了解,我认为是必须的,我们至少要去思考科技与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社会呈现的是一种震荡过程,从控制论的角度,失稳的震荡是一种发散震荡,上得很快,下得也很快,而频率在收缩,中间有一股能力在驱动,这个力量就是科技。科技也是一种放大器,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放大的同时也放大了误差和动作,造成震荡,至于向上还是向下,方向的背后就是人性,震荡就来自人性对力量的渴望。
到底应该如何使用科技这股力量?举一个古老的例子来说,人发现用刀来砍柴很方便,后来发现砍人也挺管用,那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去收集柴?直接把人砍了,把柴抢过来不就完了吗?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一开始往往都会被误用滥用,造成原有社会体系的动荡,直到发生了人道主义惨剧,人类才重新调整工具的使用规则。从砍刀到核武器,技术对社会的冲击越来越大,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室温超导,都是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如果等社会自己去消解,中间阶段就会造成大量的冲击和损伤。这还不是伦理可以约束的问题,就算人们都知道这里面有伦理的冲突和影响,但是利益的驱动,人们可以完全不管伦理。背后实际上有经济学因素,核心在于分配,分配方式不合理,中间阶段也就非常危险。
把水搅浑
ARTDBL:AIRS设立艺术中心,是否想要通过艺术,或者在哲学层面来呼吁科技工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思考?
丁宁:至少展现出我们机构不仅仅将问题的探讨停留在技术层面,为社会的考虑会更多。科研工作不仅要为社会产生价值,更重要的是从更深层的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对AIRSpace而言,它既有展示的功能,也有疗愈的功能,同时也像一个面向公众的媒体中心,科学和艺术的碰撞可以在当中不断地形成讨论,发出更多元的声音。把水搅浑,是为了能从更多的维度上去理解科技,这些理念如果能够传播出去,可能在一些新的工具到来之前,让大家有一些警惕和调整,也让科技的工作不至于不那么趋同和盲目。
ARTDBL:在展览前言中,你提到社会范畴对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发展,同时抱有狂热和恐慌两种态度,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丁宁:人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要么就是恐慌,要么就是膜拜,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我搞不定你,就把你干掉,这是恐慌的表现;如果干不掉你,我就把你供成神,成为你的奴隶,这是寻求安全感的生存策略。人工智能就是这种力量,科幻作品就是在想象人类自身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力量进行博弈和较量,人骨子里的不安全感会产生很多纠结,但人又不可遏制地想要追求和创造这种力量,驾驭它,提升生存的概率,比如超人、外星人,就是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这种力量形成共生关系。
人工智能为什么是一种会引起恐慌的力量?人的智能是有物理约束的,头盖骨就是它的容器,人类的脑神经元数量和结构其实都差不多,聪明的程度都差不多。人和人能交朋友,形成相对平等的社会,是因为我们智力差不多,寿命也差不多,能力差不多,所以才能形成合作。而人工智能是把人类的能力外化出来,放在机器上,机器是没有物理约束的,可以无限连接、无限扩张,它的智能水平会通过量变上升到质变。人生命的长短是受时间约束的,我在展览里面一直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但人工智能可以没有时间约束,只要有自己获取能量的方法,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种无约束的攫取能量的力量。长期来看,AI能否自然演化出来遏制自身的机制,这种大智慧也许是有可能的。
对于这种力量,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感知到了,它会是一种远远超出人类能力的存在,我一直提倡要提前构建一种共生模式,就像自然界里非常稳定的生态体系,就是一种好的共生机制,我们需要尊重力量之间的平衡。于是,这个展览中的作品,和其他科技艺术作品具有的作品感不太一样,我们并不是去呈现“科技艺术”,而强调科学和艺术的沟通方式。
做好科学,需要艺术来搭档
ARTDBL:艺术对你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丁宁:在我看来,在于“大胆”。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艺术的本质,就像桌子和杯子之间的关系,在99%的情况下,因为社会习惯和重力系统的约束,杯子都是放在桌子上的,也有1%的可能,杯子放在了地面上,这属于异常情况,但它还是符合基本的科学规律。但如果有一天,杯子出现在了天花板上,这就违反了常规体系的约束,但这种情况很有意思。信息的错配和组合会产生一种新的信息维度,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熵的变化,背后包含了很多因素,人类天然地会对这种信息态势本能地很感兴趣,因为高信息熵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生存概率。艺术永远不愿意重复,一直在用更少的代价更新的方式,呈现更丰富的信息量,这需要大胆跨越惯性和对世界的复杂系统中的不同维度的共性的敏锐洞察和认知,呈现出来的作品是一种让人着迷的高熵状态,这也是人类对自己智慧上限的不断挑战。
按理来说,科学也应该要大胆,要敢于打破规则,将信息重新组合。艺术是忌讳重复的,实际上,它习惯于跳出思维惯性和固有模式,把信息重新组合搭配成新的形态,获得新的冲击力和感受。所以,做好科学,真的需要艺术来搭档。在科研领域,大家一起往前冲的时候,容易进入到“局部最小值”,所有人都在一个圈圈里打转转,出不来,也不敢跳出来。现在的问题是,科技的体系构建起来之后,大家越来越谨小慎微,不敢面对失败,这种能力反而被弱化了。
科技如今的天花板很难突破,知识结构也很难再有新的创造,评价体系又不允许失败,所以现在所谓的创新都是表层的。艺术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实际上是给人类创造和扩展了可能性,我们很多科研人员参与艺术项目交流的时候,挺受触动的,人文思考、跳跃的创新思维和一些方法论,对他们来说也很有启发,也能够产生一些效果。
ARTDBL:如果用柏拉图的IDEA来解释艺术,它可能是一种无限接近的理念,真正的科学也是一种思维,在这个层面上,你如何理解科学和艺术的关系?
丁宁:科学是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可以完全抽象为概念和逻辑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用数学还是模型的方式,人脑性能的本质就是去理解世界。艺术和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为什么要理解世界。科学探索未知,是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人生来厌恶未知和不确定性,因为它们降低了生存的概率。一般认为科学是纯粹的追求真理的过程,但我个人认为,背后的推动力还是出于本能地对不确定性的恐慌。
就像人类在对死亡的认知过程中,有的人选择了接受现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科学家则是站出来认为事情还有可转之机的那帮人,他们要去掌握生命的规律,把局扳回来。比如医学就是直接解决身体问题,直面死亡的科学,人工智能研究意识和肉体的本质也是在抗争肉体的有限性。科学是用来摸清所有未知事物的运转规律,帮助人类摆脱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但艺术却不见得非要有目的性。艺术家也是一帮不认命的人,他们虽然解决不了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他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提高质量,活得更精彩一点,要把智力的极限发挥出来,创造出这个世界上没有组合过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不认命的模式。从物理学上来看,生命的本质就是火,每个人就是37度的低温火苗。在熵增的趋势里,易燃易爆的物质作用结束后的冷寂中,生命被孕育出来,形成的能力能够从冷却的物质里进一步挖掘能量。通过创造工具,一步步把能量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燃烧。科学家的方案是让火可以一直燃烧下去,而艺术家是让这火燃烧得灿烂和猛烈。所以面对问题,他们都是不认命的人。
ARTDBL:AIRSpace试图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合作提供一种界面,在你看来,艺术家和科学家可以在什么层面上去持续去协作?它可以怎么进一步去发展?
丁宁:我和沈少民曾经有过一些有趣的碰撞,科技界是不允许失败的,但实际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失败的,装置和研究成果常常半道上就结束了,扔在一边,那是我们不想认同的失败,显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方式。艺术家的到来,从另外的维度把它们的价值挖掘了出来,在艺术当中没有失败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没有失败。
艺术加科学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但事情可持续的生命力却在于模式,模式是可以复制的。研究院有设立分支机构的打算,如此流动起来的就不只是实验室,通过艺术和科学的组合,AIRS的品牌和理念也可以同步得到传播。我们希望每半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能对AIRSpace做一次大的版本更新,我们有太多想法需要时间来实现出来。
ARTDBL:这种模式的推广或者持续,在科技行业里,认知上是否会存在阻力?
丁宁: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使用的素材都是一些作废的实验设备,相当于是“化腐朽为神奇”,艺术家的智慧往里面一放,价值就提升了,在科技界,这种认知逻辑是不存在问题的。但也确实会存在阻力,被废弃的、没有实用价值的机器人,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来为它获得展示的机会,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认知阻力,但在我看来,这种固化的思维反而是需要改变的。
至于所有研究员是否都能认同艺术所讨论的问题,我认为还需要时间和持续扩大宣传。我们的目标还是想把艺术带进科技群体,激发理工科的人对人文艺术的思考。深圳这个城市把所有东西快速地膨胀了,很多人在这里一下子获得了阶层的跃升,但相比经济能力,人文审美的跃升要慢很多。实际上,科技园里乌泱泱几十万人,每天背包上班下班,他们也是有诉求的,毕竟能放松从容地去获得精神追求,去面对人生,是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最基本的需要。我认为美术馆应该开到科技园里,应该开到写字楼的电梯里。

人文精神让功利主义刹车
ARTDBL:科技园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监狱”,“码农”在其中认为自己享受到了自由的状态,享受到了很好的企业文化,但实际上他们却都被困在其中。你怎么看精神生活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丁宁:科技园现在主要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些人被固化在生产线上,这种约束谁能说不是监狱?实际上,要从物理上得到自由难度很大,这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不仅是科技园里的员工,包括科技界、科研体系的学术界,都面临着枷锁和困境。面对评价体系和晋升体系,有的人乐在其中,有的人如鱼得水,有些人则是困在当中跳不出来。实际上,很多科技新贵分不了心,也是由于评价机制的捆绑,很多环节都被捆绑在一条节奏链上,只能心甘情愿地崇拜效率,成为效率的奴隶。
要让他们跳出来,就要重构他们对自我的评价新的体系。实际上,将人从简单的指标,比如分数、GDP、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中摆脱出来,在我们国家并不容易,体系是动不了的。我们将艺术带进来,能让他们在精神上获得另外一层自由,也算是一种缓解和安慰。因为一旦这类单一指标消失了,人就很容易盲目,包括现在很多抑郁的孩子和茫然的中青年,背后可能都是这个问题。用艺术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来丰富内心,用哲学的深思,面对复杂问题的选择取舍,是当前缺失的工作。另外,开幕式的交流环节,我半开玩笑地提了一个问题,说科技界的卓越代表马斯克唯一搞不定的难题是全球低生育率问题,艺术有好办法么。当时大家没深入讨论下去,我个人的思考是这样的,大家记得新闻上说,前段时间TFboys在西安演唱会,九成观众是女生,西安全城的婚纱都卖光了。这说明大多数女孩子并不是不愿意结婚,也不是她们盲目地喜爱那种类型的男生,而是现在的男生太无趣、太单一、不愿意花时间花钱在内涵和外形上,让女生们缺乏动力。科技行业的男生群体是有消费能力的,但对个人价值的单一评价,让他们不愿意投入在自己的个性上,而是在一些数字化的指标上。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还没进入低欲望阶段,而是在高速增长后、高质量增长之前的无趣阶段。最近的电影《封神》里受追捧的质子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ARTDBL:深圳成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会不会还是站在工具论的角度,基础学科的实验和创新,最终都要服务于经济?
丁宁:从政府的角度肯定是这么考虑的,经济的发展是一切领域的最终指向。就像深圳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体量,但是在文化上,从政者将文化建设的费用投资在了建筑物上,并且还希望美术馆要去造血,而不是以富裕城市的姿态,让文化去享受这个城市发展的红利。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本来就是一种新的提高效率和提升方法的生产工具,基础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摸清底层的规律和激励机制,最终还是要回归应用。实际上,研究院原来更关注于核心机理的理论研究,不用过多关注经济和应用问题,疫情过后,政府也鼓励我们往多元化发展。当然,我们也认可,毕竟我们用了纳税人的钱,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里,要让技术发挥社会作用,这并不矛盾。
ARTDBL:在发展经济的单一指向之下,科学人文和科学伦理的探索和建设,必要性在哪里?
丁宁:我曾经参与过北大哲学系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伦理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短期效益并不是特别明显,国内讨论得并不多。实际上,在中国,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认为创新就是王道,缺少对事物刨根问底这个环节,就像对于大模型GPT,美国社会会提出刹车意识,中国则一边恐慌,一边也并没有进行严肃的讨论。
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热点而热点,生怕错过机会,每一个方向都是这样,没有人会好好坐下来谈哲学,谈伦理的冲突。政策法规的提前制定,投资导向,政府的引导,这些基础工作全部都被跳过来,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短期看起来,策略是对的,别人做到位了,我们跟着做,看似没问题,但实际上全盘皆输,因为你始终是跟在别人后面,没有自己的赛道,没有自己对某件事情的深刻认识和坚持,到最后始终不可能超越对方,这就是发展的盲目性。
人文精神对科学发展的注入,能让功利主义刹车或者调整方向。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为事情本身作出价值判断时,都需要加上一个维度,就是事情能否给社会、给人文产生正向的作用,我们也正在潜移默化地让团队和社会去认可这种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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