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张宇星、韩晶、朱荣远、沈少民、刘庆元、吴林寿
采访及编辑:劳秀汶、吴彦彤(实习生)
如果将深圳作为一个讨论对象,它很多时候的话题指向的是经济的、政治的、改革的、实验的,但我们很少听到讨论的走向,指向深圳的城市生活。这个经历了高速发展的超级城市,它为这里的1700万人提供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城市的发展如何影响人、关怀人,进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一种生活场景?深圳是一个家园吗?安居乐业的深圳人是否在这里能够培养起“我城意识”,而这些,都是深圳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的灵魂追问。在讨论深圳这个城市时,南头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既是深圳城市历史的载体(自东晋咸和六年设置东官郡起,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是深圳特区成立前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同时又在城市发展的四十多年里成为一个“落脚城市”,城与村共同形成了南头的面貌与生活,2017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又进一步将南头置于“当代的深圳应该向何处去”的城市未来的讨论当中,南头的探索,涉及到我们怎样理解这个“年轻”城市的历史,如何在空间的塑造当中培育社区的生命力,以及南头的试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启发到其他更多社区的实践。在“南头讨论”的新节点,UABB第二次介入南头,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头古城分展场将于8月18日开幕,在展览开幕之前,打边炉将围绕“南头”的社区实践展开讨论与追问。我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深圳的烟火气?在一个以效率为生命的城市,城市的发展,如何关怀人,改变人和回到人本身?张宇星,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区南头古城分展场策展人,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和主持设计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学术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双年展公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在南头古城里,中山南街一坊和春景、梧桐两条街交汇的地方,有两个小街庙,有人叫它公公婆婆庙。我每次经过那里,都觉得挺感动的,它们是南头古城内在的一股非常鲜活的血液。想想在这个每天生活最繁忙、商业也最热闹的地方,居然还留有两个香火很旺的神庙,我觉得它就典型反映了中国人最深刻的文化基因:精神和世俗生活是可以高度融合的,而且互相独立,没有任何冲突,神庙也没有因此变得多么神圣,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深层精神的文化营造,城中村的消亡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当它没有进入到我们文化内核的时候,它就不重要,可以被随便改。所以我们发现,不管南头古城再怎么变化,这些小庙都没人敢动,因为大家知道那是我们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它也就更持久。这次我们在南头古城做“春景梧桐-城村拼图”的展览,就是希望通过微改造,把城中村里最普通的日常现象转化成深层文化的东西,发现南头古城的精神内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司空见惯的城中村生活,它很好用,但并不美。可是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觉得特别美?可能早期多少都会带有猎奇的眼光,因为大家在大都市里看腻了,突然跑到城中村,觉得特别新鲜,而这种猎奇是短暂的,却不深刻。我们这次在里巷选择了六栋建筑来进行微改造和艺术介入,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进入以后,这个空间能提供大量观看的角度,窗口也好,平台也好,能让大家真实而近距离地看到周边城中村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这六栋房子不能叫展品,而是展览设施?我们希望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展览设施,真正看见城中村里最普通的东西。当我们真的能够发自内心认为它美的时候,或许对于下一次改造就不会忍心动它了。所有人都认为改造城中村,就是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把那些脏乱差的时间痕迹都去掉,然后用一个想象中的文化符号来替代。这一切的出发点没错,但是这其中的文化价值是有问题的。当然,要把日常生活转化成一种文化基因,确实很难。很多人都认为日常生活本身是没文化的,它就是吃吃喝喝、讲求实用而已,甚至有时候还涉及到生存最残酷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试图探讨和实践,如何构建出一个新的文化架构,慢慢重建城中村本身的文化脉络。每次改,就少改一点,多留下一些东西,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可以慢慢成为当地的文化基因。我们这次改造完成之后,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比如施工的工人和房屋业主,一开始觉得我们在做的东西很奇怪,他们不太理解,也搞不明白。但当我们完工、把所有细节和功能都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真心地觉得这做得真漂亮,这些东西是能打动他自己的。而当他们路过主街的时候,可能也会说挺漂亮的,但那些都跟他自己没多大关系,也没法参与其中。今天我们需要烟火气,恰恰说明我们的城市已经高度现代化,我们对整个现代的这套系统化体系感到疲倦,被规范牢牢控制住,所以想要逃离。实际上,你也逃不远,不能真的离开这个体系,去过一种完全隐居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对烟火气的需求背后,是对现代主义整个体系的一种逆反或者抵抗。如果说回到40年前,还没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是没人谈烟火气的,哪里出现了一家现代酒店,哪座城市出现了一栋摩天大楼,所有人都会成群结队地去看。因为那时候处处都有烟火气,但是没有现代生活。真正的烟火气,我觉得是人的一种自由状态,这个城市能够给人提供一些放松的场所。如果人没有自由状态,其实烟火气也是假的,就像现在很多旅游区,看起来挺有烟火气的,人来人往,但你一进去,发现不过就是一个景点而已。其实西方国家已经批判现代性有100多年了,在中国,我们才刚刚开始体会到现代性对人的正向推动和反向限制,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真实体验到的。简·雅各布斯为什么在1960年代就提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其实也看到城市里烟火气的熄灭。我们同样希望中国城市的烟火气在被灭掉之前,把种子留下来,如果现在熄灭了,到时候再重新恢复,代价太大。我觉得现在是南头古城最好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因为它主街改完之后,现代生活进去了,同时还留下2/3有烟火气的地方。如果当时改造的动作太大,干脆一步到位,把整个南头古城全部统租完,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景点,这就没有意义了,可能现在所有人都得去讨论,怎么把南头古城的烟火气复燃。我们不能再毁坏南头烟火的原因,是它自身就需要这么一种共生的关系。韩晶,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区南头古城分展场策展人,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和主持设计师,策展人,独立城市研究者。走在南头的内街里巷,我最深的感触来自于里面的人的状态。我们每次去都是在里面满头大汗,特别狼狈地行走,可是住在那边的人,反而悠然,非常平和。这其实跟城中村的密集有关,它带来的是一种相对紧密的邻里关系。像我之前走在春景街“我的宿舍”那边,都会看到一个住在附近的大爷,每次他都跟我聊天,表情特别乐呵,看到我就说:“又来工地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小孩子来说,也特别自由自在,因为在城中村里临时构建起来的熟人社区本身,就有一种社会学上的照护保障。我觉得城中村的烟火气来自于它的密集,也包含中国人从古到今随遇而安的精神。我一直对城中村里的野生智慧特别感兴趣。像是我们改造的其中一栋楼旁边,有那么一户人家,他们的野生表现在他们非常懂得侵占空间、违章搭建。其实城中村里每栋楼的位置,一般来说它的占地都是泾渭分明的,我们做改造的时候也被告知,不能凸出房子本身的轮廓线。可是在改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家人一开始会先在房子边上砌一堵围墙,砌完围墙以后,就在围墙上开一扇窗,之后还给窗加个棚顶。再过一阵子,他们在原来这扇窗的下边,再开一扇新的窗,于是之前的窗就落地了,变成一道门。一段时间过去,那个地方又长出了一个带顶的小房子,慢慢就把原来的小巷围起来。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小聪明,而其中也蕴含了我们做建筑设计时很多灰空间的设计手法。在城中村密集的挤压之下,这种人本能的应对,其实暗合了我们人在自然界中的搏斗,对建筑师来说,这也是非常返璞归真的启发。建筑之所以产生,它的原型就是个庇护所。除了南头古城以外,我们工作室也一直在研究城中村,总结过一些策展的设计方法。首先第一种方法是,重新设置观看视角。日常生活本身是充满惊喜的,比如我们在平地上走的时候,可能很难注意到巷子里的房子有多好看,充斥着哪些鲜活的生活场景,但如果抬高视线,在一层半或更高的地方去看,我们就会重新观察和理解它。场景的营建也是一种方法。像大多数作品都会在美术馆展出,哪怕观众不理解作品在讲什么,但白盒子就是一个特定场景,观众一进去就能知道那是个作品,观看的心态也变得不一样。比如这次我们做“改装之家”的屋顶,它以前就是一个破烂的屋顶,于是我们重新铺地,有钢板改造的部分,也做了防腐木地板,还放入黑色的鹅卵石,这里就变成一个舞台场景。当人站在这里、环顾四周时,眼前的这些握手楼就像一个个具有当代性的作品,它们都像是被托盘托起来一样。我前些天去看,还发现一户人家的窗户防盗网前,摆放了一组多肉植物,他们非常细心地用围挡把多肉保护起来,只露出小小的叶片,而这些细节我们平常都太容易忽略了。屋顶的这种“改头换面”,就特别像把白盒子空间放到日常生活里来,它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观察周边。第三种方法,我们会用抽象和重组的方式,把日常生活的美感折射到建筑设计里。比如除了使用钢材之外,还会用到一些老砖瓦,这样一些带有时间痕迹的材料用于建筑改造中,它跟周边的环境就不违和。前几天我们到现场看,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在“改装之家”做了一个门廊,不久前才完工,正在布展,就已经开始有村民坐在那边,从早到晚打扑克牌打了一天。我们在介入到城中村的改造和设计时,经常不断自我发问,设计的尺度究竟要怎么把握?我觉得首先是要尊重,把城中村里的物当作日常生活的遗产来对待。像我们常见的城中村建筑立面上,可能长了些青苔,还有一些黑斑,这些东西都是时间的痕迹。如果整栋楼都有黑斑,你可能觉得这个是脏乱差,但要是可以通过一种设计的方法,让旧的痕迹跟新的东西并置在一起,旧物也会呈现出它本身的美。变化是一定的,对于城中村里的房子,如果我们不改造,房东也会改。可是怎么面对建筑改造和艺术介入带来的士绅化影响?我觉得我们要让这种改造变成一种自然的、有机的、连续的过程,可以渐变,但不要有突变。其实我第一次去南头古城是1986年,当时是去做南头城中村的规划。其中有一个村就是九街村,断崖残壁,和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深圳这座城市不断成熟之后,我们院也做过几轮南头古城的规划,都是在一个很犹豫的态度里观察南头这座有城市历史的城中村。大概199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进行南头的保护规划,事实上那个时候找不到它的活用方式,因为城中村的住房需求依旧强盛。直到深圳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各种天时地利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人们对它的认识方式改变了——城中村的价值被发现。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进入南头,其实反映了深圳城市文化的一种态度。今天双年展给南头古城带来了文化复兴和烟火气的复燃。双年展相当于点了一把火,它点火引发的是让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再次聚焦南头古城,释放出当地资源的一种潜在的社会价值。南头古城改造牵涉到一个历史现实、未来、当代传统等等话题的某种力量对冲,政府和商业市场、艺术文化等都在关注它。同时万科也不希望让绝对市场的、纯资本的力量,覆盖这种城市低收入人群所集聚的区域。其实我跟他们观点相同,当然我站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希望这个地区的社会人群构成、生活居住的环境更加复杂一点,它应该是杂糅的,而不是要追求所谓的“干净”。我们一直希望深圳是一个有密度的城市,更应该是有各种语言的社会特征,具有多样性和兼容性。任何地方的烟火气,其实跟空间尺度、跟社会文化包容度都有关。小尺度的地方,它是蕴含了各种可能性;尺度大了,反而这种各种可能性诞生的机会变少。我所理解的烟火气是源自于真实的市民生活,而不是舞台布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城市做老街区更新,更多的是用一种舞台布景的方式在做,虽然它和真实的需求之间也有关联,但是从自发性、从设计的角度去看,这种组织所带来的主观设计,如果不符合一种自下而上和自组织那种生态的规律,它就会出现问题,那么烟火的成色可能有问题,只冒烟但没有火。而自组织所形成的烟火气,它的诱惑力及生命力更符合一种社会生态。艺术介入城中村,我是把它比喻为艺术界中的一个虫草现象,相当于艺术是在找宿主,寄生在某一片土壤上。今天我们看到的主街里巷的一些微改造,这就是艺术寻找宿主的过程。不是所有的真菌和宿主之间都能产生关联,它要么就把宿主彻底毁灭,要么利用宿主长出了其他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观察南头古城的微艺术介入,我认为它只是一种启蒙,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带来一种新的知识的生产,能够让建筑环境以及街道的一些特征、甚至业态,都能和这个时代是息息相关,是与时俱进的。双年展植入南头古城,是非常精彩的文化植入,不过双年展只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我始终认为南头古城的历史价值是和时代共振的,它是匹配时间演变的一种发展,只有这种发展才是真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做舞台布景,只反映某个历史阶段。相反,我们需要不断地续写历史,南头古城应该是在持续的改变中再往前走,艺术是其中一个先行者,它不能替代一切。
沈少民,艺术家,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区南头古城分展场参展艺术家。我觉得任何所谓外来的烟火气,在深圳扎根,都很可能水土不服。烟火气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烟火气。如果只是一个布景,把符号移植过来,怎么可能有烟火气?那不过只是过度消费人们的某种怀旧感。不是在城中村里穿个拖鞋、吃份肠粉就是烟火气,烟火气仅仅是人们生活习惯遗留下的一点点痕迹。在南头古城做作品,要从一个很日常的角度切入,去构想作品的形式。握手楼之间的间距都很狭窄,怎么能够把行走线索串联起来?后来我就选择了凸面镜这种物件。只要你走出户外,在哪里都能看到凸面镜,它是日常起到安全作用的一个交通设施。这个作品看上去跟平时在街角看到的凸面镜没有任何区别,当你面对这面镜子的时候,在镜子里边,这个人是你自己。但当你看着看着,凸面镜就会变成屏幕,开始播放原先设定好的影像内容,时长非常短,一会儿就立马变成你看自己。再过会儿,影像又出现,反反复复,它会不断打破人惯常的视觉经验。凸面镜里的影像主要跟交通标志有关,以动画的形式来呈现。其中影像的部分,最早是叫“一群斑马横穿马路”,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屏幕一亮,就会走过来一群斑马,这群斑马横穿马路,第一匹斑马躺下,接着第二匹、第三匹、第四匹斑马都纷纷躺下,从弯曲的、真实的斑马条纹,慢慢变直,于是形成斑马线。斑马横穿马路是违背交通规则,可是斑马线就从斑马身上的条纹来的,它们穿过马路,自己就是自己的规则。这个动画本身的叙事非常简单,我并不想把它做成别人都看不懂的影像,要对这里的建筑环境、人生活的地方给予足够的尊重,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比较幽默又好玩、也是最常见的创作语法来做这个作品。对原来的建筑和街道,有尊重和敬畏感,这就是一种艺术介入的底线。如果一点都不动,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他们也不喜欢来,没有时尚或者一定的舒适度,吸引不了人,这其实挺矛盾的,把握好尺度和分寸特别重要。只有城中村里的老宅子,还包括生活在那里的人、留下的所有痕迹,它才能像一首诗歌一样,有诗意的联想,不会变老的建筑,不会变老的人,不可能产生任何诗歌。刘庆元,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实验艺术系系主任,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区南头古城分展场参展艺术家。有人在就有烟火,只要你不想变成机器。我从来不描述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因为生活总是此起彼伏,大家都是尘埃。前几天我在深圳看见规划达人王总在自己的办公室对着ChatGPT亲自学习拉肠粉,那这算不算有烟火呢?人,总是在想方设法地生活、穷尽生活方式去发明,这个过程就有艺术、有文学,但不一定要表达。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地方的烟火没了,就换个地方“生火”,让业态尾随而至,大家继续讨论“人间烟火该往何处去”。2017年,我参加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场就在南头古城,我是最早进场驻地创作的艺术家,后来也去过多次。在任何地方的行走观察,我一般会尽可能排除“学术想象”,因为作为视觉艺术写作/工作者,要说的话都在图像中,所以我可以盯着外卖菜单和你讲话时的音容笑貌认真阅读,这不亚于第一次读产品说明书。6年过去,南头古城看似变化很大,但实际上也有不变的气息尚存,这就很值得我关注,我拥抱来自日常生活中一切矛盾性的迎头痛击。在任何城中村做研究和实践都是有价值的,也是艰巨的。当代艺术文化工作从来都是在勘察边界、挑战既有界定的状态中生长,你不做也总有其他人会做,你不做不代表别人不能。我也想广东江门台山四九镇五十圩的黄鳝煲仔饭和浙江温州乐清清江三鲜面都开在我的办公室楼下,虽然这不可能,但总有人在为此努力。吴林寿,WAU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区南头古城分展场参展艺术家。
很多人在讨论南头古城改造的时候,都会聊到士绅化,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尺度把握的问题,以及时间在这当中的作用。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去消化,就算是我们从外部强势介入,要是能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它就会慢慢跟本地产生很多融合。就像人骨折了,或者要嫁接植物,这都需要一点一点时间让它重新生成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一说到市场化,就认为是负面的。新的规划也好,新的改造也好,我们只要不把底层这条自下而上的路堵死,我觉得凭借城中村里当地居民和租客的智慧,他们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把这些大的东西缝合起来。从2017年深双到现在,过去这五年时间里,南头古城的改造仅限于主街,有这五年时间很重要,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当初的冲击,然后再慢慢做小的介入,我觉得这种尝试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在这次新一届深双南头古城分展场中,我们做一个作品叫“春灶”,它就选放在巷子里一个转角处。我觉得在古城里做个灶台,是特别能够引起我们想象的,就像在我老家湛江也好,在珠三角地区也好,农村里谁家有喜庆,大家都会临时在户外搭一个灶台,摆上十几桌,喊上一大家族人在一块吃饭,事情结束了以后,灶台就会撤掉。我们最初做“春灶”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试图在城中村这种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去探讨一种临时美学。第二个想法是,城中村里的居民结构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紧密的血缘关系,到现在已经变成非常松散的房东与租客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作品也在讨论一种家具的室外化,如果我们把一些室内的东西,比如把日常使用的灶台搬到室外去,还能不能重新激活周边居民的关系,产生新的连接?对于城中村来说,农村的集体用地依然是它一个最基本的属性,这导致它内部有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生长状态,而城市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划条文从上往下一步步垒的。从这个角度看城中村是蛮有意思的,一种是自下而上,一种是自上而下,两股力量怎么在这里融合?这到底是一种烟火气的临时美学,还是一种即兴的表演?在这个融合的过程里,城中村就会产生挺大的生命力,但是靠村的自发性,很难把社会整体资源调配起来,可是对于城市来说,它又缺乏一种日常性,我觉得城村结合这件事情,是在试图弥合这两个系统各自的优缺点。如果我们需要烟火气的话,就是规划不要做,建筑不要做,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框得那么死板,当日常性慢慢显露的时候,烟火气就会来。我一直觉得城中村是一个暂时没有被切断烟火气的地方,在里面生活的人是很灵活的,可能就搭个铁门,拉上铁闸,就是一家子人住的地方了,各种居住的功能和形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这就蛮好的。不要像之前那样有些地方还要把路上所有店的招牌都统一化,在这种最毛细血管的层面都要试图强规划,这种事情就会变得很恐怖。每个地方的烟火气都需要时间去养,不是像盆景那样一刀剪,而是培养一种自发感。所以我们要留下空间,留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