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关道文（Tom Kvan）

采访：钟刚、陈李虹

编辑：陈李虹

与关道文的对话，在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的过渡校区中进行。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如今的教学空间位于深圳南山区的一个产业园中，藏匿在写字楼的其中三层楼里。空间不大，却很特殊。传统教学空间中的混凝土墙被透明的玻璃墙所替代，身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意一间工作室或会议室里正在发生的活动。在这里，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教职人员都拥有相同的办公条件——开放空间中的一张办公桌。

平等和试图消弭隔阂是这个空间传递给我的感受，而这也是院长关道文所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讨论、批评和探索的地方，那么空间的建构也需要传达这种开放和互相分享的氛围，同时摒弃传统教学关系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悬殊的权力关系。在这里，没有什么是需要向他人隐藏的，这是他作为建筑师，同时又作为教育者的一种敏感。

过去，他在香港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建筑规划设计学院任院长，并在墨尔本大学任副校长一职。在墨尔本大学任职期间，筹建了墨尔本设计学院、设立多项跨学科研究项目并成功开展多项教学改革。2020年，他来到深圳，为这座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筹建一间符合其愿景的设计学院。

在关道文看来，设计不应停留在昨天既定的结果之中，只为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制造一个成果。设计应该去发现机遇、为未知的未来做好准备。但我们也会好奇，虽然深圳总以设计之都和敢为人先的创新为名，但在一个追求结果和效率的城市，不以具体短期成果为导向的教育能够得到怎样的发展和支持？在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中，具体的教育实践呈现出怎样的画像？在数字时代，教育需要发生什么样的变革？

从设计出发，我们谈到的依旧是今天教育面对的诸多问题，我们看到一种试图革新的实践和理想，但在追逐短期利益和复制成功经验的社会环境中，超出传统教育经验的革新，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但他们仍然在一种艰难的处境中缓慢地行走。

以下为打边炉与关道文的对话整理，按照惯例，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潜力

ARTDBL：你曾在文章中提出，要将设计视为一种能够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元学科”，这个观点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关道文：在设计领域，我具有科学背景和艺术功底。最初我选择成为一名建筑师，是因为我认为建筑设计领域可以很好地融合科学、工程学、物理学、心理学和艺术。

我对“学科”这个概念存在质疑，它意味着知识被拆分，并装在不同的小盒子里。我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只是在贴标签而已。这其实是一种谈论特定事物的便捷方式。但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谈论花，我不会跟你谈论百合花，实际上我只想聊聊花朵，以及看到一片花海时的喜悦，但我们却总执着于把知识装进一个个小盒子里。

作为设计师，如果我们试图为更好的世界出谋划策，就不能局限于条条框框。这就是我认为应将设计作为一门“元学科”来探讨会更好的原因。

很多人希望设计是一门学科，是因为这么做可以赋予设计，与物理、化学等学科同等的地位，但我希望我们能凭借其整合知识的能力，赢得人们对设计的尊重，而非成为孤立的存在。

ARTDBL：当设计作为连接多学科合作及推动创新的桥梁时，多学科和跨学科学习的难度无疑是较大的，在短短几年的学院教育中，如何避免学生被培养为“浅层通才”的可能？

关道文：大学教育仅仅是成人经历的开端，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个封闭且独立的人生阶段。在大学教育中我们试图做的是：帮助年轻人了解自己的能力、潜力和机遇。在社会中，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一个知识领域或活动范畴，他们可以在其中做出贡献并因此获得收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培养未来的公民，而不是为特定工作培训员工。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教授他们具体的技能或知识，而是传授有助于他们做好许多事情的能力。

实际上你的问题是，教育者在这三年里要做什么？

学生在设计学院学习的时间只有三年，据我自己估算，教学生学会与设计所有相关领域的入门知识就需要八年时间，每个领域学三年的话，就得花二十四年，即便如此，你可能还是学不会。 所以，试图把所有内容塞进三年的时间里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在三年内让学生做好准备，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深造、学习更多知识。

我们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技能，这些技能能够涵盖设计中要做的各类事情。比如三维建模、增材制造、沟通交流、演讲、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工作等等，但我们也必须丰富他们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帮助他们了解如何解读研究成果，然后开展自己的研究，并利用研究成果推动设计。

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来有效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合作，通过发现他们所需的知识和所需的技能来解决一个设计情景（a design situation），明白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并应用它们。学生创造了一个他们需要去获知和行动的情景，然后他们有决心找到前进的道路。他们不仅学习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还学习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方法。这会引导向更深入的理解，而正是这种更深的理解会在未来令学生获益。

设计并非为了解决问题

ARTDBL：在跨学科合作过程中，设计如何摆脱“服务性角色”?

关道文：当我们为本科生准备教学课程时，需要考虑他们在此之前学过什么？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学生是如何融入这个社会并与之互动的？学生需要先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才能真正通过设计做出贡献。如果你不考虑人们的生活背景，你不知道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设计就仅仅变成一种制造东西的行为，在不考虑是什么、怎么做的情况下就做出了一个成果。

我们在教育中所做的区分之一是——设计并非为了解决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学习一些技能、发现一个问题，然后运用这些技能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设计必须想得更深远，设计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我把这称为对机遇的探寻（seeking opportunities）。

设计师理应找到这样的机会，然后进行创作。如果你仅仅局限于如何解决问题，那你只是生活在别人昨天的结果之中——昨天有人制造了一个问题，今天你来解决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善世界，只是让世界变得没那么糟糕。所以，如果我们开办一所设计学院，只是教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为过去做工。

如果设计师仅是参与到别人的业务中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意味着设计处于价值链中的非常低的地位。它对业务没有实质性贡献，而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ARTDBL：在深圳办学，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性在哪？

关道文：学生在刚入学时，对世界的了解往往非常狭隘，因为他们早期接受的教育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设计学院里，我们可以选择训练学生掌握特定的技能，使他们成为非常专业的人才，但这样会让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狭隘，让其视野大大受限。

有些学校能够培养这样的学生，社会也需要一些这样的人才。但这也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学生以宏观视角思考问题的能力，因为深圳存在巨大的机遇，这里的机遇能够开创未来。如果我们在一座小城市办学，当地有具体的产业发展而对人才有特定的要求（比如文旅或者电子行业），那我会建议设计教育应该更加具体。但在深圳，我不这样认为。深圳一直在创造全新的事物。你可以试着回顾十年、二十年前深圳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让学生为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未来做好准备。因此，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技能走出去，开启下一步，但他们还需要知识、自信和批判性思维，这就是深圳所需要的。

我认为我们在这所学校所做的事情和其他学校不同。因为我们正在为更宏大的图景提供选择。如果我们和其他学校做得一样，我们就不能做出贡献。我认为如今我们需要通过做一些从未有人想过的事情，来让世界变得更好。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想出智能手机的点子，并非因为当时有人需要它，而是他看到这件事值得去做。事实上，我们如今在智能手机上所拥有的与史蒂夫·乔布斯当年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当第一代iPhone问世时，它并没有一炮而红，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大获成功。

深圳所需要的，是能够助力发掘潜力与机遇的设计，然后帮助产业进行创新，为这些机遇打造新的产业。我认为，这正是深圳政府一直以来所期望的。

深圳有志于创造属于自己的市场，并且主导这些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能与企业合作、融入企业进行创作、有未来愿景的设计师。iPhone就是设计引领行业的典范，而且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们注重设计，引领企业，并且独具特色，得到人们的认可。

ARTDBL：如何在教学上体现？

关道文：我们有很多项目制的教学协助学生融入社会，但不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而是通过寻找机遇来实现。通过项目制教学，我们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

去年我们参与了一个在罗湖开展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项目，学生可以深入这个项目研究街道的布局、边界，以及需要在哪里设置坡道或者如何设置标识牌，帮助视力不好的人看得更清楚……但我们的学生并不停留于此，他们发现，这个社区也有一种被外界忽视的文化。所以他们的无障碍项目探讨的是：如何在这个被忽略的社区展现当地的文化，让漫步在社区里的游客也能有所感受，发现这里与城市中其他地区文化的不同之处。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学会了重新解读关于无障碍设施的问题。

在你考虑无障碍设计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些假设——无障碍设计是为了帮助行动不便者、听力和视力障碍者。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简单且广为人知的解决方法，例如把台阶降低，或者设置一个坡道，把标识做得更大或更高，将声音与视觉效果进行对比或增强……

建造一个斜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是标准化知识。现实中，是否斜坡都在该在的地方，是另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但学生需要有洞察力才能发现，文化之间的障碍也需要被展示和跨越，明白无障碍性可能包括文化无障碍这类内容。这意味着他们明白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而且这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一个街区与另一个街区之间的差异。

那么在教学上，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如何解读文化，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这些对问题更细微地感知，并且帮助他们开发一些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的工具，从而克服那种非常简单化的，对无障碍设施或文化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在社会环境中做事的例子，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以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思考。

ARTDBL：在中国，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做得并不完善，在一个连基础设施都还没做好的社会背景下，去做一种很有人文关怀且超前的“文化无障碍”时，如何平衡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如果走得太远，是否会脱离当下的现实？

关道文：你说得很对，但让我们思考一下，第一，这个社会背景所引发的问题是否是一个设计教育（或更广泛教育）的问题？第二，关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设计学院里究竟想做什么？我们可以教给学生所有关于无障碍设施的基本常识，如果我们花16周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到最后他们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永远不会去超越问题、思考问题的另一面。

但如果采用我们的方法，他们就得去思考更重大的问题，了解过后，那些更直接、更简单的事情就会浮现出来。那些具体的技能，他们在两三个星期内就能学会，并不需要花16周的时间来考虑。其他技能也是同理，例如画画、三维建模。我们只有三年的时间，如何安排学生的时间是值得深思的。

以绘画为例。绘画是一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在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的世界，交流有许多其他形式。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沟通，而不是使用 19 世纪的媒介进行工作。如今很多传统教育的内容已无必要，通过网络等其他方式学习，要比接受正规教育更为简便。这是教育在新科技背景下该如何演进的挑战。

ARTDBL：提到这个，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存在一种巨大的冲突，学生会认为教师讲授的内容很陈旧，他们选择“用脚投票”，离开校园、不愿意去上课也不参与讨论，因为他们可以在校外或者网络上找到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今天，面对面的学校教育中，我们应该去教授什么？

关道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设计和产品领域，市面上有很多劣质产品，而且人们还在试图兜售这些产品，而他们唯一的销售手段就是降低价格。学校教育同样也存在很多“劣质产品”，那你要如何推销它呢？可以让入学要求更低、学费更低，然后吸引学生来到这个学校，而不是去其他地方，但这并没有改变糟糕的情况。

我们要做的是思考价值。学生上了一个小时的课，这一小时对他们来说价值何在？除了在其他地方也能学到的东西，你是否提供给他们一些在课堂之外不易获得的东西。在线学习的方法有很多，但对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其中更重要的一种能力是，理解所学的内容并批判性地评估所学内容的质量是否低下。这是我们要为学生培养的一种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选择是否回到课堂。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七零八落的拆分

ARTDBL：在我们参观设计学院的空间设计时，听到介绍说，你们所有的工作空间都是透明且交错在一起，在这种空间中，许多灵感可能就在不同学科的相遇中迸发出来。这让我想到，深圳不断在强调的创意和设计，灵感到底来源于哪里？是否和散步或日常生活有关，而不是来源于头脑风暴等某些特定形式。

关道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方式。有几位名人曾说过，灵感是在你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之后才会出现的。比如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说，“天才等于1%的灵感和99%的汗水”。所以灵感随时都可能涌现，但头脑必须做好行动的准备，否则它就会从你身边溜走，甚至你都意识不到灵感曾经到来。

我们在大学中的工作并非为学生提供灵感，关键是拓展他们的思维。这样他们在遇到灵感时能有所察觉，也明白如何付诸行动，因此我们让他们进行各种练习， 这有助于他们获取想法，这些想法可能并不出色，但他们知道如何拓展，当好的想法出现时，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学生在智力和身体层面都要积极参与到实践中，因为设计是需要亲力亲为的。你得编写程序、创建对象、通过视觉呈现来传达某些信息，所以你得做好准备。

第二件事是，我们不会把生活分割成一个个小部分。教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课程表的存在，活动被拆分得七零八落，并且在每门课里贴上标签。在这门课上你会学到这些内容，在那门课上你会学到那些内容。一个准备好将灵感付诸行动的人不会这样思考，他们必须准备好将灵感融入某种成果中，而这需要诸多要素。

例如，在设计领域，人们很热衷于构建一种设计思维模式。天真的人会认为，如果不按正确顺序走完所有步骤，就不能成为设计师。所以当他发现灵感的时候，必须回去重新思考，将那份灵感与第一步相契合，然后接着下一步，并将其贯彻到底。但我认为，设计思维模式是无稽之谈，它并不能描述设计师的工作方式。

对于一名设计师来说，当你和孩子在街上散步时，突然有了做某件事的冲动，你必须能够针对灵感和特定的情况做出恰当的行动，进行分析、开展研究。而不是说：“哦，好吧，我现在有灵感了。我必须执行第一步。”

所以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们拆除白墙，以玻璃墙替代。我们不划分时间表，也不分割空间，开会、上课、去工作室等等，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设计。学生的视野不再只是看着课程表和时间，在这个房间思考某个问题，然后去另一个房间想点别的。

ARTDBL：很多人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割开来，但我们的编辑工作很多时候也与日常生活混在一起，我的同事曾分享，她会在炒菜的时候思考怎么做好一篇文章或做好一个标题，但是今天很多学生会认为自己是工具人，因为他们把生活和工作切分开来，最终造成人对工作的仇视。

关道文：这可能跟是什么样的工作，或如何界定工作有关。当我们审视管理理论和职场时，放眼全球，会发现情况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我们开始思考工作、商业和领导力。

早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人们就有这样一种认识：通过工作细分可以获得更好的产出。将工作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步骤，并改进每一个步骤来提高效率。这实际上源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8世纪的理论。 而在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一种工作理论，并将其推广到了工业规模。于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工厂里发明了生产线。这也成了20世纪世界发展模式的典范。 你必须带着一套特定的工具前往特定的地点，完成你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带着工具同时到场开展工作，最后就能得到一个产品，一切都完成得很高效，但每一项工作都毫无意义。如果你一整天只做这一件事，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右臂很强壮，左臂却很虚弱，你并非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我们后来逐渐明白，如果企业里的员工能够胜任多项不同的工作，对企业而言会更有利。在20世纪中期，我们开始看到工厂和成熟的团队。工人们会从一项任务转到另一项任务，如果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三号任务，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号任务很重要，进而能把一号任务完成得更好。 如果一号任务完成得很好，那么做三号任务就会更容易，这是一种系统思维的成果。

随着我们从实体生产线转向更多的脑力劳动，我们也有同样的转变。因此我们不再培训员工只负责某一项工作，而是让他们明白全流程的工作，然后我们转向现在非常流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成果。

在很多业务场景中，我们会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以客户为中心”。银行不再根据自身内部效率来安排银行服务，而是思考客户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他们。在医学领域也有同样的情况，瑞典改变了癌症治疗的方式。如今患者不用为了获得不同阶段的治疗而去不同的科室就诊，他们只需要前往一处地方，就能获得癌症患者所需的各类支持。这样一来，癌症患者的压力降低，康复也会更快，人们开始讨论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

于是有些人会说，这就是设计思维。设计思维关注的是用户，所以现在你去工程学院，他们会谈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工程学，或者以人为本的工程学，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工程学应该关注人们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工程师所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教授设计思维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呢？因为这能让人们因自己的工作而获得回报。如果有人欣赏我的工作，那它就有价值，要是没人欣赏，我的工作便一文不值，我整天只是在不停地打字而已。你需要花大量时间思考工作，因为这关乎你想要达成的成果。

ARTDBL：除了工业，如今的大部分教育也是在一种流水线式的教育状态，在你看来，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在学生群体庞大的学校是否能够推行？

关道文：在墨尔本大学的时候，我们实施了一套全新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体系。我所在的设计学院从1500名学生发展到了4000名学生，最后，本科设计专业的每个班有400名学生。

我不认为规模是个问题。教师知道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以及何时学习；也知道学生如何理解这种学习，以及如何将其融入设计中；他们还知道哪些练习可以帮助学生练习知识，以及如何将知识吸收到更深的层次。

在教师授课后，学生们以20人为一组接受助教辅导。在此之前，助教们已经接受过教师的培训，以帮助学生学习这些材料。辅导结束后，助教向教师传达学生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在哪里取得了成功。教师调整课堂，帮助学生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未来，人工智能助教可以通过提供反馈来帮助学生和教师。

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在教学生，而是在帮助学生“习得”（learning）。我在这里的同事们都很清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传授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需要习得不同的东西，所以学生们需要了解某些主题，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并不相同，有些人需要了解具体的事实，而另一些人则需要学习一般概念，然后再理解事实。

在一所设计学院里，我真心希望学生们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这样他们就能对各种情况进行概念化的思考，并提出能融合他们生活以及社会不同方面的设计方案。如果我们只给他们上关于颜色的课程，然后上材质的课程，接着上形状的课程。他们会走向世界，思考颜色，然后材质，接着形状，但他们可能会完全忽略设计。这是一种失败。

所以在设计学院，我们必须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整合知识，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按某种顺序进行实践。

空间需要营造相互分享的文化

ARTDBL：在设计学院的空间设计中，我们能看到所有空间都是开放而能够互相看见的，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常常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去进行一些实践，但为什么私密的空间在这里是不被需要的？

关道文：我无法去考虑社会面的状况，而只是针对这个学院的现状进行考量。我们的场地非常有限，和学生相处的时间（课堂时间）也非常少。所以我需要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分享的文化，而不是那些让人觉得，有某些事情不能让你知晓的氛围。

我们必须分享知识、分享我们的能力、分享我们的技能，必须让人感觉到一种自由地接触他人和获取其他知识的氛围。这种氛围让我们觉得自己有所贡献，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尊重他人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并且我们可以公开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这是一个文化构建的问题，你可以通过架构、规则来建立一个组织，并通过物理空间反映出这种文化。我认为大学应该是欢迎讨论、欢迎批评、欢迎探索的地方。因此，其构成之一就是能体现这种文化的物理空间。

有人批评过我的办公室，因为我就只有一张和其他人一样的办公桌，并且和同事们处在同一个空间。总有人来拜访时会对我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在侮辱前来拜访的客人，因为你没有特殊的专属空间。”但我希望传递一种文化——人们尊重一位领导者是因为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他有一张更大的办公桌。

对我来说，构建一种让人觉得自己有潜力和能力的文化氛围，比因为没有专属的空间而让人感到被怠慢，更加重要。

ARTDBL：我也了解到这种开放性空间是“创新型学习环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ILE）项目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所发挥的效应如何？它与传统的教学空间有哪些不同的影响？

关道文：我对空间的思考早于对其的研究。对空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尝试发现、归纳和界定一些事物。当我们走进老式的教室空间时，里面所有的课桌都排成一排，而且还无法移动。你会本能地感觉到，与站在前面的老师相比，学生的权力、权威和角色是有局限的。 那是一个围绕理论教学构建的空间模型，在那个空间中，教师给学生讲一些他们必须记住的内容。而另一种教育理念是，教师来到这里是帮助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是，你所学的内容与此前所学的相比如何。这是一场在教育领域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很久以前来到中国时也提出相同的理念，所以他当时在创办学校的时候，更聚焦于学生的学习，并摆脱了对知识的刻板定义，摒弃传统学校的模式。

例如，我们此时所坐的这个空间，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它使对话变得正式。但如果我们只是面对面地坐着，中间没有任何物体，我们的交流和感受就会截然不同。我们之间本无隔阂，而这张桌子反倒让我们产生了距离。

教学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老师站在这里，学生们排好队，那么对于这个教室里的活动就会有某种预设。而如果我们对学生们说：“进来吧，你们可以随意挪动桌子。 你们可以在这堂课把桌子移到你想放的任何地方。”这样就能改变学习的方式，老师在教室里走动，学生们相互交流，形成了互相帮助、学习的氛围。

这种“创新型学习环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ILE），早在25年前就已建成。作为建筑师和教育工作者，我们正在改变教室里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各国政府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建造这些空间。但没人掌握关于这种方案更优的实际依据，所以在2008年，我们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召集建筑师们参与，确切地探究其中的差异所在。

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共同努力，确切找出哪些方面更出色，以及这是不是对公共资金的有效利用？而有效使用公共资金的唯一衡量标准是，学生们是否以更好的方式学习了知识？他们学得越多，就会变得越优秀。这个项目至今仍在进行，我们给大学和建筑师提供建议，还给教师提供帮助。有证据表明这样做确实会让结果更加理想，并且，这项工作也影响了我的思考。

“深圳已经变得懈怠”？

ARTDBL：过去有学者会说，深圳背负着特殊的使命，它所做的创新都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结果，这与你们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冲突吗？也有人提到，你们在深圳的实践很好，但似乎有点“水土不服”，这种“水土不服”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可能和希望，但同时它自身的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对真正的创新形成了制约？

关道文：我知道我们在这所学校所做的事情并非总能被接受。但是从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来看，我会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量。深圳非常注重结果，但我认为，接受这种对深圳的认知存在危险。如果只专注于那些能立即转化为成果的事情，就有“懈怠”的危险。

我们在浙江省所看到的，是一个较为松驰的实验性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显著成果。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验，如果探究硅谷成功的原因，它并非源于单一的专注点或短期成果，所以城市需要一种平衡或综合方案。

我们现在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我们对深圳的贡献能力和规模较大的学校不同。我们有非常特别的学生群体，他们在科技领域准备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设计学院必须与这个系统协同工作，它是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选择培养我们的理工科学生，让他们成为非常优秀的高科技设计技术员，能立即制造出更好的机器人和无人机。但我认为这对学生不利，对深圳也不利，因为我们会一直处于追赶已成熟行业的状态。

在本科阶段，我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学生，使他们在智力上足够强大。在向知识权威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提出其他想法和知识。他们可以投身行业，学习如何做具体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仅仅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那么能够应对新事物、具备强大自我批判能力的设计师教育又由谁来提供呢？

我认为深圳如此依赖外来人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城市需要外来人口带来批判性的视角和长远的视角，然后才能真正开展工作。今天的深圳应该停止这种依赖的惯性，我们应该具备能提出宏大构想的本土人才。

所以当人们说我们的实践在这座城市显现出“水土不服”时，我会为此感到骄傲。如果我和地方已经很融洽，你就不需要我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做的事，我很乐意去别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才引发了讨论。而其中一些讨论可能会对这座城市有所帮助。

ARTDBL：也许深圳也不知道它的“水土”是什么。

关道文：深圳的文化是一种实干文化，而非反思文化。那些拥有更悠久历史和更广泛知识群体的地方，会花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反思，也更自信。如果我们都只是来深圳短期工作的，那就把工作做好，别想太多。但如今的深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有这样一群人应该开始思考未来是什么样，以及反思过往。上海也是如此，如果你回溯150年前，上海那时只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商业社区。后来，它逐渐成为一个实力更强的知识中心。

绝望，来自于被告知的明确未来

ARTDBL：你们在深圳的办学具备十分优渥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一种很精英化的工作，今天的教育十分阶级化，阶级之间的撕裂很严重，我们能看到有未来的精英阶层和看不见的大部分的底层，教育在这其中是在加剧这种撕裂感还是能够去弥合这种撕裂？

关道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话题。而我只能就这个话题提供非常肤浅的观点。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们一直面临着各种划分，这种划分从你出生时候就开始了，这并不是学校创造的体系。学生们进入这所大学时，已经被筛选过很多次了。当下这个社会体系的本质是差异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不存在有希望或没希望的情况。我们只需要识别，是什么样的人以何种方式进入学校，然后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教育他们。

我不认为我们的教育方法是精英主义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可以采用同样的教育方法。它看起来会大不相同，但所运用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的责任是培养每个人怀抱希望的能力，我只需专注于我所教的学生。如果在社会上，有学生看不到希望，那我会非常难过，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陷入了毫无希望的境地。

当我观察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学生和人们感到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的，这看起来是个非常确定的未来，而已不再有其他可能性。这就是培训和教育的区别。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我培训你去做一份工作，我向你保证，那份工作的报酬会很丰厚，让你过上好日子。但十年之后，不再有人需要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于是你没了收入、没了未来，也就没有希望。这是传统教育的问题。

ARTDBL：今天的中国大学遇到一个危机，就是大量的学生有抑郁情绪，老师很多时候是在让学生安全地度过四年，这已经让他们耗费了很多精力，老师似乎成为一个维稳的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并且它依旧在不断地蔓延，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很难看到希望。

关道文：这不是大学的问题，那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在中学阶段出现的吗？是源于小学时期吗？还是在他们上学前就已经在家庭环境中出现了呢？这可能源自他们的父母，甚至可能是从他们父母的父母那继承而来的问题。

我注意到，我的教师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部分压力来自他们自身的职业发展，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面临着照顾学生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承担学生的压力。

我在其他国家的经验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教学活动的体系来帮助学生。但在中国，教师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负责，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一旦有一名学生承受着精神压力，一个班级的学生都将承担不同类型的压力。

作为对此负责的老师，你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以一种不把问题混为一谈的处理方式持续地进行教学，而不去考虑学生是否变成了学习机器，即使他们正承受某种压力；或者开始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的压力小一些，但那样的话，教学就变味了。

我认为教师不应被置于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的境地，学校和社会应该有更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学生的心理压力，并且这些工作不应该在课堂里进行。

驱动力来自于“习得”，而非“教学”

ARTDBL：今天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似乎在教育系统中失去了进行教学和学习的驱动力，在你看来，教育系统如何才能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驱动力？

关道文：在19世纪末，科学就是记录世界上已知事物的研究，当时普遍存在一种假设：科学在记录方面已经如此出色，以至于我们很快就会知晓一切。因此，一些从事物理和数学研究的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数学的发展已到尽头，因为他们觉得研究已经完成，并将这一观点记录了下来。

今天的很多教学活动都是基于这个假设建构的，选取那些需要人们理解的已知的事实，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传授的单元，传授并要求学生吸收这些知识。 但如今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仅仅了解地质学的一切并不足以理解整个宇宙，仅仅学习牛顿物理学，也不足以解释各处正在发生的现象。因此，在19世纪末之后，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也开始引发了一些问题。

我记得尼尔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说过，“如果你在20世纪20年代了解物理学后，并不为之感到害怕，那说明你还没弄懂。”他被未知的事物吓到，如果今天的我们觉得自己并非无所不知，那我们也处于同样的境地。所以教育不该将知识点整理成“数据包”，然后把这些“数据包”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记住里面的内容，再把它重新整合起来，以为这样他们就会了解这个世界。

对很多人来说，今天的世界很令人恐惧，因为有太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我认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以“习得”为驱动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正在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他们将运用这种能力去了解十年后，他们即将身处的世界。

谁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在我人生的初期，世界上没有电脑。而现在，电脑无处不在。目前，人工智能主要围绕大语言模型展开，但大语言模型并非人工智能的第一种形式，也不会是最后一种形式。大语言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那当我们涉足新型人工智能领域时，会发生什么？

教育体系并非以“教学”为驱动，而是以“习得”为驱动，这要求我们要聚焦学生。作为学校里的一名教师，我一直在学习。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人工智能，我所在的学校也在更多地了解人工智能，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学习，而不是我在教他们。主动学习要求学校以“习得”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学”为中心。 学生只是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来。

ARTDBL：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因涉及庞大的参与系统，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如外部环境、学校文化、教学实践者、行政和管理团队的影响等，在你以往的经验中，在一所学校如若要推动一项新的改革，如何让已有的实践团队能够理解和更新旧有的知识架构。

关道文：我参与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教育改革约有30年了。我们在南方科技大学所做的，只是这场全球变革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教育？是因为社会需要不同的东西。我们前面谈到了工作，如果你所处社会的工作岗位非常单一狭窄，那你需要的只是培训单一的工作技能。然而，现代工业需要能够发现机遇的创新型思考者，这正是数字经济和数字世界所需要的。因此，教育必须变革，这种变革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只是深圳的教育改革还没有达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等阶段。深圳的产业在不断发展，它正从组装电脑硬件转向编写软件，再到更注重服务的创造，这是一个过程。而这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

在这所年轻的学校，我们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教职员工。他们已经经历了这种社会转向的差异，他们早已了解不同教育形式的潜力所在。因此，凭借他们灵活的态度，创办这所前沿和前瞻的学院相当容易，我们的教师对此没有任何抵触情绪。

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情况要更艰难。中国的法规变化比较慢，相关部门的调整也更慢，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变化较为缓慢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必须做的是，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弄清楚变革所处的框架。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会说明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只有对这个实验感兴趣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建造这所学院。

当我在墨尔本的时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于2007年加入墨尔本大学，到2009年，整个学校在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改革。这涉及数万名学生。当时，墨尔本有3万名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教师都得做出改变。 所以从2007年开始的三五年里，我一直在应对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我所在学院引发的问题。有60名教职员工必须学会改变，他们中有些人选择辞职离开，有些人做出了改变，同时我们还招聘了新人。

当我们在墨尔本大学校长的领导下开始进行那项变革时，全澳大利亚都在关注着我们，并且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但如今，澳大利亚的其他大学也在效仿这一变革，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正确之举。

ARTDBL：你认为学生在离开学院的时候应该习得什么样的能力和品德？

关道文：我在建院之初就列出了八组毕业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广东文化喜欢“八”。我认为设计教育不同于物理或数学教育。在设计领域，我们与社会协同工作，并且正在对未来产生影响。 所以设计师的决策和职责与物理学家的职责有所不同。在设计学院学习的第一年，我们开设了一门伦理学课程。向学生介绍设计师的道德责任，以及伦理和道德影响。在教育的一开始就涉及这些内容，是因为我认为这是设计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他们如何能够改善社会、提升体验以及改善他人的生活。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决定，都可能会产生重大的伦理后果。

所以，我希望学生在本科毕业时能够做到的是，认识到其他人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并且学习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负责任地运用它，这样他们就能做出符合道德、负责任的决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思考自己的工作如何融入一个更宏大、更复杂的体系。

在前面我说过，设计并非解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再补充一点，如果设计是在解决问题，那就会把世界看作简单的系统——我做了A，就会得到B。但社会非常复杂，当我给你某样东西的时候，我无法预知你会有哪些后续的反应。设计师必须学会在复杂且具有适应性的情境中工作。

我们要明白，大自然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tptive system），当我们把世界简化为简单的工程场景时。实际上，是在与自然对抗。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你培养成一名设计师，你就只能在简单的系统中工作。但如果我们对你进行了恰当的教育，那么你在今后的人生中，应该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工作。

让具有科学技术背景的学生，理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这一概念，不是他们在中学和课本上能学到的。这需要时间，但至少你会开始那样想。而这就是伦理和道德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你的选择会影响人们。我们将做出决策以及承担决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