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受访者供图

受访：周春芽

采访及编辑：杨梅菊

无论是在人群中远远瞥过，还是近距离的对坐注视，面对周春芽的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在心里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眼前这位看上去满头黑发、身姿挺拔的艺术家，已经70岁了。

或许正是对这种“讶异”的足够了然，周春芽很乐于在聊天中强调自己的年龄，诉说带有自嘲色彩的“来不及”，同时尽量让许多论调和态度归于一种圆融的低调、满足和甘心。

这种低姿态，可能来自艺术家主动的策略性人设，也可能来自其性格底色中的宜人特质，但无论如何，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周春芽这个名字在今天所被赋予的许多外在色彩——抛开多年来未曾冷却市场价值、明星朋友圈、大众热度不谈，单单是开幕前后两天的鲜花、掌声和嘉宾阵容，便足以再次确认其人、其作品在今天的分量和影响力。

面对这些涌涌而来的热情，周春芽显露出充分的后退。他说，他尽量不接这些包袱，也尽量让自己面对画布时不受到这些影响，在任何时候都不让别人“替”自己画，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能承担起的最难同时也是最好的自我责任。

但他同时也坦陈今天的自己依然有所担心，而且是非常直接的，甚至不那么云淡风轻地担心着：自己现在的新画，是否不如从前？

考虑到他近期在松美术馆开幕的这场个展的定位，上述担心也许更加可以理解——这是迄今为止周春芽在北京举办的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回溯性展览，策展人崔灿灿通过四个单元（山石、园林、桃花、绿狗），以及涵盖油画、纸本、手稿、纪录片、档案等多元媒介的近百件作品，勾勒出周春芽绘画中的自我、家庭和时代。

展览现场©️受访者及松美术馆

16岁时，周春芽想做“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一个艺术家的一生究竟会有多长，也不知道自己后来会经历什么。留学时，周春芽曾下定决心：牺牲我们这一代人，也要让未来中国艺术家活得有面子。那时的中国尚未产生艺术市场，没有人知道画画能不能卖钱，初到德国，他身上只有100美元和一箱方便面，作品卖不出去，就去火车站当搬运工，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不画画。

70岁的时候，周春芽已经不太关心自己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了，他甚至不太担心自己最后能不能进入美术史。历史的事情，要等几十年、上百年以后才知道。

而这中间隔着的五十多年，恰是一个艺术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从成都到德国，再回到中国；从传统山水到德国表现主义，从狗、桃花到山水和园林；从年轻时对“自由”的确认，到后来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想画什么。周春芽一直在改变，又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变的东西。

“来不及了。”70岁的周春芽反复说起这句话。时间开始变得具体。身体不再允许他像年轻时一样熬夜画画，爬山也变得困难，很多事情即使现在才明白，也已经没有足够长的人生去慢慢验证。但奇怪的是，“来不及”也并没有让他变得轻松。恰恰相反，真正坐到画布前，他依然会犹豫、后悔、推翻重来。

他说，自己画画不是“胸有成竹”地画，而是应该始终“像个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画。画得不好，要擦掉重新开始；画完觉得很好，第二天又可能觉得不满意甚至要毁掉。创作的过程里有痛苦，也有反复，但他仍然觉得有意思。70岁的周春芽，似乎依然没有获得一个艺术家理应拥有的“确定性”。

16岁的周春芽相信，只要朝着目标努力，就可以一点点靠近“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70岁的周春芽则知道，有些东西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可能只做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新的画也未必比旧的好；自己做的事情未必正确，甚至未必是好的。但这些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在做的东西”。

所以最后谈到自己的理想时，答案反而很简单：画园林。把树、山、水、石头、房子和花都放进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慢慢画，一张一张地画。听起来已经远没有16岁时、20岁时那个理想宏大，但对于一个已经走到70岁的艺术家来说，一切从来与“那个目标最终有多大”无关，真正重要的，是他还愿不愿意继续面对下一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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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图》，1992年，布面油画 150x120cm©️受访者及松美术馆

追求

ARTDBL：这次在松美术馆的展览，把很多很早期的作品也放进来了，能让人很直观地看到一些变化，例如毕业创作里浓厚的时代面貌，而后来的作品则似乎很快、很顺利地褪去了那些气息，我很好奇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周春芽：这个变化其实跟艺术理念有关系。年轻的时候想法肯定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超越那个阶段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氛围，而毕业以后，经历的时代变了，我的画自然也跟着变。

你想，我是1955年生人，再往前几年，战争刚结束、新中国才成立。所以基本上从记事起，每隔一段时间总能体会到某种变化。其中能够上大学，算是我的人生里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是一连串好的变化的开始——突然有一天，能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以后，可以画画了；毕业没多久，竟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去画画……

“能自由地画”，这是毕业前后，我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后来也是随着对“自由”越来越多的确认，我的题材、我关注的视野，开始有一些变化。

这个过程里，每个艺术家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有些艺术家可能距离社会更近一些，会借助艺术表达非常明确的批判；有的艺术家则没有那么批判，他可能更看到的是美好，并通过表达让更多的人也看到这个美好。大家角度不一样，这非常正常，不可能所有艺术家都去做一个风格、一件事情。再后来我又去国外留学，看到了世界艺术非常不同的面目，观察各个国家的艺术家各自怎么发展，意识到这其中的可能性有很多。渐渐看得多了，就会自发地去找到一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可能性。

ARTDBL：那你怎么判断什么是“有意思”？

周春芽：首先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有意思，我认为这个有意思，不一定所有人都同意。

我的标准首先就是真情实感——真实地想到什么，真实地说些什么，真实地做一些事。当然，真实的，不一定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但至少它是真实的。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我的创作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方式走的。画的每一个题材，都是我真实生活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部分。有人说我是画狗的艺术家，我说我不是画狗的艺术家，我也不是画桃花的艺术家，我只是画自己的生活。

比如画狗，因为我自己养狗，它平常就和我生活在一起，我跟它有感情，它静静地坐在那里、趴在那里，我就开始画它。有段时间，它的身上泛着绿色的光，我就画了绿色的。画桃花也是，春天来了，你的心境和状态自然也变了，于是要去踏青、去交游，去画绚烂的花。

ARTDBL：但是在那么多生活的元素里，为什么那一刻你选了桃花，选了狗？

周春芽：其实选择了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表现。例如桃花，大家看画的时候，看的真是桃花吗，可能是色彩、是构图，是水中的倒影和状态，综合而言，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语言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画中的物也好，立足的流派也好，都是借用，或者符号。只不过在我这里，因为德国表现主义的纳入，而让这个符号性多了很多直接的色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复古的传统艺术家，而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现在也在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想达到下笔既有直接的表现，又有含蓄的激情。

ARTDBL：这样说来，你当初对传统也是借用，甚至有些冒犯的意味在其中，但这个度到底要怎么把握？

周春芽：这个过程其实很难。也只能慢慢学习、摸索和把握。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到现在也只能说，“既传统又现代”依然是我的追求，但追求的东西也不一定能达到，也许只能达到一半，也许连三分之一都还没到。

来不及

ARTDBL：你会反复说到自己“来不及”了，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叹，还是出于一种自谦？

周春芽：这是人生的规律。你再怎么小心翼翼地活，能到90岁，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看数据，能活到70岁的，100个人里也就二三十个人，能活到80岁的，可能不超过10个，能活到90 岁的，100个人里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大部分人都是这么个规律。我现在已经70岁了，还要怎么样，一辈子能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不错了。

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所谓的贡献，就是作品，做得好一点，那就办展览，观众来看，能有些触动、有些享受，就很好了。如果还能进入美术史，那就是更远的时间之后，作品出现在博物馆，人们排队去看你的画，了解你的想法，这就已经超越历史了。能有几个艺术家达到这个程度呢？

ARTDBL：对于进入美术史这件事，你有渴望和执念吗？

周春芽：历史的事，现在肯定是说不清的。也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才能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进入历史。到时候如果周春芽这个名字还被记住，作品还在美术馆展览，那才算进入历史。就像我们现在看齐白石、张大千，或者梵高、毕加索，这么多年，人们还在谈论他们，还在看他们的画。

所谓的执念，也许16岁的时候有过。16岁的时候，我想做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

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傻，很天真。但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天真一点蛮好。因为你首先想做，才会朝这个方面努力，即便最后做不到，你也能一点点靠近，也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一点都不想，那就完蛋了。

年轻时的天真固然是很可爱的，但年纪大了以后就没有必要了，就想低调一点。

ARTDBL：对你来讲，低调会不会很难？毕竟展览开幕时的高朋满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周春芽：我这个人，很怕得罪人，所以尽量做对大家都好的事。你看我现在也尽量不做采访，尽量不多说话，也许年轻的艺术家更需要这些。当然，展览这件事更像是一个多方力量推动的结果。很多时候艺术家做一件事，不一定真的是自己多么需要，而是社会可能需要、行业可能需要——大家要看展览，美术馆也要生存，我也要对得起老朋友们、藏家们。

ARTDBL：是否也需要通过展览来探测一下自己在今天艺术圈层的位置？

周春芽：探测了也没用。那些对自己没什么意义的评价，听了也难受；有意义的评价，听了更难受，因为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年龄，要改变是很难的，也许30岁可以，20岁可以，但现在真的来不及了，只能一意孤行。也许做的是正确的，也许是不正确的事，但也只能这样做下去，一切最后交给这个社会去评价吧。

ARTDBL：那对于这次展览，你会在意大家的反馈吗？

周春芽：那还是会的。例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展览以后，人家会不会觉得：周春芽新的画没有以前画得好。后来张晓刚跟我说了一句，说我现在的画比以前画得好。我听了很高兴，但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在安慰我。

如果别人说新的画不如以前，还是会有点伤心。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年龄，你不退步就不错了，不一定就要追求一个更好的东西。

 

学习

ARTDBL：欧洲留学期间你有过大量的美术馆观看和游历，这种密集的学习和后来在国内大量的游历山水之间，是什么关系？

周春芽：当时我去欧洲，主要就是看美术馆，看别人怎么去处理、表现自然。比如梵高怎么画风景，莫奈怎么画法国的乡村、麦田、山。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有些画得很温柔，有些画得很强烈，色彩也不一样，带来的体验也会很不一样。

后来我去游山玩水，是自己去看我们的山、我们的树、我们的石头，想的是我自己怎么处理这个色彩、笔触。所以这两个阶段不一样，但其实都是吸收和学习。

虽然我现在有点来不及，但还是在尽量学习，例如最近五年在练书法，也有意识地阅读古诗、古文和古籍，这些知识的影响哪怕是短暂的，短暂到只能影响你的一两幅作品，那也可以了。艺术家前期也许拼的是技巧，但到后期，一定是你的知识储备和修养在发挥作用。

ARTDBL：欧洲学习的经历，是否重塑了你的创作面貌？

周春芽：欧洲之行让我的大局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可能当时真就一头扎到传统里去了，去模仿古代人，他画什么我也跟着画。但我在德国学的语言、色彩都无法忘记，它们赋予了我创作中的强烈特质，这个是中国传统里面没有的。所以后来常常会想，当年幸亏出去了，但同时也有种感觉就是，幸亏后来真的回来了。其实从出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是一定要回国的。

ARTDBL：长期在两种体系之间创作的感觉怎么样？

周春芽：我很矛盾。这个社会，其实东西方文明都是相互的、穿插的。我们学习他们，他们也学习我们，彼此的历史一直是相互影响的。明代的时候，苏州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繁华的城市。后来西方工业革命发展得太快了，所以近三四百年，我们向他们学习。但这个循环是持续的，现在我们开始发展了，可能再过多少年，他们又会觉得中国有意思了，其实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不喜欢说什么“中国是本土，那边是国际”。中国就是国际，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北京也是国际的。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国际中心，也应该去努力。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还总在说要让别人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家平等地互相理解？好的艺术本来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不可能只有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不喜欢，国外好的艺术家，我们也会办他们的展览，以前中国艺术家都很羡慕到蓬皮杜、MoMA、泰特去展览，碰到一个外国策展人给你策划展览，就觉得特别幸运，愿望当然可以有，但是不能总是这种思想。你有本事，就把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做成世界级的，让国外的艺术家也愿意到中国来展览。

ARTDBL：这其实已经不只是艺术家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艺术生态的问题。

周春芽：对，这个不容易。就像松美术馆这样的民营美术馆，能办得这么好，能支撑到今天很不容易。如果哪天它因为种种原因继续不下去了，那我心里会很难受。北京这样的美术馆其实没有几个。

所以现在先不要说发展，只要能生存，不要压制就可以了。让它（艺术）存在，让艺术家觉得能在这里做事情，能心情很好地创作，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多做一些贡献。艺术家不像军官，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我们就是一支笔，所有的力量就在一支笔上。能画出一点东西，做一个展览，大家来看，就不错了。你还想干什么呢？

 

有面子

ARTDBL：刚才说到艺术家的“冷板凳”时期。你自己呢？

周春芽：我肯定也有。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彷徨和痛苦。

刚开始中国没有艺术市场，大家都不知道画可以卖钱。后来有艺术市场了，别人也不会来立刻找你，你可能有10年、20年的痛苦阶段。

但你还是要画，还是要追求。事实上这就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考验，就是看你能不能经历住这个过程，能不能扛住。

我去德国留学的时候，身上只有100美元，外加一箱方便面。到了德国，一张画都卖不掉，我拿着画去了很多画廊，没有一个画廊看得起。生活费没有了，走投无路只能打工。在比勒费尔德的火车站当了三个月搬运工，这是我一生里面唯一一次靠体力挣钱。十几个学生，大概几个人一组，把火车上的邮包搬到火车站的库房里面。就这样赚了大半年的生活费。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想过不画画去做别的。我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去德国生活，就是想学习，想看遍西方油画原作、美术馆、博物馆。后来我运气很好，在卡塞尔找到一个很好的德国老师，他对中国艺术、对中国人都很好，开车带我到欧洲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所以我的目的达到了。

ARTDBL：但你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

周春芽：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艺术家、中国人在国外是没有地位的。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我当时的理想是，牺牲我们这一代，也要让下一代的中国人活得有面子，中国艺术家在全世界活得有面子。

当时在德国，有一个教授指着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说，街上走的亚洲人，穿得好、买房子的都是日本人，中国人都很穷。但是他跟我们说，20年以后，走在街上的这些人就是你们中国人。他看得很准。

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好学，成绩这么好。虽然很贫穷，但是精神不一样。实际上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很快，跟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理想，是有关系的。

 

《瘦西湖春色》，2015年，布面油画，250cmx200cm©️受访者供图

不要让别人替你画

ARTDBL：你怎么看艺术家和市场、藏家以及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

周春芽：矛盾太多了。但越是矛盾，艺术家最要紧的是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坚持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不能受市场影响，不能受藏家影响，也不能说大家喜欢这种风格，你就去迎合他。

但另一方面，艺术家也不能忽略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你完全按照自己的个性去画，也有可能这个社会始终不接受你，你可能一辈子就被埋没了。因为现在是一个传媒时代，美术馆要展览，拍卖公司要拍卖，出版社、媒体也会报道。如果你完全跟这个社会不来往，完全隔绝，再好的东西别人也不知道。

这其中可能就是“入世”和“出世”的关系，处理好了，你可能就很好；处理不好，也可能就很普通。我自己其实也很矛盾，可能我不是一个大师，也可能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说到底，这一切又并非由我来评判。

ARTDBL：但现在社会给你的那些反馈，比如“最贵的艺术家”、市场很好、明星朋友很多，你会在意吗？

周春芽：我不会背这个包袱。“最贵艺术家”其实是某排行榜某一年的拍卖记录统计，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个说法。现在自媒体发达，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创作的时候一定不要受这个影响。你画画的时候还是要像个小学生一样：我怎么画不好？颜色怎么用不好？怎么调？构图怎么构好？一定不要想着市场。这些东西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这些评价也并不一定准确。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这些东西心态变了，就完蛋了。

其实我昨天最高兴的，是我的艺术家朋友来了很多，张晓刚、尚扬、曾梵志、刘炜、毛焰、岳敏君、艾轩等等，还有很多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的朋友，我们从中国艺术最低谷的时候一起做展览，在国外做，在国内做，几十年的“战友”。他们来了我太高兴了。

ARTDBL：你刚才一直说“坚持”，坚持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周春芽：首先人要善良，不要去整人，不要去害人，这个最重要。

然后要有自己的理想。理想可以是美好的，但不一定实现，但是你朝着这个方向走，你就有目标，有目标，你就会做得越来越好。即便达不到目标，也可能做到七八成。这个很重要。

这么多年，我的锚点就是艺术，其他的我又不会做，也只能做艺术。我经常跟别人讲，艺术是门手艺，而我是个手艺人，每天都要画画。别人做生意，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不行，我要一笔一笔地画。我也经常说：能选择艺术，我心满意足，下辈子投生如果还能当艺术家最好。因为很幸福，也很自由，你的工作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拙政花园》，2026年，布面油画，150×300cm©️受访者供图

 

幸福是什么

ARTDBL：“幸福”这个词在你的谈话里出现了很多次。你理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周春芽：幸福是相对的。艺术这个东西，就是我很想画这幅画，那我去画，画好了以后觉得很舒服，画不好可能会痛苦，但这也是为了画不好而产生的痛苦。总体来讲，它还是幸福。

其实幸福这个词很复杂，也很简单，喝个茶也是幸福的一部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艺术家朋友，以前经常开车带他到成都很远的县城地方吃鱼，要开一两个小时。他一路都在埋怨我，说吃个鱼干嘛开这么远。我说你不懂，这就是幸福生活。

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生活，就是随口一说。后来他得了癌症，两年后癌细胞转移，病情危重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带他再去吃一次鱼。我找了两个朋友，开车去了医院，拿担架把他抬上车。

那天成都的夕阳很美，路上他对我说：“春芽，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幸福生活。”我当时就流泪了。

这个朋友是高校的美术老师，一辈子画了很多画，但从来都没有做过个展。我给他做了一个个展，在四川省美术馆。他强撑到开幕那天，坐着轮椅出席了自己的开幕式，他许许多多的朋友和学生那天都来了。

开幕式第二天，他去世了。

幸福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年轻时候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70岁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幸福生活。

ARTDBL：那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平常的一天如何度过？

周春芽：我睡觉很晚，凌晨三四点睡，上午10点起床。起来以后喝茶，或者看一点书。中午吃饭，下午工作。

年轻的时候晚上也工作，现在晚上不行了，主要是精力跟不上。一天之中就下午集中画三、四个小时，像打仗一样，冲锋这几个小时。

晚上吃完饭以后就休闲，看电视、看电影，或者跟朋友打牌。偶尔也跟朋友出去游山玩水，或者去看展览。比如去上海博物馆看古代的展览，我会找两个对历史有知识、有文化的朋友，让他们给我讲诗、讲故事。

《红石》，1999年，布面油画，150×120cm©️受访者供图

ARTDBL：我很好奇，你创作的具体过程，以及过程里你的个人状态是怎样的？

周春芽：总体来讲可能是平和的。但是中途画的时候，就很跌宕——例如经常画完了以后很后悔，觉得没有画好，其实这是个困难。但是又必须要经历这个困难。

所以我画画，不是说胸有成竹地画，而是就觉得应该战战兢兢地画。有困难到非得擦掉重新开始的时候；也有痛苦的时候；也有画好了很高兴第二天怎么都不满意非得毁掉的时候。就这样反反复复，但这个过程又觉得有意思。当然呈现在最后的结果上，一定是你的平均水平，总体来讲，就是付出多少，收获多少。

ARTDBL：16岁的你想做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那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周春芽：其实在画面上就看得出来。我现在的理想就是画园林。我想把所有的风景，树啊、山啊，集中到一个园林里面，集中到一个小的空间里面表现出来。

因为现在爬山不行了，走到半路腿都软了，上不去。后来我发现园林能解决一些问题。就像莫奈老了以后有一个莫奈花园，不出门，所有他要画的题材都在里面。这个是我的理想。

我现在住上海，也不可能自己做一个园林，没有这个条件。但是离苏州园林比较近，经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园林门口，进去游游园，在里面的茶馆喝茶，看石头、看水、看山石、看房子、看花，这些眼前的生活，最后都被组合到一张画里面。

这样的一张张画，每个人看到的部分都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但对我来讲其实特别简单：怎么把这些题材、这些画法组合起来，这就是我的理想。也许听起来很简单，但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理想，说到底还是艺术家太渺小了，既改变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自己。

ARTDBL：今天的你和16岁的你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周春芽：现在当然没有那个想法了。我现在不担心自己活着的时候被遗忘，也不担心能不能真正进入美术史，我现在担心的是新的画是不是不如以前。但也还是要画，也还是要努力画得好一点。

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去关心他人或者行业在做什么、在发生什么，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它不适合你；你做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但是这是你在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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