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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特:历史车轮的暴力之处在于它只叙述浪,不叙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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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受访:何小特
采访及编辑:陈颖、陈李虹
走进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楼外楼:1910-1940年代广东美术中的镇海楼》,展厅里深沉的色调和墙面上密集铺陈的文字,构成了一种与通常美术馆展览不太一样的观看体验。还没来得及细细观看,一抹绿得很广东的颜色,已经先在角落里抢占了意识。
那是蒲葵。叶片舒展着,带着一种南方植物特有的浓密与湿润。策展人何小特在展册开篇中写道:傍晚从越秀公园正门上山,沿途蒲葵生长茂密,绿得惹人。当这片新鲜的植物绿色被带入展厅,镇海楼也从艺术史中的一个图像,重新回到了具体的广州。
《楼外楼》围绕1910至1940年代广东艺术家笔下的镇海楼展开。它并不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展览,但旧报刊、照片、城市地图、印刷品、题跋以及相关的器物,与绘画作品交错并置,铺开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面对其中的复杂关联, 观众也很难匆匆走过,在何小特藏于文字之间的种种提示和有意无意的怂恿下,也乐意花上一些时间 进入这段历史 ,试着去辨认那些 一时难以言明、却又彼此纠缠的情绪与感受。
围绕着镇海楼,展览试图追问的是,同一座楼为何会被不同代际以及立场的艺术家赋予如此不同的意义,而这些差异又如何折射出时代与艺术观念的变化。展览没有按照常见的年代顺序铺陈历史,何小特用不同的意象对历史状态的描述,情绪如何兴起,力量如何涌现,观念与现实如何涨落,又有哪些可能性在时代转折中消散。它们为作品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完全线性的联系,也避免了将复杂的历史整理成一条清晰的因果链。
不过,《楼外楼》所呈现的,也不只是何小特对一段地方美术史的研究兴趣。在与他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做展览对他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关照自身的方式。
不断回到历史,去追问艺术家在各自时代中如何观看现实、如何回应政治与社会的变化,也是在借这些问题重新辨认自己所处的环境。
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置身事外地加以研究的对象,艺术家的选择、作品中的情绪和时代留下的痕迹,最终都会把问题带回当下——人在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安放自己,又如何面对那些无法由个人决定的力量。
也因此,展览并没有把艺术史处理成一组可以被简单归纳的历史结论。何小特更在意的,似乎是从作品和史料中重新打开问题,让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经验与今天产生联系。这个规模不大的展览,让人看到一项扎实的研究可以怎样转化为具体的观看经验,展览所提出的问题,那种氛围,也并未随着离开展厅而结束。
以下为打边炉和何小特的访谈,按照惯例,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量子纠缠
ARTDBL:请谈谈《楼外楼》这个展览的缘起,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展览,这个过程是怎样展开的?
何小特: 缘起是有的,但我们似乎不用非得为此梳理出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展览前前后后大概筹备了三年多,和我们的很多展览一样,没有太多的必然性,在不断做项目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持续的关切。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在电脑里新建文件夹,研究内容慢慢晕开,当基础的研究工作达到一定程度,展览才开始集中落地。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民国初年那些艺术家的精神、情绪处于什么状态,是我们关切的。对于三十年代那些现代派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形式,或者他们笔下的景观本身意味着什么,同样值得关注。但这些问题,都不太可能通过简单地下定义来回答。有时候做展览,未必一开始就能找到一个明确的核心问题,但可以提供一种氛围,让不同的关切在其中浮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氛围是展览很重要的一部分。
展览只是提供一个切片观察,观众会有自己的思虑。如果想弄清楚其中某一点,可能就会顺着展览线索继续思考,自己去找答案。对策展人来说,我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的观察和某种氛围提供给大家。这是一个前端,但又是挺重要的工作,它也需要一定的敏感度。
ARTDBL:在广东近现代美术史中,相比其他可以串联艺术家与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对象,镇海楼的特殊性在哪里?
何小特: 镇海楼的特殊性,是在研究和材料整理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镇海楼其实凝结了民国时期艺术家那么多复杂而深重的情感。在日常的艺术史研究里,我们会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广东艺术发展存在有不同的“艺术阵营”——这个说法未必十分准确,暂且这样称呼,比如岭南画派、国画研究会、现代派,还有新兴版画等。镇海楼作为广州的一个重要地标,我相信这些不同阵营的艺术家都曾经描绘过它,他们的历史观念、现实理想和思想意识各不相同,那么,会不会把各自的观念投射到同一座楼上?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开始进行材料调研。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它反映的不只是不同艺术阵营之间观念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艺术阵营、同一个代际的艺术家,对镇海楼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它作为一个切片,可以打开一个让我们理解各个流派、各个艺术阵营的空间。这个空间,比我们之前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ARTDBL:展览将时间跨度设定在1910至1940年代,为什么选择把这段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何小特: 这几十年间最值得关注的,是艺术家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各自形成了怎样的认识和表达的问题。他们对变化的感受和回应并不一致,值得体味的是他们如何根据自身的经验、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以及不同艺术阵营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个时间段里,有两个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民国初年,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带来的历史变化,不仅产生了清朝的遗老,也产生了一批所谓的革命遗老。李伟铭老师曾经以《天荒》作为切入点,去考察革命遗老在时代剧变中的精神处境,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镇海楼上来看,同样能够看到非常复杂的表达。这里面既有对革命之后社会混乱、空虚和荒诞的回应,也有广东在地的文化表达和投射。
比如伍德彝的《荒城初霁图》。伍德彝不是岭南画派的艺术家,但他早年跟居廉学过画,和高剑父本来也是师兄弟,也有过一些跟革命人士交往的经历,后来高剑父还拜他为师。从绘画风格、语言和思考模式来看,他又很有前朝遗老的状态。他的很多作品,都表达了对革命带来的现实冲击、社会遭难,以及他自己对现实的认知。他在作品里面投入了巨大的情感。
《荒城初霁图》里,他画镇海楼是从越秀山北边看过去的,而不是大家熟悉的南面角度。越秀山北坡过去是王侯将相的葬地,东南面、广州城外不远处,则是黄花岗那些革命烈士的安葬之地。作品题款中的“郭外累累枯冢”,把这两种历史记忆放在了一起。无论是过去的王侯将相,还是后来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最后都归于坟冢,成为一抔黄土。作品中还有“王侯蝼蚁”这样的表达,指向生命在历史面前的相似处境。这里面有一种荒诞、虚无的历史感受。

伍德彝,《荒城初霁图》,纸本设色,84 × 31cm,1915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图片来源: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不能因为岭南画派的一些艺术家与国民党高层、同盟会有历史关系,就认为只有他们才会创作出有现实感的作品。《荒城初霁图》就非常具有现实感。但如果把题款暂时放在一边,它本身又是一张典型的文人画,意境萧索,留白较多,笔墨淡雅。与之相对,高剑父的《镇海楼》里有残阳、破楼、昏鸦和蔓草,整个画面带有强烈的废墟感,甚至笔墨本身也呈现出一种破败的气息,与那个时代的现场感非常吻合。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恰好说明现代性并不只有一种表现方式。一件作品的现代性,有时体现在它对现实的感受和回应上,有时也可能体现在它自身的风格、艺术语言和气质上。

高剑父,《镇海楼》,纸本设色,80 × 42cm,1926年,香港艺术馆藏。图片来源: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时期,是三十年代现代派艺术家的创作。展览也尝试提出一些观察,来厘清现代派艺术家与风景画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样描绘镇海楼,为什么到了现代派艺术家的风景画里面,它的历史重量似乎被卸下了?我们不再看到它所承载的那些历史记忆,而是看到一座进入都市生活、带有某种现代趣味的城市景观。
ARTDBL:三十年代,广东艺术界出现了不同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方向。如何理解这些艺术家之间的差异?如果进一步追问三十年代艺术家对风景的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不同的创作取向?
何小特: 这里面当然有现代派的审美趣味,但如果进一步追问,风景是否还包含着艺术家对现实的观察?他们所表达的价值倾向究竟是什么?风景在这里如果意味着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现实,这就涉及五四之后另一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左翼艺术家、文学家、小说家,以及关注乡土和现实生活的创作者,他们所看到的城市风景,可能不仅是都市发展的景观,而是生活本身、现实本身,而与城市异化相关的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同样构成城市风景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展览的叙述会延伸到现代版画,尤其是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这里还值得继续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向?是不是先经历了对西方绘画技法、形式和风格的学习与探索,后来才逐渐转向现实观察?也未必,可能这两种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艺术家看到了城市的另一面,而梁锡鸿、谭华牧等人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到了全面抗战之后,三十年代初已经开始关注现实的现代派艺术家,与那些没有作出这种转向的艺术家,作为为何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木刻在抗战时期的能量是很大的,这些艺术家在不同阶段的选择与变化,仍然需要更细致的研究。
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岭南画派就是跟现实、革命理想相关;国画研究会就是跟传统守旧的、对笔墨的追求相关;现代派则与西方现代艺术精神、都市趣味、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关;现代木刻则跟鲁迅所提倡的现实关怀,以及左翼这套文学和思想相关。
但这些标签化的理解,很容易把艺术史简化成几种彼此分明的立场。如果通过镇海楼这个切片去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纠缠的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量子纠缠”这样一个物理学概念作为展览的抬头。不同的艺术观念和历史经验彼此纠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涌现、变化,甚至产生某种坍缩。这种关系是一下子说不明、道不白的,我们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种同理共情的状态。
ARTDBL:那么,在你看来,艺术能不能作为一种历史来看待?抑或在美术馆的展览里,更倾向于将艺术史作为历史和政治的视觉注释?
何小特: 在我看来,艺术本身就是历史,它并不是历史的图解。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阅读绘画的经验不足,对绘画本身的认识和教育也不够充分。
比如看高剑父的作品,画面所呈现的时代氛围、艺术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中那些需要进一步解读的视觉密码,都需要观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准备。你需要熟悉清末以来的艺术史,了解当时文人画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绘画如何创新,以及中西绘画如何融合等问题。具备了这些认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作品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看题款,依靠文字说明去了解作品表达了什么,那确实容易把艺术变成历史的图解。但绘画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不只是题款能够说明的,它还存在于画面的形式、笔墨、构图和艺术家对视觉语言的处理之中。别说普通观众,即使在行内,真正通过画面本身去理解作品的人也不一定多。我们习惯于通过文字信息了解一件作品在讲什么,却没有真正从作品的视觉语言出发,理解它如何表达、如何回应自己的时代。这可能才是问题所在。
广东的地域性背后,还有一种正统性的表达
ARTDBL:展览里提到,广州城市建设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种政治叙述,串联起一套关于革命、共和和城市治理的历史表达。你如何理解这条城市中轴线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何小特: 把中轴线的讨论放进展览,是因为它的建设特别有政治想象力。我们在展览里甚至将巴黎的城市改造引进来并置对比,并不是为了强调背后的政治关系,只是恰好体现了某种穿越时代空间的联想。广州中轴线建设的背景是“宁粤对峙”,也就是民国时期广州跟南京的长期对峙。这跟粤系、江浙系,以及国民党高层之间的较量有一定关系。在国民党高层里面,粤系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存在,他们很多人跟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路过来,认为自己才能代表“党统”。与他们相比,蒋介石的崛起是新的政治力量,更强调北伐的成就以及统一的成果。当这个背景落到具体生活、城市建设、经济建设的层面,在社会层面上反映出来的,中轴线的建设就很有意思。
广州的中轴线,最北端是镇海楼,沿着镇海楼往下,是孙中山纪念碑和孙中山纪念堂,再往下是市政大厦,还有起义路 (以前叫维新路) 、海珠铁桥,这么一路下来。孙中山这个关键元素不断被叙述,辛亥革命的成果也不断被叙述。同时期的南京也有相关的城市建设的景观,他们争的是谁具有正统性,党统的话语权在谁的手上。

历史有自身的叙述,但中轴线的建设,自然会把镇海楼变成了公共空间。在此之前,镇海楼是一个堡垒、一个军事据点,一会屯军,一会又变成废墟。那里自古就有守城的将官,黄培芳那件作品的题跋,里面提到,嘉庆二十二年正月初七,他约了十来个好朋友上去雅集。题跋还说,有守城将官做东,富商子弟送酒。也就是说,这场聚会有富商赞助,由官僚集团提供场地,才有了这样一块供文人自娱的空间。和后面提到的市民公共性相比,它仍然是特殊阶层、精英阶层才能享有的空间。
1928年,国民政府重新修复镇海楼,决定把它变成博物院,它的功能一下子就公共化了。普通市民可以到那里参观游玩,它变成了一个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为此,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围绕镇海楼做了很多工作。那里就举办了广州市第一届规模相当可观的展览会,涵盖了历史、艺术、农业、工业和市政等等板块,《良友》这些前沿的都市杂志都有报道。镇海楼还被印到钱币和邮票上面。这样一来,镇海楼就成为大家识别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承载着这个城市对于革命正统性的叙述。

《⼴州市市⽴博物院》,1930年代,泰康保险集团藏。 图片来源: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ARTDBL:镇海楼从历史建筑变成公共景观,艺术家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尤其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艺术家,他们对这座楼的处理似乎更加自由,你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何小特: 景观自身就带有某种意味,正是因为被景观化了,历史的重量就慢慢地被消解了。对于市政府来说,需要重新塑造振奋人心、政通人和的气象,你看展览里无论是胡汉民的联语,还是当时陈济棠写的对联,都有一种主宰一方的口气,也有决心建设好这个地方的口气。
这个时候,它就不再需要作为民族灾难的记忆,也不再需要承载晚清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那种耻辱记忆,同样不需要辛亥之后社会混乱、前路渺茫的那种记忆。它需要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激励,让大家积极向上,投入经济建设的记忆。
这个时候,恰逢现代派艺术家崛起了。他们跟之前的艺术家,本来就是两个代际。像伍德彝、高剑父,包括在陈恭尹的《镇海楼赋》上题跋的那些文人,都经历过晚清那个耻辱的年代。所以,他们对这座楼的记忆,当然跟家国命运相关。但现代派的这些艺术家,很多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进入三十年代的建设时期,他们还很年轻,他们对那段历史可能并不陌生,但确实没有切身经验。所以,在他们的画面上,这个时候的镇海楼,还真是看不到历史的重量。他们是故意没有看到,还是经验里面没有?还是说,他们所追求的艺术观念,本身就不需要这座楼带来这样的重量?不知道。但事实上,楼的重量就是被卸下了。
所以,中轴线的叙述,最后还是回到艺术史的问题,即现代派艺术家对于城市景观的表达,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思想状态、政治观念或者艺术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都需要具体描述,而要把那个形状描述具体,其实挺难。只是说,镇海楼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切片,能帮助我们去窥探那些现代派艺术家在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大家一说现代派艺术家,就会想到苹果、裸女、风景,这是他们最惯常的题材,但也是一种特别标签化的说法,看似高度归纳了他们的题材和艺术风格,但好像又不那么准确。
ARTDBL:展览将视野从镇海楼和个别艺术家,扩展到广东美术史的整体研究,涉及南越历史、粤系政治力量、革命运动以及广东艺术家对地方文化的认同,这些材料似乎提示着,广东并非只是接受全国性历史进程的一个地区,而是具有自身的地域主体性和地方自主性。镇海楼这个展览提到的地方和历史经验,对这些问题是否有所呈现?
何小特: 这个展览很容易被这样解读。比如,展览里面隐隐约约有一条线索,从明清到民国,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和题跋里,反复会出现一些与广州有关的历史故事,谈南越王赵佗建朝汉台,谈南汉开国皇帝刘䶮在广州称帝及其失败的历史,谈宋王台和南明政权的故事。每到社会鼎革时期,就会谈到前朝遗民移民到这里,以及在广州这个地方坚守的问题。
多数人会把这些理解为策展人在强调广州的地域性,或者更进一步地认为是在强调它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种理解是否很大程度上跟现在的学术风气有关?一旦谈少数、谈边缘、谈地域,好像就成了一种“学术正确”。我才不是在谈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的展览里,并没有预设一个地方性概念。只是问题恰好发生在这个地方,随着具体材料和展览内容的展开,被别人识别出来而已。
就像很多人把蔡里安当成一个地方问题,可能因为他不出名,而且他中晚年一直在广美待着,但蔡里安那个展览,实际上谈的是战争跟人的关系,它比地方的问题重要得多。《楼外楼》谈的是现实主义的多面性和丰富性,这些问题,比“这个地方的艺术家在想什么”要重要得多,也丰富得多。
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些艺术家的叙述里面,确实反复存在这样的意象。这种表达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乍一看它好像是个悖论,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又有自己的合理性。比如,关于南越朝汉台的叙述,就有两面性。一面是南越的相对独立性,割据一方 (赵佗也确实称过帝) 。但同时,他又建了朝汉台。而“朝汉”意味着对中央、对统一秩序的一种追认。也就是说,独立性跟正统性同时存在。后来的这些故事里面,也一直有类似的表达。
我的材料并不足以支撑我去谈广州的独立性。广东在近现代历史里面,也确实有比较大的余裕空间,也有它经济上的一些条件。从清代的一口通商,到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再到改革开放,它一直处于风暴眼里面。但是在展览里,反复出现的反而是一种关于正统性的表达。比如,陈恭尹的《镇海楼赋》,有九个人画、跋、题,他们都是三十年代的广东文人。这些题、跋的内容,他们借着陈恭尹这位遗老在赋里面提到的赵佗和刘䶮的故事发挥,隐约表达自己的正统性。这里面更多是一种失落情绪,而不是为了争取这个地方的独立性。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已经不是社会主流里最精英的那部分人,他们表达失落的方式,是去回应一个前朝遗民写下的历史故事。
再比如,赵少昂的一件作品,由陈荆鸿题跋,同样谈到朝汉台。它的创作背景大概在1928年至1932年之交。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题跋里面谈朝汉台,可能就有着更多的意味。因为那正是宁粤对峙比较集中的时候,他提这个故事,心里面隐隐跳动的东西,可能跟广东在民国时期相对独立的处境有关,也可能是认为广州才代表民国政府的正统。所以,哪怕这件作品里面同时存在一种在地性或者独立性的表达,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在地性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正统性的表达。它们是并行不悖的。
ARTDBL:你并不希望预先设定一个地方性概念,这是否也涉及你对当下地方研究方法的一些看法?
何小特: 关于地域的主体性描述,我了解的不多,这和地方研究带来的“中心”概念的变化是否有关?史学研究在这方面应该是有更多的成绩。但现在比较让我困惑的是,这个地方性的角度在艺术研究和批评中,总是容易变成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把某种看待历史的观念,变成一种研究和写作的方法,我总觉得蛮功利。
关于广州的历史和经济问题,我不敢轻易下定论,但如果从艺术、思想方面来看,广州还是有很多值得细细琢磨的东西。比如展览里有引用他字句的陈白沙,他在岭南开创的心学的时候当时的主流已是程朱理学,他处在儒家思想传统内部的什么位置?又比如康有为,他为什么会提出有关书法的根本性问题,表面上是在谈艺术和书法,背后却可能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主张,这里也有关于正统的叙述。你会发现,有时候广东的思想和文化表达,反而显得非常接近中原传统,甚至有一种主动向中原正统靠拢的倾向。
越接近复杂性,就越可能接近真实
ARTDBL:你是如何考虑展览的结构和章节安排的?为什么最后没有采用比较常规的时间线索?
何小特: 研究是展览的一个前期工作,要搞清楚那段历史的一些细节和它的复杂性,就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在历史研究里,越接近它的复杂性,就越可能接近它的真实。研究工作做好了,终于勾勒出历史的形状,就必然想到如何描述。策展作为一种语言,就涉及前面那些研究做完以后,要如何表达的问题,也就是展览框架的搭建。这个展览,前期研究做完之后,迟迟难以落地,就是因为框架没有出来。
如果按照比较常规的框架,这个展览的第一部分一定叫“登楼怀古”,讲辛亥革命之前,晚清的名臣宿将登楼抒怀,表达家国情怀、个人理想;第二部分是“万劫危楼”,将楼的残破跟社会动乱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很超现实、很魔幻,又特别灾难性的社会现状;第三部分是“沉默的楼”,现代派艺术家对这座楼,采取了一种比较沉默的态度,把楼的历史重量卸下了;第四部分叫“未见的楼”。左翼艺术家没有看到这座楼。他们是选择了不看,还是主要关注了社会形态、被城市异化了的现实状况;第五部分就叫“新楼旧楼”,因为广州有了另一个地标——爱群大厦。
这样看,好像也是一个成立且挺好的展览结构,但我觉得这种历史叙述里判断性的东西太多,这些定义带有很强的确定性,本质上也存在一种因果链——因为历史背景是这样,所以艺术如此呈现。
可是,艺术的微妙之处,未必就是一种因果关系,里面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微妙,可能是不确定的,是感受性的,是一种氛围。作为一个现代人去凝视过往的艺术家时,带给我的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变化。所以,我打破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叙述,以“兴”作为开头,来打通人类情感的共同性。潘达微、高剑父和李铁夫的作品,让大家在进入镇海楼的叙事之前,对革命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有个准备。
ARTDBL:“兴”“涌现”“潮汐”“坍缩”“余晖”这五个部分,分别对应着怎样的历史经验和艺术表达?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形成内在联系的?
何小特: 在“兴”之后,第二个部分叫作“涌现”。量子坍缩成为一个具体的价值判断之前,可能存在多种形态,而“涌现”就是“坍缩”的其中一种路径。它有事物的内部原因,某种状态的内部条件积累下的,突然显现。
“涌现”这个概念,可以用来描述辛亥革命之后,一批艺术家突然爆发出来的、关于镇海楼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形成,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晚清时期的名臣宿将已经在镇海楼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表达。这些表达一层层叠加,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密码,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家国情怀、对时局的无奈、壮志未酬的感慨,都已经沉积在镇海楼的历史叙述之中。第二个,是辛亥革命之后,艺术家又在新的现实处境中叠加了自己的情感和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原先所期待的彻底变革,革命果实很快被窃取,不同的革命信念与现实处境之间也产生了冲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艺术家对镇海楼产生了新的情绪表达。
第三个部分叫作“潮汐”。潮汐的形成有月亮引力这样的外部力量,所以它强调的是外力对事物状态的影响,比如市政建设使镇海楼逐渐成为一种城市景观,这是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也改变了艺术家观看它时的感受,以及他们借助它所表达的价值。再加上这些艺术家本身并不属于同一个代际,他们面对城市变化时的经验和态度也各不相同。
第四部分叫作“坍缩”。坍缩最重要的概念,是原本处于叠加态的多种可能性,在具体的观测过程中显现为某一种相对确定的价值。经过前面“涌现”和“潮汐”两个部分的铺垫,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二三十年代广州艺术家对风景和城市景观的表达,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多种可能瞬间显现出某种确定的价值。
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价值倾向。第一种,以岭南画派的艺术家为代表,他们喜欢描绘与现实现场有关的图像,呈现出一种现实关怀,也包含了艺术家对革命理想的思考。第二种,从西方或日本学习归来的现代派艺术家,他们的风景画既涉及对现代艺术形式的探索,也可能包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都市趣味和现代生活的感受。第三种,是现代版画中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同样面对城市风景,但所看到的城市景观,往往与现实生活、社会处境以及城市中的普通人有关。这就是“坍缩”这一部分想要呈现的东西。观看一件作品时,原本叠加在其中的多种可能性,可能逐渐显现为某种相对明确的价值。

《现代版画》第5集广州生活专号,1935年。图片来源: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第五个部分叫作“余晖”,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比较黏稠的艺术质感。此前不同代际的艺术家在镇海楼上投射了大量情感和历史经验,这些东西并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完全消失。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
这一部分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艺术表达。一类艺术家把镇海楼当成一个时代风气和新的精神面貌的寄托。他们描绘朝阳、红花绿叶、整齐的队伍,画面整体呈现出向上的情绪。在新中国的艺术作品中,这类图像有着相对统一的面貌。另一类艺术家则保留了不同的观看方式。比如梁锡鸿,他的作品显得有些幽暗。当其他艺术家描绘朝晖时,他画的却是晚霞中的镇海楼,整座楼黑沉沉的。梁锡鸿似乎穿越了半个世纪,仍然保持着自己描绘一个地方的方式和主体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余晖。它既是艺术本身留下的微光,也是艺术家个人生命经验的微光。

符罗飞,《五层楼下的团队活动》,纸本粉彩,52 × 67cm,广东美术馆藏。图片来源: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梁锡鸿,《五层楼上晚霞现》,33 × 46cm,布面油画,1978年,家属藏。 图片来源: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ARTDBL:这样的结构除了梳理历史材料,也包含了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策展人在讲述历史时,叙述方式本身意味着什么?
何小特: 这里面其实仍然是在谈人的问题。面对时代的变化,个人看起来非常渺小。我在“余晖”这一部分引用了《三体》里的一句话:“宇宙为你闪烁。”它让人感受到宇宙的强大,以及这种强大给个体带来的压迫感:人在宇宙面前,确实渺小得无以复加。但与此同时,我又引用了瓦雷里的一句诗:“全宇宙在我的枝头颤抖。”这句诗写的是一朵花,它让人感受到,生命虽然微小,却也能够承载和感知整个宇宙的能量。生命的伟大和可贵,恰恰也在这里。所以,我才建立起“余晖”这一部分的叙述。它既包含时代留下的艺术痕迹,也包含个体生命在时代面前所呈现出的微弱而珍贵的光亮。
这样的结构究竟是一种价值判断,还是别的什么?我想,它可能更多是一种创作上的考量。我觉得,只有这样叙述,自己才比较放心。因为当你试图向别人讲述一个故事时,你选择怎样讲述,就意味着你如何认识这件事情。你把它讲成一个童话,还是讲成一个末世灾难故事,背后一定包含着你对整个事件的理解。我所设计的这几个部分,也代表了我对1910年代至1940年代镇海楼所承载的那些历史、艺术和社会经验的一种认识。
ARTDBL:除了带有文学性和隐喻性的章节标题,展览空间也通过物象、图像和文字营造出特定的氛围。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空间叙述方式?
何小特: 文字叙述跟空间叙述的不同在于,文字叙述需要一些准确性,但在空间叙事中,氛围感本身就是一种叙述,它并不是没有内容的。在一个展览空间里,文字与图像、图像与图像、作品与材料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很难说哪一个是主体,哪一个只是辅助或衬托,它们一定是相互纠缠,才共同构成一个叙述。这种叙述不应该完全依赖文字来完成,否则空间叙事本身的独立性就会被削弱。恰恰是因为文字讲不清楚,你才会着迷于空间叙述。如果文字都能讲清楚,为什么还要用空间叙述呢?
在这个展览里,无论是引进量子场论的一些概念,还是引用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的话,都不是为了营造某种崇高感,也不是一种装饰性的修辞,都是出于整体氛围的考虑。这里只有合不合适的问题,我也从来不觉得能整理成一套可以被归纳和复制的方法。
谈到各个板块之间的关系处理,它有点像音乐创作,你要考虑它究竟更接近赋格,还是交响,怎样安排不同的声部和节奏。展览编辑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在很大程度上像艺术创作一样,需要处理结构、节奏、关系和整体感。即使前面几个部分的结构已经确定,我依然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些分离,还没有真正流畅起来。后来想到李铁夫,才找到一个让整个展览逐渐贯通的办法。我在每个部分之间穿插一两件李铁夫的作品,让他的作品在不同单元之间持续出现。这样一来,整个展览才有了流动感。这种流畅感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来解释。作品之间的连接就是连接,关系就是关系,它们未必直接对应某种价值判断,但如果缺少这些关系,整个展览就无法成立。
李铁夫对这个展览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他的革命性与艺术性放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他艺术家作品中革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这也是展览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李铁夫的作品,似乎能把其中一些原本隐含的东西落实下来。我们将他的一件描绘横陈在岸边的鱼的作品,与一件描绘革命烈士遗体的历史画并置在一起,观众会感受到某种共同的能量。革命、死亡、信仰、浪漫、英雄主义、虚无,这些关键词会逐渐浮现出来。而这些也正是高剑父等艺术家在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它们并非某一位艺术家的个人情绪,而是那个时代许多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经验。

李铁夫,《芥菜扁鱼》,布面油画,61 × 101cm,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李铁夫,《蔡锐霆就义》,布面油画,100.8 × 176cm,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ARTDBL:展览文本中有不少关于艺术家创作动机和作品情绪的开放性判断,你如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审美判断是否也有客观依据?
何小特: 我在展览里面对谭华牧、梁锡鸿都有一些判断。这么做需要判断力,但这些判断不是主观的,而是从作品里面看出来的。大家都以为审美很主观,其实审美是很客观的。这种客观性就在于,你总要有一些材料,才会说这样的话。比如,中国画的题跋本身就带有很多信息,这些都是你作出判断的原始依据。依据也可能源于艺术家的一段经历,或图像本身带来的感受和认知,一段历史记录,或者作者本人的手稿。
从材料和文献里带出来的客观,大家很容易认同,但为什么大家不认同审美本身的客观性?一张画本身呈现出来的风格、形式、情绪本身也是客观的,比如,中国画谈笔墨,大家总觉得它很玄、不科学。这种“不科学”,其实是源于我们对文人笔墨所带来的思想和精神没有感受,缺少共情和同理心,没有这种体会,它在你的眼里就只是一根线、一堆墨。只有具备丰富的观看经验,或者说有一定的审美教育,才可能形成这种客观的判断。这种客观也就是专业的壁垒,当然也是别的行业对艺术行业诟病比较多的地方。
没有独立性意识,策展会变得被动
ARTDBL:你们很多工作都是在资料非常少的情况下展开的,通过访谈、走访、梳理信件这些方式来做,不只围绕传统美术馆的藏品或者借展来组织展览。在这些条件下做展览,如何能够依旧呈现更多新的东西?
何小特: 如果按照我们美术馆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既不是一个大型美术馆,也不是一个拥有太多资源的机构。我们为什么会关注大家看起来是“边缘性”议题?它的合理性首先来自美术馆本身既有的学术定位,但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又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其实,我们也可以做那些所谓艺术史中讨论空间更大的艺术家,但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具备这样的资源。而且,即便是这些大题目,现在也未必能真正做得好,因为很多机构都倾向于以文旅项目的方式来操作展览。
策展这个行业其实很窄,真正知道策展是怎么回事的人并不多,而真正愿意在策展工作上投入大量精力,认真思考展览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关注策展语言本身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的方法和风格的策展人,仍然是少数。如果策展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在工作中就很容易处于被动状态。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行业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些经验有时也会逐渐变成套路,什么展览来,怎么处理,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方式。按照这套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展览是做不了的。
但如果你主动地去想,这个展览要做成什么样的风格,要讨论什么艺术史问题,那就复杂多了,也不容易马上出效果。它不是文旅项目,不能带来很多流量。那有多少人愿意为此花那么长的时间?再加上现在美术馆,一方面有观众流量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是美术馆的主体叙述问题,你的主体是谁?民族国家还是学术本身?还涉及到怎么样才算讲好主体的故事,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讲好?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策展行业的独立性并不是每个策展人都能够意识到的。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美术馆的负责人都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独立性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需要坚持这种独立性?
ARTDBL:在你的策展经验中,有哪些方法是格外重要的?
何小特: 我其实不太喜欢反复谈方法,我觉得那样是徒劳的,我更倾向于从具体的感受出发。而在一种大家已经很习惯、甚至带有惯性的劳动里面,有一项工作,我相信比较有意思,那就是分类。我们最初学艺术史的时候,就会接触分类的问题。就像考古工作里,你会不会把墓葬里面的陶俑,跟日常使用的陶塑放在一类?把不把它们放在一类,看起来只是分类、登录、编目的工作,非常基础,但也非常重要,因为分类本身就带有观念。
比如把李铁夫跟高剑父放在一起,大家都能想到,虽然一个画油画,一个主要画国画,但他们都属于新一类的艺术家,又都是革命元老,艺术表达也都跟革命、现实相关。但如果把高剑父、李铁夫跟伍德彝放在一类,很多人会觉得不合适,因为伍德彝的画面风格是传统文人式的。但当你还是决定把他们放在一类,就意味着,在观念上你就不是把画面的形式作为分类依据,而是把艺术跟革命、跟现实的关系作为分类依据。有了这个观念,才会有下面的叙述。所以,我觉得分类是策展里面非常基础、又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同一个“地层”的问题。以前做沙飞那个展览的时候,我们把新兴木刻的风景、岭南画派的风景、现代派的风景,还有文学上写乡土的那批人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类别。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考察“风景”作为一个“地层”,为什么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类。这就是一种观念非常前置的做法。
所以,这可能真能成为一种方法。那么多作品都画过镇海楼,为什么不按照时间线索来讲,而是把不同代际的艺术家放在同一个部分,把不同阵营的艺术家也放在同一个部分?你怎么分类,就意味着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楼外楼:1910-1940年代广东美术中的镇海楼》展览现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官方收藏无法识别其叙事外的视角
ARTDBL:我们看到这个展览的作品其实有不同的来源,除了馆藏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借展的作品,甚至是来源于私人藏家,请你谈谈展览的组织,当现有收藏无法完整呈现一个历史现场时,你会如何补充和判断其他材料?
何小特: 在主流的艺术史研究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作品,未必足以构成一个时代的完整叙述。就目前来说,官方美术馆的收藏体系能够形成一种讲述我们自身主体故事的叙述,但也会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收藏很丰富,比如要讲述新中国美术的历史,如果采用主体性叙述的方式,很多省级美术馆的馆藏都能够提供相当充足的作品资源,你直接从里面调出藏品,不需要周旋借展,就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但另一方面,这种馆藏叙述有自己非常明确的形态,而这个形态又会使它无法识别、纳入另外一些我们认为在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作品。它有方便的地方、成功的地方,但同时也有这样的局限。
所以,一个公立美术馆的展览有时候不得不用上民间藏品。据我了解,很多优秀的研究者、策展人为此长期保持和私立艺术机构、藏家的互动关系,我几乎不在外面做展览,但也还是尽量保持着某种关注。
总的来说,官方收藏无论是收藏的时间,还是收藏主体本身的需求,都可能使某些作品没办法被纳入收藏体系。所以,有必要了解民间收藏的去向,这也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说,尽量在自己的研究能力范围之内,诚实地看待每一件公藏和私藏的作品。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判断它处于什么位置,放进展览叙述里面是否合适。
ARTDBL:私人收藏一般都相对比较私密,作为美术馆策展人,你是怎么掌握这些收藏线索的?
何小特: 我相信不只是我,实际上有一部分策展人和研究者,都会特别关注一些作品目前在哪里、流转到什么地方。
私立美术机构、私人收藏展和拍卖市场都是公开的渠道,看多了,自然会逐渐了解民间收藏的流向。不过这种跟踪可能是十几二十年的事,需要长期的积累。通过长期观察,你大概会知道什么样的作品,会在什么样的私藏那里形成了收藏序列,也大概能掌握某一类藏品可能在什么时候进入民间收藏。
当然,展览最重要的还是你会用什么样的作品,不是你知道有多少藏品。最终还是要回到策展人的判断和意识上来——你到底要怎么讲故事,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讲述什么,又是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始终绕不开的是艺术图像、风格、历史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当你对某些人的处境、经验和情感产生了感触,并且发现这些感触能够在一个具体的课题中展开,可能就会由此开始一个项目。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非此即彼的情绪
ARTDBL:为了理解镇海楼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你从不同的历史文献和艺术史图像入手,尽可能带观者回到历史现场,甚至亲自沿着越秀山的路径登上镇海楼,把非常广东的绿色带进展厅。现场感、地方感和研究者的个人感受,在你的策展工作中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何小特: 做历史研究,去田野里面读一块碑、看一块石头或一段遗址,这种身体经验肯定是有必要的,大家现在也都愿意这么做,回到历史现场,去感受现场留下的余晖,以此帮助自己对历史有更多的理解和表达。
但是,在这个展览里,为什么我要把蒲葵搬到展厅里来,我只是简单地想要建立一种关系,让观众有一个情景的切换。如果要说身体经验,在我看来讨论的是对现实的感受,而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我认为身体经验讨论的应该是你在现实当中的体验,如果你对当下的现实无感,就更别谈回到历史中的什么经验,哪怕我们做的是跟历史相关的研究,也不能丧失对于你所处环境的整体感受。
我们之前在策划展览“季风有信——蔡里安与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侨的现实叙事”的时候,正值俄乌和中东的战乱。那个展览跟战争、离散相关,跟人在战争动乱的环境里面如何自处相关,也跟人的“小”、历史的“大”这个意象相关,这是有体感的。《楼外楼》则是跟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对现实情感的多元化表达有关。我们不可能只有推崇、赞美,或者批评、反抗,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绪。我们目下的社会也是这样。可是,现在的网络世界里,很多细微的情绪没办法被识别,就会陷入一种二元的价值判断,要么是好的,要么是不好的,是一种极其非此即彼的情绪。
但历史告诉我们,确实存在很多多元的情绪,而表达这些情绪的人,未必处于主流,也可能处于边缘。比如,在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中,“遗老”就迅速被边缘化了,这些人的情绪有没有被关注到?而他们的情绪,可能帮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能更温和地去理解现实。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现实感?我跟同事交流时经常说,看起来我们是在做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但实际上离不开当下。很多当代艺术家喜欢来看我们的展览,我想,应该也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我们对当下现实的一些关切。反而在一些当代艺术展览里,我无法看到他们对于当下的现实的感受,那就更别说回到历史中的身体经验了。
ARTDDBL: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边缘性”,广美学者一系列对于南方艺术家和“失踪者”追踪研究,这种对边缘者的执着,是一种对于近现代艺术史的补充或者某种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吗?
何小特: 广美这些年持续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它自身的历史和学术积累,也有机构条件方面的原因,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落到近现代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中,是否有意识地将边缘性作为一种方法,我觉得未必。
我们之所以把某些人物称为“边缘者”,首先是因为他们相对于今天的主流历史叙述处于边缘位置,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人未必就是边缘的。比如,广东究竟是一个边陲,还是曾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心?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所说的中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恰恰都发生在这里,那么它就可能是历史问题的中心。它在地理位置上也许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却可能是某个时代的风暴核心,它怎么能简单地被称为边缘呢?艺术史也是一样。比如齐白石,他当然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但如果从二十世纪艺术史所面对的那些核心问题来看,他未必始终处在这些重要历史问题的中心。
另一方面,有些人确实是边缘人物,比如蔡里安。而当你借助一个边缘人物的眼睛去看那个时代,有时候会看到时代的另外一面。这也是我愿意关注他们的原因。说得更个人一些,这还是出于对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关切。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研究对象跟自己差不多。他可能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不会出名,也只做了有限的一些事情,可能只是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是他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价值。我们去叙述他们的价值,其实也是在追认我们现在的价值。
多少人是历史的过客?历史车轮的暴力就在于它总是在叙述那几个功成名就、掀起大浪的人,而对过客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连枯冢堆里都没有你的名字。它可能会叙述浪,但不会叙述水,更不会去叙述水的分子。所以,做蔡里安那个展览,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自己获得了某种比较安定的心理。我绝对不是想掀起一种历史叙述的风潮,或者把自己嵌入某种历史研究的方法里面。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比对外建立一套历史叙述更加重要。
程美宝:地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新认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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