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黛特·伯德曼 高妍/译

摘 要 对于最近出现的一种建立虚拟博物馆的趋势，各种机构迅速做出了回应，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通过关注虚拟/数字博物馆的特点来了解其本质。文章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虚拟空间和/或虚拟博物馆中的博物馆表征可以扩展传统或实体博物馆空间，从而增强对访客的吸引力及其体验。因此，文章从博物馆学和数字人文的角度，将虚拟博物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并试图确定其是否产生了学术和实践的影响；还分析了对实际博物馆工作和访客需求的预期影响，特别是关于博物馆在危机时期需要完成的任务。

关键词 虚拟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在线展览；数字人文；博物馆学

作者简介 伯纳黛特·伯德曼（Bernadette Biedermann），格拉茨大学博物馆副馆长、高级研究员，Email：bernadette.biedermann@uni-graz.at；高妍（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研究生，Email：2021104613@ruc.edu.cn。

0 引言

随着人们对虚拟博物馆的日益重视，它们已经成为实践和理论上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这种背景下，这篇以方法论和理论为驱动的文章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字或虚拟博物馆是否以及如何扩展传统的、普遍的实体博物馆空间。特别参考了博物馆学和数字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及研究虚拟博物馆的具体特征后，本文认为，虚拟博物馆可以作为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数字/虚拟博物馆可以通过在参与性和吸引力方面提供更好的观览体验，来扩展传统的博物馆空间。文章从博物馆学和数字人文学科的理论角度，并考虑对于博物馆、访客和用户而言必需的实践方法，考察了将实体博物馆空间扩展到虚拟世界的多种理论和实践影响。在这一脉络中，还将涉及虚拟博物馆对于传统博物馆、参观者的意义，尤其是在危机时期，特别当博物馆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关闭展览的时候，比如新冠疫情期间。

至少在德语世界，“虚拟博物馆”一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讨论的主题，但至今仍是一个未被明确定义的概念（参见：Schweibenz，2016; Biedermann，2017a; Niewerth ，2020）。近来，德语区主张叫作“数字博物馆”，而英语世界则主张称为“虚拟博物馆”。双方将虚拟博物馆定义为一个数字实体。这个数字实体是对博物馆物品（objects）的数字复制品的集合，借鉴“博物馆的特征，通过个性化、交互性、用户体验和丰富的内容来补充、改善或增强博物馆”。

作为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对象的数字/虚拟博物馆应该如何扩展传统博物馆空间？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关注了最新的数字/虚拟博物馆的特征，以便了解与实体博物馆空间相比，它们如何与博物馆访客互动和吸引访客。在这当中，重点在于传统博物馆空间和虚拟博物馆空间的异同，并涉及最前沿的博物馆学、博物馆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研究。

其次，本文试图在该领域的相关学科背景下，特别是从经典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理解虚拟博物馆及其特征（Waidacher，1999a；Desvallées、Mairesse，2010）。经典博物馆学不同于其他以物为中心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博物馆研究以定义其知识对象的方式为其方法。博物馆学将博物馆属性定义为导致有意义的对象选择、保存、解释和展示的人与环境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也被称为博物馆性（详见Stránský，1971a; Biedermann，2017b）。从经典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性是一种超时空的品质，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不同，其最新的表现是机构性博物馆以物理方式展示博物馆物品以吸引参观者的传统或实体博物馆空间。

因此，本文提出了从数字人文的角度来理解虚拟博物馆作为扩展的博物馆空间的观点（Jannidis et al，2017；Kurz 2015；Terras et al.，2013），探索以数字方式增强实体博物馆空间的策略。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借鉴了格拉茨大学所采用的方法。这两个学科都关注虚拟博物馆，在这一理路中，将虚拟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涉及相关基本理论与实践。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建立虚拟博物馆或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博物馆（再）呈现的挑战，视作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并考虑建立虚拟博物馆的实际方法。

最后，本文就数字虚拟博物馆如何扩展传统和普遍的实体博物馆空间这一潜在研究问题，阐述了虚拟博物馆的相关影响。影响还涉及博物馆工作的实际方面，及与访客和用户有关的方面。所有这些都是获得新目标群体的关键。另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博物馆不得不对公众关闭大门的时候，例如新冠病毒流行期间，虚拟博物馆也可以让用户访问到博物馆藏品，接触到其传播策略，这只是几种可能场景之一。

在结论部分，本文概括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求，特别是对于经典博物馆学和数字人文学而言，将建立虚拟博物馆作为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应用领域。最后还提出了虚拟博物馆的可能样式(结合所讨论的理论)。

1 虚拟博物馆的特征

对于虚拟博物馆，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实体博物馆空间和与真实物体的物理接触是无法虚拟的，因此无法被数字复制品取代，就像虚拟餐厅无法提供真正的饭菜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实体博物馆空间也意味着虚拟当下的人和过去的真实目击者之间实实在在的创造性的物理接触。这一假设认定，博物馆参观者与物理世界的相遇不能被转移到虚拟世界。这就是“虚拟博物馆”被解读为一个矛盾修辞术语的原因。

最后，一种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将博物馆藏品在虚拟空间中的再现和原始的“电子有形物”（e-tangibles）（参见：Parry，2007）定义为博物馆交流的附加形式，既不替代也不与真实的实体博物馆竞争，而是满足访客的各种其他的交流需求（参见Biedermann，2017a）。

德语区呼吁建立“数字博物馆”，而英语世界主张使用“虚拟博物馆”一词。然而，两者都将其定义为一种数字实体——含括了博物馆物品的数字复制品（参见维基百科），并借鉴“博物馆的特征，通过个性化、交互性、用户体验和丰富的内容来补充、改善或增强博物馆”。

最新的数字实体集合了博物馆物品的数字复制品，具体表现为博物馆在线数据库或门户网站。许多博物馆正在数字化，或是已经系统地数字化了它们的藏品，与几年前相比，博物馆的参观者可以通过万维网访问更多的博物馆收藏。大体而言，它们利用博物馆物品的数据，在虚拟空间中通过各种形式，以数字化进行丰富和再现。它们以博物馆数据库的形式呈现，提供对博物馆物品数据和数字图像的开放访问，以及聚焦于各种主题的数字在线展览。此外，各中网络门户充当开放获取元数据库（meta-databases，参见网络门户“Europeana”、“Deutsche digitale Bibliothek”）。在这种背景下，语义网技术和数字博物馆标准对博物馆来说意义重大（参见LIDO和CIDOC-CRM）。博物馆词汇的标准正在制定中（museumvok；Getty Arts & Architecture Thesaurus）。除此之外，博物馆网站、时事通讯、社交媒体渠道和博物馆交流的不同数字形式，反映出一种在参观者看来有相当改进的视角和方法，因而扩展了传统博物馆空间，将经过改善的空间纳入。

此外，数字博物馆的特点是通过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来改进传统的博物馆空间。通过深入解释绘画层下面隐藏的东西或动物是如何看到它们“皮层和骨骼”的基本部分的这类问题，AR可呈现“博物馆最具标志性藏品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Costello，2019）。AR还能让标本“活过来”（Costello，2019）。反过来说，虚拟博物馆空间也整合了增强博物馆现实的工具，虚拟的博物馆、画廊和文化遗产之旅都可以补充、改进、增强传统博物馆空间，特别是通过交互性和用户体验。

此外，3D技术扩大了虚拟空间中具备数字博物馆特征的领域。3D扫描创建了博物馆物品的虚拟副本，服务于数字化翻转或放大物品的目的，这在原始博物馆物品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些对象的3D打印增强了实体博物馆空间中访客的体验，因为可以触摸和操作它们。虚拟博物馆空间还提供在线访问博物馆物品的3D副本和传统博物馆空间的3D导览。这就是为什么应用3D技术可以广泛地增强传统博物馆空间——通过沉浸式方法提供虚拟现实，从而实现交互式访客参与的多种可能性(Carrozzino、Bergamasco，2010)。

2 博物馆学视角的博物馆虚拟化

普遍存在的传统实体博物馆是为了经典博物馆学及其研究对象服务的，这被称为“博物馆性”（Waidacher，1999a；Stránský，1971a；Stránský，1971b；Desvallées、Mairesse，2010,53-66）。博物馆性是“人与其现实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他能够意识到并与社会相一致地决定周围自然的和被安排的世界中，哪些部分可作为这种现实的见证、这种关系的载体，而值得被系统化、研究、传播和交易”（Waidacher，1999a）。目前，传统的博物馆仍然主导着与博物馆文献和展陈有关的科学话语。

举一个例子，根据博物馆性理论，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被暗杀时所乘坐的车辆是这一事件的真实见证。这是一辆“Gräf & Stift Double Phaeton”汽车，目前在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 Vienna）展出。这辆车见证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它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即作为一个关于事件相关者——特别是被谋杀的王位继承人和他的妻子——的记忆对象；同时，这件物品具有标志性意义，象征着一战的爆发。因此，承载着博物馆性的这辆车，具有作为博物馆物品的有效合法性。不用说，这件人工制品可以传递出比这更多的故事。不过，任何传统博物馆空间的内在指向、目标和意图，正如展示费迪南大公座驾的展览所体现的那样——都是当代人与真实历史对象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创造性邂逅。

然而，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博物馆物品可以作为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的真实见证这一点，是最核心和决定性的。而且它们与人、时间和地点有关，因此可成为某件事或某个人的一项证明。一个科学和解释学的程序将验证这个证据，并将该物定义为博物性的载体。与此同时，这个物变成了一个感受和意义的承载者（Waidacher，1997）。博物馆性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时间独立性，意思是它通过改变其表达形式而看起来独立于时间。因此，它可堪称历史环境的一面镜子。同时，博物馆性决定了作为博物馆学学科组成部分的兴趣物，并将博物馆学定义为人文学科（参见Biedermann，2017b）。

博物馆学聚焦作为源头的物，并将其他以物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如艺术史、人类学、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动物学、物理学等）作为元视角采取行动。如此，这些物品作为各种事件的证据尤其重要，无论是就其物质性而言（Pearce，1992；Buchli，2002）还是就其象征意义而言（Pearce，1992；Marstine，2006；Carbonell，2012）。因此，这些物品能够根据展示和叙事的重点，来讲述无数的故事。

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研究的方法都聚焦于质疑博物馆传播的数字化和虚拟化形式（Parry，2010; Hoptman，1994; Langner，2015; Navarrete、Owen，2016; Whitelaw，2015）。它们反映了传统博物馆空间的真实性要求（Parry，2007）。然而，在其他例子中，斐迪南大公座驾的数字化展示表明，数字化展示形式对于传统博物馆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在扩大其数字化和虚拟化计划。

3 数字人文视角的博物馆虚拟化

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集中在人文资源的信息内容上，主要工作是对这些内容进行建模，尤其是在德语区。基本上，这意味着通过信息转换和交换来描述、管理以及可视化（元）数据，以实现信息交互的目的（Arthur、Bode，2014; Büttcher、Clarke、La Cormack，2016; Cartner，2013; Jannidis et al.，2017; Kurz，2015; Schreibmann、Siemens，2016; Terras et al.，2013）。

因此，在上述与德语相关的背景下，数字人文领域也开始将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参见：Rehbein、Kunze，2019），重点是将博物馆物品数据数字化、丰富化、标准化、形式化和语境化。此外，数字人文正在通过使用可视化技术和提供对相关数据的开放访问，来支持博物馆展览学科，这拓宽了该领域，以解决新的研究问题。

这种方法应用了博物馆物品档案的数字标准，如LIDO，它符合CIDOC-CRM。格拉茨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做法是将大学资产管理系统（名为GAMS）中的数据进行转换和可视化。

以此为背景，数字人文项目最近也开发了“虚拟博物馆”，展示了特别的空间。其他许多机构也实现了与虚拟博物馆有关的项目，例如词典的使用。目前，来自不同大学的若干研究，重点都是文物和文化遗产本身。其他项目侧重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Zafar）以及在研究中使用虚拟的3D重建（例如，在普鲁士城堡的应用）。数字人文研究系统化了对3D副本的各种解释，重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Münster，2016）。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测量技术在3D扫描和复制博物馆物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格拉茨大学在这些开创性的成就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设计了一个在线平台，作为人文学科资产管理系统GAMS上数字化文物收藏的虚拟博物馆（GAMS虚拟博物馆；Stigler、Steiner，2017）。这样一来，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就逐渐从文本资源扩展到博物馆内外空间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Reisinger，2013; DiTAH）。

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格拉茨大学的方法是基于语义标注，标记和分析通过特殊的、几乎基于XML的标准（如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实现的文本，以及通过序列化的方式（如XML、RDFa 或 JSON-LD）将结构化内容可视化。在这种方法中，受控词汇表使用知识系统来构造信息，并随后交换数据（例如RDF、SKOS，OWL)。这些技术作为“开放链接数据”丰富了语义网（Berners-Lee，2006）。经过标注的、结构化的数据为产生新的研究问题提供了基础。接下来对结构化数据进行转换（由XSLT支持），为展示做准备（由XSLT-FO支持）。 （参见：Institut für Dokumentologie und Editorik；Sahle，2013）。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解决组合数据的特殊方面，使它们能够被普遍且容易地访问（Perstling，2013; Thaller，2013; Vogeler，2005）。

数字人文领域也在寻求解决方案，以推动长期存档（Thaller，2013）和对文化遗产数据的持续访问（参见GAMS，WissKI，Objekte im Netz）。

最近，数字人文学科不仅开始关注3D技术，如摄影测量学和3D扫描博物馆物品及文化遗产，还开始关注AR。格拉茨大学的“考古藏品虚拟博物馆”项目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文物和历史展览空间都借助3D技术进行记录。

4 虚拟博物馆：作为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对象和扩展的博物馆空间

虚拟博物馆空间对传统博物馆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展示和传播策略方面。博物馆传播的焦点始终放在作为主要兴趣主体的参观者和博物馆传播的数字形式上。与此同时，上述数字化过程和项目正在改变传统的博物馆空间，并将传播策略转移到数字/虚拟世界，打造一种“公共博物馆生态系统”。无论是传统博物馆空间，还是经过改造的部分，都与虚拟空间不符，因为两者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感知。因此，传统博物馆中的物理空间体验，显然是虚拟博物馆所缺乏的，它需要被配置为虚拟空间中的扩展体验；反之亦然。

因此，对于虚拟博物馆，需要一种基于经典博物馆学理论和数字人文的扩展方法，来确定博物馆在虚拟空间中的任务和影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新挑战在博物馆学与数字人文、信息技术两极之间，分别促生话语中的交叉学科领域。因此，虚拟博物馆的特征和标准问题，正在成为当前话语中一个相互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需要在当前项目的背景下，结合最先进的虚拟博物馆来审视。

在数字人文和博物馆学两极之间的交叉学科、跨学科话语中争论虚拟博物馆时，理解博物馆物品——而不是文本——的特定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文本是思想的档案，其价值很大程度是由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决定的（Waidacher，1999b）。相比之下，博物馆物品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人工制品或选定的自然物品（Pomian，1988），一个符号的载体，更明确地说，如前所述，是一个感受和意义的承载者（Waidancher，1998）。因此，博物馆物品的价值与其背景信息和其特殊的物品历史密不可分，是由其有多少有案可查的“物品传记”所决定的。因此，博物馆档案定义一件物品不仅基于其物质性（根据原始文献）（Waldacher，1999b），还基于它是特殊事件或环境的物质见证（根据二次文献），也即入档博物馆物品的非物质层面。

在这种背景下，问题就出现了，即如何从交叉学科的视点来描述虚拟博物馆的特征，以及如何定义它的外观。因此，交叉学科的挑战是弥合真实和虚拟博物馆空间之间的沟壑，而不是通过模拟一个来取代另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相反，视频通话足以实现互联和信息传递，但却无法取代实际接触——正如在新冠疫情危机中被证明和体验的那样。毕竟，照片或全息图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仅仅是这个人的（虚拟）表现。关于真实性和空间的挑战显然是这一讨论的核心。

在这层意义上，从数字人文的角度产生了几个问题。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将要面临的挑战，涉及通过增强访客体验将传统博物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这种增强的体验是通过交流博物馆机构的特殊项目而创造的，而这些项目又是基于博物馆物品的属性：感受和意义的载体，及博物馆性的表达。这正是为什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使用数字人文方法和工具，以传统博物馆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展示博物馆物品、（隐藏的）故事和背景。

因此，数字人文学科在虚拟博物馆领域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对物品元数据进行建模，以便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进行呈现和可视化。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挑战是指在编制或收集元数据过程中博物馆物品的流通问题。这一过程对应于对物品的登记、造册和编目，以及在“传记”的背景下收集与物品全部历史相关的数据，包括非物质方面。从应用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过程是由博物馆管理系统（例如数据库）来操作的。就数字方法而言，这意味着信息建模、描述，标准化与规范化元数据，以及管理和整理知识。

收集博物馆藏品的基本数据——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即所谓的原始文献——是指登记与物品物质性有关的数据，如材料、形式、技术、尺寸等。原始文献还意味着收集与该物品有关的原始事件信息，例如生产者、开发者、艺术家和使用者等历史主体。博物馆策展人、展览设计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作为“博物馆的实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与大多数经典博物馆空间中博物馆的解释主权相对应。在下一步骤中，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被建模，并将物品和物品数据描述为元数据。总而言之，使用数字方法管理和整理知识。

博物馆文献也收集与物品日期和地名相关的数据。再次以弗朗茨·斐迪南的汽车为例，1914年6月28日是一个与该物品相关的日期。然而，它也与1919年12月15日有关，在这一天，该物品的主人——皇室的一位朋友哈拉克伯爵将这辆车赠给了王位继承人。

在以逻辑顺序对物品数据进行结构化的理路下，会出现与数据标准化有关的各种挑战。艺术史学家经常使用“确实”或“可能”来表达一件对象所处的“190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这种分类对于机器来说是不可读的，因为它们需要相对准确的日期以处理数据。为了使与日期有关的数据能够被机器读取，从而可以使用搜索引擎进行追溯，策展人必须根据档案编制指南定义具体的日期，例如，他们不会使用“确实在1900年左右”，而是使用1895年作为最早的生产日期，1905年作为最晚的生产日期。当然，信息的具体化与研究“物品传记”的解释学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档案编制指南应该分别用于藏品整体和虚拟博物馆。

二次文献的处理，是收集那些将物品作为感受、意义的载体和博物性表达的数据。这源于将物品作为博物馆性的表达来研究的解释学过程，并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描述该物品。因此，一个物品，可以与出生、洗礼、婚姻、死亡相关联，或者像前述的那辆车，与暗杀和战争相关联。此外，在记忆文化的话语中，以及在最近的一战爆发和结束纪念活动、100周年纪念（1914-2014）的语境下，这辆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物品还与博物馆相关的行政工作流程有关系，如出借、保护活动和展示，这主要与藏品管理相关。这些基础的和深化的对象数据，源自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为虚拟空间中的可视化奠定了基础（例如通过数字转换管理，如XSLT）。

收集数据的第一步是通过数据库或存储库的界面来管理，或者在较小的博物馆或项目的中，通过Excel电子表格或Word模板进行管理。这些模板被映射到已经存在的基于XML的博物馆档案标准，如LIDO；或通过转换和使用特殊程序、（开源）软件（参见Oxygen和Oxgarage），映射到TEI。在博物馆数据方面，数字人文学科使用符合CIDOC-CRM的数据采集标准LIDO，这是一种通过事件和属性描述博物馆物品的本体。数字研究基础设施WissKI基于CIDOC-CRM本体。WissKI是一个图形数据库，用于管理研究数据，并专用于博物馆管理系统。

从其所代表的意义和所见证的事件和人物来看，博物馆物品尤其重要。因此，物品与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之间的关系有无限的选择，就像描述这些关系的类别一样。这意味着通过使用博物馆学标准来加强受控词汇，这尤其需要建立博物馆学的叙词表。这种叙词表在受控词汇系统中形成了物品意义的结构化概念。XML标准SKOS是映射受控词汇表的一种可能且有用的数字标准。SKOS通过标识字符对每个概念进行分类，标识符引用了叙词表的概念，有助于表示物品的意义。通过将这些概念整合到语义网技术中（指SKOS），数据也可以作为“链接的开放数据”被访问，从而丰富了语义网。

不同类别的来源，如索引卡和图像，可以揭示博物馆物品的历史或“传记”。它们显示了物品的来源和所“存储”的部分故事。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藏品复合体使所有这些信息能够以结构化的方式相互关联并链接到物品上。通过这种方式，参观者可以从多角度欣赏这个独特的物品。这也适用于“开放GLAM倡议”（参见Open GLAM）及开放与记忆有关的机构数据的主张，尤其与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相关。

数字人文领域的要求不仅适用于博物馆档案的工作流程，也适用于展示方法。以格拉茨大学的数字人文方法为例，建模数据的转换构成了由XSLT样式表实现数据可视化的基础，该样式表支持各种形式和格式的数据输出（如PDF、XHTML、SVG、SMIL），至少也可以打印在纸上。这些转换将收集到的数据映射到网页上，例如，在数据库方面，提供接口以支持网络展示。这些展示通过将物品链接到其元数据、图像和其他背景信息来映射“物品传记”，并提供多角度访问来查看项目。考虑到它们非常具体的关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创建意想不到的链接，链接到未展示、无法展示，或者错位的物品和藏品。

从数字人文的角度来看，媒介文本往往需要形式与内容的分离（Sahle, 2013），与此相反，博物馆物品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的真实对象上，并结合其之具有本质联系的元数据。至于虚拟博物馆，由于需要为数字叙事、3D技术和AR等所有其他虚拟传播策略建立基础，博物馆档案或数据收集方面尤为重要。在博物馆档案的基础上，需要特殊的工具来处理故事讲述，以提供叙事。虚拟空间使物品能够聚集在一起，而这些物品由于各种博物馆学方面的原因，无法在传统的博物馆空间中（一起）展示。此外，虚拟博物馆在虚拟导览中提供了对物品的叙事性访问，也通过链接物品数据、图像和各种物品组合来为博物馆物品提供不同的叙事路径。因此，数字人文及在此背景下的信息学，也为虚拟导览的展示开发了工具（如StoryMapJS）。

在数字博物馆时代，那些包含描述和传递图像之元数据标准（见IIIF）的数字图像是最先进的。高分辨率的图像允许用户放大虚拟物品，这在实体博物馆空间是不可能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数字人文领域使用IIIF标准。

3D技术的使用尤其可以给物质性和“物品传记”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一定的方式下是有用的，不管是对于研究目的，还是对于交流对象。特殊工具组不仅支持高分辨率图像的缩放因子，还支持3D物品数据。这样的工具组需要包括音频响应、多媒体提供和基于3D扫描的3D动画，从而将传统的博物馆现实增强为当今数字时代博物馆展示的扩展形式。各种不同的界面和设计完善的媒体允许访客使用各种形式的输出媒介访问博物馆数据。

这样的工具也有助于吸引访客的注意力（Bitgood，2016），因为访客自己浏览物品故事需要付出更多的脑力劳动，此外，在线展览中还可以通过音频和图像动画、3D物品可视化和虚拟导游来支持。在实体博物馆空间也是如此。

至于实体博物馆空间，所有这些工具都有助于根据参观者的个人兴趣和需求，将物品传记和其背景信息结合起来。为此，在传统博物馆空间中使用的数字媒体，可以补充常规的博物馆标签。通过数字技术扩展传统的博物馆空间，可以在使用3D打印的复制品的展示中实现。这些复制品针对的是儿童等参观者群体，他们通过触摸3D复制品来感知特定的效果，并以那种特定的感知方式体验这些物体。此外，AR方面可以通过使用沉浸式技术，让参观者参与内容，以增强参观者对博物馆物品的体验。

沉浸式方法（Dowling，2019）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手段，也用于实体博物馆展览，以参与叙事或讲故事的过程激发一种流动的状态。在虚拟世界中，也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唤起这种状态，例如，使用AR技术提供数字叙事（有关技术实现，参见：Yuan，2019）。

5 虚拟博物馆的影响

所有这些用博物馆物品元数据链接和丰富网络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扩展传统的和经改良过的博物馆空间，以创建一种“公共博物馆生态系统”，从而在虚拟空间中为访客和用户扩展体验。反过来，传统的博物馆空间能够整合虚拟博物馆体验，如3D技术和VR。然而，这样一来，一个博物馆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会依赖于博物馆体验的扩展空间。因此，虚拟博物馆所扩展的博物馆空间对博物馆学、数字人文、博物馆和参观者都有多方面的影响。

就博物馆学而言，虚拟博物馆空间以多种方式扩展了传统的实体博物馆空间：通过数字化方式丰富博物馆物品数据，借助社交媒体与参观者进行交流，提供对数字藏品数据库和在线展览的访问，或者在虚拟世界中提供实物的3D视图。此外，扩展的那部分传统博物馆空间虚拟地映射出多种物品数据和它们的故事，例如与博物馆物品相关的背景信息。它传达了关于博物馆物品和收藏的叙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虚拟博物馆整合了实体博物馆空间内使用的各种交流形式，例如工作人员提供的导览、讲座和演示，进而通过使用自身的3D视图来扩大传统的博物馆空间。同时，虚拟博物馆以3D方式展示了传统的博物馆空间，并将所有可能的博物馆物品的故事、图像、3D视图与故事讲述工具等链接起来，为用户提供一个VR辅助的、基于博物馆物品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博物馆空间，它总是建立参考点。在这一背景下，很明显，虚拟博物馆力图将经典博物馆学的理论方法扩展到虚拟空间，并澄清与博物馆物品相关联的真实性和空间方面的问题。

就数字人文而言，充实博物馆物品文献和数据方面的标准，需要通过将博物馆学方面纳入来扩展。此外，虚拟博物馆使用了广泛的（沉浸式）数字方法和工具来满足特殊的可视化要求，而这需要在博物馆学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数字人文或信息学的影响还涉及数据存储和提供对物品数据的访问。建立一个虚拟博物馆意味着存储大量的高分辨率图像、视频或3D副本。它必须能够支持处理涉及各种知识系统和物品故事的复杂用户查询。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参照博物馆收藏的独特性来管理复杂的藏品分析。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加载数据和处理复杂查询所需的时间，这可能会影响访客浏览数据集时的行为，进而影响他们参观传统博物馆的意愿。管理个人和机构数据以及图像数据，将涉及申请特殊许可证，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参见知识共享许可证）。

最终，访客和用户浏览虚拟博物馆空间，选择并体验博物馆物品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虚拟地结合了丰富多样的博物馆物品信息、背景数据和故事叙述。用户获得了对博物馆物品真实性方面的虚拟访问，这意味着将物品及物品数据链接在一起，并描绘、表现其与特定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物品就是该事件的见证。这种访问独立于开放时间和物理访问，同时，它并不取代原物的真实性。

以虚拟博物馆现实的形式开放对博物馆收藏的访问，在危机时期具有特殊意义，最近正在进程中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只要用户能够访问互联网。国际博物馆组织已要求博物馆扩大其数字通信策略，以便向博物馆参观者提供其藏品信息。例如，UMAC（国际博物馆协会背景下的大学博物馆和收藏国际委员会）为专业大学博物馆界举办了网络研讨会，以讨论因疫情封锁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大学博物馆的影响。一年过去了，许多提议已经找到了通向用户的路径，例如坎塔布里亚大学的虚拟博物馆（Luis Quintanilla，Art and Memory）。

因此，提及这对博物馆的多方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使收藏获得访问，博物馆可以将虚拟博物馆作为一种工具，来交流物品数据和背景信息，进行故事讲述和叙事。这在危机时期对博物馆至关重要，正如新冠疫情所揭示的那样。即使在官方行政关闭时期、战争时期或博物馆被迫封闭藏品的任何其他时候，博物馆也可允许公众参观其收藏。此外，在（军事）破坏博物馆文物或冲突地区遭受攻击的情形下，虚拟博物馆空间可以让人们访问博物馆收藏和数据，并促进（至少）数字材料的保存。虚拟博物馆空间也会对博物馆员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虚拟博物馆作为一种研究基础设施，博物馆员工可以在线访问，从而在家也能参与博物馆的交流项目。此外，虚拟博物馆可以提供对博物馆本身的虚拟访问，如数字视频通话，以补充个人接触体验。反过来，所有这些工具都可以影响到实际参观时真实的、物理性相遇的吸引力。若整合这些工具到实体博物馆的展示中，它们可以帮助、加深博物馆与参观者在实体博物馆空间内的交流。

当然，博物馆在危机时期也受到挑战，尤其是考虑到门票收入方面的巨大损失。另外，博物馆将不得不像其他数字服务提供商一样，考虑通过虚拟博物馆来盈利。正如新冠危机所显示的，互联网和线上的种种可能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互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例如打电话、购物、就医、上学和大学教学、观看当地健身房提供的在线体育节目，以及让博物馆和访客能够相互交流。然而，这些工具都不能取代真实的体验或身体接触——这两种媒介是不同的，服务于不同的感知方式。由于物理距离的必要性，这些数字工具是可能有时间限制的。这场危机还表明，一些目标群体专注于虚拟世界，非常乐于消费数字和虚拟产品。不过，对于博物馆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博物馆访客目标群体对数字博物馆的功能比对实体博物馆的空间更感兴趣。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博物馆应该考虑虚拟博物馆能够对访客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博物馆如何从这些影响中受益。

6 结论

虚拟博物馆尤其指对博物馆物品或文化遗产进行数据收集、采集、结构化和可视化的过程。这意味着管理数据，将对象引用到科学知识系统，将信息映射到XML标准，将信息可视化，并使对象可以访问，此时该对象已链接了适当的元数据和背景信息。对于一个标准化的博物馆档案编制流程来说，一个提供数字人文和博物馆学所需的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使用Excel电子表格或Word模板已被证明对博物馆工作来说是不明智的。

因此，虚拟博物馆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可视化都将“物品传记”考虑进去，并将数据与物品的独特性及它们的外部关系联系起来，以呈现这些物品的多层次视图。此外，虚拟博物馆还应该寻求传递叙事，从而在虚拟和传统的博物馆空间中与参观者达成情感交流。这是虚拟世界再现传统博物馆空间的过程中，通过整合数字化和沉浸式工具与方法来实现的。传统博物馆向虚拟空间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有趣而具吸引力的空间，在这种扩展的博物馆体验中，参观者能够发现更多乐趣。

最后，指出以下一点非常重要，即尽管虚拟博物馆会带来各种影响，但实施它绝对是一个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数字博物馆档案标准在数据收集方面有许多优势，但是对数据进行建模和映射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耗时的过程。对于实际的博物馆档案编制过程来说，数据库能够满足记录数据、处理和链接信息这些所有目的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唯一可用的数字基础设施是WissKI，它能够满足上述所有要求，符合国际博物馆文献标准CIDOC CRM。不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将虚拟博物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领域进行探索来弥合。

这种将虚拟博物馆作为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调查对象的方法，明确了与数字世界具体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研究需求。这些需求涉及虚拟空间中的访客研究和访客行为类型，例如，网上冲浪和消费者行为，以及关于访客想要体验哪些内容，甚至他们是否愿意花钱参观虚拟博物馆的问题。

对经典博物馆空间的有效性评估需要扩展到虚拟博物馆，以判断它们影响和吸引访客注意力的能力。因此，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实证社会研究使用的方法与计算机支持的方法和分析（如眼动追踪）结合在了一起。

总之，虚拟博物馆空间为博物馆学和数字人文提供扩展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方法的多方面潜力，并提升了博物馆的展示和交流策略，给博物馆和访者带来多重影响——不仅仅是在危机时期。一个重要因素是，虚拟博物馆还可以瞄准新的访客和用户群体，这需要详细调查新群体的特殊需求。

在使用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方法实现虚拟博物馆的这些要求之前，虚拟博物馆将仍然是一个思维实验，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校对：高歌、李向诚

排版：张嘉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