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数字生态：或社会危机中的艺术与主体

【作者】张钟萄

【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2月

【ISBN】9787575120346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作者：张钟萄
张钟萄哲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为艺术、技术与伦理的动态交叉关系。译有《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装置艺术：一部批评史》《公共艺术关键词》等，编有《艺术、人工智能与创造力：基础与批判文献》，兼事艺术评论。

内容梗概

Summary of Contents

本书以主体为批判性话语，勾勒二十世纪的艺术和技术领域中蔓延至今的一个现象：意义的环境化和主体的扩展。同时通过该现象表明，艺术与近年来逐步成形的数字社会展现出了诸多相似之处：去中心化、去等级制、强调合作及参与集体行动等。书中以“走向数字生态”描述与这些变迁相关的社会过程，提出这与现代的主体概念，以及基于其上的意义文化的变革相关，并形成了新的行动和文化形式。不过，“走向数字生态”的另一面还与现代社会，特别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危机有关……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导论 0.1 一个历史切片0.2 第二个历史切片0.3 艺术、技术与环境性0.4 研究的主题0.5 本书的结构第一章 艺术与主体的批判性叙事1.1 雕塑变迁中的主体与批判1.2 从雕塑到公共艺术中的主体与批判1.3 艺术中的主体与批判性叙事第二章 主体与技术的审美化叙事2.1 数字基础设施的兴起2.2 先锋艺术、技术话语和改变社会2.3 从“反主流文化”到数字时代的个人叙事2.4 自我一批判性叙事与技术审美化的低层价值第三章 生态转向：走向环境的艺术与主体3.1 跨媒介艺术及其美学叙事3.2 从跨媒介艺术到艺术走向环境：生态作为一种整体存在3.3 生态转向：贝特森之后3.4 贝特森生态学的基本元素：控制论-心灵-美学第四章 扩展的主体：数字生态诸要素4.1 能动性：技术环境中的分析进路4.2 新的主体形式：从“公地悲剧”到集体行动的历史变迁4.3 数字共域：从现代主体到数字生态中的主体第五章 现代主体的不满：社会危机中的艺术与技术5.1 意义的环境化：艺术与技术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交织5.2 危机中的主体表达：作为批判性叙事的技术研究与艺术实践5.3 社会危机视角下的批判或不满余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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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Introduction

0.1　一个历史切片2019年7月，在成都市中心庆云北街一家名为“隆昌猪脚饭”的街边餐馆中，出现了一件综合性质的艺术作品。作品展示在不足30平方米的饭店的墙壁和桌面上，由几个部分构成，食客进入饭店，抬头就能看见挂在正墙上的一幅喷绘绘画：画作以涂鸦形式，重绘了19世纪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导人民》。

但与原作不同的是，象征法兰西的女性的手上举起的是一只猪脚，而非原作中象征“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三色旗。三色旗的元素与靠墙的三张餐桌相对应，食客坐定后，可以在三张餐桌上分别读到以书法写就的三句话：蓝色餐桌上的是“当你想发火，烦躁时，能够咽下去，就自由了”；白色餐桌上写着“不会有平等的，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就行了”；红色餐桌上是“爱就是他负责挣钱、干家务，我就负责美美的”。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民以食为天》，由成都艺术家马锟、涂鸦艺术家刘英俊和隆昌猪脚饭店的“九零后”夫妻老板合作完成。马锟是一名“八零后”水墨艺术家，常年从事抽象水墨艺术。创作这件作品的前两年，他逐渐转向，成为一名创作社区艺术的艺术家。这件作品是为“庆云北街街道艺术季”创作的，艺术季由成都的艺术自组织独立发起。在创作的过程中，马锟跟猪脚饭店的老板夫妇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交流。通过相互的沟通，艺术家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猪脚饭店的经营状况和两夫妻的日常生活，这对夫妻也更能理解艺术的意义。几年以后再回看这一作品，它的更多内涵逐渐浮现。首先，这件作品的创作不是由单个艺术家独自完成，而是几个拥有不同身份的人合力完成的。这表明在这件作品中，艺术的创作、制作过程和参与的人群结构均发生了变化。过去跟艺术毫无关系的人，在这个“契机”中，意外地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应的，我们看到了决定艺术之意义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曾经由个体艺术家主导，或许还需要经由批评家阐释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如今涉及更多的要素。而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传统艺术家的身份被弱化，仅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艺术家的想法或观念，也不再是由艺术家或拍拍脑袋，或努力琢磨，再任灵感之神抚摸便能出现的，而是需要交流、走访、协作。其次，这件作品的创作使用了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先锋艺术的“挪用”和“拼贴”等手法。然而它的展示却突破了美术馆所代表的艺术系统，也没有以“逆反”的姿态去建构权威和再度创新，而只是日常化的表达。诚如作品对应的“艺术季”主题—“为了公共利益的艺术”，可以说，其展示的意义脱离了主导性的艺术系统。再者，在这件作品中，一名从事水墨艺术的艺术家走向了新的创作领域，同时，与所谓的“当代艺术”相去甚远的老板夫妇，也卷入了一场公共艺术和文化的事件当中。这也在不同层面表明，规定艺术之意义的范畴发生了改变。最后，这件作品集中表现了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结构性特征：艺术可以是非艺术的，非艺术的也可以是艺术。简而言之，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它们相互构成，甚至会彼此支撑和制约，而它的意义则是开放的。《民以食为天》并未成为一幕经典的艺术史场景，它很快便消失在了信息加速涌现的数字社会中，参与其中的创作者也早已回归各自的生活。然而，在这件作品创作的前后几年间，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诸多具有上述特征的艺术案例。它们有的由艺术家自发组织；有的由具有商业性质的实体，如地产商和文化公司所推动；有的由专业的艺术院校主办；还有的因文化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主导而成形。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场景中，出现了一种更多的人、更多的要素和更多的价值诉求涌入其中的趋势。这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艺术从城市的中心地段走向乡村、荒野，甚至戈壁；从创意园区、地标性的美术馆进入社区街道；从现实空间步入异质空间去创作、展示和消费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断地拓宽参与其中的人群的范围，同时也更新了艺术所能扮演的角色：艺术消费、社会美育、乡村振兴、社区的营造和治理、替代性空间的共建和实验性探索等。

不过，这里的重点并非讨论以诸如“艺术乡建”“公共艺术”“社区艺术”“城市更新”或“士绅化”（gentrification）为名的艺术或文化创意行为，而是关注与《民以食为天》相关的艺术场景，关注在更广泛的艺术语境中，已经延续了至少半个多世纪的艺术进程。对于这一进程的描述，除了前述术语，还包括“参与式艺术”“社会介入式社会”“新型公共艺术”“社会实践”“体制批判”等称谓。尽管后面这些术语大多为舶来品，但它们在中国近些年的艺术表达中已成为无法避开的关键概念，亦在国际艺术系统和话语谱系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献资料，在国际上的主导性艺术场景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无论怎样称呼这类进程，我们都可以根据其发展历史以及近些年的愈演愈烈之势而粗略地勾勒其基本特征：不断变化的话语框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五花八门的艺术形态，最终以更直接的方式、更庞大的规模以及更多变的形态来呼吁关注社会议题，影响乃至改变社会。这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艺术通过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对道德伦理的关切，从具有主导性的视觉创作，从与美学相关的审美愉悦感和趣味判断力，变为了具有道德批判和政治性质的社会实践。有论者称之为“开放的作品”“反美学”；也有人认为，这是“扩展领域的雕塑”的“后媒介”的逻辑延伸。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艺术在这一进程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它突破了传统的造型、底座和画框等基本构成要素，艺术家也从一个位居中心的拥有天才式灵感和创造力的个体，转变为需要合作和协商的创作集体中的一个成员。然而，这种转变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创作要素和作品表达、呈现方式的改变，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理念转变。毕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艺术创作都需要存在于一定的边界范围内，并不像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直接与宗教祭祀、政治认证和狩猎耕种等社会生产活动相关。这种边界或是通过画框、底座而确立的自律的“艺术界”；或是必须经由艺术家这一阐释主体，通过“创造”和“观念”而赋予作品意义，如此，艺术的意义才能成立。如今，艺术作品从一开始就需要跟更多的要素和成员共同存在，需要与更广泛的环境相关，甚至与之共生、演进。如果我们将“个体艺术家”及其赋予艺术的意义视为先前艺术的核心，那么这里的转变则意味着艺术的核心或意义从阐释学的主体和意义，转向了后阐释学的主体和环境性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中心”的扩散拉平了“中心”的地位和价值，它蔓延开来，逐渐渗透周围的环境。正是这一转变，隐喻着更大语境下的“意义”的变化。作为一个历史切片，《民以食为天》暗示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构成结构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与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类似状况具有同源性和相似性—就像这件作品中的创作手法并非中国艺术家的原创一样。所以，在艺术的这一历史切片中，隐藏了某种宏观的历史进程和一系列微观的现象转变。如果说通过这件作品可以看到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的转变，那么后者则蕴含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遍及全球的社会与历史的结构性转型。艺术是此转型中的一个切片，技术则是另一个。
0.2　第二个历史切片2019年，当“庆云北街街道艺术季”还在策划阶段时，当时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在5月4日的凌晨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他首次对外透露：“科技向善”将成为腾讯公司新的愿景与使命。对于这一表态，腾讯公司下属的“腾讯研究院”在官方记录中写道：一家公司的使命与愿景升级，关乎组织自身的战略与价值观，通常不会引起外界太多兴趣。但是马化腾的这条信息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方广泛而持续的讨论，让一家公司的使命与愿景变更，成为超出互联网行业与商业界的一个公共话题。腾讯公司将“科技向善”确定为公司“信仰”，并指出：“之所以在此时提出这一价值转型，是因为数字科技已经面临诸多的困境与状况。”腾讯对此解释道：“2018年是警钟敲响的一年。硅谷社交巨头发生的用户数据被泄露与滥用的事件；国内互联网平台的出行服务导致用户被害；内容平台因内容低俗向公众致歉；还有互联网服务公司被用户认为存在大数据杀熟、信息造假等。可以说，互联网在30年的狂飙猛进之后，站在了一个‘善’与‘恶’的十字路口。”除腾讯之外，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公司也都在提倡“向善”。

不过，在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的10年前，大数据已经开始加速发展，社会舆论中出现了“科技非善”的说法并引发了争议。其争议的焦点是：大数据果真能带来“善”吗？著名的《连线》（WIRED）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这一争论中处于风口浪尖，但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向善”与否的强论证，而是他指出了某种不可避免的变革根据—安德森称之为“理论的终结”。安德森认为，大数据使得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大数据的基础逻辑和方法是具关联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在这个世界上，海量数据和应用数学取代了可能被使用的其他一切工具……有了足够的数据，数字便能说明一切。”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认为关联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不应该仅仅根据X与Y之间拥有关联性而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这很可能只是巧合。基于因果法则的认识论，我们还需要了解二者之间的连接机制，“但面对海量数据，这套科学方法（假设、模型与测试）已经过时了”。在这段论述中，安德森指出了由大数据所引发的认识论在基础层面的变化。多年以来，因果性一直被视为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锚点，现代哲学家们更是基于此而演绎出了整个现代世界的规范性框架和图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故”犹如坐标系的原点，确立了以现代主体为中心的基本框架。后来者在经验与先天之间的争议，从“休谟难题”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仍旧保留了将因果性作为基底的认识论框架，更遑论由此演绎而来的社会契约、革命宣言和科学的可验证基础。安德森似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他认为大数据正导致认识论在基础层面发生改变—他个人乐观地拥护这一切。他的看法并非一家之言，还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种基础层面的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那些身为大数据的推动者和相关技术拥有者的互联网巨头，并不能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拥有“向善”的意向，更不能如其宣称的那样为“向善”而努力。世界正面临着安德森指出的基础层面的不确定性。美国作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写道：“科学家不再需要进行有根据的猜测、构建、假设和模拟，并用基于实验的数据和例子来测试它们。相反，他们可以挖掘完整数据集中揭示效果的图案，从而不需进一步实验就可得出科学结论。”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也表示，大数据分析消除了人类影响，从而消除了所有随之而来的人类偏见。这些作者不仅拥护，而且期待大数据和数字技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广阔且光明的前景。.......近年来，许多批判性研究都提出，人与非人系统的结合形成了新的主体形式。这种主体形式通过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媒介化的时空结构、基础设施和沟通手段而与周围世界保持联系并行动。它依据一系列的技术过程和技术要素建构而成———现代主体的意义、能动性和行动模式均与广泛的技术化社会环境相结合 。除此之外，这种主体形式的行为方式又导致新的文化模式、生产方式和伦理表达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在批判性研究中，新的主体概念与过去几个世纪主导着全世界的主体概念、有关于“人”的理解以及基于其上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表达渐行渐远。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马化腾”们的“科技向善”需要面对的质疑和挑战，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一种漫长社会进程的反思乃至不满。如果《民以食为天》暗含了艺术意义的变化，那么“马化腾”们的价值转向和相关的批判性视角，就不仅暗含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冲突和争议。它还意味着在与技术现实交织的情况下，现代主体及其存在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在更大规模的层面，也是更多维的语境下引发意义的变化：作为主体的人，正与技术环境日益结合。所以这两个历史切片指向了一个类同的趋势：艺术意义的环境化表达（即环境性），以及主体的环境化特征。

精彩摘编

Highlights Compilation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艺术场景中，特别是近六十余年来，出现了不断变化的话语框架、形式变迁和艺术形态，它们遍及全球。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围绕社区、街道和日常生活而展开的参与式公共艺术，采用合作、挪用和拼贴等艺术手法，明确地表达“为了公共利益”的艺术诉求。在过去十余年里，中国出现了诸多与此类似的艺术场景，包括位于甘肃的石节子美术馆（始于2008年）、贵州的“羊蹬艺术合作社”（始于2012年）、广州的黄边站（始于2012年）等。在更早之前（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和美国等地区相似的艺术场景便日渐增多。其中包括将整座城市视为艺术发生地的艺术项目，如英国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德国的“明斯特雕塑项目展”（Skulptur Projekte Minster）、荷兰阿纳姆（Arhem）的“桑斯比克”（Sonsbeck）、美国芝加哥的“文化在行动”（ Culture in Action）等，个人艺术项目如艺术家艾伦·桑菲斯特（Alan Sonfist）的《时间风景》（Time Landscape）等；也包括为某个具体的社区或街道解决问题，针对美术馆、博物馆等机构的赞助问题——典型的如20世纪70年代的汉斯·哈克、20世纪最初十年至今的南·戈尔丁（Nan Goldin）等。整体而言，已经有相关学者在讨论分析这些出现在欧美地区的艺术场景的特征，并观察和研究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类似的艺术场景的。在这些艺术场景中，艺术与日常生活、与观众更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这种打破“艺术与生活”之边界的传统其来有自——例如在20世纪早期，历史先锋派就主张这种艺术观点，“达达”（达达主义）走上街头，进入咖啡馆；或者戏剧表演中打破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边界的沉浸式表演。凡此种种，无不预示着前文论及的被依次打破的画框、底座甚至美术馆的“墻”。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这种直接的行动不仅在范围上扩大了，涉及的程度也更深，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转化成具有道德和政治生产性质的宽泛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行为”。在当代的论述中，“环境性”是一个关键术语，主体与技术、环境性相结合，使其意义变得环境化，成为值得深思的议题。然而在前述艺术场景的演变过程中，艺术的环境性虽有论述，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艺术的环境化意味着艺术的意义变得更加开放——不仅拥有环境性的特征，还隐含着艺术出现后阐释学主体的趋势；意义也不再是由拥有阐释能力和权力的单一主体来阐释。或者说，艺术的环境化实则代表着“环境性”的文化形态。特别是，曾经不被纳入阐释艺术意义范围内的人、物件、事件、空间和诉求等，如今都成了影响艺术意义的关键要素。这在上述艺术场景中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上：艺术走向更开放的空间以及艺术的公共化。前者包括艺术作品走向了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技术空间；后者指艺术的构成性要素——包括母题（motif）、方法和参与者等，变得不只与社会、自然和技术相关，更直接地影响甚至改造社会、技术和自然。艺术不只是一种再现主义的文化表达，更是一种直接的社会实践，其意义也不再局限于纯然的文化领域，而是涉及处于其中的整个环境。不过，艺术的环境化也加剧了艺术的资本主义化，也可以说环境化是艺术的新形式，是技术的新形式，更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但在讨论这种变化时，大量词汇和话语似乎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乃至进步的（progressive）艺术意义的建构。在相关的描述和评价中，论者认为它们是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去等级制的，也是先锋的，甚至因为有了公众的参与，更具有平等的品质。这些评价的性质使得艺术意义的变革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趋势，乃至“先天为善”的艺术主张和方法，它们持续地蔓延和推进，进一步推动了艺术的意义发生改变。

尽管“环境”在当代的学术讨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特别是本书关注的“技术环境”，但从此角度考察艺术领域的研究却不多，有关环境的讨论也很少关注“艺术”的相应变化。然而根据前文的分析，环境性不仅是当前时代的一个共通且普遍的特征，还是当代的艺术与技术的关键，因而可以被视为是走向数字生态的关键。如前所述，有关技术和数字社会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举止已经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悄然生变：技术越来越密集地渗透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存在于技术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在“数据化”的基本趋势下，人类生活从基础设施到行为模式，均受到“数据集合”概念（data assemblage）背后结构的影响，包括数据生成、流通和部署的框架，其中包含了所有技术、政治、社会和经济手段和要素”。它们意味着数字化的基本流程和要素设施，通过“数据化”表现为“将社会行动转化为在线量化数据，从而实现实时的跟踪和预测分析”，并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内容和结果。由于这些要素的影响，过去十余年人类加速进入了数字时代及成规模发展的计算阶段，最关键的特征是人的能动性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行动能力、可能性和权限，转向了开放的背景式设备，甚至形成一种“技术无意识”，使得我们作为主体与技术环境融为一体。可以说，环境性的技术形态正在构筑今日的世界。不过，对于此种环境性的讨论并不少见。1979年，当信息通信技术进入高速发展和后续的普遍应用阶段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用“环境性”来描述即将到来的状况。福柯认为，这是一种后主权的治理模式。他敏锐地捕捉到与新的技术状况一同来临的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指出这跟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治理转向了环境性；另一方面，环境成了全面市场化的要素并主宰一切。这种环境性与权力形式和基于其上的治理密切相关，它取代了全面的规训社会。这种社会面临的不再是规训社会体系下普遍规范化的机制和无法规范化的排斥，而是一种优化差异系统的社会的形象、观念或“主题—计划”。这是对社会的环境性干预，而非对个体的内部征服。换言之，所谓的规训正在从对个体的规训转向对外部环境的控制，从原来的“规范性规训体系”中“大规模撤离”，所以不再是寻求“规训的规范化”，而是对环境进行干预的“技术”。这是一种环境技术，但不是标准化的、同一化的和等级式个体化的，而是创造了一种“环境性”——随之而来的则是“生命政治”。此后，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延续了福柯的想法。德勒兹提出的“控制社会”将技术、权力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成为后续讨论数字社会的关键视角。瓜塔里除了与德勒兹合著之外，还因受到控制论和生态学的影响而提出“三种生态”，并在诸如让·吕克-南希（Jean Luc-Nancy）、马修 ·富勒（Matthew Fuller）和埃里希·霍尔（Erich Horl）等媒介研究和技术哲学的研究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此之外，在福柯之前，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也提出过与此类似的看法，并在近年来备受瞩目。西蒙东认为，“环境”是一个动态场域，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即个体与技术物在其中互动，在“存在”的内部和外部表现出物质和能量的能动性。这意味着外部和内部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彼此构成的共生的本体论过程。与此类似的还有西蒙东的哲学同事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hem）和雷蒙德·鲁耶（Raymond Ruyer）。他们对“控制论”持怀疑态度，并提出一种在个体之间、人与技术，以及与环境共生的本体论过程。这种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思考“环境”的想法，影响了后来的如蒂齐亚娜·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和马克·汉森（Mark B. N. Hansen）等研究者，他们通过“环境”来考察信息和媒介的存在方式，并将技术视为本体论的一部分。特拉诺瓦甚至借助西蒙东的思想，转变了过去用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方式来理解“信息”的思维模式。特拉诺瓦从“环境”层面考察信息，提出“信息不再是简单的第一层符号，而是支持和包围意义生成的环境。与其说没有信息就没有意义，不如说在信息环境之外没有意义，这种环境从各个方面超越并破坏了意义的领域”。可以说，意义与信息环境的结合扩展了“意义”的传统意涵。也可以说，这是环境性的另一种表达。就此而言，在福柯之后，以“技术”力核心的有关社会治理的讨论，因力与信息的结合以及对“信息”的意义的扩展，而逐渐突显出关注去物质化的治理问题的趋势。技术环境也由此转变为治理性的“技术一信息”环境，与之相关的意义生产者和信息制造者——主体，也在其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现代主体与环境性主体进入21 世纪以来，主体愈发处于与媒介、信息和环境的共生关系中。这一方面体现了主体日益面对的“环境性”状况的急迫性；另一方面，深化了环境性对今日世界的影响。在更新近也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如媒介理论家汉森通过西蒙东、瓜塔里和斯蒂格勒等人的研究，将“技术一信息一媒介”环境与主体的转变相结合。汉森指出，分布式技术在感知、意识和记忆层面深度地主宰着人类的能动性，导致人类经验世界的能力发生转变，特别是人类的感知和意识呈现为技术分布的状况：21世纪的媒体并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记录媒体那样为经验提供记录的替代品，而是通过影响经验的发生方式来发挥作用。21世纪的媒体并没有在记忆本身层面进行干预，而是影响了作为记忆之整合功能基础的、独特的、准自主的微观能动性，以及影响该功能的其他环境维度。在一个日益受到21世纪媒体支持的世界中，媒体对人类经验的直接影响被其间接影响所掩盖。因此，与其说今天的媒体提供了将经验能力扩展到我们感觉器官和记忆的各种内在限制之外的假体，不如说它直接影响了感性的连续体，即潜能的源泉，而以能动性为中心的高阶经验正是从这个源泉中产生的。汉森的这段话表明人类经验世界的能力的改变——分布式技术，使得人类的经验受制于“媒介一技术”的能力。尽管这让人回想起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但区别亦非常明显。因为此处的要点不是从人开始的延伸，而是构成乃至约束人的问题。无论这是否在严格意义上颠覆了康德式认识论提出的先天能力对经验杂多的综合—因而可能是另一场“哥白尼革命”——它都至少表明：“技术一媒介一信息”环境，正在重新提出主体性与技术性的相互构成关系问题。或者说，技术环境在主体性的构成中至关重要，不可小觑。然而，在环境、技术与主体的关系中，除了上述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之外，还涉及权力要素和主体概念所隐含的历史性问题。这一视角，成为过去数十年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趋势。如果我们将“主体性”的变迁视为环境、技术和主体三者关系中的核心因素，那么诚如德克伊瑟（Thomas Dekeyser）提醒我们的，这种新的主体性（如果有）是一种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性，它将主体视为与技术环境共同构成的对象。这种主体性在近些年的研究中通常被表述为是由人类生命与技术物“纠缠”“协作”“耦合”和“合作”产生的。所谓的历史性，正是针对启蒙思想的另一面——借用地理学家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的看法，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为“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提供了必要的纠正，因为西方哲学只将能动性归因于一种特定的人类：男性、白人、异性恋的主权主体，能够不受物质对象（无论是工具还是身体）的束缚而进行理性思考”。不同于此，后人类主义表明，技术环境提供了新的、有别于启蒙思想中人本主义现代主体的主体性概念，打破了与之相关也是由其规定的意义范畴（现代主体即现代以来的社会框架的基础概念）。诚如前述，笛卡尔确立了“自我”是奠定世界和经验的基础，“自我”是由自己安排世界的能力界定的，这形成了启蒙运动以来描述乃至规定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位大哲卢梭，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契约论”外，他还在更个人化的表达中阐述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敢于剥光人的本性，追随时间流逝，追溯扭曲它的事物；通过比较人的本性和人的自我，我向他展示了他所假装的完美，以及他痛苦的真正根源。通过这些崇高的沉思，我的灵魂飞向了神灵；从这个高度，我俯视着我的同胞，他们正在盲目地追求他们的偏见、他们的错误、他们的不幸和他们的罪行。卢梭的这段表述与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观点一样，指出了个体性正受到社会和文明的压制、禁锢和掠夺。个体只有拒绝社会压力并无拘无束地表达个体性才能获得自由。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文化和社会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受到卢梭影响的康德，将自我的统一（即统觉）视为推动理性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的关键，并由此推导出道德规范和政治议程。西方现代主体概念从个体性、集体性以及二者的关系，从契约论、法律和政治框架以及性别和文化表征等维度，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也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海德格尔视之为“现代形而上学”，即由笛卡尔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德’。在相对晚近的批判思想中，例如20世纪最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启蒙运动的批判，认为启蒙思想家将理性的主体确立为世界的基础，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统治自然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其他思想家或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出发，反对由语言确立的主体性和欧洲中心论：或如福柯提出的主体之死，或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女性主义主体，或如后殖民主义批判提出的对殖民地的模仿（霍米·巴巴）等。无论如何，各类思想开始从不同维度批判并反思现代主体。面对新的状况（即主体性概念与新的技术环境的结合），技术环境的形成结构也被纳入批判话语中。现代主体的构成性要素及其规范性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的神圣性、独异性和例外论，也因此遭到来自新视角的质疑。这不仅表现为人们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重新思考主体的建构，而且延续了前述批判谱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例如，当数字技术、主管数字基础设施的大型企业和权力机构，以及奠定它们的价值规范和设计程序，在不同层面渗透日常生活后，主体的形成、形式和表现也愈发受制于这些权力和结构性的关系。批判话语通过提出人与非人系统相结合的主体形式，形成针对现代主体的批判，一种看起来是防御性和攻击性的批判，甚至在技术领域表现出了与艺术场景的相似性。针对数字社会的批判重新审视了与现代主体相关的问题和结构性要素。在艺术中，意义的重建或扩展与主体的变迁相一致，主体性以及围绕它的相关部分成为艺术意义的构成性要素。然而二者的关系却并未被厘清，尤其是在技术的环境性并非天然被接受的时候。相反，如果技术被注入了相应的诉求和关于理想的愿景，那么这种环境化不仅变得必要，也变得充分，甚至构成了治理形式和社会现实的前提。同样，艺术的环境性也非自然而然的。如果艺术的环境性是一个关键的艺术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必定响应了某种变革——或许是技术的，也可能是社会现实的，又或者由二者的交织造成。因此，艺术与技术的环境性不仅可能具有同构性，而且存在交织关系。为了理解这种交织关系并对环境性进行反思，本研究试图引入跟环境性有关，但更具反思性的思想模型——生态学。另一方面，技术环境因为主体的扩展、意义结构的变迁，需要来自其他视角的分析——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学范式对此具有启发意义。

从环境性到生态学在技术、艺术和社会研究中引入“生态” 并非新鲜事。20世纪中后期，如波兹曼和富勒的“媒介生态”、阿尔泰德（David Altheide）的“传播生态”、纳迪和奥黛的（Bonnie Nardi and Vicki O'Day）“信息生态”等，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具有新的环境特征的社会形态。在新近的数字研究中，“生态”也成为与之紧密相关且更常见的关键词。一些研究者将数字社会的基本状况称为“数字生态系统”，在技术和社会现实意义上使用“生态”，表达了其生物学的比喻意义。然而，本研究试图借助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思考，表明和引入并非完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概念。贝特森提出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还原论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涉及心灵的生态，是将个体或部分纳入更大的整体的、递归的过程之中。这一视角下的主体走出了现代以来基于人类“意识/认知/理性”的心灵的主体，成为后人类主义将主体与技术和环境等维度相结合的一个关键的思想来源。但引人这一意义的“生态”，是希望阐释其“范导性”含义——尽管在技术现实和社会现实意义上的“数字生态”包含了艺术与技术状况的同构性，但它们还在思想模式层面蕴含着共通性，即对现代性叙事的反思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从生态学角度强调关系性的存在模式，将部分与整体纳入一个技术话语的递归过程中，打破西方哲学中的目的论结构，即无论是人类、生物体还是机器，都具有基本的特定目的并因此而拥有意义——这便是贝特森所谓的“心灵生态”。心灵生态不仅是跨学科视野下对人与环境的重新理解，还提供了后续的后人类主义思想的基本条件，即通过不同角度重新阐释主体。在贝特森的生态思想中，主体被理解为是与更大的语境、关系结构相关联的，后来的后人类主义理论将这些更大的语境框定为“技术环境”，这种思考呈现了能动性在数字时代的具体变化，更形成了考察数字时代的关键视角。因此，贝特森的生态思想可以被视为概述思想模式转型的关键，本书称之为“生态转向”。它既体现为具体的研究话语和相应的思想视角，也是书中讨论的“数字生态”的一个关键内涵。也就是说，要讨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和形式的“数字生态”，需要考察话语模式——特别是有关存在的论述模式、认识论变革、本体论维度，以及与主体有关的意义诉求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浓缩在了“生态”问题上，却又具体地表现在今天的数字文化、行动样态和主体形式的变化中，并构成了本书提出的—笼统而言的——数字生态的几个关键要素上。行动、思考和交往方式的变化，除了源自人与非人系统的结合而形成的最直观意义上的“数字生态”，还因人、非人系统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表现出当前时代的变革，包括意义的诉求变得更具集体性，以及意义的呈现方式和实现方式需要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结构和领域中。这些变化既是后数字时代的基本面貌，也形成了新的文化模式。这些看似有所更新的文化模式和行动方式，实际上是与技术共生潢变的主体的必然表现。因而在构造新的数字文化、数字社会和数字状况的同时，蕴藏了一种针对主体的反思。特别是，与之相对应的、侧重政治经济分析的解释进路，指出了艺术与技术在环境性趋势上的同构性与由主体的变迁所反映出来的治理形式相关。正是基于此种关联，本书认为要理解这种治理模式，就不能局限于对文化、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分析——这些领域始终处于具体而特定的时空现实当中。更重要的是，此类具体的时空现实结构跟规范性要求可能具有交织构成的关系，并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阐释视角。要相对全面地阐释前述变迁，我们还需要思考本书讨论的艺术变迁和技术变迁在起始阶段的政治经济现实。而从结构性反思的意义上讲，将文化和话语的更新置于这种基础现实中考察本身是其应有之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欧洲和美国社会逐渐步入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阶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叙事包含政治经济维度，涉及生态环境状况，也关乎主体的状态。艺术和技术的变迁身处其中，我们甚至可以将艺术和技术愈发表现出的批判话语和实践取向，视为通过文化主义批判来应对这场长危机的具体表现。在此意义上，一种并非完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隐喻层面看不到的“生态”问题。这种（数字）“生态”不只是一种技术现实，还是一种后数字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在技术层面，新的生态已逐渐成形，主体行动正身处其中，而主体和意义的变化，是技术生态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的关键。但思考它们的变化，还需要一种漫长的社会危机视野，一种基于主体概念亦从其出发的长历史视角。无论是在艺术还是技术领域，逐渐突显出来的主体与意义要素，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回应某些社会危机。本书试图将这些社会危机视为源自资本主义的长期矛盾的表现，而批判性话语及其在艺术和技术中的当代表现正是这场危机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努力面对这场危机的无奈之举。它们反映了历史性的社会变迁，就像发生在2019年的两个历史切片所显示的，无论是艺术文化领域，还是与日常生活日益密切的技术领域，都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人类创造的意义领域和“主体”概念均在发生改变。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预示着“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与之相关的技术变革——诚如马克思告诫我们的——还是资本形式的变化。这种状况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突出，但也具有一定的全球共振效应。其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以不同方式遍及全球，甚至出现在了中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变革，也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状况。因此，尝试性地描述这一历史过程，并在社会危机层面阐释已经表现在艺术和技术中的主体的变化和意义的环境化状态，以及它们正在构造的“数字生态”，或许可以为理解当前的时代提供一个更具启发性的视角。本书除了在最后通过危机视角分析数字生态，还试图阐明“数字生态”的一种范导性含义，即在技术环境的“生态”含义外提供一种反思性维度。这可能是“走向数字生态”途中的关键。为此，书中借助将生态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立场的贝特森思想，以避免前一种生态意义带有的不足之处。同时这也表明，仅仅作为一种文化主义批判的批判性话语和实践并不能真正应对这场危机。总之，本书将“走向数字生态”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尝试对其进行描述和解析，最终提出“生态思维”对于理解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危机”具有范导性意义。

书本之外

Out of the Book

2024年4月24日下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未来艺术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休闲学与艺术哲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未来艺术丛书”新书发布会在武林921数字文化产业园内的新华书店“文字里”隆重举行。来自哲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套具有理论价值与学术高度的丛书面世。

活动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嘉文主持。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首先在致辞中表示，正是因为本丛书背后凝聚了深厚的学术力量与前沿思想，出版社才坚定地予以支持出版。本次首发的“未来艺术丛书”共六册，涵盖了数字艺术、生物艺术、艺术与技术伦理、现象学空间理论、图像与画面研究等多个维度，体现了跨学科、跨媒介的深度融合。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能推动国内外对当代艺术和未来艺术的研究，填补艺术哲学领域的部分空白，也能为中国学者在国际艺术研究领域发声提供一个重要平台。

本丛书由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中创新中心孙周兴教授担任主编，孙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未来艺术”这一概念的理论背景与时代意义。他指出，当下文明正从“记忆文明”走向“预感文明”，艺术与哲学在不确定的技术时代承担着重新定义人的存在与未来形态的使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来艺术丛书”的出版成为学术介入现实、回应时代转型的实践成果。

中国美术学院刘芳博士作为主编助理在发言时谈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作者团队和编辑团队通力合作，克服了版权采购、视觉图像调色、跨领域审校等一系列技术与协作难题，最终确保图书内容严谨、印制精良。丛书作者团队来自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知名高校，他们的研究既扎根学术传统，又极具时代敏感性，为“未来艺术”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本套丛书的六位作者依次发言，分享各自研究主题与写作初衷。中国美术学院张钟萄博士对本书的出版团队表示了感谢，并以“数字生态”为视角，讨论了艺术与技术共构下主体的转型。中国美术学院张浩博士围绕“图画与画面之间”的格哈德·里希特艺术研究，强调了绘画的抵抗性和对创作的坚持。浙江大学石磊博士从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出发，探讨了构建现象学空间哲学的可能性。浙江传媒学院郭建平博士关注了物与事件及其关系，旨在重新思考艺术中的生成维度。浙江传媒学院李天成博士分析了数字艺术在“超工业社会”中对异化的抵抗。河南科技大学史珂博士探讨了生物艺术如何在生命技术时代介入文化与伦理讨论。

“未来艺术丛书”由孙周兴教授担任主编，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出版26种图书。本次发布的6种新书分别为：《走向数字生态：或社会危机中的艺术与主体》《生物艺术研究》《迫近的艺术：图画与画面之间的格哈德·里希特》《技术、艺术与异化：数字艺术研究》《从物到事件》《不显眼者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空间问题研究》。

作为一套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丛书，“未来艺术丛书”的出版将有力地推动艺术哲学和当代艺术研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未来将继续出版该套丛书系列，进一步深化与学术界的合作，推出更多高质量的艺术理论著作，助力中国学术声音走向世界。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正如主持人所言，“未来艺术丛书”的本次首发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未来更多卷册问世，持续为思想界注入活力，为公众打开通往艺术哲学和未来艺术世界的大门。